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被日本偷走的中国珍贵古籍下落之谜

抗战中被日本偷走的中国珍贵古籍下落之谜

　　横梁古建彩绘,古建彩绘打底仗,古建彩绘佛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大举入侵，中国大片国土沦丧，国难当头之际，两位文弱的知识分子不避艰难，笑对日寇的屠刀，为保护3万册宝贵的中国古籍图书，与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那么，这两位不惜用生命保卫古籍的英雄是谁?他们之前怎会从未谋面，直到抗战结束六年后才首度相见?从香港转运美国没有成功，怎么反倒因祸得福，救了这批古籍?日本占领香港后，这批古籍怎会下落不明?最终这批国宝是如何得以重见天日的?本期节目，李涵为您讲述：抗战期间的古籍保卫战

　　在开始这段故事之前，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保护这三万册古书的两位英雄。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位主人公，就是我国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郑振铎。出生于1898年的郑振铎。早年与人瞿秋白、李大钊以及文化人士沈雁冰、叶圣陶等交往密切，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出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郑振铎不但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也是文物收藏家，为国家保护、收藏了不少珍贵古籍、字画及古钱币。

　　另一位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陈君葆同样出生于1898年，广东中山人。曾任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兼中文学院教席和大学秘书。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陈君葆与当时到香港的中国政要及文化界知名人士有过广泛的接触和密切的交往，其中包括宋庆龄、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柳亚子、许地山等。1941年还参加了宋庆龄在香港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用实际行动支持抗日救亡运动。

　　郑振铎曾经长期在北京和上海工作、生活，陈君葆主要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两人相距遥遥数千里，相识于1939年国家危难之际，但神交12年之后，直至1951年才在北京初次握手见面。那么，他们是如何相识的呢?又是什么令他们有如此密切的交往并结下了深厚情谊呢?这一切，还得从那3万册珍贵古籍说起。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入侵上海。国难当头之际，许多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财产，纷纷逃亡，走的时候免不了要带上金银细软。但是对于那些既不能衣、也不可食的陈旧故纸——国宝级的珍贵古籍，却很少有人去关注。比如藏在南京中央图书馆的3万册我国古代的善本书，就一度被许多人忘得干干净净。这些古籍是此前郑振铎、张元济等当时的我国文化界人士，多方设法，花巨资购买的，价值不菲，而且大多是明代版的罕本或绝本，一旦遗失，将成为中国文化领域的憾事。设法为这批既沉重又脆弱的珍贵书籍谋求安全出路和安身之所，成为当时郑振铎、徐森玉等人心中的头等大事。

　　当时，最理想的办法是将这些古籍直接运至中国大后方，但鉴于当时的交通条件和险恶的时局，这件事并不容易办到。而比较可行的方案是，先将书籍运到香港，再转至缅甸仰光，再由仰光经滇缅公路运至重庆，这迂回辗转艰辛之路，确实费了当事者一番苦心。可是，书寄到香港，总需要有一个接收的地方和联络人。最后经多方考虑，郑振铎等人决定将香港大学图书馆确定为这批珍贵古籍的中转安置场所。恰好当时郑振铎的老熟人许地山任港大中文系主任，而许地山的亲密同事陈君葆又担任港大冯平山图书馆馆长兼中文系讲师。这样，许地山与陈君葆就成为接收这批古籍最为合适的人选。

　　从1938年起，郑振铎与徐森玉便将古籍先后一包包邮寄到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为了接收和安置这些珍贵古籍，许地山和陈君葆常常亲自跑到码头以至船舱去交涉和提运，在当时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他二人常常以步代车，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许、陈二人为了保存好这些国宝，完全不辞劳苦，亲力亲为，废寝忘食，努力去完成这件有重大意义的护书工作。陈君葆甚至还曾亲自将徐森玉寄来的文化瑰宝──《汉代木简》，送到香港上海银行的保险库里去存放。他对此事的热忱和执著，由此可见一斑。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寄书者只能力求尽快寄出，以摆脱险境，来不及加以整理。因此，当书籍到达港大冯平山图书馆后，还需要整理才能发运到缅甸仰光。从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到1940年年底，郑振铎从上海先后寄到香港的线装书已积存了几万册，要安全妥善转运这批书，必须认真整理装箱，所以许地山与陈君葆当时就请了叶恭绰、徐信符、冼玉清等十多位文化人士负责整理，共装了111箱，计3万册。这些古书都是用金钱难以衡量的民族文化瑰宝，十分珍贵。

　　正当预定的运送计划紧锣密鼓进行之际，不幸的事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原先负责接收和整理这批书籍的重要人物许地山先生，突然于1941年8月4日逝世。这一变故发生后，原有的护书重任自然就落在陈君葆的身上;许地山的后事还没有料理妥善，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原打算将古籍经香港运往仰光的水路已经断绝，无奈之下，陈君葆只得重新设计运送图书的线路，他的方案是，先将这3万册古籍运往美国寄存。

　　于是，陈君葆着手为这批书做好运往美国的准备，在111个装满古籍的箱面上写着：“寄给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中英文化协会香港分会秘书陈君葆寄”这样的英文字样，并等待着在1941年12月6日这天，将书搬上美国的“格兰总统号”邮轮运走。出人意料的是，由于时局不稳，“格兰总统号”在香港的停靠时间临时缩短了，根本来不及装载货物，这111箱书就这样搁了下来。当时局势日益紧张，形势瞬息万变，日寇随时可能进犯香港，错过了这次运书机会，陈君葆捶胸顿足，叹息不已。可是，就是这次令陈君葆懊丧不已的，与“格兰总统号”邮轮的擦肩而过，竟然使得这3万册古籍躲过了一场万劫不复的厄运。

　　原来，就在“格兰总统号”邮轮离开香港后不久，就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格兰总统号”在马尼拉港外被日本空军的飞机炸沉。这些古籍因此侥幸避过了毁于战火的厄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对香港的进攻已近在眼前。1941年12月7日下午2时，香港总督下达了全体动员令。次日清晨，警报突起，空袭频频，炮声隆隆，形势异常紧张。经过十七天的抵抗，港英政府被迫向日军投降。

　　日寇占领香港后没几天，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就被日军封闭了。日军把看守图书馆的人赶了出去，门外钉上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枪杀”等字样。日本人声称要找馆长，而当时冯平山图书馆的馆长正是陈君葆。接着，日军宪兵队长平川对陈君葆及馆员刘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盘问。他们先是用力地将武士刀“啪”一声放在桌面，摆出威吓的姿态，说陈君葆勾通“敌人”，盗卖中国古物。平川还硬说那111箱并不是书籍，而是从故宫博物院运出来的宝物，打算卖给美国。经过长时间的盘问，平川仍不信那111箱里边装的是书，非要陈君葆承认是古物。那天晚上，陈君葆被扣留在万国银行屋顶的一个小房间，关了一夜。

　　第二天一清早，日寇平川带了三个所谓的“专家”到冯平山图书馆查看那批图书。随后，又去找港大副校长施乐诗，盘诘了一个钟头，然后把陈君葆有条件地“释放”，但勒令陈君葆以后每天都要到宪兵队去进行所谓的“报道”，早去晚回，不准离开香港。日寇又派兵到冯平山图书馆日夜看守。

　　陈君葆当时作了最坏打算，他忍痛把妻儿分别暗中送往澳门和内地，独自留在香港，忍辱负重，为的就是看守这111箱图书。他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密切地注视着这批宝书的动向。终于在1942年1月底，陈君葆亲眼看到那属于中国的111箱3万册善本古籍被搬离香港大学。这些书到底被运到了哪里?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无法查究，但陈君葆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推断，确信这些古籍是被日军偷盗走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陈君葆立即开始追查这批书的下落，香港各个可能藏书的地方都查遍了，仍未发现这批书。那么，这批书究竟去了哪里了呢? 陈君葆把视线月，陈君葆得知外国友人博萨尔随远东委员会到日本审查日本战争罪行，于是就请博萨尔留意那111箱古书的下落。同年6月终于传来好消息,这111箱图书的下落有了着落。

　　博萨尔先生在一份私人信件中是这样描述图书发现经过的: “我在东京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发现从香港移来的中国政府的书籍。我立即报告东京的中国大使馆，并把陈君葆就这些书对我的嘱托也告诉了他们，因此我希望中国政府不久将会得回那些图书。但最好陈君葆也写信到英国或中国的驻日大使馆交涉取回，那些书是先寄到东京的日本参谋本部，再从那里移到日本文部省，再由日本文部省转移至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的，其时约在1944年夏季。”

　　陈君葆在得悉这111箱古籍的下落后，立即写信给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并同时写信告知郑振铎。

　　1946年7月11日下午，陈君葆接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来信，信中，杭立武告诉陈君葆说，这111箱书已经找回来了。

　　这批几经劫难失而复得的宝书，最终能回到祖国的怀抱，不但陈君葆感到欣慰和高兴，郑振铎得悉后也欣喜至极，因为他和朋友花了两年时间，历尽艰辛才收集到这些珍贵古籍，抗战爆发的这些年来,他一直对这些书的下落魂牵梦绕，挂念不已，现在找回来了，哪能不喜!而他对陈君葆这位从未谋面的远方朋友，自然也怀着感激之情。

　　3万册珍贵古籍回归中国虽然发生在1946年，但此事同样引起新中国领导人的关注。195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西花厅接见陈君葆、陈丕士等人时，亦当面肯定陈君葆对保护国家古籍的功绩。

　　事实上，陈君葆除了设法寻回古籍外，还协助过郑振铎在香港收购其他流失的国宝。

　　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四年的内战，不但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而且由于战乱，很多国宝都流失境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国家外汇短缺也可想而知。尽管如此，时任新中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后，仍想方设法回收中国流失的文物，其中较突出而又鲜为人知的是一批古钱币。

　　1951年初, 郑振铎连续写了几封信给徐文垌先生。徐文垌是我国文物家徐森玉的儿子，曾就读北京辅仁大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解放前曾任上海市银行经理、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是艺术珍品收藏家，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文化部为抢救流失海外文物而成立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的负责人。

　　在信中，郑振铎指示徐文垌在香港组织一个小组，来主持收购一批古钱币，并设法托可靠之人进行，同时要求出面人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古物鉴赏能力，以免买到假货或贵货，郑振铎在信中还说，这一出面人由胡惠春先生或陈君葆先生出任为妥。最后, 徐文垌找到了陈君葆, 陈君葆慨然应允,此后陈君葆佯称买家代表人,出面与卖家会商，最后成功地购得了这批古钱币,

　　这批古钱币共80箱，原叫价120万港元，经陈君葆出面商谈，最后以80万港元成交，为新中国政府节省了40万港元。以当年的币值，这无疑是一宗巨额交易，而更为重要的是，陈君葆为国家收回了一批重要宝物。而且,他以私人委托人的身份购买，可以避免卖家得知买家是政府后大幅提价。

　　收购古币，也是郑振铎与陈君葆继保护3万册善本古籍后，为祖国文化共同尽力的又一贡献，同时也增加了他们彼此间的互信和情谊。

　　此外，陈君葆还在香港设法购买到《四部丛刊》、《吕氏春秋》、《晋会要》、《王梅溪集》等罕本古籍，以及一些有价值的旧杂志、地方志等。其中，《晋会要》还是清末广东著名学者汪兆镛的手写原稿。1951年陈君葆发现这一原稿，就请他的朋友李绳毅先生以重金买下，通过郑振铎献给北京图书馆收藏。

　　1951年7月16日上午，通过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的事先安排，陈君葆利用他带领香港学生访京的机会，前往位于北海公园团城的国家文物局，拜会了局长郑振铎。两位神交12载的友人，终于第一次见面握手。

　　1955年12月，陈君葆还借陪同香港大学英籍教授访问北京的机会，将他珍藏的《东庄集》通过郑振铎转赠北京图书馆。该《东庄集》的作者吴宽是明代知名诗人、散文家、书法家，因此这本《东庄集》极具文物价值。为答谢陈君葆，郑振铎特别刻了一枚“水云楼主曾藏”的印章送给陈君葆，并在《东庄集》上加盖此印章，以示郑重。由此也可以看出，郑、陈两人之间高洁而优雅的交往方式。

　　郑振铎为中国的文化事业默默奉献了一生，为保护中国珍贵古籍，为保存中国的古文物作出了重要贡献。怎奈天意弄人，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在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离开人世。陈君葆得知此噩耗，万分悲痛之余，在香港《乡土》杂志上发表《悼念郑振铎先生》的文章，高度赞扬郑振铎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认为他的去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极大的、无可补偿的损失，并希望郑振铎的文化功绩能永远留存。

　　而今，郑振铎与陈君葆都已离开了我们，他们救护国家珍贵文物的功绩以及在此过程中结下的真挚友谊，将永存世人心中。他们保护国宝的义举代表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中华民族历尽苦难而不亡、饱受沧桑而依然生生不息的背后，有这些知识分子们的奋斗与牺牲、辛劳与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