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口百年风云（上）：路口、学府、跳伞塔、国际友人和图书管理员金庸

两路口百年风云（上）：路口、学府、跳伞塔、国际友人和图书管理员金庸

　　镂空砖雕,中国建材信息平台,建筑工程资料库原标题：两路口百年风云（上）：路口、学府、跳伞塔、国际友人和图书管理员金庸

　　曾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市的行政中心、改革初期的交通枢纽中心、经济中心到而今新时代的文体休闲中心，每个历史阶段的两路口都有不同的面貌，浓缩着重庆的灵魂。

　　这里所承载的是母城渝中的过往，见证的是重庆发展的历史。在过去的百年之中，两路口不止一次的在中国甚至世界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又一笔。

　　但两路口又是云淡风轻的，这种情绪甚至一直影响着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仿佛从未记起自己生活着的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如此的辉煌和光荣，他们只是平静的在这里生长，偶尔有外来者经过，在和他们交谈的时候，他们嘴里才不带一丝烟火气的说，是呀，这里就是外国驻中国的使馆群所在；那栋小楼，宋庆龄住了很久；那个图书馆，金庸在这里当过图书管理员……

　　没有一个重庆人会遗忘这些，他们只是把这些骄傲和自豪收敛在了自己的骨髓里，比较起来，他们更喜欢徜徉在两路口的大街小巷，爬上楼顶看日落，街坊邻居相隔不远，寒暄自如，老人从菜市归来，坐在树下就乘凉，小店冒着热气，可以看见小孩和猫。

　　位于重庆上半城的两路口，旧为出城分道口，一路通成都，一路通川北。在此“三叉路口”，从任何一个方向举目前望，前方都是两条道路，两路口之名由此而来。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这里还是荒郊野外。根据两路口一带的地形，这里大抵是丘陵为主的田地，间或有坟茔穿插其中。重庆的城区还未延伸到此处，夜间，野生动物出没的频率远高于人类。

　　但两路口这个名字依旧在当时的重庆地界内广为人知，因为，对于当年出门的重庆人来说，这里是离家的起点，也是归家的终点——在这里，有两个路口，而且是最重要的出城分道口。

　　从通远门出来就是兴隆街，一路经纯阳洞、茶亭、飞来寺……下来就是两路口，接下来就要分道了：一条向北的岔路，走水路。可以去牛角沱换船到江北厅，或者再远一点，沿江而下，走到阆中，再想继续走，得到码头换船；另一个路口，能走上成渝东大路，沿成渝东大路一路向西，经由佛图关、石桥铺、白市驿、璧山县，一直去到省城：成都府。

　　送人出城，一般送到两路口就挥手作别，进城的人也在这里稍作歇息，整理下行李衣冠，歇上一口气，再一鼓作气爬上两路口背后的山坡。

　　这便有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味道，只可惜当年的重庆城没有李叔同——当时的重庆府属四川承宣布政使司下辖，山高水远，地广人稀，受教育度也不算高，实属标准的四五级城市。

　　当年两路口分岔处的大黄桷树下，有商业头脑的先民们搭起了茶棚，卖凉茶、烧饼。根据时令，也兼搭着卖绿豆稀饭、烤红苕，倘若行商有多几文钱，老板也会端出一碗浊酒几片卤猪耳——对刚刚从重庆城区走到此处那些离乡别井的人，或者刚刚从远方经过数月甚至数年跋涉到达此处的归家游子来说，这也算满满的仪式感。

　　而今的两路口，早已纳入主城核心圈，但地理上它依然是分路口：从通远门出来经文化宫的中山一路，往右转可以到上清寺、曾家岩，往左走可以到鹅岭、大坪。

　　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1891年3月1日，这在重庆历史上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时间点，就在这一天，重庆正式开埠。

　　在此前后，“洋人”开始纷纷进入到重庆。这当中有探险家、有传教士、有殖民者、有商贾。

　　而两路口的位置虽并不在当时的城墙之中，但因距离不远，恰好与重庆城介于疏离与密切之间，故当时的教会多将自己的教堂甚至是教会学校设置于此处及现在的上清寺一带。而教会致力发展教民，亟盼更多教众参与到宗教活动中去，这又导致整个两路口上清寺一带的人流逐渐增加。

　　真正促使两路口进入到城市圈的时间是从1921年开始的，那时的重庆商埠督办杨森，以江北新区建设为主，重庆主城改造为辅，拓展新市区，撤临江门，发展城廓间交通。

　　距离老重庆城仅数里路的两路口，也开始了城市化之路。虽非一蹴而就，但改变确实发生了。两路口的路，不再是石板步道，交通便利，兼之寓所相比城中心宽敞，将住所或者工作地设在两路口，更是逐渐成为了当时很多人的选择。

　　这是清政府在重庆正式创办的第一所正规的师范学府，也是重庆市历史上最早的新式学堂。辛亥革命后，战乱频频，学校不得不多次往返迁徙，不胜其烦。1930年，校长甘绩镛提出将旧校址出卖，觅地另建新校，得到校董会同意，于是，选址在重庆主城外石马岗购买土地，营建新校舍。年末，全校迁入。

　　当年这里是一片庄稼地，如今，曾经的建筑已不可考，文化宫“光荣榜”背后山坡上有一石刻,记载着这段学校的历史：杨闇公、张闻天、萧楚女、童庸生、漆南薰、杨伯恺等先后在学校执教，莘莘学子读书救国，满怀热血奔赴教育前线。

　　桂花园原本就得名于状元府内一片10多米高、枝繁叶茂，香气袭人的百年桂花老树，当年古树不再存留，但红墙青瓦下，状元府三字赫然在目。朱红色的柱子和外墙，四合院平面布局，状元府由进厅、穿堂、后厅和厢房组成，进深达到45米，均为单檐悬山顶。渝中区文管所资料显示，这为三重堂抬梁穿斗混合式建筑，为典型的川东建筑特色。

　　状元姓骆，是清朝唯一一位川籍状元。他考中状元那年，正是甲午战败之时。骆成骧在殿试文章中，开头一句就是“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此即臣发愤忘食之日也！”这句话说到了光绪帝心坎里，被光绪帝钦点为状元，那一年1895年。商贾骆昂很为本家高兴，1911年，出资建成“骆成骧状元府”，所以这一带又称骆家花园。

　　这位骆状元很有现代性。他反对过袁世凯称帝，为筹办四川大学而奔走，并筹办成都大学。而且酷爱武术，倡导“强国强种”。

　　1918年，重庆联合县立中学搬到这里，邹容、杨沧白、唐君毅等名人曾在此就读或任教。

　　建国后，1950年3月，西南博物院筹备处成立，次年7月西南博物院迁桂花园160号，即骆家花园主宅四合院，并在院西修建文物库房。此后，这里陆续为重庆市教师进修校、重庆市五十二中等文化单位所用，至今，仍是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办公地址。

　　1926年2月，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宣告成立，杨闇公任书记，8月，以杨闇公为书记，、朱德为委员的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成立，领导和组织泸顺起义。1927年3月24日，英美帝国主义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竟然无理炮轰南京城，造成 2000 多军民伤亡，在杨闇公等人的组织领导下，3月31日在重庆打枪坝召开全市群众大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的暴行，四川军阀刘湘派军警，酿成重庆“三三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杨闇公受到反动当局的追捕，4月 4 日，杨闇公被捕，反动派对他威逼利诱和残酷折磨，无所不用其极，一无所获之下，反动派决定将他处死。4月6 日深夜，杨闇公被押到佛图关刑场，临难前，杨闇公痛斥军阀，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万岁！”军阀割断他的舌、砍断他的手、剜出他的眼，最后开了3枪，他就这样无比壮烈地牺牲于佛图关前，年仅29岁。

　　1931年9月18日，中日战争启幕，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重庆宣言”，随即，重庆成为战时首都。

　　很多政府机构在两路口征用民房用作办公，中统局先后在重庆有过多个临时办公地点，最后将文化宫内原川东师范校图书馆改建为办公楼。那时黄桷树已树大根深，根系渗入石阶，莘莘学子在时，欢声笑语，绿意动人。中统在时，深绿而沉默的大树，虬枝茂叶，盘根错节，却莫名带着诡谲与机密的感觉。

　　从这儿走路最多十分钟，在对面两路口新村5号，是宋庆龄的寓所和“保卫中国大同盟”中央委员会旧址。

　　1941年，在宋子文的帮助下，宋庆龄住进了两路口这个有两层小楼的小院。院子大体简朴，房间不大，有些恰如其分的精致。寓所外特务很多，但宋庆龄依然在不断对外联系，报告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争取国际援助，积极组织募捐，赈济难民、伤兵和儿童，组织物资，把大量资金、药品、医疗器械、食品物资和其他救援物资通过种种渠道，源源不断地运往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人民手中。

　　此外，戴笠在枇杷山公园旁占用并重装公馆，用于培训解密人员，顺便藏娇女明星胡蝶；重庆军阀范绍增专为川军著名将领杨森修建的“渝舍”，如今也还留在少年宫；刘湘老师的“王园”在枇杷山如今被称为红楼（是的，刘湘老师就是王陵基）……两路口是那些历史的浓缩，一时间，聚汇风云。

　　那时的两路口，你要是站在路边，压低声音喊一句“大师”或者“首长”，过路的七八个人，有两三个会回头对你笑一下，另两三个会警惕地压下礼帽，快步而去。

　　从1938年2月开始一直到1943年8月，日军对重庆启动了历时五年半的疯狂大轰炸，两路口不算中心，但离城太近，次次被波及。作为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很难想象那个岁月的惨烈和悲愤——1939年5月3日、5月4日两天，在日军轰炸下，重庆市民死伤无数，史称“五三、五四”大轰炸。

　　惨痛中的两路口人，没有躺平。老人们回忆父母描述，飞机走了，大家不哭不闹，赶紧去废墟上翻东西，一根钉子都要存下来，几块石头和断壁围合，就能重建一个家，石头缝里还能插上几株野花。

　　一个城市都如此，就吓人了，轰炸持续五年半，大家的心性顽强得令人意外。1940年，两路口一带甚至还打下一架敌机，欢天喜地放在南区公园展览。

　　轰炸中的两路口还干了件文艺的事情。在炮火纷飞中，迎来了国立中央图书馆分馆的建设。

　　这栋楼定址长江一路11号，建筑面积约2405平方米。三楼一底的丁字形建筑内，空间开阔，黑色木质楼梯古朴大气，“愈炸愈强”的废墟口号在当年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是从防空洞出来又到工地上工的不屈。

　　1941年，图书馆开馆，没有轰炸的时候，人们可以来看书，在硝烟中与思想和故事相伴，共克时艰。

　　1943年，金庸投奔国立中央图书馆分馆时任馆长蒋复璁（他表哥），走了后门，成为一名图书馆馆员。当时的金庸被安排在阅览组，具体工作是登记借书和还书，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工作，十分符合作家的作息。

　　金庸在两路口当图书管理员的生活十分惬意，除了间或要跑防空洞，看书倒是方便很多。他后来对日本著名作家池田大作说：“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我集中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我比较喜欢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像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这一派作品写得有热情，淋漓尽致，不够含蓄，年龄大了会觉得有点肤浅。后来我就转向读希腊悲剧，读狄更斯的小说。俄罗斯作家中我喜欢屠格涅夫，读的是陆蠡、丽尼的译本。”

　　烽烟中的工作终不能持久，1945年，金庸递交辞呈。两路口这座建于战火中的图书馆，后更名为罗斯福图书馆，成为全国仅有的5座国立图书馆之一。此后以收藏抗战版图书为该馆馆藏主要特色之一。

　　就在同一年代，为了应对日机空袭，重庆陆续开工修建九龙坡机场、白市驿机场等军用机场，因此，培训飞行人员也成了当务之急，跳伞被纳入了训练计划。

　　1941年10月，跳伞塔在两路口开始修建，1942年，跳伞塔在两路口建成。

　　跳伞塔塔身高38米，跳距为28米，约等于如今十层楼高，在当年算是超高建筑。底部直径3.35米，顶部直径1.52米，塔上三个塔圈当时有撑开的伞，通过机械可以上下升降，队员在塔下通过塔圈慢慢上升，达到塔顶触碰机关伞包就会自动脱钩。圆锥形砖塔内设有旋梯可至中部平台，比例匀称俊美，结构利落，建筑风格至今不落俗。

　　当年建筑大师最高成就者并称“南杨北梁”，北梁是梁思成，南杨是杨廷宝。从20世纪20年代起，杨廷宝设计的北京交通银行、南京中山陵音乐台、紫金山天文台以及扩建的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工程，都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杰作。新中国成立后，杨廷宝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毛主席纪念堂、南京长江大桥等百余项工程的设计。

　　跳伞塔建成后启动当天，包括张治中、白崇禧等各界社会人士聚在塔下来参加落成典礼。大会主席陈立夫致辞后，首先登上跳伞塔打开塔门，回首振臂高呼：“塔门已经开了，请全国青年上去吧！”一时间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声响彻云霄。

　　据《大公晚报》报道，1942年8月14日，重庆举行第一次伞塔跳伞比赛，掀起一股跳伞热。从1942年至1946年，到两路口参加跳伞人数近8万人。当年空军，几乎都曾在这里接受过跳伞训练，空袭激烈，跳伞或能保住一命。

　　跳伞塔曾经跳下的飞行员中，有多少在空战中成为英魂？无法考证，也不堪细问。斑斑血泪史，震铄后人心。

　　70年代，渝中区的中学生都有过参观跳伞塔的记忆，彼时的跳伞塔用于训练跳伞运动员，学生们无不艳羡，两路口人心中最早的关于蓝天的征途，几乎三代人，都在跳伞塔。

　　抗战时期的重庆，除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之外，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此，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使领馆及外交机构，也云集重庆。

　　彼时的国际村一带一边连着长江一路（鹅岭附近），一边连着健康路（两路口），成为国际友人在山城内来往通行的重要通道，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英国海军俱乐部、美国记者楼、石碉堡等三处旧址，记录着重庆对外交流的历史。

　　英国海军俱乐部位于棺山坡上，是一座面南而建的欧式别墅，抗战时曾接待过许许多多的时政要人；美国记者楼是一幢有着80余年历史的灰色美式洋楼，每层楼有三个房间，二三楼都有楼梯间和走廊，东面还有一个小阳台，曾是大量美国记者的住处；石碉堡是从前防空掩体的所在地，钢筋混凝土结构，可俯瞰如今的长江一路，内设机枪口、排水沟。原有5座，布局呈梅花状，人称“梅花堡”。解放后，4个暗堡均被拆除，只剩下这一座了。

　　苏联大使馆也选址于两路口。位于枇杷山正街104号的仿巴洛克式砖石木结构小楼，始建于1936年，极具欧式建筑特色。

　　事实上，这本是川军师长曾子唯斥巨资在枇杷山修建的一座公馆，1938年1月竣工后却并未入住，而是让给了苏联大使馆，国字当头，个人利益靠后。当年的《新民报》曾对此一番盛赞，并夸这栋楼“背靠枇杷山，遥对南山秀，西倚佛图雄，东闻两江涛”，是“重庆之仙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