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如何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他从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

城市如何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他从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

　　古建彩绘标准,古建筑绘画大图,卫辉古建彩绘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城市中，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城市如何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成了热门话题。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几十年前，建筑师龙庆忠就结合历代传统建筑的构造和城市建设的特点，提出了建筑防洪、防震、防火、防风的防灾概念，形成了建筑与城市防灾学体系。

　　龙庆忠与刘敦桢、梁思成等人成为近代中国建筑学的重要奠基者。他曾说“借鉴历史经验，再发现问题，是好的方法。只讲新，不要古之精华是很愚蠢的观念”。

　　南宋时期，江西永新的龙、刘、左等八姓豪杰及其族三千勇士起兵抗元，最后在冠顶山慨然抱石投潭。后人为纪念这些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八姓子弟”，在禾水潭边为其修建“忠义祠”。

　　1903年，离忠义祠不远的小山村，一个男婴呱呱坠地，取名龙庆忠。彼时的中国，烽烟四起——甲午战争后义和团揭竿而起，清朝面临土崩瓦解，八国联军大举压入中国，民不聊生。

　　龙庆忠的家乡江西的光景也不好过。第二次战争后，九江成了通商口岸，大量洋货涌入，给本地手工业带来致命打击。而江西本土的矿产等原材料和粮食等农产品，则被外商低价购买，然后制成商品倾销到江西。

　　19世纪末，江西的经济已经变得十分困难，然而清政府对江西的盘削并没有收缩，每年依然要征收三百万两白银以上的税金。

　　与此同时，龙庆忠则听着抗元殉国的忠义之士的故事，慢慢长大了，他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工作的舅舅，还经常给他讲煤矿工人的故事。

　　安源煤矿是中国最早采用机械生产、运输、洗煤、炼焦的煤矿，亦是当时中国的十大厂矿之一。1922年，李立三、等人曾到安源组织过大罢工活动。

　　在舅舅的讲述中，矿工们艰辛困苦的工作以及不屈不挠的抗争身影，深深影响了龙庆忠，他在晚年回忆道“幼小的心灵印上了工人阶级的形象”。

　　目睹腐朽没落、积贫积弱国势的龙庆忠，逐渐萌生了科学救国的念头。像20世纪初每一个希望通过留学日本找到救国救民的方法的仁人志士一样，1925年，龙庆忠在留学日本的张清鉴教授的帮助下，考入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攻读建筑学。

　　龙庆忠选择建筑学，与战争后，五口通商与租界出现，西式建筑开始大量传入中国不无关系。清末政治变革带动了新式衙署、新式学堂以及咨议局等官办新式建筑的需要，引进西方近代建筑，成为中国工商企业、变革和城市生活的普遍需求。但中国在战争以前基本没有接触过西方的近代建筑文化，更不要说近代建筑人才的培养。

　　而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引入西方的建筑技巧、材料和风格，建造与传统风格有极大差别的钢铁和水泥建筑。1871年，日本派出了岩仓使节团访问欧美全面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此后，日本又从德国引进造砖生产线，砖生产开始工厂化，从此日本人开始了对西洋古典建筑的全面掌握。

　　与此同时，在西式的建筑教育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英国人康德尔教授1877年来到日本，在东京大学前身工部大学开创了日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具有体系的建筑专业学科，在他的指导下有21名日本学员顺利毕业，他们都成了日后日本建筑界的中流砥柱。

　　1931年，龙庆忠于东京工业大学毕业，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准备，龙庆忠越发察觉日本的狼子野心。他回忆说，“当时日本正处心积虑于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他们对学生推行法西斯教育，宣传‘到中国去，那里有苹果吃’……青年学生每年都有相当的时间参加军事训练”。

　　基于此，龙庆忠毅然回归，报效祖国，在沈阳铁路局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多次以金饯、地位引诱，劝他与日军合作。龙庆忠不为所动，断然拒绝，宁愿过清贫的日子，也不为日军张目。他曾这样写道：“我是中国人，我的一言一行，要对得起祖宗，对得起祖国和人民。”不愿为日本人做事的龙庆忠，只身经大连前往上海。

　　此后，龙庆忠辗转谋生于河南、江西、湖南、重庆、广东等地，先后就职于商务印书馆、河南省建设厅、省政府技术室、江西吉安乡村师范学校、汉阳兵工署等。

　　这多少与他忠厚耿直的性格脱不开干系——20世纪30年代，龙庆忠担任河南省政府技术室主任期间，发现一项公路工程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他不惧开罪一大批官员的后果，坚决上报，要求削减工程经费。

　　不过，在河南省政府当技术官员的经历，让他有机会参与到黄河河道的治理工作，对防洪抢险等工程有了深入了解，也是在此时，他萌生了研究建筑防灾的想法。

　　研究方向的选择，一方面离不开龙庆忠的生活经历。他出生于贫困人家，从小居住在破落祠堂里，对此特别有感触。另一方面，则源于龙庆忠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日本处于地震带，对建筑防灾要求极高，因此在建筑防震的设计中有着独到的研究。

　　1933年，龙庆忠利用工作之暇进行调查研究，十余次考察开封铁塔，遍寻史料，反复思索，从历史记载、材料构造、风灾、地震等方面审慎地分析论证了铁塔安定的元素，反驳了鬼神护塔之说。这些观点在当时已十分先进和科学，如今仍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以古建筑防雷为例，中国古建筑多由木造，如遇雷火，极易焚毁。历史上，木建筑毁于雷火的例子不胜枚举。要知道如何防雷电，必先知道什么最吸引雷电。

　　首先，从建筑材料上看，湿木容易导电，因此，雷雨天里的木构建筑很容易成为导电体；其次，高处端尖的建筑构件容易吸引雷电，如古建筑的正脊、正吻(鸱尾)，遭电击后，容易通过正脊下的立柱传导到下部的木屋架上，这根立柱也因此被称为“雷公柱”。

　　龙庆忠总结道：“在明清的建筑中有三种雷公柱：一种是亭阁室顶下的雷公柱；一种是牌坊上高架柱处的雷公柱；一种是殿堂等的正吻下的雷公柱。”

　　根据上述构件容易接引雷电的特点，古人总结了经验，创造出几种建筑防雷电的办法。

　　比如，中国古建筑屋顶上常见的一些金属装饰物（塔刹、脊刹、火珠等）也能起一定的防雷作用。以塔为例，一方面，高耸塔刹和四周连接檐角的锁链，既可以扶持刹柱使其不因受到摇动而折断，还可以将雷电散到了檐角上去；另一方面，这些金属构件的尺寸往往与建筑规模有关，类似于今日的避雷针高度与保护范围之间的关系。

　　不仅是防雷，龙庆忠在对中国古建筑理论中“寓救于防，寓防于建”等观点作了深入研究后，他进一步在《华夏意匠》一书中作序指出：我国的建筑历史是经过与自然斗争即与寒暑风雪、地震、台风、大沙暴、大洪水、大寒流作斗争，同时又要与内战外患中之火攻、水攻战术的社会灾害作斗争。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筑应当怎样搞，有很多挑战。

　　尽管龙庆忠做事细心谨慎，但当时复杂黑暗的官场让他觉得难以应付，此时的他已经失去了当初归国时从政报国的热情。1941年7月，龙庆忠接受了重庆大学建筑系的聘请，开始了五十余年的建筑教育生涯。

　　在重庆大学任教的时候，龙庆忠一家仅分得一间20平方米的小房间。这与之前作为官员时的待遇相差甚远，但于龙庆忠而言并不重要，他敬仰圣人孔子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对龙庆忠来说，这种“乐”便是追寻真理和自由的“乐”。

　　1952年，因全国院系调整，龙庆忠在新建立的华南工学院建筑学系担任教授、博导。从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开始，龙庆忠每日废寝忘食，奋笔疾书，开列和委托学校购买了一大批教学点所需要的建筑书目，同时详尽撰写了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教学计划和教学目标。

　　1986年，龙庆忠主持建立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建筑防灾研究室。在对中国古建筑理论中“寓救于防，寓防于建”等观点作了深入研究后，他结合历代建筑的构造和城市规划特点，提出了建筑防洪、抗震、防火、防风的“四防”概念，与他建筑教育理论中的“三法”（城市、建筑、园林规划设计法）和“三保”（建筑保护、保修、保管）互相辉映，而且提出“四防”实际是为后两者的思想和技术提供保证。

　　对此，吴庆洲记忆犹新。1979年，34岁的技术员吴庆洲考入华南工学院建筑工程系攻读硕士学位，师从龙庆忠。起初，吴庆洲关注的目光仍在建筑艺术历史方面，当他与龙庆忠讨论起自己的研究方向的时候，龙老先生提出了古代城市防洪研究这一建议。吴庆洲正为这似乎是水利土木研究方向而疑惑的时候，龙庆忠提醒他应该用更为广阔的视野来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因为不了解前人防洪理念和设施，以致在洪灾付出惨重代价的例子。以江浙一带的水乡城市苏州为例，自南宋至清末近700年无忧的苏州，在近现代出现城内河渠被填塞、水系受到破坏等问题，以至于发生积潦之灾。

　　而陕西安康城，因地势低洼，历史上水患频繁，清康熙时期曾修建万柳提，作为城内居民在特大洪水灌城时的安全转移通道，救过许多百姓的生命。但这条重要的避水通道却于1958年拆毁。1983年，安康城又遭特大洪水袭击，全城被淹，造成1000多人死亡，5亿财产被毁。

　　龙庆忠对于古人保留下来的传统经验非常重视，这也是他对于建筑防灾的一贯观点：“借鉴历史经验，再发现问题，是好的方法。只讲新，不要古之精华是很愚蠢的观念”，“比如传统城市的上下水道、护城河，就与农业生产的河沟灌溉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弄清楚历史文化、地理的基础上分析，论据才充分，结论才正确”。

　　在龙庆忠的指导下，20世纪80年代，吴庆洲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研究，足迹遍布多座古城，翻阅大量历史文献和地方志，最终完成了120万字巨著《中国古城防洪研究》。正是龙庆忠的思路，成就了吴庆洲之后在中国古城防洪、城市与建筑防灾减灾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成就了他后来提倡交叉融合的学科理念。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程建军是龙庆忠20世纪80年代培养的研究生，早已走上讲坛并带出了许多优秀学生。他对老师龙庆忠当年开展的建筑教育探索高度称赞：“教育主要分两种——一是知识教育，一是智慧教育。知识是一种可重复学习的东西，是教育要实现的最基本的目标；而智慧则是知识的积累和升华，智慧教育是思维和方法的教育，是教育追求的高层次目标。拥有智慧才能举一反三、改革创新、推动事物的前进，而教育则应包含知识与智慧两者，教育的层次越高，对学者和教育者智慧的要求越高。”

　　即“应该注重学习方法及思维方法的培养，提倡独立思考和自学能力的培育方式，应加强知识可持续发展与开拓创新的基础能力培养，使受教育者具备自我超越的能力”。

　　文化学者陈起周在《建筑家——龙庆忠》一文中写道：“作为走过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段的知识分子，龙庆忠和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曾在腐朽没落、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生活过，经历过战火纷飞、民族危难的抗战时期。他有过许多迷茫与彷徨，但更大的使命感占据了他生命的主要部分——为中国古建筑的传承和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正是在这种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下，龙庆忠耗其一生、孜孜不倦地探索前行，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2.朱明夏，龙庆忠先生的建筑防灾保护思想与贡献丨清源文化遗产， 2022-07-04；3.吴庆洲，龙庆忠建筑教育思想与建筑史博士点30年回顾丨南方建筑，2012年第2期；4.袁忠，龙庆忠建筑研究的学术风格丨岭南文史，2009年第2期；5.龙庆忠：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下的城市建筑防灾学丨广州日报，2013-12-07；6.但求天下暖：人的初心——欧初传记 第25集丨广东新闻广播，2021-07-21；7.中国古建筑的防灾设计智慧丨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14年第36期。来源：瞭望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