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的思想遗产许昌古建彩绘

梁思成的思想遗产许昌古建彩绘

　　许昌古建彩绘,古建彩绘牌坊,汤阴古建彩绘这样的展厅布局很少见。放置文献的玻璃展台，没有像其他展厅一样，环绕在展厅四周，而是排列在展厅中央，而且被设计得很矮，人要弯腰才能看清展台内文献上的字。这是策展团队有意为之。颇为实际的原因是，只有将展台放在中央，才能在800平方米的展厅中，容纳下362件梁思成的文献，而这样设计的另一层意味是：每个玻璃展台就像是一座墓碑，参观者每次弯腰去看其中的文献，像是给梁思成深鞠一躬。

　　今年是梁思成诞辰120周年。去年11月起，清华大学开始筹备梁思成文献展，今年8月10日，该展正式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展。这一展览，首次全面回顾了梁思成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古建保护等领域的思想遗产。

　　遗憾的是，梁思成的思想与理念，在他生前，很多并未实现。幸运的是，在他过世多年之后，人们发现，有一些活跃于当下的建筑师，以另一种方式接续了他的设计观念，如今有一些城市规划方案，与他当年的设想不谋而合。当然，他当初的思想，现在来看也有一些已经显得有些过时。

　　展厅的墙上，悬挂有一幅黑白照片。照片中，两个人戴着帽子，骑着马，在土路上前行。远处是山岭与低矮的建筑。这是1937年，梁思成与林徽因等人凭借《五台山图》指引，前往山西寻访唐代建筑的旅程中拍摄的照片。

　　故事要从1925年说起。彼时，梁思成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学西方建筑史，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北宋李诫所著《营造法式》。这部北宋建筑学的专著，对彼时的梁思成而言如同天书，为了看懂此书，他萌生重修中国建筑史的念头。

　　1928年，梁思成回国，几年之后，他与林徽因等人耗时十余年，先后踏遍中国十五个省二百多个县，测绘和拍摄两千多件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遗物。包括天津蓟县辽代建筑独乐寺观音阁、宝坻辽代建筑广济寺等，将考察结果写成文章发表，并成为日后注释《营造法式》和编写《中国建筑史》的基础。

　　这是梁思成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其初衷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意在打破国际建筑界对中国的偏见。彼时，国际建筑界由欧美绝对主导，在国际学界看来，中国建筑乏善可陈。而为数不多对中国古建筑有研究的是日本学者，其中日本建筑史家伊东忠太，在一场关于《支那建筑史》的学术报告中断言：“研究广大之中国，不论艺术、不论历史，以日本人当之皆较合适。”

　　尝试彼时在欧美主导的建筑领域，融入中国风格，也贯穿梁思成作为建筑师的实践。美国路易维尔大学教授赖德霖对梁思成的建筑理念颇有研究，著有《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建筑史学史》。在他看来，最能代表梁思成中国现代建筑理念的作品是他作为顾问建筑师参与设计的南京中央博物院。“最能代表胡适提倡的‘研究问题，整理国故，输入学理，再造文明’的‘中国文艺复兴’主张，所以堪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纪念碑。”赖德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梁思成将实践转化为理论，最终形成他著名的“建筑可译论”。1953年，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提到“凡是别的民族可以用他们的民族形式建造的，另一个民族没有不能用他们自己的形式建造的。”

　　次年，梁思成在《中国建筑的特征》一文中，首次提出建筑的“可译性”问题。梁思成认为，中西传统建筑上都有同样功能的屋顶、檐口、墙身、柱廊、台基、女儿墙、台阶等可以称之为“建筑词汇”的构件，如果将西洋建筑中的这些词汇改用相应的中国传统词汇替代，则可以将一种西洋风格“翻译”成一种中国风格。

　　在赖德霖的研究中，梁思成并非“建筑可译性”的最早实践者。1876年，由法国传教士李万美和毕乐士筹建的贵阳圣若瑟堂，便已经有明显的中国风格，但梁思成是将此类实践总结成理论的人，“他在设计上最自觉，其他人没有理论表述，所以他的标志性和对当时一批建筑师的启发不容忽视。如张镈设计的西郊宾馆（现友谊宾馆）、民族文化宫，赵冬日设计的全国政协礼堂，龚德顺设计的建工部办公楼，甚至戴念慈设计的中国美术馆都可以看到这一主张的影响。”赖德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72年，梁思成逝世。在梁思成逝世之后的近20年中，中国建筑还是一直被苏式风格的建筑所主导，而到了90年代，随着私人业主与私人建筑师的出现，开始出现大量美式风格的建筑。中国加入WTO之后，伴随着全球化浪潮，中国成为国际建筑事务所的巨大试验场。这些狂飙突进的年代里，具有梁思成当年所期望的具有“中国风格”的建筑则很少被主流所重视。

　　直到近些年，伴随传统文化在中国的整体性复兴，一些曾经显得默默无闻，但在中国底蕴上同样具有探索性的建筑师与其作品，开始被重视。其中代表建筑师有王澍、张永和等。虽然他们与梁思成有很多不同，比如梁思成更重视官式建筑、寺庙建筑，而后来者们更愿意从古代园林和民居，甚至绘画中汲取养分。他们也不像梁思成一样，愿意强调建筑的“民族性”，而是更愿意用更为现代的概念“地域性”来概括其探索。但从寻找建筑的“中国底蕴”这条线上来看，他们又是梁思成建筑实践的别样延续。“梁思成变成了一个中国建筑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大家不一定按照他的脚步去走，但不可避免地要朝着他指的方向去走。他本人不一定是后辈追寻的目标，但他永远是中国建筑师和学者们探索现代中国建筑之路过程中的一个坐标。”赖德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除了书信、照片，展览中还披露了许多梁思成、林徽因等人绘制的图纸。其中最大一张渲染图是《蓟县独乐寺观音阁》。这张图，是策展方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借取展出的。这场展览的362件展品中，只有20余件来自哈佛大学的展品是复制品，其余均为原件展出。

　　梁思成正是在1932年，考察天津蓟县独乐寺之后，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首次呼吁出台“古建保护法”。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制定过一部《古物保存法》，但该法律只提到可移动文物，未提及文物建筑。1949年之后，中央政府先后出台《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等保护文物的条例。1982年，梁思成过世10年之后，《文物保护法》成为正式的国家法律。

　　也是在上述文章中，梁思成首次阐述了自己的古迹维修观“以保存现状为保存古建筑之最良方法，复原部分，非有绝对把握，不宜轻易施行”。这一观念，在1935年《曲阜孔庙的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中，有更为完整的阐述：“我们须对于各个时代之古建筑负保存或恢复原状的责任。在设计以前须知道这座建筑物的年代，须知这年代间建筑物的特征。对于这建筑物，如见其有损毁处，须知其原因及补救方法，须尽我们的理智应用到这座建筑本身上去，以求现存构物寿命最大限度的延长，不能像古人拆旧建新。”

　　到了60年代，梁思成将其文物修复的思想明确为“整旧如旧”。1963年，梁思成在扬州关于古建保护的报告中说，“我的牙齿没有了，在美国装这副假牙时，因为我上了年纪，所以大夫选用了这副略带黄色，而不是纯白的，排列也略稀松的牙，因此看不出是假牙，这就叫做‘整旧如旧’。”

　　但遗憾的是，梁思成逝世近50年间，他所反对的“拆旧建新”，一直屡屡出现。2012年底，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检查情况的通报》，批评拆旧建新、复古造假现象屡禁不止，尤其2008年以来，大同、聊城古城复建以及其他部分古城不惜公共财政代价大规模“造城”。

　　如今来看，梁思成的“整旧如旧”的古建修复观念，也不再是古建修复的前沿标准。早在1964年，国际遗产保护的主流观念，已经发生变化。那一年，威尼斯召开了历史古迹建筑师国际会议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威尼斯》，并在次年成立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此后该组织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一系列公约、、文件，逐渐成为国际遗产保护的普遍理论。其中，《威尼斯》的立论基础，是强调历史的“原真性”，与梁思成的“整旧如旧”强调复原建筑最早样貌不同，“原真性”在补足古建缺失、损毁的部分时，强调要与原来的部分作出区分，防止补足部分使原有的艺术和历史见证失去真实性。

　　只不过，由于彼时中国与西方学术交流极少，中国引入《威尼斯》时，已经距其发布过去了22年。1986年，清华大学主办的期刊《世界建筑》将《威尼斯》首次在国内刊载，自此之后，梁思成对于古建修复“整旧如旧”的理念，在建筑遗产保护领域开始告一段落。

　　多数展出文献，透过玻璃展台，只能看到文献其中一两页。但在涉及“梁陈方案”的文献，策展方腾出大量空间，展品有20多页摊开展出的《北京市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在红色稿纸上手写的《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以及梁思成写给周恩来、彭真的信件。

　　“梁陈方案”是指梁思成与陈占祥在1950年2月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概括来说，该方案主张在北京古城以西建设中央行政区，整体保护古城，平衡发展城市，避免单中心城市弊病以及大规模旧城改造带来的经济、社会负担。

　　最终，“梁陈方案”没有被决策者采纳。1957年，梁思成在《整风一个月的体会》中写道，“由于党的某种工作方法或作风而令我吃的苦头也真不小，使我彷徨、苦闷、沉默。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赵燕菁是厦门大学教授，曾在厦门市担任过十一年的规划局局长，梁思成在城市规划方面的理论遗产对他的规划实践有很大启发。在他看来，虽然 “梁陈方案”在梁思成生前未能被大规模实践，但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进入高速发展，梁思成规划思想的超前性开始显现，特别是行政带动、另辟新区的发展模式，几乎就是“梁陈方案”的直接翻版。中国城市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后，中国城市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空间扩张模式：一种模式是沿袭战后国际上最流行的大伦敦规划模式，这一模式被苏联专家带入中国，其特征就是单中心，加环线、绿化带、卫星城，向各个方向同步扩张，主要代表城市有北京、福州、广州等；另一种，便是“梁陈方案”模式，特征是将行政中心整体搬迁，在城市发展的主导方向建设新城，代表城市有青岛、深圳、厦门、杭州、成都、郑州。两个对照组的实践，为广受争议的“梁陈方案”提供了难得的检验。

　　实际上，90年代之后，各地的新区建设，与“梁陈方案”的初衷决然不同。梁思成对古建筑的感情，决定其在提出“梁陈方案”时，更重视的是“保护”，而非“发展”。而改革开放后，“梁陈方案”模式的复兴，则是缘于各地主政者面临的财政预算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寻找到快速发展的路径。其中青岛行政中心东迁，是最早使用了与“梁陈方案”同构的经典案例：1989年，青岛市提出改变南北发展的格局，向东部拓展。1992年“南巡”讲线平方公里的行政中心区，迅速成为开发热土。青岛的成功，成为后来其他城市仿效的样本，“梁陈方案”在大江南北四处开花。

　　赵燕菁如今回头看，世界范围内，为什么只有中国采用另建新区的“梁陈方案”模式大获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城市土地国有制，而由于中国城市化具有巨大的增量，所以不会出现发达国家建设新区必然出现的抽干老城的人口、资源现象。依靠这一模式，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初到如今，城市建成区面积已经扩张了十余倍之多。

　　“过去四十年中国城市化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梁先生规划思想的远见，‘梁陈方案’包含的规划思想，已经超过了梁先生同时代世界上最先进的规划理论（包括梁先生推崇的‘有机疏散理论’）。虽然他自己也一定不知道，多年之后，‘梁陈方案’会以这样的方式死而复生。”赵燕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