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田野见证乡土中国喜人变迁

行走田野见证乡土中国喜人变迁

　　文化分为哪四大类,闽南传统古厝传承,保护古建筑陶泥放眼今日中国，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从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擘画下，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一幅日新月异的发展图景正灿然铺展。其中，专家学者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牢记习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殷殷期望，携满腔热忱与一身才学奔赴基层一线、乡村原野，投身火热的社会实践中，为实现乡村振兴、改善人民生活贡献智慧与力量。本期，我们邀请几位学者代表，讲述他们在田野调查中的所见所闻、感受收获，呈现乡土中国的崭新气象，也呼唤更多学者沿着知识报国、服务基层的道路坚定前行。

　　我的教学研究经历，一直未曾脱离农村。10多年来，我走过了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广西、甘肃、河南、河北等省份的许多村庄，一些场景回忆起来始终清晰，连缀成我印象中的乡土中国。

　　早些年，我曾去过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的一些村镇。一进村，就看到地面上积着厚厚的黄土，能盖过半个脚踝；饮用水又苦又咸，老乡得套上毛驴车外出拉水；识字的人不多，初中毕业已算“高学历”；出行难、就医难、上学难，一个个都是大问题。随后，我们结合实际情况写了调研报告，为当地发展提出一些对策建议，当地政府也陆续推出了一系列脱贫致富举措。几年后，我再次来到这里，惊喜地发现有很多变化——老乡用上了自来水，牛、羊等畜牧养殖业如火如荼，县里办起了“拉面培训班”，很多青壮年学到了一门手艺，饭馆开得红红火火……物质生活改善了，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贵州山区的变化，也有目共睹。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毕节的一个村庄，车开到一半，眼前没有路了。一行人费了很大力气，才从山下爬到山顶，又翻过一道山，终于进了村子。后来得知，这里好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大山。这次经历给了我很大触动，我将其作为研究案例，长期关注着这里的发展。近些年，我又去了一趟，嗬，变化真大。在国家帮扶政策支持下，路通了，村美了，农副产业兴旺起来，大山里的土特产卖到了广东、香港。养老、医疗、教育相继跟上，老乡脸上添了喜气，干起活来更有力气。

　　还有云南。易地扶贫搬迁之后，村民们的居住条件“上了一个台阶”。很多村子开始推行社区化治理模式，医院、养老院等配套设施一步到位，老乡的生活习惯、卫生条件、健康情况都得到了改善。“搬”是第一步，产业还得跟上。怒江州部分村的百姓搬迁之后，一些人继续务农，种植草果等经济作物；另一些人走进扶贫车间，参与农业深加工。土地流转、合作社经营等模式成熟起来，增强了农村产业抵抗风险的能力，老乡们吃下了“定心丸”。

　　10年来，我见证了这些变迁，也深度参与了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我们团队在全国建立了20多个精准扶贫实验室，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鲜活案例，成为分析总结精准扶贫经验的重要平台。比如，我带着博士生到河北武邑县做过大量调研，深入了解当地家禽养殖业之后，起草了一份完整的县域产业发展规划。后来，方案见了实效，武邑养殖业引入了一些互联网公司，为养鸡场注入科技元素，每只鸡都有了专属“二维码”，品质与信誉得到很大提升。大家笑侃的“跑步鸡”，真的跑出了致富“加速度”。

　　我时常回想这些经历，深感一个学者必须走进田间地头、坐上老乡炕头，才能真正感知乡土、读懂中国。西方减贫理论不一定适合我们，削足适履绝对行不通，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做决策”也常会离题万里。只有向实践学习、向人民学习，才能为政策研究注入源头活水，才能在秉笔直书之时更有底气。

　　我打小在农村长大，有很深的乡土情结。读博后，一直研究民俗学，参与的田野调查不计其数。每当在传统村落中行走，触摸古建筑上的斑驳印记，参与传习千年的民俗活动，内心总会深受感动，一种责任与信仰也在心中不断涌动。

　　上世纪90年代，我曾到鄂东、鄂西的一些村落调研，发现当地对于民俗的认知程度并不高，觉得一些遗存与习俗是“破旧、落后”的。当时有个现象，越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传统村落消失的速度就越快，反而是经济落后地区，传统村落保存更为完整。

　　近10年，在国家大力支持下，社会各界踊跃参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2016年，我走进了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高演村。村里历来重视教育，耕读传家的观念十分浓厚。据说，在明清时期，如果谁家有人考取了功名，就会在屋前立一根旗杆。站在山坳上眺望，整个村子仿佛是一个“插满筷子的筷子笼”。近些年，有一位名叫任启年的老人，从政府机关退休后积极奔走、筹集资金，成立“崇学向善基金会”，对考上大学、家庭和睦的人给予奖励。他还争取到了国家对传统村落的扶持资金，将老戏台、旧民居、环胜桥、回龙桥、清风桥等修缮一新。他有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国家政策和古村落维护情况。任老就像一条纽带，将宏观政策与基层实践有效联系起来了。这些变迁与探索都被写入我们的调研报告之中，为推动传统村落不断发展总结了一些典型经验，供相关各界参考。

　　让我高兴的是，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了振兴传统村落的队伍中。广东天河区车陂村是个城中村，有条小河穿村而过，但是河水遭到了污染，脏臭不堪。武汉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苏志军返乡后，协助当地成立了龙舟研究会，并任支部书记。他不仅把龙舟比赛搞得有声有色，还在当地政府支持下，以水净、景美、人善为建设目标，调动社会力量治理污染，开展以“一水同舟”为主题的系列民俗活动。这样，不仅发扬了龙舟文化，还助推了生态保护，让当地人爱家乡、兴文化的认同感与责任心更强了。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作为一位民俗学者，行走田野之中，了解乡村对于当下文化的认知与诉求，感受民间文化的演进发展，进而提升乡村生活质量，推动实现乡村振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令人欣慰的是，我和团队的学术理念正在逐渐变为实践行动。“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项目研讨会相继举办、丛书陆续出版，多场中青年非遗传承人研讨班成效显著，很多具有典型性的民俗活动不断革新、发展。“小河有水大河满”，只有地方文化得以弘扬，整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才能坚实有力。我们要做的，就是走进田野、深入民间，为文化的多样性不断丰富、创造力的源泉不竭喷涌贡献学者力量。

　　2018年盛夏，我在河南焦作市北西尚村工作了个把月。由于天气炎热，习惯戴着一顶草帽走街串户下工地，大家便送了我一个绰号：“草帽教授”。从此，这顶草帽就与我一起，走进了更多村落。

　　10年前，我们学院成立了中原传统村落建筑文化艺术研究中心。我开始琢磨，怎么才能把师生的才智与责任感激发出来，服务国家战略？不久，伴着脱贫攻坚的嘹亮号角，学校启动了“美丽乡村行动计划”。机会来了，我和团队一起深入到中原大地的角角落落，探索“教、学、用”紧密结合的新路子。

　　九渡村是个藏在大山里的小村子，“美丽乡村行动计划”的第一站就选在这里。刚走进村子，我们就被它的寨堡、石墙和古道吸引了，四处散落的石头民居简直就是一本本活的建筑学教科书。只可惜，很多石头屋已无人居住。我们意识到，如何在保护古建筑的同时优化人居环境，让老乡们安居之后再乐业，是带动村子脱贫致富的关键。调研结束后，我们花了3个月时间规划了一幅“乡村发展全景图”，并推动它从构想变为现实。渐渐地，在外居住的村民返乡了，农家乐、体验点、旅游景区如火如荼，石头屋的人气越来越旺。

　　十二会村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全村不足50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去山下打工，村里只剩了8位老人。他们的房子也是典型的石头民居。老人们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这里曾是党组织驻地，村里有一棵1500多年的老槐树，藏了很多红色故事。

　　这么好的资源，怎么才能用起来？我不由得陷入了思考。饭点到了，我们在一户老乡家吃饭，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烩菜上桌，那种原生态的味道，顿时启发了我。调研后，我们为当地拟定了将红色资源与绿色生态紧密结合、激发产业活力的致富模式。如今，十二会村已成了“小康村”。

　　开头提到的北西尚村，是中原地区很普通的一个村落。我刚去考察时，发现整个村子破败凋零，很多宅基地上杂草丛生。我们决定将改善环境、整合空间作为突破口。比如，保持原有民居的外部风格，将闲置用地改造为村史馆、老年活动中心、儿童临时活动场地、村中绿地等，拓展村民的公共活动空间，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在未建一座新建筑、未拆一间老房子的前提下，村子的整体生态发生了喜人嬗变。

　　道路更畅通、环境更优美、公共空间与生态格局更合理。10多年的调研，让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农村发生的惊天变化。作为一名学者，如何为这样的变化添砖加瓦？最重要的，就是全身心地扑到乡村中、扎根土地上，为老乡安居乐业创造一份智力保障。

　　在贵州省麻江县坝芒乡乐坪村，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李刚华（中）在水稻测产现场与种粮大户交流。新华社发

　　2012年，我开始在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农村发展方向的博士学位，真正开启了农村发展方面的研究。十年间，我看到了中国乡土中发生的变迁、迸发的力量。

　　2015年，我来到导师李小云教授帮扶脱贫的一个村庄——云南省勐腊县河边村。进村一看，黄土飞扬，家畜乱跑，一些村民住在木头搭成的窝棚里，里面一片漆黑，漏风漏雨。当天，我参与了村里的贫困户评定工作，老乡们七嘴八舌地说着各自情况。听着听着，一个强烈的念头冒了出来：为村里真正做点事。

　　在导师的推动下，“小云助贫中心”成立了，各种资源、信息以及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纷至沓来，如同一股股活水，为贫困山区带来了希望。几年过去，“村村通、户户通”公路修好了，如同一根根毛细血管向山外延伸；村里的挡水墙等基础设施不断更新，4G网络也实现了全覆盖；依托雨林及瑶寨特色资源，老乡建起新民居，“瑶族妈妈的客房”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游人……

　　近几年，我常带学生去河边村调研，印象最深的是乡村教育的改善。新公路建成后，大人们买了摩托车、小汽车接送孩子，上学路再也不艰难了。村里有了幼儿园，书籍、玩具丰富多彩。去年，村里还配备了专业的幼教老师。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学习、嬉戏，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普通话也变得标准了。

　　公共服务提升了，才能为老乡托举“稳稳的幸福”。我曾参写作一本书：《大城大村：昆明都市圈“新乡村”调查》，昆明石林县城郊的五棵树村是我们的重点研究对象。这个村子依托乡村旅游发展起来后，构建了完善的村级社会保障体系，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每人每月发放补助300元，为未成年人和18周岁以上在校学生每人每月发放补助250元，对幼儿上学也有一定的补贴。这些做法深受村民欢迎。

　　作为一名年轻学者，我越来越体会到，要想为乡村做点实事，不仅需要理想，更需要方式与技巧。

　　近年来，在导师带领下，我参加了很多调研实践与实验，更加理解了应该如何把政策执行和百姓诉求紧密结合。比如，要想真正弄明白老乡的医疗保障、子女上学情况，就得跟他们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对他们的境遇感同身受，进而掌握真实情况，这样提出的对策举措才能有的放矢，而非隔靴搔痒。同时，还要弄明白政策的出台背景、实施目标，以便敏锐发现问题，提出可行措施。总之，只有真正俯下身、沉下心，才能为改变农村面貌多做些实事，也许微不足道，却能日积月累、润物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