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建内博物馆陈列的空间叙事

古建内博物馆陈列的空间叙事

　　新疆古建彩绘,古建筑彩绘招聘,台湾古建彩绘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建筑史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对中国建筑史的话语权完全掌握在西方学者与日本学者手中。1930年，朱启钤先生发表《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作为近代第一个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于北平宣告成立。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成为学社研究工作的实际主持者。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中国社会面临巨大变革的时期，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中的地位，正是“营造学社”成立的初衷。

　　中国营造学社自1930年成立，至1945年结束。十五年间，以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莫宗江等人为代表的营造学社先贤，共计调查了190个县市，其中1937年以前调查古建筑2738处，详细测绘的有206组大小建筑群，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1937年之后由于颠沛流离，故准确数据不可考。他们将西方建筑学、测绘学与中国文献学结合，在艰苦的条件下，独立自主地创建了中国建筑史学和文物保护学科。

　　1934年林徽因在山西汾阳小相村灵岩寺。她参与营造学社多次田野考察并在学社刊物发表文章。（图源网络）

　　90年后回望，营造学社的工作仍为今日建筑史学者津津乐道，对当下古建筑文化研究与保护工作提供着重要的借鉴价值。2020年是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九十周年，在此分享摘编《古建内博物馆陈列的空间叙事》（《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文丛》第四辑，学苑出版社出版）文章，走进新时期下的古建筑文化研究与保护工作，感受中国古建筑文化的魅力。

　　据统计，仅北京在古建内做陈列有近百家博物馆，近几年随着古建博物馆改造更新，其展览内容无疑丰富了北京地区的文化多元性，现代展览设计风格与古建空间的有机结合构成文化精品，这就更有必要总结其中的规律性。

　　近十年，一批中国古代建筑内的展览新一轮改造已经完成，也明显看出同期我们与西方古建内博物馆改造观念尚有差距，特别是在对古建遗产问题上，我们恪守修旧如旧，西方原汁原味新旧并存的保护方法，即便在民族区域传统古建馆内的陈列也有区别。但对遗产保存的方式都是统一的，都坚守的最后一块精神净土。在古建空间设计上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表现都“旧瓶装新酒”，对于古建本身的创新变革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特别是在世界申遗上，日本的表现也给世界以启示，日本著名古建伊势神宫申遗，首先弱化建筑实体与城市坐标的关系，并采取每20年把神殿拆毁重建，日本叫“式年迁宫”，分解木料传送全国各地的寺院供奉，重建则严格按照古代传下的方法，日本向世界文化遗产申遗特指构建的工艺流程，而不是建筑本身。区别在他们更看重工艺和方法这些无形的精神财富，从而引发民族在精神信仰上的思考。

　　而我们比较看重有形的东西：一座佛光寺、一座黄鹤楼，故宫的倦勤斋内部重修都是要保留看的见，摸得着的。急功近利的文娱报道模式养成了国人仅关注成果、只看结论，那些看不见的工艺、手艺和过程大大被忽视、被淡化。

　　随着数媒时代的到来，数字化信息化下的古建展览怎么设计？怎样调动艺术语言? 蒋勋说：没有知识体系的知识再多也是垃圾，同样我们的博物馆大量存在非利用的“信息孤岛”现象，在浩瀚的遗产宝库中被雪藏、未被利用的知识死角怎么规避，也是目前博物馆人“大投入，收效小”的挖掘内容，因此说盘活遗产存量，制造文化生产力的任务十分艰巨。

　　数字敦煌博物馆和景区观光结合推广后，接着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的数字影像，这些创意都在讲古代建筑遗产和文物背后的故事，将普世资源与城市文化亮点整合一处，在原不可移动的遗存立面上讲述遗物遗存，进而提示出该地遗产意识。

　　我国古建建筑空间内办展的诸多实践尚在探索，特别是传统展览模式已经形成了古建内办展的瓶颈。大力发展博物馆建设，也并未忘记古建内的博物馆陈列更新和向社区推广，并始终承担着利用古建空间传播博物馆守护遗产的责任。这样我们也提示一个古建永恒的命题：一座城市和一个博物馆有如此密切关联。

　　西方瞩目的古建博物馆有卢浮宫、橘园博物馆、奥赛博物馆等，他们最让我们吃惊的是将古建遗产所有的遗产资源汇聚，一并向经典博物馆致敬，而不是拆毁或原地再造新古建。

　　梁思成很早就指出：西方的宫殿建筑规划其实与中国是一致的，对称性、石木结构、通透采光；那么在研究古代建筑空间内作展览，都具备在使用空间内取得一致的社会利用价值。西方的古建内的设计胜出我们不少，这是为什么？西方古建在室内立面空间设计上可细分为：

　　连续的时空环境也是古建宫殿群的一种特性，设计创新被国际共识。大都会的几次改造都是围绕着公众的服务而展开的，馆长将原来背向交通开门改成临街，并强化了宫殿建筑的华丽装饰效果。此举异乎寻常，观众好评如潮，说明了市民认可了具有城市地标的新入口新形象。

　　西方古建空间的特点：高大通达无梁柱，恪守节点模数，空间内容穿插倍数关系。但在西方古建内看展览设计和策展规划都是很有启发的，回眸大英博物馆、1853年建成的V&A博物馆和英国自然博物馆等，如今旧博物馆建筑和遗址保存完好，但这样古建内观众看展览的流动空间还是比较从容的，行为规范都显示出早期博物馆的一种观赏模式。我们在展览内墙设计上，看不到什么展板，都是实物上墙，层层分类码放。

　　综上观点：古建内展览实物陈列很密集，但留给观众的从体验流动空间明显宽松，看展的时间也感到从容，说明了设计很注意古建内部相对的空间尺度。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旧车站改造成艺术宫殿是奥赛博物馆在巴黎是个文化焦点，成功的经验至今还有研究价值。意大利女设计师盖兰特从后现代的隐喻的工业语境找到一种城市博物馆的设计出发点，以城市广场和盛满宝物的航船，叙事待发。展览空间将法国工业文明和7次举办世博会的辉煌结合起来，产生了文化推进巴黎城市旅游的实际作用。

　　新加坡历史博物馆的挖掘空间，是在宫廷建筑身后山体的挖空“被隐藏”而形成新馆的内容，成为博物馆改扩建最好的诠释，这在古建类老博物馆改造历史上也算是个土方量巨大的工程。公共空间与展览面积空间同样精彩，作为周边大学校区，这个博物馆的文化利用价值也大大改善。

　　东西方古建博物馆内的空间都在文化设计上有所推进，为我们打通了变革原理与技术标准，在这种对话中，我们清晰地发现，古代建筑遗产价值是全世界的文化遗产，也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让西方人理解我们的文化传播，也是为了让北京走向世界。古建作为文化出口是最好的途径，也是拉近的东西方文化的最好的沟通媒介和桥梁。

　　从景山公园寿皇殿复原改造为北起点，神武门大空间内举办《张汀焦墨山水》的大尺度气象、郎红阳团队改造设计的午门陈列馆、端门的数字故宫展览、中山公园中山堂纪念馆、正阳门历史文化陈列、正阳门箭楼的老北京民俗展等，这些丰富的陈展案例将北京中轴线推向文化高峰。

　　通过近几年中国古建内的出色表现，显示出持续创新动态和趋势，这也给世界古建内的博物馆改造提供了中国表情和民族形象。

　　现代建筑师马岩松的“胡同据点”是表现京城肌理的高手，我们发现一种幽默和造型的空间尺度通过反射曲面镜面来对话我们变异的家和庭院，将熟悉的空间夸张为镜像，这样就给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想象力。

　　连续不断的通透也是中国古建内部的展厅可以利用的视觉感受，与宫殿不同的是，连续空间可以将故事形态变得章回有趣，在伊犁大将军府展览，就是利用了连续不断的推进和系列空间，在行进的过程中读完一部将军府的展览故事。观众也就忘掉了时间和空间，一出门，原来是府办公衙署正殿，这些故事链都在公堂上也就落到了实处。

　　结构暴露是古代建筑展的一种遗风，我们发现在展示古代建筑模型时，都已建筑结构的表现作为空间设计的一大亮点，特别是将结构氛围处理成施工现场的一种理解，有建筑成品、建筑过程、油漆彩画、建筑骨架、建筑开料、建筑堆料、建筑原料、建筑图纸、建筑师等，这样对于一个古代建筑的理解也就立体了，解构主义建筑师也是从这里受到启发，将建筑几个不同的片段和结构，解构后重组和提出关联亮点，形成一种新的建筑语境。

　　古建的正殿透光很差的，对于展厅的用光需要远远不足。而在正面的两侧，要不西晒升温，要不早晨东射，晚上搭背阴，都对展品和立面图版有直接影响，但多数博物馆都为了回避矛盾，完全封闭造成黑屋子后，在用灯光照明，浪费了大自然免费馈赠的自然光。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展厅窗户磨砂玻璃保留透光度，晨光初射入展厅，以磨砂玻璃为了保护展品的前提，再将栏栅格设计出可变角度遮光。

　　与梁架和藻井的复杂结构相比，古建内空间的立面是出奇的简单，原因是古建在营建的过程中，墙壁担负承重作用，很多古建修复工程见到最后砌墙围合，也说明了墙壁并无大的变化，古建内墙功能就是起到建筑边界的分界线，或者是整体的容器，这里还有举架的分割和间数，三进或五进院，太和殿的面间九阔，反映了古建的模数关系。

　　入口设序厅，古建展览壁画与展墙结合是必不可少的，大型景观背景画、人物场景设定的辅助空间，也需要壁画的植入，主要是博物馆的装饰形式和景观这种形式越来越受到观众的喜爱。

　　但古建博物馆内搞壁画还有很多条件限制，要求保留墙体原貌，复建假墙围合展板，与古建完全分离开，有专家批评这就是房子里盖房子，脱裤子放屁。因壁画长卷场面纵横，跨度都穿过几个隔间，就是展览的模数系统造成混乱，设计者要特别留意。

　　最典型的是北京古建博物馆的隆福寺藻井，四周钢梁架起悬空展示于上空，这次改造首次应用LED照明把井内天相晶莹辉煌，“藻井”是古建筑中天花最高级的形式，很像西方的穹顶。但藻井中空的设计、繁复的木结构却使它成为建筑中最易燃的部分之一，“以水避火”，往往事与愿违。

　　大钟寺博物馆陈列改造后，印象最深的是吊挂古钟，由敲打击发“点”的原声，回荡至多少里的边界刻碑记载，这是线与面覆盖京城范围的关系。如果说大钟寺的古钟被一个个敲响，那么就是古代工匠铸造大师与我们交流的一个原点。

　　北京京师大学堂旧址大堂改造，就是用一个新的空间盒子，墙体装饰就是干净白色，提高接待和展示功能，设计仅将原有代表意义的建筑符号留出，规划对遗产空间的重塑与对话，提升了原有空间价值。

　　我们是融入古人，而无色修补是向古人致敬，因此说京师大学堂的修复在某种程度上是向民国教育先哲敬礼。

　　色彩是中国古建外衣和生命线，也有规制和等级，皇宫寺院、民居会馆、学府衙署营造异彩纷呈，功效各异，比如，比邻正阳门城楼的北京老前门火车站西洋建筑立面还有交通建筑的在城市标志的作用，室内车站空间已经转化为现代化博物馆，展览设计还精心复制了老前门车站的站台、报站器和观众座椅。由此出发1905年京张铁路途径的青龙桥车站，正是詹天佑主持设计“人字形”铁道的经停处，车站也进行了全面复原改造，站内展陈恢复了徐世昌大总统的办公室、男女宾候车室、售票室等，车站改造后北京铁路局为此做了开发观光专线的部署，刷公交卡至青龙桥经停8分下车，与詹公合影的体验，终点站登八达岭长城处又参观詹天佑纪念馆，这样昔日的京张铁路三点文化设施一线贯通。为了对青少年增强城市记忆、民族遗产的形象记忆，设计把握住了近代工业遗产的全线色彩遵循历史传承。

　　中国古代建筑，作为一种风格独具的“空间艺术”遗产，在东方地平线上投下了磅礴而伟岸的侧影。在世界建筑史上，它自成系统，独树一帜，是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神奇的土木结构、卓越的科技成就与迷人的艺术风采，令华夏营造处处闪烁着美丽的哲学精神、严肃的伦理思想和灿烂的人性光辉。

　　古建内陈列设计研究我们大大滞后于西方宫殿博物馆改造，特别是在投资和理论上的研究，国内大中小博物馆也弱于西方。2013年中国建筑师王澍建成的宁波博物馆，其中意向的城市层墙就是宁波古城砖的装饰表皮，以中国人文画的山水意向组合空间，抽象地提取中国元素，打造成现代社会需要的博物馆空间，也就给古建内改造成现代博物馆的探索话题频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毋庸置疑，普利兹克奖是我国探索古建材与新型博物馆建筑融合的新起点，也为未来会有新一代继续求索，并将延续下去......

　　4. 北京档案馆 首都博物馆《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版。

　　6.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宣南鸿雪图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建筑艺术、建筑技术的专题性博物馆，位于永定门大街西侧的先农坛内。本丛书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论文集，已出版五辑，由该馆组织相关专家和该关人员撰写而成，内容包括中国古建筑文化理论研究、文物与古建筑历史溯源、考察记录、调研报告、古建筑修缮工程保护实例等，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本丛书收录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几代文物工作者对文物建筑研究保护的成果。这是第一次编辑、出版文物建筑保护工作全部类型的尝试，包括古建筑修缮与保护、遗址修缮与保护、近现代建筑修缮与保护、石质文物保护、结构检测与保护、工程实录、保护理论等。书中收录多年来经过实践检验的文物建筑保护理论以及最新学术成果，如第一次系统完整提出工业历史地段保护与更新方法理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工程实录则完整地记录了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中详细的工程量信息，为后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本丛书从建筑历史、前期调研、实地勘查、设计修缮、工程资料等角度，对文物建筑保护修缮工作进行整理、记录。书中所列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保护案例，如：全国首个石窟整体搬迁保护工程案例、四十年以来文物建筑保护工作的代表性工程河南新安西沃石窟;我国仅见的上大下小的倒塔河南安阳天宁寺塔;详细记录了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整修工程原始资料的北京大高玄殿古建筑群，等等。尤为珍贵的是，每一个保护案例的图纸均得以完整呈现。

　　已出版《河南新安西沃石窟整体搬迁保护研究》《河南安阳天宁寺塔保护研究》《重庆巴南朱家大院修缮与保护研究》《重庆巴南彭氏民居修缮与保护研究》《工业历史地段保护与更新方法研究》，计划出版10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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