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年听从梁思成的建议或许今日我们会看到更不一样的北京城

如果当年听从梁思成的建议或许今日我们会看到更不一样的北京城

如果当年听从梁思成的建议或许今日我们会看到更不一样的北京城,

　　苏州古建筑彩绘,天正 绘制古建,古建屋檐彩绘那时的北京城外有一圈绵延伸展的古城墙，古老的砖墙呈“凹”字形，始创于元代，建成于明代，沿用于清代至民国，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这古色古香的建筑是否应该存留，各界人士们意见不同，引发许多争议。

　　1948年，人民已经以摧枯拉朽之势一次次打败了的军队，傅作义的部队驻扎北京，也陷入的重重包围。

　　眼看战争一触即发，一方面派人劝说傅作义，希望他能和平起义，一方面秘密联系建筑学家梁思成。

　　北京城是一座拥有古老历史的城市，一旦开打，那些著名建筑与文物古迹难免会遭受损坏。所以1948年的北平清华园，梁思成的家中迎来了一位客人。

　　那人说：“梁教授，我受人民攻城部队的委托，前来向你请教。城里有哪些著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请你把它们的位置准确标注在这张地图上，以便我军在攻城时避开。”

　　他忧心忡忡：这傅作义是战？是降？如果真打起来了，那这座精美绝伦的古城岂不是要被毁掉了。梁思成每天就在这样的担忧着煎熬着，时时关注着战争的形势。

　　他不仅将北平重点文物的位置准备地在北平上详细标注出来，还拿出之前与学生们收集的《全国建筑文物简目》，将它交到干部的手里。

　　经过梁思成标注的北平，变成了北平重点文物图，被带回西柏坡，被挂到指挥所的墙壁上。

　　毛主席看着那幅图，以坚定的目光作出指示：“把这幅图，交给围城部队，一定要他们注意保护这些重要的文化古迹。”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全面保护北平的文化古迹成为部队练习时的重要任务。

　　梁思成很感动，他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也终于落了地，内心在诉说：“人了不起啊！”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大概描摹出梁思成是一个怎样的建筑学家形象。他不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建筑学家，更是一个对中国古典建筑情有独钟的建筑学家。他深切地热爱着雄伟壮丽的古建筑，并愿为保护这些建筑，倾尽所有希望与精力。

　　让人庆幸的是，1949年初傅作义率部投诚，北京和平解放，北京城的文物古迹得以幸免于战火的摧残，完整地迎接新中国的成立。

　　1949年3月，中央进驻北京前夕，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机关食堂召开。接下来如何建设北京城，成为会议的一大议题，毛主席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对建设城市的意见：

　　“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

　　彼时的北京城历经时间的斑驳、以及连年战乱之苦，从清末开始，北京城墙在不断的战争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但直到解放前夕，城墙基本还是完整的。

　　作为首都，北京的规划与建设与其他城市的规划不太一样，它必须全方位地考虑到新旧城、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问题。

　　徐悲鸿曾向傅作义直言：“北平，是一座闻名世界的文化古城，这里有许多宏伟的古代建筑，希望傅作义建军能顾全大局，服从民意。”

　　古城墙是北京城的骨架与见证，古城墙的建设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有关部门就对古城墙进行查勘，并撰写专题报告，以及修复城墙的办法，向人民政府进行汇报。

　　1949年5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负责北京城规划与建设方面的工作，主任先后为、、彭真，副主任是梁思成、薛子正。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主席站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的成立。梁思成受邀参加开国大典，深受鼓舞，并满怀壮志，要为接下来首都的规划建设努力。

　　如何建设首都北京，规划利用旧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1949年9月，苏联派出一个市政专家小组来到北京，帮助我们进行北京的市政规划。在对北京里了解调研后，苏联专家做了《关于北京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提出建议：

　　第一，控制城市规模，发展大工业；第二，以广场为中心，设置政府行政中心区。

　　梁思成认为，历史文化名城是不容毁损的。他建议将行政中心设立在西郊，倡导“新旧两利，古今兼顾，平衡发展”。

　　为此，梁思成与规划专家陈占祥一人做规划，一人写文章，共同完成《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并附上十余张图纸。

　　梁思成自费刊印了上百份《建议》，并将其报送中央人民政府，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位有关领导，还亲自致信周恩来总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关于古城墙存留的问题争执不下，政府的领导们也进行了多方考虑。

　　1953年，市委专门成立一个规划小组，综合考虑苏联专家、梁思成等人的建议，修改完成《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下文称《要点》）。

　　“将广场加以扩大，东起原东三座门，西起原西三座门（现有11公顷，需扩大两倍至三倍左右），在其周围修建高大楼房作为行政中心。”

　　这意味着，北京行政中心的位置被确定下来。而关于北京古城墙也面临着留还是拆的严峻抉择。

　　《要点》是关于新中国的第一份首都城市规划，规划中提出北京建设规划的一个重要原则：北京市的建设要为中央服务，要为生产服务，要为劳动人民服务。

　　也是在这一年的国庆节，毛主席站在广场上检阅群众队伍，他细心地注意到，队伍里的工人的数量并不多。

　　要知道，取得革命胜利的一大功臣就是广大工人群众，而这些人民群众正是我们国家的主人。

　　刘仁直呼“没有”。而毛主席这一句问话，也给了他极大的震动与思考。建设首都北京，不仅要考虑历史建筑，更要考虑广大的人民群众.

　　北京要建设成为工业大城市，就要改变城市布局，要坚持为中央、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建设方针，要拆除那些有坍塌危险、有可能危及人民生命安全、阻碍交通、影响生产和工作的古城墙。

　　他提出要对旧城墙进行改造和利用。早在《北平文化必须整理与保存》一文中，梁思成就曾表示：

　　“北平的整个形制既是世界上最可贵的孤例，同时又是艺术杰作，城内外许多建筑物却各个是在历史上、建筑史上、艺术史上的至宝。”

　　他主张在原有城市风貌上加以改造：保留内外城墙以及护城河，将城外的护城河加以修砌，城楼、角楼可以开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城墙顶部可以种花养草，敌台上修建凉亭。

　　郭沫若认为，修建古城墙的目的是为了御敌，且这是封建时期的旧物，如今国家安定，进入全新、安定的时代，自然不需要城墙的存在，因此他建议拆除。

　　第一，拆除城墙是为了北京城的整体规划，便于城内外建筑风格的统一；第二，打通内外城，也可以消除城乡隔阂；第三，拆除城墙有很重要的经济意义，它可以腾出许多建筑面积，对建设中的北京很重要。

　　从1952年起，北京市有关部门、人民日报等也收到了很多封来信，人们踊跃表达关于旧城墙的意见。

　　当然，这些建议各执一词，有人主张全部保留，有人主张改造利用，也有人主张拆除。

　　一时间，北京古城墙的存废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政府、专家、人民群众都在关注这一问题。

　　梁思成是尤其在意北京古城墙的问题，他定要尽所有的努力，保留旧城墙，为此一向性格温和的梁思成还遇到“争论”的事情。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主张拆除旧城墙，一次参加国务院办公会议时，吴晗、梁思成都参加了，二人意见相左，不免引发争论。

　　吴晗急了，直接站起来毫不留情地对梁思成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都建设起高楼大厦，您那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还有什么文物价值可言。”

　　后来梁思成见周恩来时，还曾表示：“老实说，我对吴晗、薛子正这两位领导是有意见的，他们不重视城楼的保护。”周恩来总理赶紧安慰梁思成的情绪。

　　与梁思成一样，同为建筑学家的夫人林徽因也将中国的古建筑视为珍宝，那些承载着古代记忆的古建筑们，在梁思成、林徽因的心中有着非凡宝贵的意义。

　　一个夏天的晚上，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举办欧美同学的聚会，吴晗、林徽因都受邀出席。

　　林徽因不是不知道梁思成与吴晗的争论，但他们并不是对彼此有意见，只是就古城墙存废的意见不同而已，所以，起初林徽因与吴晗并未有太多交流。

　　聚会上，郑振铎想到古城墙，不禁感慨地对大家说：“等推土机一开动，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物，就此寿终正寝了。”

　　郑振铎的这句话瞬间触动了林徽因的心，她和梁思成多么想保留下这些古城墙，但大家考量不同，意见也不同，再加上看到主张拆除古城墙的吴晗，林徽因情绪激动，直接当中骂起吴晗来。

　　不论是梁思成、林徽因、还有吴晗，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建设好北京，只是出发点不同，因此想法不同。

　　出于对经济、对安全、对群众的各方面考虑，1957年，北京市领导们对城墙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1958年3月，人民领袖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表示：“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梁思成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坚持，周恩来总理曾专程去劝说过他。梁思成对周恩来总理表示：“拆掉一座牌楼，就等于挖掉我的一块肉，拆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割掉自己的一层皮。”

　　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里，梁思成向周恩来总理描述着自己心里的美好画面：夕阳照耀，那些牌楼是北京城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画面。

　　各人所想，出发点不同，但都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但在这样的形势下，似乎已经注定了梁思成的“遗憾”！

　　“要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坚决打破旧城市对我们的限制与束缚，城墙、坛墙一律拆除。”

　　此说明一出，使整整持续了9年之久的北京古城墙拆留问题有了最终决定。此后，城墙拆除工作开始有序展开。

　　1950年，东公安局街和司法部街牌楼被拆；1953年5月朝阳门和阜成门的城楼及瓮城被拆；1954年，中轴线年，永定门城楼箭楼被拆....1958年起，大部分城墙、城楼被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