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考古大突破｜从南海一号、南澳一号到长江口二号……

水下考古大突破｜从南海一号、南澳一号到长江口二号……

水下考古大突破｜从南海一号、南澳一号到长江口二号……,

　　古建测绘说明,山庄古建筑彩绘,淮安古建绘画沉船、港口与贸易品，是考古学家解读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金钥匙。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沉船考古成果尤其令人瞩目，出人意料的水下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被看作中国水下考古迈入世界一流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作出了积极探索。在长江口二号古船之前，中国水下考古又有哪些重要的案例与探索？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水下考古研究的逐步发展，在一些古代航线下，陆续有古沉船重见天日。我国古沉船家族较为有名的有“泉州湾后渚港宋代海船”“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南澳一号”“碗礁一号”等。其中，泉州湾后渚港宋代海船是我国出土的唯一一艘由海外返航的古代远洋海船，其他均是从中国向外出发途中失事沉没的。

　　泉州湾后渚港宋代海船发掘于1974年8月，被列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重大发现。1973年8月，长期在家乡泉州进行泉州港考古研究的厦门大学历史系庄为玑教授，与福建省博物馆、泉州市文管会、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等单位的十几名考古人员，到后渚港考察海外交通史迹时，听说有渔民在海滩上捡到潮湿的木头，点火而不燃。在现场调查时，庄为玑在一条水沟旁找到很多的木板，结合附近石条砌成的古码头，以及周边发掘出的宋代陶瓷器，他判断此处有一艘规模不小的古代木船。后经多次复查，并进行局部试掘，庄为玑的判断得到进一步证实。经报福建省文化局、国务院文物局批准，在做好前期相关筹备工作的基础上，1974年6月9日，中国首次大型海湾考古发掘工程启动，发掘工作持续到当年8月，历时两个半月。

　　发掘出的沉船残长24.2米、残宽9.15米，有13个水密隔舱，载重量200多吨，除船体上部结构损坏无存，船首残存部分结构，船身中部底板、舷侧板和水密隔舱壁、桅座、船龙骨等保存较好。专家结合船型结构特点、船舱出土遗物及沉积环境等，推断这是南宋末年的远洋商船。

　　有宋一代，我国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自唐以来，泉州便是我国古代海外交通重要港口之一，宋元时期海外贸易更是空前繁盛，以“刺桐港”之名享誉海内外，与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元代时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泉州悠久繁盛的海外贸易，造就了发达的造船业，泉州成为我国古代南方重要造船基地，所造船舶以结构坚固、抗风力强、适航性好而著称于世。专家从古船用材、造船工艺和“保寿孔”等方面来看，判定其为泉州建造的“福船”。古船龙骨和壳板的设计及其工艺、水密隔舱的设置，都显示出其设计和建造技术的先进性。特别是水密隔舱，大大增强了海船的抗沉性和船体的坚固性，且便于货物的装卸，这种先进设计可上溯到唐代，比欧洲早了近千年。

　　泉州湾后渚港宋代海船出土物最多的是香料药物，有4700多斤，有降真香、檀香、乳香、龙涎香、沉香、槟榔、胡椒……这些宋元时期我国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当时被广泛应用于生活和医药上的热门货。此外，出土物还有木货牌（签）、铜铁钱、陶瓷器、象棋子等13类，均为国家一级文物。专家根据出土物判断，这是一艘从东南亚满载着香料回泉州港的沉船。

　　南宋椰子壳：近似球形，椰子壳经过加工壳顶挖一小孔个，孔径4.8厘米，腰部也挖有一小孔，径约0.8厘米。韩振华教授认为它是一种船上计算时间的“水时计”。

　　泉州湾后渚港宋代海船的出土，是我国宋代特别是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的历史见证，对于研究我国海外交通贸易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外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以及我国造船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021年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正式获得通过。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申遗的重要实物印证，这艘沉睡海底700年的古船及其所承载的出土物，如今静静地躺在开元寺里的泉州湾古船陈列馆，带着昔日的辉煌与沧桑，循着漫长而曲折的海上丝绸之路，穿越千百年时光，向人们再现700年前宋船航行的商贸历史与生活图景，讲述宋元中国辉煌的海外贸易与交流史。

　　1987年初，交通部广州海难救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合作在广东省台山县川山岛附近的海面进行探测作业，没有发现荷兰商船遗迹却意外发现一条古代木船，即“南海Ⅰ号”沉船。

　　国家先后组织开展过多次水下搜寻、物理探测、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等工作。2007年，在多次水下考古工作基础上，工作人员以空前的整体打捞方式，完成钢沉箱静压下沉和水下穿梁后，把5500吨的钢沉箱包裹的“南海I号”古沉船及其船货整体起吊出水，最后采用气囊拉移的方法平稳移入专门为之建造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

　　2007年12月22日“华天龙”把套装“南海I号”钢沉井向“重任1601”移交

　　“南海I号”整体打捞的成功，开辟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模式和新领域，对中国乃至世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意义！为此，“南海l号”整体打捞及保护荣获文化部创新奖、国家文物局颁发的“2009年度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一等奖以及中国航海协会一等奖等。

　　2013年底“南海I号”保护发掘工作全面启动，2015年完成沉船本体及船货以上的堆积清理，基本暴露出船体隔舱板以及船舱内未被扰乱的整齐摆放的船货堆积。据统计，“南海I号”发掘文物逾18万件套，其中瓷器约16万件套，铁器凝结物124吨。当中既有船货，还有船上的生活用具及旅客所携带的贸易用具或随身物品等。船货构成丰富多样，其中陶瓷器几乎囊括了当时南方主要窑口与瓷器种类，多产自浙江、江西、福建以及广东本地窑口。

　　“南海Ⅰ号”沉没地处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南海Ⅰ号”大量的贸易瓷器是为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外销品种，而不同文化的审美、器型、工艺等也对中国瓷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铁器、铜器、丝绸等手工艺制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业已成为输出的主要货物；大量金、银、铜币的出现，显示出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已涉及到海外贸易体系当中，再现了南宋海洋活动的繁荣景象。

　　2020年5月5日“南海Ⅰ号”保护发掘项目成功入选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10月18日，“广东‘南海I号’沉船”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南海I号”的发现及打捞发掘工作前后历经三十余年，是广东也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一个缩影，见证了我国水下考古学科领域从无到有，再到成熟壮大的发展历程。中国水下考古起步阶段，国家围绕“南海I号”培养了几期水下考古队员，其中就有后来整体打捞和保护发掘工作的历任领队们，基本奠定了中国水下考古事业起步的人才基础。为此，广东省自己也培养了一批水下考古队员，他们基本都全程参与广东“南海I号”、“南澳I号”等省内多个大小水下考古项目，为广东水下考古提供了人才保证。后来还经常驰援全国各地包括近年致远舰、经远舰、宁波小白礁、西沙等著名水下项目，甚至海外的韩国“马岛一号”沉船等国外项目等。因此，“南海I号”对中国水下考古的开创性确实可与殷墟对于中国陆地考古的开创性意义相媲美。

　　“华光礁一号”沉船遗址位于西沙群岛华光礁礁盘内侧，1996年由渔民发现，1997年曾遭到非法盗掘，沉船遗址破坏严重，1998—1999年做过一次初步调查和试掘。

　　2007年3—5月，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对该沉船遗址进行了全面揭露的大规模考古发掘，逐层、按探方清理船内遗迹，对发掘过程、船体与遗物做了全面测绘，出水了一大批瓷器等遗物。2008年11—12月，再次对船体进行了发掘，对船体构件进行编号测绘，分解提取运回博物馆进行脱盐、脱水保护处理，还采集各个部位船板、艌料、珊瑚砂等不同样品进行鉴定和测试，以全面获取船体及其保存环境等信息。

　　“华光礁一号”沉船出水遗物近万件，有瓷器、铁器、铜镜、铜钱等，瓷器有青白釉、青釉、白釉、酱釉等，多为日常生活用器，分别产自景德镇窑、德化窑、磁灶窑、闽清窑、南安窑、松溪窑等，年代属南宋时期。后考古发掘出一件刻有楷书“壬午载潘三郎造”字样的青白釉碗，推断该船应是南宋中期左右。

　　“华光礁一号”沉船遗址的试掘与发掘，是中国第一次开展的远海水下考古发掘工作，同时也是在水下环境良好的条件下开展的一项较为全面系统、记录详尽的水下考古实践。

　　中国海域发现的海上丝绸之路沉船以泉州后渚沉船、“南海一号”和“华光礁一号”最有代表性，三者所属年代均为我国古代海洋贸易的高峰时期——宋元时期，发现地点恰在起航港、“放洋之地”（古人对出海通道的称呼）和远洋航线上。从航向来看，“南海一号”与“华光礁一号”是从中国港口满载出海的商船，后渚沉船则是从东南亚归航泉州的海舶，这些发现非常生动地展示了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风貌。

　　此外，2007年，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东南海域也发现了“南澳Ⅰ号”沉船。2010——2012年夏，水下考古队连续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工作。后经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调查确认为一处明代沉船遗址，并获评2010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

　　和“南海Ⅰ号”不同的是，“南澳Ⅰ号”沉船打捞只是把船上的器物打捞起来。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原真性原则，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要尽量保持原真性，希望不要动船，因为船拆下来之后，就很难再装回去。为了保证“南澳Ⅰ号”的船体不被破坏，水下考古工作者采取了另外一种措施，就是用一个大型框架把它罩在海底。

　　浙江宁波的渔山列岛小白礁海域，被喻为“亚洲第一钓场”。这里生态环境优美，海底资源丰富，是全亚洲贝类生长最好的地区之一。为了采集到最优质的海贝，当地的渔民们曾经深潜海底，却意外发现了古代瓷器。

　　2008年，闻讯而至的水下考古队在一望无际的海域中展开大规模搜索。尽管文献中有关于沉没的记载，但真实情况却仍是个未知数。

　　历经一个多月的高强度水下作业后，考古队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一次浙江沿海水下文物普查中，首次发现了古沉船的线索。通过声纳探测、潜水探摸等一系列前期调查，基本确定它是一艘中等规模的远洋商贸运输船。

　　海底出现了规整的人工石板，层层叠叠地铺开。经鉴定，石板正是由产自宁波的特殊石料——小溪石制成。古时，人们把它当作高档的建筑材料，直到今天，在宁波的许多道路、桥梁以及古建筑上依然能够看到小溪石的身影。考古队顺藤摸瓜，在石板附近的海底，发现了沉覆已久的船体，并将它命名为“小白礁Ⅰ号”。

　　2011年4月，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象山小白礁1号沉船”遗址水下考古发掘项目立项。并于2012和2014年先后两次进行了船载文物和船体发掘。发现“小白礁1号”为一艘沉没于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的远洋木质商船。船体残长约20.35米，宽约7.85米。为了准确掌握沉船保存的状况，找到确定沉船年代的标志性文物，考古队决定对它进行重点调查和试发掘。

　　就在此时，一枚叶腊石材质的印章映入眼帘。它的表面篆刻着“源合盛记”四个字，据推测，这应该是商船所在商号的名称，由两家商号联合组成，可见规模不小。除此之外，沉船附近接连发现的稀有钱币与船舱内出现的古瓷器和紫砂壶，更是让考古队惊喜不已。古钱币的种类众多，不仅有“康熙通宝” “乾隆通宝”等清代古钱币，甚至还有日本的“宽永通宝”、越南的“景兴通宝”，以及西班牙的银币等。而船舱内数量众多的青花瓷原生堆积，虽掩埋百年，但仍旧陈列整齐，质地细密，毫无使用痕迹。东部船舱里刻有“孟臣”二字的紫砂壶，更是使得紫砂壶历史上的一代宗师——孟臣的真迹重现于世。

　　结合诸多强有力的佐证，考古人员终于揭开了“小白礁Ⅰ号”的身份之谜！他们推断，满载货物的“小白礁Ⅰ号”是清代时一艘从中国港口出发的商船，目的地极有可能是东南亚的某个国家或地区。虽经百年沧桑变幻，沉船仍保留龙骨、肋骨、船壳板、隔舱板、铺舱板、桅座等，造船用材主要产自东南亚一带。研究情况表明，“小白礁Ⅰ号”沉船既具有典型的中国古代造船工艺特征，也保留了一些国外的造船传统，可以说是中外造船技术相互融合的难得实证。

　　“丹东一号”沉船位于丹东市西南50多公里海域处。2013-2015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会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调查工作，通过档案梳理、物探扫测、潜水探摸、抽沙清理等工作，最终在24米的海底找到并确认清北洋水师的致远舰。

　　沉舰整体受损较重，舱内淤满泥沙，因工作季时间有限，舱内未做过多清理。从残存的锅炉高度与舯部穹甲看，沙中舰体残存高度已位于水线以下，按舱室结构已是底舱，即动力机舱的位置，高度已不到完整底舱室的顶部。舰体周边散落着钢板、锅炉配件、炮弹等物品，原位于水线上的物品，如舷窗、加特林机枪也是如此，应为爆炸时向四周抛撒所致。

　　历次调查提取水下文物计180余件，另有65枚清代铜钱。按质地分有银、铜、铁、木、瓷、玻璃、皮革等类，用途涉及船体构件、舰载武器、搭载的官兵生活物品等。

　　致远舰的多种舰载武器在“丹东一号”沉船遗址中均有发现，包括8英寸主炮管残片、鱼雷引信、152毫米炮弹、57毫米炮弹、47毫米炮弹、37毫米炮弹、加特林机枪及子弹、毛瑟等。此外还发现数枚马蒂尼·享利步、左子弹等等。其中，加特林机枪全长116厘米，保存较完好，并附带可旋转托架，前端见呈圆形排列的十根枪管。机枪铭牌尚存，铸有武器名称、公司名称等信息。

　　搭载人员的生活物品包括茶杯、瓷盘、鞋底、皮带、木梳、鼻烟壶、印章及一些钱币等。其中，白瓷餐盘为宽平沿浅盘型制，盘心饰篆书“致远”二字，外圈为字母，上半圈为“CHIH YüAN”（致远威妥玛拼音），下半圈为英文“the imperial chinese navy”，组合成一个圆形徽标。另发现一件盘心下凹的白瓷小托盘及一把与瓷盘配套使用的银勺，盘心与勺柄上均带同样的“致远”圆形徽标。

　　1894年9月17日，中日爆发甲午海战，在交战的黄海北部先后沉灭扬威、超勇、致远、经远四艘军舰。通过比对沉船遗址残存的1600吨铁质体量、水下发现的穹甲钢板、独特的方形舷窗、主要武器配备，以及带“致远舰”文字款识的餐具等考古实物资料，并结合甲午海战档案、北洋海军档案和海域当地的口述史料综合判定，“丹东一号”沉船为致远舰。

　　辽宁“丹东一号”清代沉船（致远舰）水下考古调查为中国近代史、甲午海战史和世界舰船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为多种物探设备、三维摄影拼接技术在水下考古中的综合运用积累丰富经验，并有助于推进我国领海范围内近代钢铁沉舰的文物保护工作。

　　据悉，2022年8月27日，山东威海“靖远”舰遗址第一期水下考古调查工作也正式启动。“靖远”舰为“致远”舰的姊妹舰，1887年建成，同年12月加入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威海卫之战中被日军占领的鹿角嘴炮台发射的两发炮弹击中后搁浅，为免资敌，实施自沉。此次水下考古调查项目历时70天，由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和威海市博物馆并调集来自山东省内、海南、广东及湖北的水下考古队员联合组队。

　　“经远舰”遗址位于辽宁省大连市庄河黑岛老人石海域。2014年夏，水下考古队依据资料线索与磁力仪物探数据在该处发现一艘铁质沉船残骸，并推测很可能为中日甲午海战时沉灭的“经远舰”。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2018年7-9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开展庄河铁质沉船遗址专项调查工作，最终证实为甲午海战北洋海军沉舰——“经远舰”。

　　经考古确认，舰体残骸呈上下颠倒翻扣在海底，舰艏东北向，由艏至艉微倾2-3°，总体残长80米，宽12米，泥下最大埋深达6.4米。“经远舰”沉灭后遭受长期破拆，底舱已被抓损殆尽，由于舰体翻扣，底舱上面的生活舱室及甲板上的武器装备反而保存下来。由于舰体前后倾斜，舰体最前端已破坏到生活舱，舰体后半部的生活舱未遭到破坏，舱室甲板还有保留。

　　此次“经远舰”的发现，首先是平息了“经远舰”沉灭地的争议。在此之前，沉灭地有大鹿岛、庄河、海洋岛等多地的分歧，而此次随着“經遠”铭牌的发现，最终确证“经远舰”沉灭于庄河老人石（旧称虾老石）的南面，与民国《庄河县志》的记载“舰在虾老石东八里许”基本吻合。

　　“经远舰”调查是继“致远舰”之后，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获得的又一重大成果，也是目前唯一发现的北洋海军舰铭牌，其材质、工艺及安装方法首次得以明确。同时，“经远舰”是德国设计制造装甲巡洋舰的最早案例之一，它的发现为世界海军舰艇史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此次水下考古调查摸清了整个沉舰的残存情况、埋藏状态、遗物分布等诸多信息，可以借些还原激烈海战的一些细节。

　　甲午海战是木质风帆战舰被蒸汽机装甲战舰取代以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战，是世界各国海军教科书上的经典案例，其交战模式、舰体结构、火力配备等等一直是后世关注与研究的重点。同时，甲午海战也是中日近代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改变了中国、东亚的政治格局。此次水下考古调查成果有助于推进中国近代史、海军发展史、世界海战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龙泉窑瓷器的船只在漳州古雷圣杯屿海域沉没，从此深埋海底。

　　圣杯屿沉船是继平潭大练岛沉船之后，福建沿海发掘的第二艘元代沉船遗址。该沉船遗址位于圣杯屿海域水下28米至31米间，发现于2014年，2016年和2021年先后进行了两次重点调查。

　　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组队，调集北京、福建、广东等地方的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并与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北京科技大学等科研单位、高校合作，组建了一支多学科水下考古队，于2022年8月底至12月初对该沉船遗址开展水下考古发掘工作。“今年的主要任务是发掘和保护船载文物。”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圣杯屿发掘项目领队梁国庆介绍。

　　目前这艘元代沉船水下考古工作正在进行。据目前考古发掘得知，沉船的船货主要为龙泉窑青瓷，器型以碗、盘、洗、碟为主，少量盏、高足杯等。目前已经有 300多件出水瓷器在漳州博物馆展出，比较精美的有：小巧精致的双鱼洗、稳重大气的龙纹大盘、活泼灵动的五线谱纹高足杯、内底百花绽放的青釉印花瓷盘等。经专家鉴定，这些都是元代中晚期的外销瓷，可见当时我国海上贸易的繁盛。

　　“圣杯屿沉船遗址是我国目前已发现保存较好的元代沉船，其沉没位置正处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节点——菜屿航道旁边，它的发掘对研究元代中晚期龙泉窑瓷器的生产和销售、福建古代海洋交通线路，以及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方式等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考古资料。”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孙键此前表示。

　　然而，圣杯屿元代沉船的考古发现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早在2010年，圣杯屿沉船的瓷器就已零星面世，但彼时受到文物贩子盗捞和破坏，部分瓷器流通到市场。圣杯屿水下考古发掘副领队、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阮永好是该事件的亲历者。他作为当地为数不多的水下考古工作者，一直追踪此事，向当地老渔民打听线月，漳州文物部门联合市边防支队、市文化综合执法支队破获了这起重大水下文物盗捞案件，查没文物共722件。

　　据悉，为了满足大家对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的好奇与期待，“海贸明珠——漳州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水下考古成果展”正在漳州市博物馆对外展出，展览分为“海船迷踪初浮现”“滤沙去泥探桅樯”“古港扬帆勇踏浪”三大部分，共展出漳州海域出水文物共422件（其中漳州市博物馆馆藏及国考中心移交文物365件，东山县博物馆馆藏45件，龙海区博物馆馆藏12件），凸显出漳州海域水下文化遗产数量众多、类型多样、价值巨大，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海上丝绸之路交流互鉴的实物见证。

　　（本文整理自广东文物考古、文博中国、漳州市博物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等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