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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田野见证乡土中国喜人变迁

中国古建网2023-01-15古建保护闽南传统古厝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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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田野见证乡土中国喜人变迁

行走田野见证乡土中国喜人变迁,

  文化分为哪四大类,闽南传统古厝传承,保护古建筑陶泥放眼今日中国,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从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擘画下,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一幅日新月异的发展图景正灿然铺展。其中,专家学者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牢记习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殷殷期望,携满腔热忱与一身才学奔赴基层一线、乡村原野,投身火热的社会实践中,为实现乡村振兴、改善人民生活贡献智慧与力量。本期,我们邀请几位学者代表,讲述他们在田野调查中的所见所闻、感受收获,呈现乡土中国的崭新气象,也呼唤更多学者沿着知识报国、服务基层的道路坚定前行。

  我的教学研究经历,一直未曾脱离农村。10多年来,我走过了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广西、甘肃、河南、河北等省份的许多村庄,一些场景回忆起来始终清晰,连缀成我印象中的乡土中国。

  早些年,我曾去过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的一些村镇。一进村,就看到地面上积着厚厚的黄土,能盖过半个脚踝;饮用水又苦又咸,老乡得套上毛驴车外出拉水;识字的人不多,初中毕业已算“高学历”;出行难、就医难、上学难,一个个都是大问题。随后,我们结合实际情况写了调研报告,为当地发展提出一些对策建议,当地政府也陆续推出了一系列脱贫致富举措。几年后,我再次来到这里,惊喜地发现有很多变化——老乡用上了自来水,牛、羊等畜牧养殖业如火如荼,县里办起了“拉面培训班”,很多青壮年学到了一门手艺,饭馆开得红红火火……物质生活改善了,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贵州山区的变化,也有目共睹。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毕节的一个村庄,车开到一半,眼前没有路了。一行人费了很大力气,才从山下爬到山顶,又翻过一道山,终于进了村子。后来得知,这里好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大山。这次经历给了我很大触动,我将其作为研究案例,长期关注着这里的发展。近些年,我又去了一趟,嗬,变化真大。在国家帮扶政策支持下,路通了,村美了,农副产业兴旺起来,大山里的土特产卖到了广东、香港。养老、医疗、教育相继跟上,老乡脸上添了喜气,干起活来更有力气。

  还有云南。易地扶贫搬迁之后,村民们的居住条件“上了一个台阶”。很多村子开始推行社区化治理模式,医院、养老院等配套设施一步到位,老乡的生活习惯、卫生条件、健康情况都得到了改善。“搬”是第一步,产业还得跟上。怒江州部分村的百姓搬迁之后,一些人继续务农,种植草果等经济作物;另一些人走进扶贫车间,参与农业深加工。土地流转、合作社经营等模式成熟起来,增强了农村产业抵抗风险的能力,老乡们吃下了“定心丸”。

  10年来,我见证了这些变迁,也深度参与了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我们团队在全国建立了20多个精准扶贫实验室,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鲜活案例,成为分析总结精准扶贫经验的重要平台。比如,我带着博士生到河北武邑县做过大量调研,深入了解当地家禽养殖业之后,起草了一份完整的县域产业发展规划。后来,方案见了实效,武邑养殖业引入了一些互联网公司,为养鸡场注入科技元素,每只鸡都有了专属“二维码”,品质与信誉得到很大提升。大家笑侃的“跑步鸡”,真的跑出了致富“加速度”。

  我时常回想这些经历,深感一个学者必须走进田间地头、坐上老乡炕头,才能真正感知乡土、读懂中国。西方减贫理论不一定适合我们,削足适履绝对行不通,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做决策”也常会离题万里。只有向实践学习、向人民学习,才能为政策研究注入源头活水,才能在秉笔直书之时更有底气。

  我打小在农村长大,有很深的乡土情结。读博后,一直研究民俗学,参与的田野调查不计其数。每当在传统村落中行走,触摸古建筑上的斑驳印记,参与传习千年的民俗活动,内心总会深受感动,一种责任与信仰也在心中不断涌动。

  上世纪90年代,我曾到鄂东、鄂西的一些村落调研,发现当地对于民俗的认知程度并不高,觉得一些遗存与习俗是“破旧、落后”的。当时有个现象,越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传统村落消失的速度就越快,反而是经济落后地区,传统村落保存更为完整。

  近10年,在国家大力支持下,社会各界踊跃参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2016年,我走进了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高演村。村里历来重视教育,耕读传家的观念十分浓厚。据说,在明清时期,如果谁家有人考取了功名,就会在屋前立一根旗杆。站在山坳上眺望,整个村子仿佛是一个“插满筷子的筷子笼”。近些年,有一位名叫任启年的老人,从政府机关退休后积极奔走、筹集资金,成立“崇学向善基金会”,对考上大学、家庭和睦的人给予奖励。他还争取到了国家对传统村落的扶持资金,将老戏台、旧民居、环胜桥、回龙桥、清风桥等修缮一新。他有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国家政策和古村落维护情况。任老就像一条纽带,将宏观政策与基层实践有效联系起来了。这些变迁与探索都被写入我们的调研报告之中,为推动传统村落不断发展总结了一些典型经验,供相关各界参考。

  让我高兴的是,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了振兴传统村落的队伍中。广东天河区车陂村是个城中村,有条小河穿村而过,但是河水遭到了污染,脏臭不堪。武汉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苏志军返乡后,协助当地成立了龙舟研究会,并任支部书记。他不仅把龙舟比赛搞得有声有色,还在当地政府支持下,以水净、景美、人善为建设目标,调动社会力量治理污染,开展以“一水同舟”为主题的系列民俗活动。这样,不仅发扬了龙舟文化,还助推了生态保护,让当地人爱家乡、兴文化的认同感与责任心更强了。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作为一位民俗学者,行走田野之中,了解乡村对于当下文化的认知与诉求,感受民间文化的演进发展,进而提升乡村生活质量,推动实现乡村振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令人欣慰的是,我和团队的学术理念正在逐渐变为实践行动。“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项目研讨会相继举办、丛书陆续出版,多场中青年非遗传承人研讨班成效显著,很多具有典型性的民俗活动不断革新、发展。“小河有水大河满”,只有地方文化得以弘扬,整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才能坚实有力。我们要做的,就是走进田野、深入民间,为文化的多样性不断丰富、创造力的源泉不竭喷涌贡献学者力量。

  2018年盛夏,我在河南焦作市北西尚村工作了个把月。由于天气炎热,习惯戴着一顶草帽走街串户下工地,大家便送了我一个绰号:“草帽教授”。从此,这顶草帽就与我一起,走进了更多村落。

  10年前,我们学院成立了中原传统村落建筑文化艺术研究中心。我开始琢磨,怎么才能把师生的才智与责任感激发出来,服务国家战略?不久,伴着脱贫攻坚的嘹亮号角,学校启动了“美丽乡村行动计划”。机会来了,我和团队一起深入到中原大地的角角落落,探索“教、学、用”紧密结合的新路子。

  九渡村是个藏在大山里的小村子,“美丽乡村行动计划”的第一站就选在这里。刚走进村子,我们就被它的寨堡、石墙和古道吸引了,四处散落的石头民居简直就是一本本活的建筑学教科书。只可惜,很多石头屋已无人居住。我们意识到,如何在保护古建筑的同时优化人居环境,让老乡们安居之后再乐业,是带动村子脱贫致富的关键。调研结束后,我们花了3个月时间规划了一幅“乡村发展全景图”,并推动它从构想变为现实。渐渐地,在外居住的村民返乡了,农家乐、体验点、旅游景区如火如荼,石头屋的人气越来越旺。

  十二会村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全村不足50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去山下打工,村里只剩了8位老人。他们的房子也是典型的石头民居。老人们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这里曾是党组织驻地,村里有一棵1500多年的老槐树,藏了很多红色故事。

  这么好的资源,怎么才能用起来?我不由得陷入了思考。饭点到了,我们在一户老乡家吃饭,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烩菜上桌,那种原生态的味道,顿时启发了我。调研后,我们为当地拟定了将红色资源与绿色生态紧密结合、激发产业活力的致富模式。如今,十二会村已成了“小康村”。

  开头提到的北西尚村,是中原地区很普通的一个村落。我刚去考察时,发现整个村子破败凋零,很多宅基地上杂草丛生。我们决定将改善环境、整合空间作为突破口。比如,保持原有民居的外部风格,将闲置用地改造为村史馆、老年活动中心、儿童临时活动场地、村中绿地等,拓展村民的公共活动空间,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在未建一座新建筑、未拆一间老房子的前提下,村子的整体生态发生了喜人嬗变。

  道路更畅通、环境更优美、公共空间与生态格局更合理。10多年的调研,让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农村发生的惊天变化。作为一名学者,如何为这样的变化添砖加瓦?最重要的,就是全身心地扑到乡村中、扎根土地上,为老乡安居乐业创造一份智力保障。

  在贵州省麻江县坝芒乡乐坪村,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李刚华(中)在水稻测产现场与种粮大户交流。新华社发

  2012年,我开始在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农村发展方向的博士学位,真正开启了农村发展方面的研究。十年间,我看到了中国乡土中发生的变迁、迸发的力量。

  2015年,我来到导师李小云教授帮扶脱贫的一个村庄——云南省勐腊县河边村。进村一看,黄土飞扬,家畜乱跑,一些村民住在木头搭成的窝棚里,里面一片漆黑,漏风漏雨。当天,我参与了村里的贫困户评定工作,老乡们七嘴八舌地说着各自情况。听着听着,一个强烈的念头冒了出来:为村里真正做点事。

  在导师的推动下,“小云助贫中心”成立了,各种资源、信息以及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纷至沓来,如同一股股活水,为贫困山区带来了希望。几年过去,“村村通、户户通”公路修好了,如同一根根毛细血管向山外延伸;村里的挡水墙等基础设施不断更新,4G网络也实现了全覆盖;依托雨林及瑶寨特色资源,老乡建起新民居,“瑶族妈妈的客房”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游人……

  近几年,我常带学生去河边村调研,印象最深的是乡村教育的改善。新公路建成后,大人们买了摩托车、小汽车接送孩子,上学路再也不艰难了。村里有了幼儿园,书籍、玩具丰富多彩。去年,村里还配备了专业的幼教老师。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学习、嬉戏,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普通话也变得标准了。

  公共服务提升了,才能为老乡托举“稳稳的幸福”。我曾参写作一本书:《大城大村:昆明都市圈“新乡村”调查》,昆明石林县城郊的五棵树村是我们的重点研究对象。这个村子依托乡村旅游发展起来后,构建了完善的村级社会保障体系,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每人每月发放补助300元,为未成年人和18周岁以上在校学生每人每月发放补助250元,对幼儿上学也有一定的补贴。这些做法深受村民欢迎。

  作为一名年轻学者,我越来越体会到,要想为乡村做点实事,不仅需要理想,更需要方式与技巧。

  近年来,在导师带领下,我参加了很多调研实践与实验,更加理解了应该如何把政策执行和百姓诉求紧密结合。比如,要想真正弄明白老乡的医疗保障、子女上学情况,就得跟他们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对他们的境遇感同身受,进而掌握真实情况,这样提出的对策举措才能有的放矢,而非隔靴搔痒。同时,还要弄明白政策的出台背景、实施目标,以便敏锐发现问题,提出可行措施。总之,只有真正俯下身、沉下心,才能为改变农村面貌多做些实事,也许微不足道,却能日积月累、润物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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