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建筑的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

中国古建筑的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

　　古建筑测绘下载,甘肃古建彩绘,古建彩绘教学“让我们首先注意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在我们还没有使用文字时，便已有了一部用固定的语言撰写的连贯的历史。”

　　伏尔泰在《风俗论》一文中如此描述中国,显而易见,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表现，伏尔泰几乎是完全倾倒的。他首次提到中国，是在他的著作《哲学通信》（1734）中。他对中国的家庭和政治制度大加赞赏，对中国的自然宗教以及宗教宽容十分敬佩。

　　“世人再也设想不出比中国更好的政府”伏尔泰和同辈中人莱布尼兹一样，崇拜中国，以中国为榜样。他眼中的，与宗教重压之下裹足不前的欧洲社会迥然不同。

　　讲秩序，重理性，遵法度，倡科举，尤其是君主贤明。事实上，他对中国的映像由于荣入宫廷任职的传教士们的记述与描绘，已被理想化了。中国真正开明的朝代是唐朝，从思想到宗教，从政治制度到建筑体式，都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空前盛况并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唐朝的都城长安城，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市，这座城池的建筑规模之大让人震惊。经对唐长安城遗址实测，它面积约有八十四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面积的9.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

　　研究遣唐使的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认为，如此规模的长安城，以及如此多样的居民构成，不仅当时的日本没有，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同样没有。

　　这里就是当时的世界政治文化中心，而中国的建筑文化的传播始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传播。

　　自19世纪末关野贞、伊东忠太等日本学者开始研究东亚美术史以来,在中日两国学者的努力探索下,日本古代建筑直接或间接受中国古代建筑影响而发展演变的观点,已成为中、日两国学术界的共识。

　　日本学者将日本建筑史划分为三大发展时期:第一阶段是独创时代,约公元6世纪以前为日本本土的原始建筑风格。第二阶段是模仿中国大陆建筑风格和本土化的时代,这一时期大约从公元6至18世纪,其间又分为六个阶段:1、受中国六朝影响的飞鸟和奈良前期；2、受唐代的影响,从奈良时代到平安前期；3、第一同化时代,平安前期到平安时代后期(弘仁、藤原时代)；4、受宋元影响的镰仓、室盯时代；5、受明朝影响的室盯、桃山、江户时代；6、第二同化时代,江户时代。第三阶段是世界文明模仿时代,自明治时代至今。日本学者所谓的“同化时代”是指日本在吸收中国影响的基础上形成自我特色的时期,例如,在“第一同化时代”之后的镰仓时代,即形成了日本学者定义为“和样”的建筑风格。

　　自圣德太子在600年派出第一批“遣唐使”后，一拨拨日本贵族青年前赴后继渡海西去，而唐制、唐律、唐装、唐诗，乃至作为日本假名底本的汉字，则陆续随之东来。到这次第十批遣唐使出行时，已形成了唐风臻于极盛顶点的“天平文化”。

　　此时的大唐，是开元二十一年，也正处于王朝乃至整个帝制中国的巅峰盛世，“吞吐文化的能量最大”。于是，这一时期就成了“中日文化交流长河中浪峰上的浪峰”。

　　日本学者森公章称“白江战败以后产生的这种冲击余波，如同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以后一样，可以说是一个举国奔走引进‘敌国’国家体制和文化的时期。”自此以后，日本使者来中国不再要求册封，甚至甘心于等同“蕃国”，而遣唐使的身份，都是学问僧、请益生、留学生乃至工匠，他们“衔命远邦，驰骋上国”，前来全面学习唐文化，小到制造、建筑、医术，大到律令、衣冠、典章制度，由此成就了大唐文化在海外的完美复制。

　　日本平城宫大极殿就被认为是以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为范型而建造的。2010年,根据考古发掘信息、与大极殿同时代的现存建筑遗物以及同时代的绘画等资料,在奈良平城宫大极殿原址复原重建了大极殿。

　　日本平城宫大极殿建筑复原是迁都1300周年庆典工程的重要一环。平城宫大极殿的复原设计不仅使用了平城宫的考古成果，还参考了飞鸟、藤原以及平安京等处的古代宫殿的考古发现并且也利用了以中国为首的全东亚范围内的宫殿建筑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平城宫大极殿的复原设计是东亚范围内宫殿建筑考古发现与研究的集大成者，然而它最终建成的形式却是重檐歇山式屋顶。确定这个屋顶形式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需要遵循奈良时代导人的中国建筑形制的大原则，一方面又必须满足作为迁都庆典工程的景观需求，于是选择了在日本人看来最美观的重檐歇山顶的屋顶形式。

　　当然。我们也要留意到从中国传来的宫殿建筑的传统在日本平安京时期已经遭到废除的历史事实。留存至今的京都御所，它所在的位置以及建筑形式都已经不是平安京时期平安宫的样子了。日本建筑在借鉴唐朝建筑的同时，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创新，并形成了诸如将京都城内的贵族住宅作为宫外大内使用的所谓“里内裹”式的宫殿，这样的独有风格本身巳然远离了中国宫殿的传统。

　　在佛教方面,唐代佛教对日本佛教的确立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奈良和平安时代的佛教空前发展,已经构成了日本佛教一直至今的发展轮廓。佛教自此平安时代开始,走向了日本本民族的路线,直到现在,佛教在日本文化领域中占有的重要的地位,影响着众多的日本人的精神和现实生活。佛教的引入进而影响到建筑类型,自唐代开始的寺庙建筑奠定了日本房屋的基本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结合本地的气候、地势等自然条件,对典型的佛寺加以改造,逐渐形成了日本民族建筑。

　　在朝鲜半岛，都城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纪元前的三国时代。遗留至今的遗迹散见于各地，其中韩国的首都首尔曾是朝鲜王朝的都城汉阳（汉城）所在其选址遵循风水思想，处于群山环抱之地。现在，首尔市内有南大门（崇礼门，正在重建中）、东大门等门楼和城墙等都城遗址，还有景福宫、昌德宫、宗庙等宫殿建筑遗存下来。

　　为了比较北京的广场和首尔的光化门广场，必须从明清时期和朝鲜时期两国的城市与宫殿着手。两广场皆为宫殿的前导，其重心空间都在后面的宫殿，因此这一讨论应该从两国既具有象征意义、又是政治中心的宫殿——紫禁城与景福宫的选址说起。

　　首先，明清时期的北京和朝鲜时期的首尔（时称汉阳）有什么不同之处？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两座城市的自然环境,尤其是周围的山势直接影响着城市的规模，这是北京和首尔最明显的差异。北京的选址在一片辽阔的平原之上，城市建设没有受到山的限制；与此相反，首尔四面环山，山自然成为空间上的界限，山脊就是城墙的位置，而山谷中则开辟了道路。

　　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上，两国具有统一文化圈中的人文要素，即相似的城市规划思想。在韩国，除了传统的以儒学为基础的规划思想，由于多山，山脉与人类的生活环境关系密切，还很早形成了强烈的崇山思想。在这种背景下，风水思想对都城重要建筑群的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内四山、外四山的概念，将宫殿布置在内四山的主山——白岳的山脚，从整个城市来看属于西北区。

　　宫殿的中轴线与外四山的祖山，北汉山与南山——冠岳山的连线重合，南大门也在这条线上。这条概念上的线虽然没有具体的显现，但在规划上起到了很大作用，说明崇山和风水思想在城市规划中是非常重要的原则。风水观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对火灾隐患的处理，在传统风水观中，冠岳山被认为具有强烈的火属性，因此城市设计者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第一是街道的处理。在朝鲜时期的首尔，都城南大门到景福宫并没有开辟如北京一样的直线路，进入南大门后要先到城市中心的钟路，然后往西走一段，才能够站在景福宫南门外的直线大街，这条大街因左右并列的六曹（类似于明清北京的六部）而称为“六曹大街”。第二是轴线的处理。按传统的规划方式，六曹大街应该又宽又直，轴线与宫殿的轴线年代的实测图，可以看到大街在光化门前130m的位置开始向东稍微偏转，其宽度从北到南也稍微变小，有端头路的感觉；南端还以土培成小丘，名为“黄土岘”。

　　此外，在南大门外还人工挖掘出一个池塘，这一系列的做法都是为了保护宫殿免受冠岳山火气的威胁。

　　在北京，城市的基址没有受到周围山脉的限制。明清北京基本继承了元大都的主要地盘，在其布局的基础上增加了传统礼制思想的解释，将紫禁城置于整个城市的中心，宫殿的中轴线强势地成为整座城市的轴线，（明朝时叫承天门）前方空间也当然服从了这个轴线。据此，可以得知北京的城市中轴线比首尔的明显而强烈。

　　如上所述，北京的城市纵轴线就是城市纵向中线，而首尔的轴线则是南北外山顶的连接线。因此，广场就在位于整个城市中心的宫殿前方，光化门广场随地势偏在城市的西北区，二者在城市中的位置在客观上看可以说是不同，但是两个空间在城市中的位相是相同的，即与宫殿的关系、功能、含蓄的意义等。

　　如今的广场和光化门广场，在明清时期和朝鲜时期皆位于宫殿的南边，在北京是由千步廊和围墙构成的T型空间，在首尔是被各种中央机构左右限制的六曹大街。二者一方面是宫殿的前导空间，一方面是中央行政官署聚集的空间，政治、空能、象征的位相可以说是同样的。

　　那么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别在哪里呢？在于空间的形态。明清北京的千步廊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宫廷专用T形空间，连中央官署也被排除在T型空间的外墙之外，因此空间中具有非常严肃的气氛，以千步廊和外墙层叠的双重隔离方式也加剧了这种气氛，使进宫的人——无论使臣或官僚都感到更加神秘而小心翼翼，这种心理上的距离感和压力进一步产生出对皇帝居所的敬畏感。

　　千步廊的雏形可以上溯到北宋东京，当时的宫门宣德门前左右建有回廊，称为御廊。“千步廊”这个名称在金中都正式出现，到元朝大都时期基本上形成了明清广场的T形形制。明代萧洵在《故宫遗录》中描述了元大都的千步廊，“南丽正门内曰千步廊，可七百步，建灵星门，内建萧墙，周围可二十里，俗呼红门栏马墙。”但是元大都的中央行政机关散布在整个大都城内的，而不是有序地排在千步廊左右，这也是其与明清北京一个重要的差别。元代之前的各朝都城中已有很多将官署机构排列在皇城前的案例，称为“前朝”，但是这种制度可以说并不成熟，因为这些案例并没有将衙署与宫殿、太庙、社稷综合在一起考虑。明朝的第一个都城南京在历史上首次将这些建筑的关系完全定制，由于皇城的选址位于旧城区的东边的空地，明太祖朱元璋可以大胆地以中都凤阳的建设经验为基础，按照礼制布置理想宫阙，中央行政官署亦严格地遵从“左文右武”的原则布置，由此奠定了明清北京所表现出来的完善制度的雏形。此后，永乐皇帝以南京的完美制度为范本在北京建设紫禁城，形成了明清皇宫和千步廊的基本骨架。可见，千步廊的形成也折射出中国都城规划的发展历程。

　　清朝沿用了的明朝形成的千步廊空间，但兵制有所改变。清朝不设五军都督府，并废除锦衣卫，所空之地部分改为民居，导致了这一部分的土地利用尺度小、不规则的形态。此外，建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1754—1760）重修皇城时，在长安左右门外加建围墙和东西三座门，这时旧的广场便全部形成了。

　　首尔的六曹大街如上所述，大体沿着连接南北外四山的城市轴线，同时反映了一定的风水思想。因此，首尔的轴线不像北京那样强烈而明显。此外，六曹大街是开放的空间，不以围墙或走廊围绕，只以周围机构的倒房的背影统一，在统一感中又有微妙的变化。虽然在位置上处于宫殿之前，具有严肃的气氛，但也充满了活力。平时在中央机构工作的官吏从这里上下班，普通的城市居民也可以行走、参观，并参与在这里举行的国家仪式。其中，迎接中国使臣是六曹大街上举行的最重要的仪式之一，此时六曹大街用彩色丝绸等颜色鲜艳华丽的东西装饰，并搭建彩棚，演出朝鲜传统戏剧中的山台剧，中国使臣与城市中的百姓可以一起观看。据《世宗实录》卷八十九（世宗二十二年四月六日）的记载，可知王妃等王室家族的出行也会在六曹大街上举行华丽的仪式：

　　“王妃还自温泉，……自兴仁门至光化门洞口屏门，皆结彩，工人奏乐前导，至寿进坊，教坊献歌谣，奏伎引行沈香山。王妃驻辇观止，倡伎前导歌舞，至勤政殿庭，士大夫妇女沿路左右结彩幕，自兴仁门至光化门外观者如堵墙。”

　　六曹大街左右的行政机构的布局基本上遵守了“左文右武”的规范，但随着行政机构的变化，稍微有点变动。朝鲜初期光化门外最显要的官署是都评议使司和三军府。都评议使司是“左文”中最重要的机构，位于光化门外东边第一的位置，三军府与其相对，是“右武”中的重要机构。但是随后的太宗官制改编中解散了三军府，把其官厅让与原先位于东侧的礼曹。除此之外，大街两侧的官署还有吏、户、兵、刑、工各曹，其布局据多种“都城图”的记载以及文献说明来看，没有大的变化。

　　先看北京，T型空间南部，左右千步廊之间的距离为65m，从地图上看围墙之间的距离约100m。从中华门（明代称大明门、清代称大清门）到南北向千步廊北端的距离是540m。乾隆年间扩建的长安左右门两侧的围墙之间的距离也是65m，长度左右不同，在400m至500m之间。据这些数据看，乾隆年间完成的千步廊的中心空间设计，东、西、南3面都以宽65m、长500m左右，比例狭长的空间进入前的宽356m、深125m的开朗空间。

　　与此不同的是，六曹大街没有围墙，其规模由左右罗列的机构门面之间的距离，和钟路到光化门之间的距离直接决定。虽然没有像千步廊那样具有统一感的独立围护结构，但各机构倒房的背面形成一定的统一感。六曹大街长为600m，宽度在45m至55m之间，从北往南稍稍变窄。根据朝鲜的《经国大典》，当时的街道分为大路、中路、小路三级，六朝大街约50m的宽度是大路的近三倍，这表示六曹大街是一条特殊的街道，不能被纳入街道体系中，而是像现代的广场一样具有一定的群众聚集的功能。【表1】

　　按上所述，北京的千步廊主要是为了衬托紫禁城、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封闭性极强，具有很严肃的氛围；而首尔的六曹大街则比较开放，百姓也可以参与其中进行的大型活动。

　　2010年8月，韩国再次复建的光化门，由原先所谓“去中国化”的谚文匾额又恢复为传统的汉文牌匾。

　　其中，景福宫自朝鲜王朝的创建者李成桂于年迁都以来，一直作为李氏王朝的正宫使用，是最为重要的宫殿。历史上初代的景福宫曾因火灾而烧毁，之后又因为丰臣秀吉的侵略再度烧毁，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正殿曾移至原为离宫的昌德宫，直至朝鲜王朝末期的年重建了景福宫。宫城呈南北方向略长的形状，城墙并非直线而是柔缓的曲线状，这被解释为出于意在遵从多山之地形的审美的结果。

　　韩国景福宫的复原目标是实现朝鲜王朝末期重建时的宫殿形式。即意在实现中轴对称的中国式传统形式。景福宫的建筑布局以光化门为正门、勤政殿为正殿，其余的建中筑以二者的连线为轴，左右对称布置。宫中还配有优雅的庭园，使得即使身国在宫殿之中也能畅游山河。这种中轴对称布局以及附设庭园的做法，可以韩看成是对中国宫殿范型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