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夏：文化遗产研究需要博采众长——以侯仁之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与历史古迹保护为线索

赵夏：文化遗产研究需要博采众长——以侯仁之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与历史古迹保护为线索

赵夏：文化遗产研究需要博采众长——以侯仁之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与历史古迹保护为线索,

　　古建彩绘中国,古建筑测绘工具,彩绘古建壁画“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称作文化古城的北平，心向往之，终于在一个初冬的傍晚，乘火车到了前门车站。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突然感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中。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把我引进历史的殿堂。”——侯仁之

　　侯仁之先生（1911—2013），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今年是侯仁之先生诞辰110周年。笔者不揣简陋，结合目前从事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工作，更觉先生学术人生之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贡献之大。饮水思源，以“文化遗产保护”为线索，重温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社会贡献，既在追寻他丰厚的学术人生，同时也希冀为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事业的发展有所启发，并表达心中深深的敬意。

　　侯先生初来北京求学之际，就被宏伟的北京城以及美丽的燕园深深地吸引了。正如他本人所言：“我不是北京人，可是北京城从我的青年时代起，就把我引进了一座宏伟瑰丽的科学殿堂”，而且“知之愈深，爱之弥坚，终至欲罢而不可能。”在日后求学和工作的岁月里，这种强烈的热爱之情逐渐转化为严谨、系统的治学之道。关于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侯先生情有独钟，付出心血最多，收获也最为丰硕，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如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eiping）、《北京城的生命印记》以及三卷本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等。侯先生关于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括对河流水系、水源水利的研究，对燕园历史、西郊园林和海淀聚落的研究，对北京区域环境、城市起源、规划设计、功能结构、性质特点、交通道路以及发展演变规律的研究等多方面。内容十分广泛，既立足史料记录，又兼及实地考察、空间定位，跨越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界限，并贯通古今。

　　侯先生基于北京历史地理研究，还涉及到北京的规划建设和未来发展，以及众多历史古迹的保护利用。1950年4月，他被任命为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负责城市规划和重要建筑物的设计审查工作。改革开放以后，1981年6月又当选为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参与负责全市文物古迹的保护和管理。这些研究和工作，貌似跨界，但对于侯先生来说，却是并行开展，兼而有之，互有促进的。正是持久的、丰富的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基础研究，为侯先生长期服务于北京城的保护与发展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

　　1980年代中，侯仁之教授（前排中）与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及有关人员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局会后合影

　　侯先生通过历史文献以及实地考察，结合考古调查，对“燕都蓟城”的历史，以及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发展演变、城市规划、街道布局和重要建造等都曾开展过诸多深入细致的考证和研究。因此，他对北京历代城市的发展、城址变迁、设计营造、自然环境的利用和改造都有非常系统的了解，对城市历史遗迹的组成、功能、意义和价值也有相对全面的把握，从而有助于他对北京城市保护与发展进行综合性的考虑，并提出很多切中要害又高瞻远瞩的建议。侯先生一方面重视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象征或见证意义的史迹和遗产地的保护，如在卢沟桥的保护、金中都宫殿及护城河遗迹的保护、元大都北城墙遗址公园的建设、明北京城城墙遗迹的维修、城市中轴线的保护与延续等；另一方面，呼吁应加强对北京城整体性的保护。在参与城市保护和发展规划工作时，他多次强调：“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北京旧城，是祖国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要“全面地、认真地加以考虑。不是东一点，西一点零敲碎打，也不只是保留一个又一个的古建筑的问题。可以这样讲，整个北京旧城，就是一个历史文物的综合体。”

　　北京老城作为我国古代都城的结晶，有其统一的规划主题思想，如同侯先生和很多中外著名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整个北京城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和谐有序的整体，严整、和谐、宏伟、壮阔的整体，其独特风貌，既在于宫殿、庙坛、园林、街道、四合院等，更重要的还在于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所认可的“总体设计”。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支持梁思成先生关于北京老城的“整体保护”思想，在城墙留与拆的问题上，他也认为“城墙的建筑和城市的平面设计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与长城一样同样是工事宏伟的古建筑，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力，因此值得保留，认为梁先生关于城墙保护以及构建“人民公园”的设想符合“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古建筑古遗址和其他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上，侯先生认为“应该给人以历史的真实感，而不宜搞‘假古董’；应该继承固有的优良传统，又要有所发展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而不宜单纯地、不加分析地模拟过去和模仿外国，以致丧失应该首先发扬的地方特色”。所以，他不主张翻天覆地的城市大拆大建，很早就提出了老城改造要“进行微循环改造，或对其进行功能置换”的思想，非常有前瞻性。

　　与此同时，侯先生通过对北京不同历史阶段城市发展与继承的研究，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新社会的新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某些人的头脑里设想出来的，更不可能是从任何外国模仿搬运而来，它只能从自己固有的历史文化中产生出来”，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刚刚迎来大建设的1980年代，侯先生就撰文指出，“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绝不能把西方的糟粕当作现代的精华来生搬硬套，一味模仿，而这一点我认为正是目前北京城在建设中所面临的又一种威胁。万不可以在要求现代化的借口下，抛弃了我国城市规划和建筑艺术的优良传统及其特色”。

　　侯先生对于北京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城市的发展，并非就保护谈保护，就建设谈建设，而是基于对北京城市历史演变的整体把握以及对首都未来发展方向的综合思考。1980年代以后，北京城市保护与城市建设矛盾日渐突出，侯先生针对1983年中央、国务院所作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重要批复，围绕“社会主义的未来首都应该是什么样的”，积极撰写文章，阐述他自己的思考和建议，提出了“北京规划的两个原则”：第一，一定要站在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高度上，来看北京城的规划和建设，特别是北京旧城的改造，不然就丢掉了大方向；第二，一定要在北京城的规划和建设中——特别是在旧城的改造中，坚持突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题思想，不然就要陷于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他还高屋建瓴地提出：“不能零敲碎打，只顾今天，不看明天，只顾局部，不看全局。要站得高、看得远，要看到是在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国土上正在开创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因此就要求既能反映具有自己特色的历史文化，又能反映革命传统，还能反映社会主义首都的独特风貌。”

　　“城市与水”一直是侯先生认识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他认为城市水源的开辟和利用始终与城市的发展存在着密切关联。尤其对于缺乏充沛水源的北京来说，历代都非常重视河湖水系的开发和利用。侯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北平金水河考》、《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首都都市计划中新定文化教育区的地理条件和它的发展过程》、《北京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北京历代城市建设中的河湖水系及其利用》等重要文章。基于这些研究，他对未来北京水系的开发利用和水利文化遗产遗迹的保护，提出过很多重要建议，如对莲花池、什刹海、高粱河、万泉河、白浮泉水、万宁桥、汇通祠的研究和保护。

　　位于北京西客站附近的莲花池，曾经是古蓟城到辽南京城的城市水源地，可以说它是北京的“母亲湖”。但是这样一处重要的城市发展水源地，在1989年建设西客站时差一点被彻底填埋掉。侯先生听闻此事以后，及时反复地阐释其重要意义，他认为“北京是靠着一个蓟丘，一个西湖（莲花池）才成长起来的，作为北京历史上城内、城外水源的起点，它是研究古代北京水系变迁和金都城位置、地貌等历史地理方面的重要物证。这不是一般的古迹，它对北京有着重要的意义”；并充满激情地呼吁，“一个人绝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过去，一个如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也绝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起源”，强烈呼吁莲花池作为“北京城发展过程中最早、也是最为重要的‘生命印记’，理应完整地保留下来”。结果如他所愿，站址东移100多米，使得行将干枯的湖面不仅有幸保留，而且周边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亦如莲花池之于金中都的意义，什刹海之于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元初新建大都时，选址就在什刹海畔，并紧傍东岸确定了全城规划设计的中轴线，当时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可以直达此地，因此商业繁华，成为北京城“最富有人民性的地区之一”。为了确保这两处重要的城市发展水源水系的见证地点，1998年，87岁高龄的侯先生在受邀为北京市委做报告时，以《从莲花池到后门桥》为题，详细地陈述和强调了二者之于北京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而得到政府领导的支持，按其志意保护了莲花池、什刹海以及后门桥等多处重要的史迹。这令侯先生倍感欣慰，他曾不无自豪地说：“我晚年两个最大的心愿，都实现了”。

　　海淀地区，是侯先生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也是他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起点，感情极为深厚。海淀镇的发展定位以及北京大学校园、三山五园西郊园林的保护和建设，一直都是侯先生密切关注的议题。

　　关于海淀聚落的起源发展以及与北京城的关系、西郊园林的开发、河湖水系的利用、园林遗址保护、生态环境的改善等问题，一直是侯先生关注的重点议题。1951年侯先生撰写了归国以后的第一篇论文，即《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就是针对当时海淀被确定为“新定文化教育区”而对其地理条件和发展过程所作的研究，并基于研究对这一地区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很多建议。在“中关村西区”的改造中，侯先生与岳升阳先生又撰写《海淀镇与北京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理关系与文化渊源》，多方呼吁，力争保留更多的历史遗迹，包括清代乾隆时期通过苏州街的御路以及双关帝庙、火神庙等。

　　北京大学校内燕园核心区的文物古迹研究和保护，以及在校园建设中的有效利用，侯先生也功不可没。一方面，他致力于校园发展建设历史的研究，早在1960年代就在北大校刊上开辟“校园史话”栏目，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校园历史的文章，后来合编《燕园史话》，侯先生还曾一度为初入燕园的新生讲解校园历史，至今传为佳话；另一方面，凡北大校内新建设的选址、规划，校方都会积极征求侯先生的意见并尊重他的提议。

　　侯先生在建勺园画廊之前，在地下十米处，发现有条石修砌的遗址，当是明代米万钟勺园湖泊西岸遗址

　　其实，侯先生关于北京城市遗产保护和利用所作的努力，还有很多，在此难以一一列举，只能梳理其主要脉络。

　　历史地理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尤其关注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造成的影响。城市，作为人类改造自然最为剧烈的地方，在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人类活动遗迹，而人类活动的遗迹以及与之对应的“人地关系”正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文本”和“对象”；而历史地理学者的调查研究，也可为深入理解历史遗迹“本体”和“环境”提供重要的学术支撑，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紧密关系。侯仁之先生之于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以及之于历史史迹保护所做出的贡献，在我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也是其中最为卓越的代表。他基于研究，一方面深入研究城市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规律，构建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规范和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在此基础研究之上，深化了对人类活动遗迹包括其中重要史迹及其所在地方的认知，并结合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新需要，积极思考城市未来的规划和发展方向，从而将城市的“过去”“现在”“未来”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历史地理的研究，一要依靠丰富的文献记载，同时也有赖于深入的实地调查。人类活动遗留在大地上的痕迹，若干特点以及变化微小的诸因素，可能仍会保留至今，恰如侯先生所言，“在地表上或在地表以下埋藏不深的地方，仍然保留有大量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为地理环境的今昔变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证据。不了解这些变化过程及其内在的规律，而想‘真正认识现代地理环境’，从而对之进行有效的利用和改造，是不可能的”。因此，实地考察和对史迹的重视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侯仁之先生本人也是极为热爱旅行并重视实地考察的。他在一篇名为《我爱旅行》的小文中以极为愉悦的心情写到，“这些旅行大大丰富了我的知识领域，增进了我对自己伟大祖国的认识，并且还多多少少决定了我日后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他经常只身跋涉于荒郊野外，多有收获，并愉快地称之为“地理学家的散步”。在读书教学之余，经常就近去附近的圆明园、颐和园，对西北郊的地形地貌、河湖水系、名园变迁仔细寻访，日渐有了清晰的认识。侯先生曾不无感慨地说过他这一辈子上过两个大学，一个是正式大学接受历史地理基础教育，一个是圆明园大学。在其个人治学经历中，印象最深的一次也许是他在抗战前夕侯先生随顾颉刚先生前往宣化、张家口的调研体验。归来之后侯先生因受启发而作《明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考》，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把一处古代遗址的研究扩大到一个地区的开始，也就是‘从点到面’的开始”，进而认识到“历史遗迹应该得到充分重视的意义”。

　　关于历史遗迹的重视，也拓宽了侯先生关于历史地理研究和对学科发展的思考。改革开放迎来学术的春天之后，他心中一直在思考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方向，如何从人地关系角度进行研究 ，开拓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恰在此时，在北京平谷发现了上宅新石器遗址，他结合遗址进行研究，终于找到人地关系研究的新方向，也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从传统的历史时期，扩展到新石器时期。历史地理研究与考古遗迹的结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他给考古研究引入了环境研究的方向，也从考古遗迹中得到学科发展的启示，同是也加强了他对遗迹重要性的认知和保护的理解。

　　1936年秋，侯仁之（左）在广润庙遗址迤北四王府村边的地下石渠上，与村民李二座谈

　　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系列剖面法”和“复原法”是其重要的研究方法。所谓剖面，就是指一个地区在某一时间断面上的地理面貌，如果是若干次序相接的地理面貌，则可以复原一个“系列剖面”。一个剖面体现一个时刻的地理景观，一系列的剖面则能体现一系列不同时刻的地理景观。若将这些不同时间断面上的景观加以比较，就能发现地理现象的差异与变化。这一学术思想，体现了历史地理学科对时间与空间进程的重视，同时还会涉及到相关的社会文化属性。倘若对遗产保护对象及所在地区进行深入的历史地理的研究，将遗产（地）置于长时段的历史演变过程和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进行考察，也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认识遗产本身、相关历史文化信息、周边环境以及人文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联和发展演变的机制。这样的研究和视角，也有助于在遗产保护过程中避免“见物不见人”、“见人不见环境”、“见树木不见森林”等一系列问题，更好地处理好史迹与其所处自然和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探索可持续的保护利用之路。

　　侯先生对北京的研究和史迹保护，正是这样开展的。那些建造精良、保存良好的重要史迹，大家有目共睹，容易辨识和得到认可，而那些并不“起眼”却有着重要文化内涵和价值的，却很能考验人们的才学和眼界。一些原本不知名的史迹在侯先生的眼中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并且在他和很多人的努力下，得到妥善的保护和继承，如前所述的莲花池、后门桥保护就是经典案例。侯先生当时就提出，“在当前的保护与建设中，尤其应当重视并搞好与北京古城起源及旧城发展关系密切的历史古迹及其环境的保护，否则就会失去真正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呼吁和推进卢沟桥的有效保护是另一个经典事件。198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40周年纪念之际，侯先生奋笔疾书，前后所撰写了《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和《卢沟桥与北京》。这两篇文章是历史地理研究有助于扩展和丰富史迹及其价值认知和理解的生动注解。首先，侯先生对于卢沟桥的认识不只限于桥梁本身的历史悠久、雕刻精美以及对抗日战争的见证意义，而且从永定河的古渡口谈起，揭示此桥为沟通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道与通往蒙古草原和东北平原的重要“咽喉”之地，以及之于北京早期聚落起源、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其次，关于卢沟桥的保护，他认为“卢沟桥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所面临的危机，应该引起首都以及全国人们的重视”，要在经济建设和文物保护之间寻找“两全其美”的办法，“卢沟桥所面临的问题，虽然发生在首都，影响却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在随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北京市政府作出了“北京市政府为保护历史文物做出决定 24日起卢沟桥禁止机动车兽力车通行”的决定！应该说，侯先生在卢沟桥的保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每当我有机会路过莲花池、银淀桥、万宁桥、未名湖、畅春园等地，看到侯先生娟秀的题字，总是肃然起敬，联想翩翩。这也许就是人文地理以及城市规划学者所强调的“地方感”或“地方的意义”吧。“细微之处见功夫”，那些巍峨的宫殿，辉煌的园林，本为世人所重视，而那些残破或者貌似寻常的遗迹，如果我们懂得了隐藏在其间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意义价值，也是会珍惜的。

　　正如侯先生的英国导师达比所言，“今天的地理，就是明天的历史地理”，我们当前生活的地理环境也必然来自于过去地理的演变。“历史”与“现在”并非孑然断裂，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如此，“不了解历史，难以知现在之来源；不知现在，亦难以体会历史”。对于北京城的研究、保护和发展来说，侯先生对这一点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说“不了解北京城的过去，就无法认识北京城的现在，当然也就不可能正确预测北京城的未来”，“我已确信，没有对过去的研究和理解，就不能有效地规划未来，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物质环境、自然环境均适于此，概莫能外”。

　　这既是一种富有历史逻辑的学术态度，也是一种富有历史思维的发展思考。在侯先生看来“一个人如果忘记了过去，就等于没有了记忆。没有记忆的人是不完整的人，他的发展方向更无从谈起”，“要发展就必须了解过去”。所以，对历史的研究以及对历经岁月沧桑保留至今的文物古迹的珍视，既是保存“城市记忆”的载体，也是谋求发展的源泉。早在1979年，侯先生就撰写了《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与城市规划》一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释了二者之间的密切关联，并构建了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基本框架。在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之于城市规划的贡献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其实就是规划发展中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和利用。正如侯先生认为的那样，“充分揭示其（历史城市）规律和特点，既是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任务，又是改造旧城市所必不可少的知识，因此这样的研究也是城市规划工作所不能忽视的”、“不可或缺的”，若不了解城市的起源及其地理特点，不了解其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在这样的情况下企图对于这个城市进行全面的规划和改造，总不免是带有一些盲目性的”。我国历史悠久的城市为数众多，结合城市规划的要求，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当务之急”。虽然此文的书写距今已经过去了40年，但这40年中我国大小城市几乎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就与问题同在，城市文化遗存、文化记忆的大规模消失，城市面貌的严重趋同，广为病诟，遗产保护利用问题也因此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除了历史地理研究与文物古迹保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之外，学术师承，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以及服务社会的学术思想，都是侯先生重视更大范围内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因素。

　　其间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1936年夏天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前，顾先生在燕京大学曾开设了“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课程，这在我国高校是首开先河的，清华大学也有师生参与其中。师生利用周末时间集中于北平城内和京郊调研，较长假日则北上张家口、绥远一带，或南下河南郑州、洛阳、安阳一带。侯先生作为助手，顾先生分配给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每次确定调查目标之后，如某处的古建筑、某处的古园林以及某处的考古发现或古迹古物等，要事先写成一篇简要的介绍书，并铅印出来，在出发前发给学生，人手一份，作为到现场调查时的参考。这一调研和学习的经历对侯先生的影响极大，他后来回忆说：“早就对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发生了兴趣，这时参考资料的写作更进一步增加了我自己对北京古城的一些认识”，他曾不无感慨地说到：“就我个人来说，我之受益于颉刚师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给了我以实地考察的机会”，而且“这无疑对我是一个极好的训练”！此外，在跟随顾先生考察古都古物的过程中，他更进一步地增进了北京城的了解和热爱，而且考察中对于历史与现实变化之间的感触和追溯，为他的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甚至为他博士论文和终生的研究方向的确立拉开了序幕，亦为他后来参与首都规划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奠定了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言，“半个世纪以前顾颉刚师要我们重视古迹古物的用心，到今天还在鼓励着我为首都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尽一点自己的力量，或许这也是可以稍稍告慰于颉刚师在天之灵的吧？”

　　1936年春假期间，燕京大学历史系“古迹古物调查实习班”师生“汴洛古迹古物参观团”归来后留影，侯仁之（前排右二）负责领队

　　洪业先生早年的研究燕园历史的文章，如《勺园图录考》、《和珅与淑春园札记——燕大校园历史的一段插话》，曾经引发侯先生对校园历史研究的兴趣。如前所言，1960年代侯先生曾经在校报上开设专栏，介绍燕园历史，后来整理出版。每谈及洪业先生对他的影响，侯先生就说洪业先生一直影响到他日后研究方向的确立，他亦坦率而言，“我也正是由于深受煨莲师研究燕园历史的启发，才能在勤于搜集资料的前提下，进而扩大其探索范围，从西郊园林逐步扩展到整个北京城市发展过程的研究”。

　　两位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研究，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启发，增进了他对“古典建筑艺术的感受”，并启发了他对古迹之于“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见证意义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引导和奖掖下，拓宽了侯先生的学术研究视野，为他实现对北京城“从古到今”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必要的条件”。其间受益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为1950年应梁思成先生之请侯先生兼任清华大学教授，为清华大学建筑系开设一门名为《市镇地理基础》的新课，其目的本是为建筑系——特别是有志于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提供一些关于城市起源和发展、城址选择和迁移，以及城市建设中有关地理环境问题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实际上这门崭新的城市历史地理课程，不但引导城市规划的学生要重视基础研究及其成果在规划中的应用，同时也为侯先生研究北京开阔了思路。另一件事情也发生在同一年，侯先生又承蒙梁思成先生推荐成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直接参加了建国初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一些具体工作。正是这两件事情，对侯先生的治学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恰如侯先生所言“事实上，正是这门课程和我在都市计划委员会兼任的工作，终于成为我研究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新起点”。他因此对梁、林二人满怀感谢，由衷地感慨说“至于我个人，我应该毫不踌躇地说：正是建国之初思成先生所引导我参加的工作，使我有可能在科学研究上，尽快地从以个人兴趣为主的狭小天地，转向为祖国建设服务的康庄大道”；“除颉刚师外，我是更加受益于思成先生和徽音先生的”。

　　侯先生的从教治学当中，总是融入对民族文化的拳拳之意。学术研究的同时，他还曾撰写过很多精彩的科普文章，其目的就在于增进青年对家乡乃至国土的认识和热爱。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专门撰写了一篇《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小文章，有意启发读者要积极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民间传说和优秀的故事，调查家乡保留至今的古代遗迹、古老的建筑和碑刻、器物等，并建议人民政府去保护。可以说，这一建议至今有着现实意义，要想真正做好各地丰富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是必须有赖于做好这样的公众基础教育，并唤起大众的热情和关切。

　　侯先生并非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斋里的学者，他的研究往往是与现实社会的发展和关怀结合在一起的。他曾经引用清代著名地理学家刘继庄《广阳杂记》中的话说，“今之学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纵使博览群书，亦只算半个学者”。所以，他努力将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推进到现代历史地理的研究，并提出“如何把过去时代和目前正在发展中的这个时代的人地系统的地域变化，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既包括其历史过程，又密切结合其现状，这正是现代地理学研究的一项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探索未来。地理学的研究，归根结底就是要为未来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人地关系在发展中的合理建议和对策”。

　　侯先生在谈到北京河流水系、水源水利的研究时，曾提到一个重要的目的就在于考察历史上的北京是“如何胜利解决水源问题”的，志在对“过去长时间内随着北京都市的发展而进行的一系列的开辟水源的工组，作一终结性的检查，并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必要的参考”，也在说明“河湖水道在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上的关系”的重要意义，并为首都水源开发的远景提出设想！同样，关于北京城市遗产保护和未来发展的研究和实践，也体现了他希望能够保存和利用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并继续保持和营造北京在世界城市史上的独特地位。

　　侯仁之1946年夏赴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开国大典之前的3天回国，是极具国际视野的学者。他基于历史地理基础研究，不但直接推进了北京城市遗产的保护，而且直接推动了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

　　19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以后中外学术交流得以恢复。侯先生受邀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几所高校访问并演讲，一方面对外传播关于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以及关于城市发展建设的思考，另一方面也积极了解国际学术动态，交流互鉴。如今在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UBC）图书馆还保存着侯先生当时演讲的录音。感谢程龙先生的整理，让我们可以通过录音感受到侯先生当时的风采。其中，有一段与本文的主题密切相关，且来听听。

　　一件与文化遗产事业直接关联的重要事情也是发生在这一时期。那就是1984年被邀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时，侯先生在和国外学者的交往当中，得知国际上有此公约，由此联想到自己国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风景秀丽的自然环境，便立刻意识到参与这一世界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在1985年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他提交了由他亲自起草并邀请罗哲文、郑孝燮等先生联合签名的《建议我政府尽早参加提案》。提案介绍了该公约和组织的基本情况，强调“我为文明古国，地大物博，无论是在（上述的）文化遗产或自然遗产中所拥有的具有世界性重大价值的，而且是应该积极予以保存和保护的对象，历历可数……这是一件大事，我国不但应当引进有利于物质文明的各种技术、设备和资金，而且也应该积极参加有益于世界人民精神文明的国际文化科学活动”，从而明确提出“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提案很快得到了落实，同年12月12日我国顺利成为该组织的缔约国。两年以后，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秦始皇陵（含兵马俑坑）、敦煌莫高窟等地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我国已有55项世界遗产，遗产数名列世界第一。饮水思源，侯先生作为这一事业的直接推动者，功劳可谓大焉，他因此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正如2011年郑孝燮、罗哲文先生恭贺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所言，“正是由于侯老有着一股对祖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无限的热爱，有着历史地理学家独有的机敏和智慧，才会有如此大的贡献”。

　　1991年，侯先生再访美国康奈尔大学，作有关北京和华盛顿在城市设计主题思想上的比较研究

　　侯仁之先生作为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北京文物古迹乃至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功臣，他关于历史地理的基础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城市发展规划的实践，是相互启发、相得益彰的，也是互相促进、不断扩展的。其间既有对历史演变过程的悉心研究，也有对现实发展的热切关怀和未来思考。侯先生作为在这些领域都举足轻重的学者，为我们后来者树立了典范。正如一位他的再传弟子所言：“试问，没有对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熟稔，焉知它们在北京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意识，又怎么会注意那些即将消失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文化遗存，并为之大声疾呼呢？”当然，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与文化遗产事业密切关联的一门重要学科，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和促进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还涉及到众多人文、社会、自然乃至工程学科，只有博采众长，融贯研究，才可能综合提升相关保护、管理、利用、研究工作。时值国家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调动多学科的积极参与，强基固本，提升综合能力，正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