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高晓松家世不凡没想到他妈妈竟然是梁思成的弟子！

知道高晓松家世不凡没想到他妈妈竟然是梁思成的弟子！

知道高晓松家世不凡没想到他妈妈竟然是梁思成的弟子！,

　　耒阳古建筑绘画,古建修缮墙绘,绘古建纹饰12月中旬，北京第二场大雪隔天，我们在南锣鼓巷的东不压桥胡同见到了77岁的张克群。采访场地刚好是通惠河的一处遗址，研究了半辈子古建筑的张克群立马提起了兴趣，零下十几度的天儿也要在外面走一走。

　　张克群常年定居美国，这次回国是专门为了新书的出版。退休之后，张克群就把生活重心放在了写书上，给父亲做纪念册、写古建筑书，两年时间出了三套10余本书，但对于回忆自己的一生，她却表示“我的一生有啥好写的。”

　　儿子高晓松时常毫不吝啬地赞美母亲，“颇有民国大才女林徽因之风（年轻时容貌也毫不逊色）。”“我多年卸不掉的偶像包袱，主要来自看我爸我妈的照片。看一眼能管仨月。”甚至将父母年轻时的合影换成了头像。

　　《北京古建筑物语》的序是高晓松对母亲的大方表白，序中写道“谢谢妈妈，在给了我生命，给了我生活的道路和理想后的很多年，又一次给了我做您儿子的幸福与骄傲。我爱你。”

　　去年11月，高晓松50岁生日当天发了一篇“人生的期中小结”，提到父母一家子作为知识分子对他的一生的影响“感恩给了我那个时代最好教育的一大家子。”

　　张克群对古建筑的热爱深受建筑大师梁思成影响，还说当初大学选专业就是被梁思成“忽悠”的。

　　1959年暑假清华大学组织家属去北戴河海边避暑，正在海滩写生的张克群被梁思成看到，“画的不错嘛，想不想学建筑呀？”梁思成边比划边解释，意思是建筑比工程多艺术，比艺术多工程，学建筑的想法便在张克群心中生根发芽。

　　采访结束，张克群带我们去清华大学，走过童年生活的胜因院和联排别墅，是多位历史名人的旧居，也是儿子高晓松口中的布满阳光青葱味道的“清华老宅”。

　　如果非要有一个title（头衔），那就用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吧。1961年我入学清华学习建筑，1980年代才考证，“国家注册建筑师”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职称。

　　《北京古建筑物语》系列三本书，讲的是北京不同风格的古建筑——北京古代皇家建筑、北京古代宗教建筑、北京古代外来建筑。

　　其实我对北京城不太了解，因为我从小住清华，属于大农村，四合院胡同这类古建筑我都没接触过，在写书之前都不知道有一个皇城，只知道有紫禁城，所以写书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过程，包括我现在都快80岁了脑子还特灵光，都是近几年写书的功劳。

　　最开始写的是第二本《晨钟暮鼓》。90年代，当时中国开始申奥，北京城那么多教堂，天主教、基督教、和尚庙一应俱全，我就准备写本书介绍北京的宗教建筑。

　　书写完了，但申奥没成功。我就想干脆把别的类型的古建筑也介绍一遍吧，所以写了另两本。探访、写稿、画图总共花了11个月。

　　比如天主教堂宣扬的是神秘感和仪式感，所以天主教堂都特别高耸，且室内没有任何吸声材料，窗帘等一律没有，为了增加混响时间，全都是反射的材料，比如砖头、玻璃。剧院的混响时间需要控制在0.3秒，但教堂要求越长越好，这样比如神父说“孩子们们们...”的时候就很有神秘感。

　　北京城里一共有四个教堂，分别是东堂（王府井堂）、西堂（西直门堂）、南堂（宣武门堂）、北堂（西什库堂），风格各异。

　　其实最早在1294年，就有来自罗马天主教的修士孟高维诺来中国游说，并建了一个小教堂。

　　东堂是罗马式混杂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始建于清朝，康熙初年由两名外国传教士，将原本的中式建筑改为西式风格。但康熙年间反天主教浪潮被毁了一次，1900年义和团运动又毁了一次，现在我们看到的东堂，都是1904年重修的，

　　东堂原本在一个很高的院墙里，我小时候踮脚也看不见里面。2002年王府井大街改造，才把院墙拆开了，现在它在王府井大街最繁华的地区，看起来有些突兀。

　　南堂由两部分组成，大门是中式的，而教堂的主体结构为砖结构的巴洛克风格，精美的雕砖随处可见，是18世纪后期欧洲流行的风格，后于1904年重修。

　　北堂由两名法国传教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哥特式建筑，在1900年义和团破坏后重修，又高了一层，哥特风格更加明显。共三层，由11座尖塔构成，门窗由汉白玉石雕刻而成，台基为传统的中式设计，环以汉白玉栏杆，使中国教民感到更亲切些。

　　最后西堂，也就是四大教堂中的小妹妹，1723年由意大利传教士修建完成，外貌有些俄罗斯风格，内景很是辉煌。

　　比如从斗拱可以看出它大概的建造年代，斗拱越大越古老。位于天津蓟县的独乐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636年，它的斗拱能有半个柱子那么高，而且起结构作用，没有一颗钉子，只用木头相互交错连接固定，有很强的抗震效果。

　　人家去旅游都是看建筑，我就是看房顶。重要古代建筑物的屋脊上，有若干排列整齐的小动物，这叫做走兽。有些后期重建建筑的灰色走兽，都是闹着玩的，过去从来没有这种黑不溜秋的走兽，全都得是琉璃彩色的。

　　走兽的主要作用就是固定，以前建房都是用瓦和泥，为了把瓦固定，在瓦片烧制过程中就会留一个洞，走兽其实是起钉子帽的作用。

　　走兽另一个功能是显示建筑的等级，等级越高，数量越多，且通常都是单数。太和殿是紫禁城内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建筑，走兽足足有10个。严格来讲其实也是9个，最后加了一个猴子，叫做“行什”，过去北京有句俗语“你长行什了啊”，意思就是“你长能耐了呗，猴子你都能上太和殿了”

　　北京还有很多1900年以后外国人来盖的东西，比较典型的东交民巷、大理寺等几个法院，甭说远处，光是清华就有大量的外国设计师的作品。

　　东交民巷原名东江米巷，用来储藏南方运过来的米。1840年后，西方列强慢慢在京城建立使馆，并在义和团期间禁止中国人入内，一整条街就变成了西方人的地盘。外国人发音不准确，“江”就都变成“交”了，慢慢地变成了东交民巷。

　　最开始使馆用的是我们中国人的王府。第一个建立的使馆是英国使馆，后来觉得中国建筑用不习惯，开始盖自己的建筑，有教堂、银行、兵营等等。

　　现在东交民巷还保留着这些建筑，现在都成了旧址。比如著名建筑师墨菲1917年设计的花旗银行，现在变成了警察博物馆。

　　清华大学的前身为“清华学堂”，1908年作为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退款办学”的名义被建成。

　　美国人当时说我们中国人赔款赔多了，但还钱可不行，我们在你们那建一个学校吧，就成立了北京第一个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始称“游美学务部”。

　　一开始在东城的史家胡同，后来搬到荒芜已久的清华园，1911年4月26日，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这也是清华大学现在的校庆日（清华的传统是在每年的四月最后一个星期日举行校庆）。

　　清华园原来有两道校门，第一道早已不再，第二道门位于南半部住宅区和北半部教学区之间，大家都叫它“二校门”，是当时很流行的洋式风格，由军机大臣叶赫那拉·那桐题词。不过据我了解，现在的题词也不是当年的真迹了。

　　清华学堂现在位于二校门的后面。二校门前面有一座桥，1948年12月13号，派了一架飞机轰炸清华，当时我就在那桥洞地下，我爸还怕我们害怕用帘子挡着，“咣咣咣咣”就炸了，但是那个人一点清华的建筑都没炸着，整个就把炸弹扔到旁边荒野的地方了，就是现在的中关村。

　　那时候中关村不是现在的“关”，是当官的“官”，中官就是太监，然后炸出好多骨头来。我上小学的时候，天天在那骨头里扒拉，我就希望扒拉出一头骨吓唬人，结果找到的都是些胳膊腿什么的（笑）。

　　因为用的都是美国人的钱，所以清华的建筑风格均为洋式，清华的第二任校长周诒春上任不久，便请来了当时在中国足够出名的美国建筑师墨菲，来做清华的整体规划。就有了后期著名的“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院，体育馆。

　　坐东朝西的图书馆一期由墨菲设计完成，1939年清华校友杨廷宝完成接了一块“二期”，无缝衔接。后来又不够了，我当时的建筑老师关肇邺接建的是第三期（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几年前又接建了第四期。

　　我对清华学堂特别有感情，我大学时上美术课，坐在这里画它的木楼梯，还在东半部的图书馆借书。那些徜徉在发散着纸张香气的时光，令我最难忘。

　　我爸爸妈妈1937年去德国留学，本想两三年就回来，结果二战了，没回成，就在德国生了我。等我四岁的时候，就想赶紧回国。

　　当时德国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一家有个自行车就很奢侈了，好在我爸在法国有个朋友，于是我们从德国到了法国，后来途径越南、香港、上海等地，一点点挪回了北京，哪能像现在飞机十几个钟头就飞回来了。

　　我爸刚回国在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教了一年书，后来到清华做教授。当时解放前有个规定：不能夫妻两个人都当教授。其实我妈当时学识比我爸强多了，两个人都是博士，最后我妈只好到一个实验室当实验员。

　　1948年进校后开了个会，宣布这个政策取消。我记得我妈当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泪奔了”。后来慢慢地，我爸当了副校长。

　　1983年开始组建深圳大学的时候，我爸人缘特好，有号召力，就被叫去当了深圳大学第一任校长，一呼百应招来一大堆教授。5年之后，年纪也大了，就回到清华继续做副校长。

　　我上大学的时候，古建筑并不是专门的课题，也没什么教材。梁先生喜欢古建，那时候上课就一个幻灯片打在墙上，打上一个佛爷，他能趴在那个白墙上说“我多喜欢这些佛爷的胖脚丫啊！”梁先生对于古建筑，就跟对他情人似的那么喜欢。

　　小时候我家和梁先生都住在清华家属楼胜因院，他就住我家后边，我称呼他“梁伯伯”。

　　梁先生是个很幽默的小老头，还特别喜欢小孩儿。他们家最吸引人的是有一辆小汽车，黑色的dodge（道奇），我小时候就总想上去玩，梁伯伯一高兴就带我们在清华里兜一圈，多好玩。

　　他下巴上有个挺大的痦子，我小时候就问他是干什么用的？他说“我要是想你了，我就按一下它，‘嘟嘟’两声，你就来啦。”那时候小，我真以为能出声，还爬了一个板凳去按了，结果一看并不是那里出的声，是嘴里发出的声音，逗得梁伯伯哈哈大笑。

　　清华的几块家属楼最早的是照澜苑，然后是北苑，新林苑已经是1920年之后的事。当时盖大礼堂的砖，都是从美国运来的，运多了还有剩余，就盖了整个新林苑。新林苑也是清华教授住宅中设计最好、砖头最多的。后来教授越来越多，像我爸一样从国外回来的一大批教授没地方住，就暂时安顿在了新建好的胜因院。

　　当时我们家旁边有条小路，小路旁边有块地，我在里面种西红柿、玉米，植物课留的授粉作业我都在这块地上实习。

　　旁边还有一排河现在已经不在了，我们管它叫“臭沟”，因为它没有名字，其实一点也不臭。这条河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源泉，冬天可以在上面滑冰，夏天在里面趟草，有一次我还把一个马蜂窝趟起来了，“嗡”地一下子蜇了我一脑袋包。

　　有一次刮大风把这边上的树都刮成45度了，可把我们高兴坏了，就爬那树，还用柳条编的大鸟巢，整天在上面过家家、吃槐树花，玩完就回家吃饭，然后再出来玩。不过这一片已经不是我小时候的样子了。

　　胜因院是一直伴随我长大的地方。后来我14岁我爸当了清华副校长，我们就搬到旁边的联排房子家属楼，从1957年一直住到2001年我爸去世。

　　我们家一进门是客厅，后面是我的房间，楼上那个小屋是我弟弟的，第3个窗子是厨房，厨房的上面是大卫生间，原来是木头大门，现在保留的大理石地板还是我当年铺的。我们家好多照片都是坐在门前的台子上照的。隔壁梁伯伯的黑色道奇车早就没了。

　　院子里是我妈去世的时候，我爸种下的玉兰树。第一年大概开了10朵花，第二年开了80多朵，第三年就数不清了。我爸问我，你怎么想办法把这花给数清楚？我说就数一朵，摘一朵，摘没了就数清楚了。

　　我在清华上大学的时候（1961年入学）特别热闹，不好好念书，主要的活动在军乐队吹黑管，在运动队骑赛车，有时候还跟游泳队掺和掺和他们比赛，念书都是副业。

　　现在对大学印象最深的就是跑教室，因为清华大啊。当时只有北京的学生有自行车，外地的学生没有，所以每次我的自行车是跨着好几个书包，去教室给他们占地方。后来我一直做噩梦，梦见跑错教室了，你说多着急啊。

　　初中毕业之后我就开始爬树玩疯了，都没考上高中。我爸什么重话都没说，就说得休息一年。他心里肯定有遗憾，书香门第这大女儿还没考上高中，但他从没跟我说过。后来我很惭愧，觉得老爹也不说话心里肯定很失望，我就特别用功了一年，第二年考上了101中学，当年在北京是很好的学校。自打我上了高中，每门课全部是满分5分。

　　我爸所管的事情，只是吃饭别把菜汤掉桌上、喝汤别嘶溜嘶溜地出声这种习惯的养成，其他从来不说，都是潜移默化地影响。

　　我爸妈在家里唯一做的事情就是读书，没人理我，我也只能看书。当时全家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晚上，可以听唱片，都是我爸妈从德国带回来的。

　　我小时候最受影响的三件事：一个是我爸妈都趴在桌上奋笔疾书，谁也不理我；一个是给我订了一本很好的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前）苏联杂志翻译过来的；还有给我买的一种玩具，相当于现在的乐高，由铁片组成的，上面有很多窟窿和螺丝母，所以到现在我都很喜欢摆弄工具，自己动手做事情。

　　只要有了这两条，他就自己念书去了。我儿子小时候回家跟我说，“老师总夸那女孩好，我非要念得比她好不可。”这样孩子自然而然跟别人“攀比”，不是攀比别的，是攀比学习，这叫自尊心。

　　我亲眼看见过一个失败案例，小孩问爸爸：为啥天上的星星不掉下来？他爸说“你问什么问，你到底要问什么？”这位父亲就亲手把孩子的求知欲大门关上了。如果你什么都回答，小孩就会觉得自己的问题得到了重视，就会经常想问题，问不到人的时候自然就去看书，这样孩子的求知欲就被培养得很好。

　　以前在后海，那时候刚有气垫，我们就在积水潭游泳，一起闹着玩。我把他们先摔下去，他们再把我摔下去，叮了咣铛地爬上岸以后，有人问我孩子：这是你们体育老师吗？孩子说，“那是我妈”。

　　我儿子小时候老实极了，一天到晚就在家里给他妹讲故事。我们家那时候12平米住四个人，特别挤，唯一的家具就是一小桌子。我回家一看他俩玩得可好了，用废电池搭两个球门，俩人在中间吹乒乓球呢。后来我养了一小兔，生了一窝小兔子，俩人在小兔子上挂各个国家的牌子，中国对美国队日本队什么的，让兔子赛跑。

　　因为我小时候就这么被教育的。这对我后来的文笔、语言组织能力都发挥了很大用处。语文的文学修养要很长时间来培养，以前遛弯的时候就跟他们读诗背诗，过年吃饭的时候我写一些签儿，春花秋叶什么的，吃两口饭就抽一个签，在玩当中就学了。

　　小时候我们家也打我，因为我和我弟弟在颐和园游泳，晚上八九点钟还不回家。后来我当妈了才明白，那时候我妈估计急疯了，以为共俩孩子都淹死了呢。

　　现在我自己的女儿刚读完博士，儿子是公众人物，有人问过我是不是特别为儿子骄傲？我说没有。

　　他念不念书、唱不唱歌我无所谓，没有满意不满意这一说，各过各的，我就过我的日子。他们也有各自的家庭教育，我觉得我外孙女特别惨，但我也不干涉，不忍看我外孙女被打，我就出门了，一个人在墙跟儿哭一下鼻子，然后再回来。

　　唯一的想法就是。我跟我老公商量：如果你要是先死，我就回中国死去；我要是没办法在中国死，就一定要烧成骨灰带回中国，撒在我父母撒骨灰的地方。别的我都没多想，一点一点往前拱，比如再出本书，这下回美国的家又有事儿干了。不写书的时候，集集邮，是我一辈子的爱好。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么诗意的话，肯定是高晓松自己编的。我当时的原话是：“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就得去前门去卖大碗茶去。”

　　但是当然了，我也说过，人要站得高才能望得远。我给晓松和晓江讲过这个比喻：如果人躺在地上，你觉得连土疙瘩都是坎儿；如果你站起来，可能高楼是坎，高山依旧是坎儿，就觉得怎么我老也过去不呢？但当你站在月球上一看，这整个地球都是特别光溜了，哪里有坎儿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