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中国古建研究的创始时刻

溯源——中国古建研究的创始时刻

　　古建保护 文旅,拆除古建筑保护,诏安古建筑保护伴随着近年来中国古典历史、文化、艺术的复兴，敦煌莫高窟、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龙门石窟等代表中国最古老建筑历史的文化遗迹成为人们熟知和追捧的热点。

　　那是朱启钤们的时代，中国之外的世界正狠狠锤击着这个古老的文明，支离破碎的幻灭感与改革救世的使命感交织在他们心间，内心坚定，步履踌躇。

　　朱启钤的百年人生，与中国最动荡的时代紧紧相连，经历了清末、北洋政府、日伪、民国、新中国五个历史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之于一人的缩影。

　　朱启钤的青年时代，正是戊戌变法之际，维新思想的影响使这一代的年轻人产生了对自然科学的热爱，对旧制积弊的反思。与此同时，命运的大门向这个充满理想的青年敞开，引领他走上了营造工程的政途。

　　1894年，22岁的朱启钤在随姨夫瞿鸿视（时奉督四川学政）履职四川时，人生中第一次亲历了规模浩大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位于重庆口下游的云阳县境内的大荡子地区，地处长江三峡沿岸，数十年来受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侵扰。参与这项地质改造和水利工程，为朱启钤埋下了一颗以建筑工程拯救万民的种子，也成为他留心工程营造之学的渊源。

　　清末民初的动荡时期，政治舞台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而朱启钤在各届政府中的任职几经转换，营造学的复兴和城市建设一直是他心系的重要命题。

　　在北京任巡警厅厅丞期间，因为要修建工程，朱启钤常与工匠们打交道，在此过程中开始注意到工匠们口耳相传的经验和清代一些官修《工程则例》的文字资料。这使他对古建筑的了解与情愫更前进了一步。

　　在因公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中，这个命题该如何展开，开始逐渐在朱启钤心中清晰起来：历史古建筑丰富的欧洲都市，为他展现了一个现代生活与古老都城完美融合的案例。

　　代表王权旧制的宫殿与王家花园，继续给予人们民族文化的给养和审美享受，得以妥善的保护。同时，它们也向公众开放，将曾被独占的财富归还给人民，为符合当代特色的精神生活提供场所，既尊重和保留历史，又使为都市生活赋予新的时代活力成为可能。

　　1914年（民国三年），时任北京市政督办（职能同北京市长）的朱启钤，开启了第一项旧城改造计划——正阳门城垣改建。

　　正阳门（前门）是明清两代北京内城的正门。民国前是专为皇帝进入内城所设的首道大门。清前中期实行满汉隔离政策后，正阳门成了满汉主要生活区的分界线，北京城形成北满南汉的格局。也正因这一政策的实施，以正阳门为中心，形成了汉族人主导的新商圈，一时间“殷商巨贾，列肆开廛”,“酒榭歌楼，欢呼酣饮，日暮不休”。

　　但是由于经年累月的积弊和城市管理的缺位，清末的前门地区混乱不堪。环境与交通状况的恶化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

　　1915年，在朱启钤解决了经费问题后，袁世凯政府终于同意了这项城门改造计划。

　　这是大清帝国覆灭后第一次尝试对首都北京进行古建筑改造，经过详尽考察和反复斟酌后的改造计划已经具备了极高的古建筑保护意识，并兼顾实际使用价值。

　　箭楼北侧的瓮城拆除后，正阳门两侧添砌的南北向新墙全用旧砖砌筑，箭楼东西两面增筑悬空月台，82级石梯依墙而上，衔结处设平台，为登高观览提供必备场所。

　　新筑马路两条，宽20米，两侧设人行道。新修800米暗沟及由中华门通往护城河的两条大暗沟，以备夏季雨水集中时排水之用。

　　改建后的正阳门，不只便利了市民交通，缓解了东西两大铁路所造成的拥塞，同时美化了首都。拆下的旧料也做到了物尽其用，在之后的中央公园改造计划添加新建筑时派上了用场。

　　自此，以正阳门为起点，北京的第一个市民广场——广场也迎来了诞生的序曲。

　　“公园”的概念是19世纪初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取代贵族阶级后的产物。这种代表着公民权力平等的社会公共设施也随着新的观念被维新变法后的中国人所认识。

　　在朱启钤的眼中，作为三朝皇城的古都北平，皇家园林比比皆是，却没有一座可供市民休闲活动的公园。

　　同时，朱启钤也敏锐地意识到，对于古建筑的保护，需要符合时代的背景，唯有创新进而为当代人所接受，才能保证古老文化生命的延续。

　　1913年春，朱启钤开始现场丈量位于午门西侧的社稷坛，策划将其改建为向公众开放的公园。这座曾用于举办皇家祭祀活动的祭坛已荒废许久，坛内“古柏参天，废置既逾期年。遍地榛莽，间种苜蓿，以饲羊豕……渤溲凌杂，尤为荒秽不堪”。

　　要将社稷坛改建为公园，不仅要面临前朝遗老的反对和政府及民众的不解，还要面对资金经费不足的严峻问题。

　　京师首善之地，人文骈萃，圜贵殷繁，向无公共之园林，堪备四民之游息，致城市之居嚣阗为患，幽邃之区荒芜无用。果能因地扩建，仿公园之规制，俾都中人士，休沐余暇，眺览其间，荡涤俗情。怡养心性，小之足以裨益卫生、大之足以转移风俗。

　　这是京都之地“公共空间开放”的先声，在今天看来，甚至可以作为现代北京的开端。

　　经此宣传，京师乃至全国都掀起了关于“公园开放运动”的大讨论、报纸开辟版面进行报道，各个社会团体、党派、社会贤达纷纷发表支持朱启钤和要求开放公园的声明。民国政府官员的态度逐渐有了转变。市民也接受了在皇家禁地建设大型公园的想法。

　　由于政府无法提供建园经费，朱启钤就向公众发起募捐活动，并带头捐款 1000元，最终向热心公益的社会团体、富商绅士及市民募捐到5万多元。被调动起来的大批市民甚至扛着铁锹、担着竹筐来到社稷坛改造现场参加改建工程。今天的今雨轩、长美轩、春明馆、柏斯馨等景点都是在那时扩建的。

　　1914年10月10日，社稷坛正式对市民免费开放，并更名为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开放当天，“男女游园者数以万计，妇子嘻嘻，笑言哑哑，往来喋躞柏林丛莽中”。自此，成为民众文化活动的重要基地。

　　朱启钤主持制定的《胜迹保管条例》从法规上明确了如何对古建筑进行维修保护，如何在开放游览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古建筑不受损伤。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古建筑、古文物保护法。

　　继社稷坛改建为市民公园后，朱启钤又先后组织开放了天坛、先农坛、文庙、国子监、黄寺、雍和宫、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汤山等多处皇家艺苑和名胜风景区。

　　朱启钤还在紫禁城创建了我国第一座国立博物馆——古物陈列所（1946年与故宫博物院合并），整理保存了大量清宫旧藏文物，紫禁城建筑也由此得到了修葺保护。这是紫禁城历史上第一次向公众开放。

　　“公园开放运动”取得了全面突破和胜利，古老皇城开始融入现代北京市民生活中，并向全世界敞开胸怀。

　　从1914年开始的北京城改造计划，使朱启钤越发注意到一个名字——样式雷。

　　说声名显赫的样式雷家族是北京皇家建筑的缔造者，丝毫不夸张。这个持续 200 年主持清代皇家建筑设计的大家族，设计建造了包括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北京故宫、天坛、颐和园、清东陵和西陵等建筑群，是我国古代建筑设计史、科技史上的传奇。

　　为了达到在发展中保护北京城古建筑的目的，也为了得到清代古建筑系统性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样式雷的营造图纸与绝学至关重要，是绝不能失传的国宝。

　　乱世中的样式雷家族，几经朝代更迭，家族的子孙们或囤积居奇，或迫于生计，将珍贵的图纸烫样四处转卖。

　　眼看着国宝散失民间甚至流落海外，朱启钤心急如焚。从1914到1936年的 22年间，他想尽一切办法搜寻和整理：吃了雷家的闭门羹，就坚持一去再去，不厌其烦地软磨硬泡；付不起收购费，便四处奔走，最大限度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向社会各界筹措资金；面对境外购买者的竞争，更不惜豪掷千金，也要将国宝留在中国的土地上。

　　在这22年间，朱启钤一面收集，一面进行大量系统性学术性的整理工作，一面向社会广泛宣传，以凝聚众力，让人们认识到国宝文物的重要性，这在当时那种朝不保夕的乱世是不可想象的。

　　朱启钤最终以极大的决心、非凡的毅力，凭借一己之力，感召社会，使上万件珍贵的样式雷家藏图档避免了四处流散的厄运，完整地保留在中国的研究机构中。

　　作为样式雷世家研究的嚆矢之作，朱启钤主持编纂的《样式雷考》被学界尊为经典并广泛引用。

　　雷氏世家执掌清代皇家建筑设计200余年的惊人业绩也由此广为传颂，成为饮誉中国古代建筑史和科技史的杰出典范。

　　在城市营建的不断实践中，朱启钤越发感到中国古建文献资料及研究工作的缺失。他很早就意识到，保持我国文化精神之独立，向世界展现中华灿烂丰富的文化遗产，是维护民族自尊、激励一代代人自强不息的永恒精神力量。

　　仿佛是上天的恩赐，1918年，朱启钤在赴上海参加南北议和路过南京时,在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发现了一部奇书——晚清江南丁丙“八千卷楼”藏《营造法式》抄本。

　　《营造法式》是由北宋哲宗时期李诫重新修订的“古代建筑营造指南”，是我国建筑科学最系统的一部专著，之后成为我国古代建筑研究最早也是最权威的基础文献。

　　朱启钤遂决定以石印技术印行此书，并为其作序，这便是 1919 年版石印本《营造法式》。

　　中国营造学社的创立，与《营造法式》一书的发现和研究密切相关。朱启钤1919年发现并倡刊影宋本《营造法式》以后，就集合同好详细校勘、解读，推出仿宋刊本。同时，也参比遗构、访问匠人、搜集文献、以究深意。

　　1921年，朱启钤彻底脱离政界，开始组织人力专心从事营造学研究，为实践书中的营造之法，他甚至将20世纪30年代购置的北京赵堂子胡同3号重新设计并督造，院内的彩画及建筑上的做法，完全按《营造法式》进行。

　　到1930年他正式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前，朱启钤已经搜集并编纂了大量资料与文献。

　　1929年，朱启钤倾尽毕生心血和财力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古代建筑研究的学术团体，是中国古建研究人才的摇篮，也是中国建筑史学科的诞生地。

　　朱启钤曾为中国营造学社之成立写下七言对联：是断是度是寻是尺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中国之营造学，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启钤自刊行李明仲（即李诫）营造法式，海内同志始有致力之涂辙，近来东西学者，项背相望，发皇国粹，靡然从风。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启钤无似，年事日增，深惧文物瀹胥，传述渐替。爰发起中国营造学社，纠合同志若干人，相与商略义例，分别部居，庶几绝学大昌，群材致用。

　　在这样的初衷指引下，朱启钤延请一批当时的学术精英入社，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归国建筑学者是最早加入营造学社的研究人员。 他们入社后，即开始大量系统调查测绘古老建筑，结合现代的建筑学方法，更将《营造法式》研究推向新的学术高峰。

　　同时，朱启钤广泛争取财界和政界人士的支持，此后十余年内一直积极筹划组织并亲身参与学社的研究工作，成为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开路先驱。

　　即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下，营造学社也在想尽办法，争分夺秒地展开研究工作。这种在学术界复兴民族文化的薪火从创始人朱启钤手中传递给了这群留洋归来的有志青年。

　　他们对于中西学术的差距有着最深刻的感知，对中国之崛起抱持着最迫切的愿望。他们要在世界的学术舞台掷地有声地对一切蔑视予以有力的痛击，用成果说话，让诸如“西方有建筑学，而中国无建筑学”的偏见不攻自破。

　　今天，我们依然能在清华大学档案馆中查阅到营造学社详尽的研究资料，那一串清晰而有力的足迹，也在100年后彰显了他们的意义。

　　在那个中国古建研究的创始时刻，一种精神的引领者朱启钤、梁思成和一代又一代的先驱，拼尽毕生之力，将中华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

　　《营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用书，由当时的将作监李诫（字明仲）组织编著，是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对后世影响深远。看似简单的旧籍影印，却担负着深重的历史责任，“启万物之匙”的石印本《营造法式》的刊行，对后来的中国营造学社开展古代文献研究来说，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20世纪50年代后，陈明达以万有文库本《营造法式》为底本，踏上了探寻中国古代营造理念的征程。他参照其他几种《营造法式》重要版本，对《法式》详加对照、校雠并眉批大量研究心得和持续研究之线索，这也是他开展古建研究的工作用本。此本后由陈明达先生后人授权，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影印出版，是为《营造法式（陈明达点注本）》。据其点注笔迹，可以看出他此期的工作涉及全文句读、条目统计、文字校勘、古籍核对等。

　　朱启钤晚年曾自编文集《蠖园文存》，1936年出版，铅印线装，一函两册，文分三卷。卷上、卷中收录公牍，卷下主要是书序、长辈行述墓表文字，凡七十三篇。朱启钤身居高位，所见、所识非一般人所能相比，因此，这部文存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及朱启钤生平的重要资料，后人可从中一窥一代建筑史学家、工艺美术家以西学的科学精神带动传统科技史、文化史、艺术史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