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过后直击山西古建之困

暴雨过后直击山西古建之困

　　石雕花纹贴图,古建筑保护困难,古建修复与保护10月2日起，山西在6天内迎来了相当于去年全年五分之一的降雨。这在北方并不常见，过去，汾河流域频发旱灾，常因水流不足而断流，近百年少有特别严重的洪涝灾害。人们常到庙里祈雨，没想到今年的大雨绵延了二十多天。

　　山西是古建筑大省，尤其在晋南一带，几乎村村有庙，寺院、道观、关帝庙并存。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超过76万处（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山西一省就有5万余处，排名全国第四。其中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超过1万处，其余4万余处尚未定级。

　　在这次暴雨中，除了晋祠、平遥古城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下称国保），散落各村的万余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无保护级别的古建也引发广泛关注。基层文保缺钱、缺人的状况已是老生常谈，有专家呼吁，只有发起广泛的社会参与，让今人了解古人的智慧、创造力和审美能力，让古建服务于现代社会，才能让古建真正拥有长久的生命力。

　　9月底就开始下，已经持续了20多天，村东边的路被雨水冲坏了，路上积水没过了小腿，村长正组织村民抢险；往南20公里外，汾河北段堤坝发生了决口，20万人被转移。

　　雨下累了会停半天，半夜又下，人还没迷糊着，院里水缸的水就从“咚、咚”的闷响，变成了“叮咚、叮咚”，洗衣裳用的铁质脸盆不到一小时就蓄满了水，像泉水一样冒出来。此前伴着李天保入睡的是监控室机器的嗡嗡声，常人总是惊讶于这10平米空间内的噪音，他却早就习以为常。房间里4个大屏幕被切割成36块画面，福胜寺64个摄像头图像滚动汇集在这里。

　　李天保住在福胜寺内东侧后建的平房里，这座国保位于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市新绛县光村，他已经守在这里11年。再往前推20年，上一任保护员是他的父亲，父子俩陪着这座始建于唐代、现存建筑主要为元明时期的古老寺庙度过了30多年。

　　9月26号晚上8点多，屋外大雨滂沱，李天保喝了两口米汤，看到自己房间的墙角有水渗下来，黏黏糊糊，他心里有点慌，正殿不会也有问题吧？

　　天保从小患了小儿麻痹症，右手难以张开，右脚有些萎缩，走起路来一颠一颠。他披上雨衣，一路颠着赶到了福胜寺正殿。主佛是元代彩塑阿弥陀佛，五米多高，互交两足，结跏跌坐，上方没有漏雨的迹象。绕到背后，同样高度的渡海观音像似乎要从云海里冲将出来，形成一种强烈的透视效果，观音像采用了悬塑手法，将圆雕和浮雕结合，拥有极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李天保发现，上方有水滴下来，佛像右边底座湿了一块，地面也已形成一片明显的水渍。如果不采取措施，雨可能会渗漏到观音像上，彩塑因泥质遇水容易脱落，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他立刻回去取了一些塑料布，盖在了底座上，抬头再看时，发现了水滴的来源——头顶一个木质的凸出的“云尖”承接了屋顶的渗水，汇集在最右侧，向下滴水。

　　李天保拨通了县文物局一位负责人的电话，对方嘱咐“先做好防护，第二天会来看。”

　　第二天雨停了，专家没来，而是去了县里的另一处国保单位龙兴寺，那里的漏水更加严重，他们给那里的彩塑都穿上了“衣服”——包了一层塑料布。几天后，等文物局赶到福胜寺时，漏雨的范围已经从观音底座扩展到了旁边的罗汉像，李天保用红色塑料袋、方便面袋给罗汉裹了一圈，用瓦片盖上，这是作为文保员能做的最大努力。

　　文物局的工作人员直接拿了一块最长的塑料布，像毯子一样遮挡在几尊佛像的上方，但因为塑料布的面积还是不够大，且有房梁绊住，正面阿弥陀佛像只能遮了半个，李天保担心，渗水一滴一滴的汇聚在大佛头顶的塑料布上，有倾倒下来的风险，但此刻，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福胜寺东北方向20公里，临汾市襄汾县汾城镇同样遭到暴雨袭击。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被称为汾城，唐太宗时被封给功臣尉迟恭，称为敬德堡。这里迄今保留了古县城的基本格局，城隍庙、文庙、试院、学前塔、县衙、关帝庙保存完好，古建筑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2006年，“汾城古建筑群”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庆后，汾城镇文管所前所长董新顺听说，始建于元代的文庙东厢房漏雨，决定过来看看。他一进门就看到，正对着的墙面上有明显的黄色水渍，地面也有多处雨痕，靠近门处有椽掉落。

　　同属古建筑群的社稷庙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被镇卫生所占用，大门早已不见。社稷庙建于清嘉庆16年，虽然年代稍近，但是木结构精巧，保留有献殿、钟鼓楼等建筑，尤其是钟鼓楼的建造手法，繁杂而富有层次感，褪色的彩绘依稀能见当初的华丽。

　　在钟鼓楼旁边不到半米处，社稷庙的外墙在这次大雨中部分倒塌，可以看到墙外的民居，倒塌地点已经被工作人员拉上了警戒线，暂未处理。

　　福胜寺、汾城古建筑群的遭遇，是本次暴雨中山西众多古建的缩影。根据山西省文物局公布的数据，截至10月17号，山西省共有1783处不可移动文物出现屋顶漏雨、墙体开裂坍塌、地基塌陷、建筑倒塌等诸多险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中，有177处出现险情。

　　董新顺退休前有17把钥匙，每天走遍散落在镇上的十余处古建需要两个多小时，一天要走两趟，走了15年。

　　2006年汾城古建筑群被评为“国保”后，2011年开始，国家投入两千多万元作为整个建筑群的修复资金，“光做方案就有200万”。董新顺说，整个项目目前还在陆续修复，古代的排水系统直接可用，近年来翻修过的单体建筑都经受住了这次大雨的考验，包括今年四五月份刚刚完成了翻瓦工程的文庙西厢房。

　　而暂时没有翻修的东厢房则未能幸免，漏雨较为严重，屋内地面被雨滴砸出一个个窝痕。“钱不够么，一点点修。”

　　不过，在董新顺看来，评上国保，获得了修复资金的汾城古建筑群已属幸运，更让人担心的是散落各村的万余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下称低保）和无保护级别的古建（下称无保），在山西数以万计的古建中，低保、无保级别古建达到97%，长期缺乏充足的资金和人力支持维护。

　　民间古建筑保护志愿者唐大华也表示，目前文物保护拨款资源主要集中在国保、省保，山西省低级别文保命运主要和当地经济实力、村干部观念挂钩，村里带头，民间力量捐款是常见的方式，没有形成体系化、制度化的保护，“大多靠命。”

　　在临汾市霍州李曹镇杨枣村，如果你随意问一位村民，“普照寺怎么走”，大概率会听到“我们村没有这个寺”的回答，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则恍然大悟，依稀记得在村西头，已经荒废了几十年。在上，参加过亚运会的村威风锣鼓队和县级文保单位、明代建筑普照寺是杨枣村的名片。但这场大雨过后，普照寺坍塌严重，即将消失。

　　去普照寺的路很难走，来者只能从公路边攀爬上小山，从背后进入这座“破寺”：基本没有屋顶和瓦片，前冲的斗拱明显为元明时期建筑特征。正面门窗严重变形，成了夸张的半圆弧度。门墙只剩下三分之一，露出了本来砌于墙内的两根柱子，分别向南北方倾斜。主殿两根承重柱被藤蔓缠绕，有10度左右的倾斜。西墙完全倒塌，东墙依稀能看到彩绘壁画的痕迹，有一块四方形被人为整齐地割下。

　　抬头看，大梁上赫然写着“大明永乐二年岁次甲申季冬十一日”，这显示出，普照寺的建造时间比故宫还早两年。不少古建都会在房梁留下建造时间，但通常由于后世修葺或者层层绘画抹掉而难以保留。而在普照寺，617年前，当时的工匠在完成建筑后留下了属于时代的印记，并保留至今，这在晋南古建筑当中较为罕见。

　　寺前有一座停车场，背后是一家养殖场，残败的普照寺像一座孤岛一样，矗立在一米多高的杂草从中。当天一户人家正在举行葬礼，哀乐在村子里响了许久。

　　在襄汾县西中黄村，一座明代的进士第高墙大院，像堡垒一样矗立在村中心，为村委会所在地，上有墙垛相围，角楼建于四周，诉说当年住户门第的显赫。在这次大雨中，这座县级文保单位南面墙体浸水，导致外墙包砖大面积脱落。

　　画家连达曾在几年前来此处写生，他推断墙体或者台基内部持续遭受雨水侵蚀，造成结构受损。记者此次雨后发现，院落东墙存在十余道贯穿裂缝。

　　近二十年来走访山西各村镇，留下2000余幅古建画作的连达坦言，他见过的县、市保或未定级的乡村古建筑，基本上很少被修缮。

　　即便是拥有国保福胜寺、仰韶文化遗址的新绛县光村，也面临着村内众多县保无暇无钱修复的难题。村干部介绍，全村32处明清古代民居，此次均有渗水、漏雨、垮塌等不同程度的受损。

　　村民耿文桂居住在始建于明代的18号院民居几十年，10月初夜里突然听到“哗啦”声响，连带着房屋也有些震动，查看后发现西边墙体垮塌。村干部表示，对墙体坍塌的建筑，目前只能暂时清理影响路面的砖瓦，后续等待文物主管单位考察。

　　经山西省文物局初步评估，受灾害影响文物中，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661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803处。文物系统相关人员表示，根据之前各地上报情况，省文物局按片区划分，已经于10月18日起分别派出专家组深入各地进行实地考察。

　　据民国《新绛县志》记载，光村建于北齐，当时因相传所在地夜间发光而得名。这座清朝时曾拥有豪宅大院几十座，23座寺庙，十几座私塾的古老村落等待着一次新的全面体检。

　　对于低级别文物保护单位，山西省当地也在采取一些急救措施，例如给古建“撑伞”，也就是在古建顶部安装彩钢板作为雨棚，至少延缓古建因雨水等环境影响造成的恶化。

　　在临汾市洪洞县贺家庄，推断始建于元末明初的玉皇殿矗立在村头广场，殿前铺满了金黄的玉米。蓝色的彩钢瓦分两层完全覆盖了整个建筑，16根柱子不穿过古建本身，对彩钢瓦进行支撑。

　　村支书何国平说，彩钢瓦是两年前一位县文物系统的驻村干部找人搭建的。在此之前，村里找过一家古建园林设计院制订修缮方案，对方提出的项目预算达到近170万元，高昂的费用让有心修缮的村委会望而却步。

　　何国平的想法和长治市文明守望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中心发起人何艳军如出一辙。2018年，何艳军在家乡长治看到散落各村的低保古建无人修缮，萌发了成立志愿组织的想法。2019年4月，他发起“撑伞”行动，为古建筑搭建“救命”顶棚。在他看来，对于众多低保甚至无保的古建，不是考虑“修旧如旧”整体修缮的问题，而是已经紧急到先不让古建倒塌消失的地步。

　　一般来说，古建修复需要依据相关法律，各基层单位上报，经文物部门审批，公开招标有资质的团队，在文物部门监督下进行专业的修复，优点是一次性完成修缮，但是流程长、资金投入大。而“撑伞行动”搭建顶棚由于不涉及古建主体的修缮，施工难度大大降低，仅需在建筑外一米左右浇筑水泥打支撑杆，完全不以古建本身为支撑，顶棚和本体有一定空间，保证通风。

　　更重要的是，这种操作方式时间快、造价低，一个三进院落的古建一天即可完成施工，整个造价仅为8000余元。

　　截至目前，何艳军和志愿团队联合长治市文物主管单位，为包括长子县张村文昌阁、平顺县大铎村卫公庙古戏台等30多座县保单位“撑伞”，在此次山西大雨中，这些建筑基本未受损害。

　　关于资金来源，何艳君坦言，修建资金基本为村民和募款平台筹捐所得，在村里动员时，会遇到些阻碍，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文物价值有所认知。因此，志愿者还会在村里宣传围绕古建产生的艺术和民俗文化，希望古建本身能与村民产生新的联结。

　　但“撑伞”只能是权宜之计。一些文物爱好者也担心，彩钢瓦遮雨的同时也挡住了阳光，影响建筑物潮气的散发，具体影响还需要考量。

　　基本修缮和保护后，依然存在着新的难题，如何维护？不少古建本身属于村集体财产，村里肩负着一定修缮的责任和义务，唐大华发现，不少古建筑所在村落属于空心村、零收入村，即便上级主管部门主导修缮完成后，这些地方也缺乏日常维护的能力。

　　几年前，画家连达到襄垣县一个村庄写生，村庄面积不小，但村民只有百十来人。他在交谈中得知，村庄里户籍人口有2000人，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傍晚时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扛着锄头慢悠悠从地里归来，连达开玩笑地问：“咱们村里的年轻人是不是都在这里了？”老人回：“对，我们就是村里的‘青壮劳力’。”

　　李天保今年56岁，他的文物保护员搭档70多岁，今年九月换了人。他很高兴，“终于来了个年轻人。”有多年轻？“和我一样，六十不到。”他每次去县里参加文物安全会，都会遇见各村镇的文保员，都已经六七十岁，自己算年轻的。但随着大家年岁渐长，有些人自己都顾不好，守护古建也成了难事。

　　从2010年起，山西一些地方开始探索“文物认养”，引入社会力量参与保护古建，企业和社会人士“认养”古建筑后，在不对古建造成破坏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商业化的应用。政策在山西全省推广后出现一些问题，比如一些位于荒僻地带的古建，因缺乏商业前景而无人认养，以及认养古建后并未进行修缮维护等情况。

　　文化遗产事务专家何戍中认为，文物保护不只是机械地延长文物本身的寿命。作为人类创造的杰作，文物的保护，需要广泛的社会参与，让今人了解古人的智慧、创造力和审美能力，从而让古建筑服务于现代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暴雨过后，李天保的生活还在继续，和过去的十几年没有什么不同：每天早晨，他左手拎着一串钥匙，走上福胜寺大殿的12级台阶，开锁，巡查，关门，守着一座千年古刹，时间也变得稀松平常，只有安全巡查记录表上记录着每天的日常：5月15日，正常，5月16日，一切正常，5月23日，屋顶被大风吹坏……9月26日，殿内漏雨，等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