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中华文明的“内”与“外”

马戎：中华文明的“内”与“外”

　　古建横梁彩绘,晋园古建彩绘,供应古建彩绘谈到历史上的中国，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性质的思考，正是这样一个传统文化体系的延续与发展，构成了历史上和今天的中国。其核心部分发源于中原地区的中华文明，是一个独立发展出来，和阿拉伯文明、中东文明、基督教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把欧洲的“民族国家”政治概念和国际关系准则以一种不平等的方式强加给中国，当时的清朝只能被动地模仿这种异文化的“民族国家”和处理外交关系。最后出现的，有点像麻省理工大学白鲁恂 ( LucianPye) 所说，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体系。这个文明体系有它的核心地区，也有四周的边缘地区，核心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弱不断在变化，与边缘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与人员交流也随之不断变化。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了中国的“内”与“外”之间的互动与转换，这个过程也反映在我们读到的中国历代文献中。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

　　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对异文化的强大包容力，它对“内”与“外”的理解，与对“华夏”和“蛮夷”概念的理解一样，是动态和辩证的，所以能够把接触到的异文化转化为与中华文明彼此相容和互补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少数民族势力入主中原建立王朝的现象，但是在与中原文化近距离相处和共存一个时期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中原文化。如元朝最后完全接受和认同了中原文化的传统，而且自认是中华文明谱系的继承者。一个例子是修史，在元朝站稳脚跟后，蒙古统治集团延续了之前各朝代的传统，为它所消灭的王朝编写历史，具体地说就是编纂《宋史》、《金史》和《辽史》，在体例、用语方面都延续了历代史书的传统。另一个例子是科举，我们读《元史》时，可以看到元朝后来举办的科举也要考四书五经，只不过蒙古人、色目人的考试难度要比汉人、南人低一些。清朝的情况也是如此，四书五经是最主要的经典，学习和领悟儒学经典最好的工具是汉语文，所以科举考到最后，许多满人连满语都忘掉了。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个朝代的皇帝们对儒家经典最熟悉、汉字书法练得最好，我认为就是清朝。实际上，边缘地区的少数族群部落只要是入主中原，必然会逐渐融进这个中华文明的体系。

　　在这种历史情境下，恐怕我们讨论中国的“内”与“外”，就不能以中原王朝皇帝的血缘来判断是否“外人”掌权，否则就会否认元朝和清朝是中国的朝代，把它们看作是“外来政权”，滑到美国“新清史”的思路上去。而且纵观各个朝代的皇室血缘，许多都有异族的成分。陈寅恪先生就考证说唐朝皇室就有胡人血脉。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无论是皇室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族际通婚始终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中华各民族之间早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坚持血统论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以政府实际收税和派遣官吏的行政管辖边界来加以界定“内”与“外”。中华文明从中原地区向周边的边缘地区、甚至边远的异邦进行文化辐射，现在周边的许多邻国，在历史上都可以被划入“中华文化圈”的辐射范围，比如像朝鲜半岛、越南，琉球等地，过去使用的文字都是汉字，它们保留下来的历史文献都是汉字。在一定程度上，日本自唐代开始也受到中华文化很大的影响，文字、建筑、服装、绘画、音乐等等都能找到中华古代文化的痕迹。不管是从中国传去的佛教也好、儒学也好，这些周边国家都受到了中华文明影响。但是在战争后，中国在东亚失去了文化权威，周边各国不得不在欧美帝国主义的强势影响下，重构自己的基本价值概念和认同体系，重新划定边界，越南、朝鲜半岛创制了自己的新文字，像日本甚至最后走到要“脱亚入欧”的道路上。我们在讨论中国的“内”与“外”时，可能还是需要从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与其他文明体系有重要差异，但是对待异文化具有相当包容性的文明体系的角度，从这样视角来看中国的“内”和“外”以及相关边界的演变。

　　这个历史的演变过程，按照孙隆基的说法，在战争之后，我们不得不把一个具有“天下观”的文明体系硬塞进“民族国家”的紧身衣。此后，中国人在考虑自己的政治和文化认同时，使用的基本概念、话语体系、思维方法都不得不改变。变到了今天的 21 世纪，我们怎么来看待和描述中国的历史，如何理解中华文明的传统，如何认识自战争以来我们接受的所谓具普世性的“国际准则”，在这些方面无疑存在着很大的张力。我们有时候要参照传统的理念和话语来表述，有时候又要采用现在国际学术界的基本概念和话语来交流。

　　现在我们讲中国历史，“中国”的地理边界应如何把握？那么讲到历史上的外蒙古、越南、琉球这些地方时，应该怎么讲？汉朝时越南曾是中原王朝管辖之下的“交趾郡”，明朝时期撤出了越南。我们现在讲中国历史，为了不与邻国产生矛盾，只能限定在目前国际承认边界内的 960 万平方公里，这是今天的中国。但在历史上，不同朝代的行政管辖边界、军队驻扎的边界、财政收税的边界、文化影响力达到的边界与今天的国界并不重合，有时在这 960 万平方公里之内，有时在之外。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就必然面临一个中国历史传统的、今天国际法承认的、现代概念的话语体系之间的矛盾，在它们之间必然有许多张力和矛盾，也很困扰学者们的头脑。就好像现在韩国学者们一样，他们对历史上“朝鲜民族”曾经占据的版图也有自己的想象力。当然，中国人对于历史上的“内”与“外”有自己的想象力，韩国人、越南人也有类似的想象力，国内的蒙古族、尔族学者也有各自不同的想象力。其实在历史上的那些时期，东亚哪里存在今人概念中的“民族”？那么作为今天的学者来说，我们恐怕只能够把它们看作是两套话语来进行讨论，历史曾经如何，今天又是如何，我们尊重历史，更要尊重现状。

　　另外，人们常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那究竟什么时候可以算作“自古以来”？在唐朝的时候，吐蕃军队两次占领长安，我们就不能说那时的吐蕃王国是中国唐朝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可能对今天中国管辖的边疆地区说“自古以来”，在历史上是站不住的。而且即使没有这个“自古以来”，一点儿也不会影响今天中国在这些地区的主权。美国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它今天的国土在历史上是印第安人的，这并不妨碍美国今天对这些国土拥有国际法承认的完全的主权。

　　梅·戈尔斯坦在他的《王国的覆灭》里，认为清朝在 18 世纪前期之后，即对西藏拥有无可置疑的行政管辖权。乾隆皇帝派军队打败了廓尔喀入侵者后，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驻藏大臣职权、班禅等活佛转世、边界防务和驻军、对外交涉、财政税收、货币铸造、寺院管理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由此表明清朝对西藏地区实行了有效的治理。一直到辛亥革命，十三世才提出“独立”的诉求，但在与中央政府的谈判中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这是都有历史记载的，能够说服人。所以，中国在历史不同时期上的“内”和“外”的边界是动态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动态的历史。而且，历代中原王朝在思考“内”与“外”时，并不是简单的二分法，而是有层次之分的。如《明史》的列传部分中，就有土司、外国、西域三个部分，《清史稿》中则有土司、藩部、属国三个部分。中原人的思维方法，有点像费孝通教授在分析中国社会时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个思路，我觉得也应该引入到我们对中国的“内”与“外”的思考中来。

　　在谈到“内”和“外”之间的关系时，可能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这就是需要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当政者和主流学者的心态进行分析和解读。比如宋朝在各方面的心态比较保守，无法代表中华文明主脉中“中国”的一个常态。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势力入主中原后，会带来了基因上新鲜的血魄，也冲击了中原地区相对停滞的社会。如果一个文明群体被其他文明群体所打败，它自身肯定出现某些保守和停滞的特点，失去了活力，外来的冲击可以使其重新焕发青春。许多历史学家也这么认为，如王桐龄教授在《中国民族史》中把外族进入中原的时期称之为中华文明的“蜕化时期”（如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及宋元、清），在各族杂居与外族主政的蜕化时期中，中原人群增添了新的血液，中原文化加入了新的成分，这就使中原地区的原有文明变得更加外向和充满活力。来自“外”部的草原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征服，客观上使处在“内”地的中华文化重新焕发出新的心志。所以，我觉得从历史演变的态势上来看，在许多方面，“内”和“外”之间是一种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而且彼此的边界是动态和发展的。

　　到了战争后的近代，清朝政府不得不划定国界，虽然清朝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割地赔款，丢失不少领土，最后保留下今天中国的版图。考虑到晚清在军事上的颓势，这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这些保留下来的地区与中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具有深厚的联系。当时英国殖民者想占领西藏，或者想使西藏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国，但是最后西藏还是留在中国境内，这是因为西藏地区几千年以来（自唐朝以来）和中原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交往远远超过它和印度的交往。新疆和中亚其他地区相比较，新疆的尔群体、哈萨克部落和中原各方面联系更为紧密，所以最后与沙俄划界时留在中国，必然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哈萨克部落中有一部分进入阿尔泰，成为清朝属民，这和当时这些部落与沙皇政府的矛盾有关，土尔扈特蒙古部落千里回归，反映出它与中国的深厚联系。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建国后，中国境内的哈萨克族仍然留在中国，对于这一现象，不研究历史是无法解释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讨论中国的“内”与“外”，学术概念的运用、历史文献的考证、现实政治态势的分析都是不可缺少的。另外，自然也脱离不开这个地区大国之间角力和政治博弈的影响。

　　讨论中国的“内”与“外”时，我认为它涉及的概念内涵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层面是地域，另一个层面是人群，在历史和现实中，这二者之间并不是完全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