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侨都 院士之乡｜“文”以载道！这些五邑籍院士深耕历史人文厚土！

中国侨都 院士之乡｜“文”以载道！这些五邑籍院士深耕历史人文厚土！

中国侨都 院士之乡｜“文”以载道！这些五邑籍院士深耕历史人文厚土！,

　　古建筑保护单位,永春古建筑保护,保护古建筑对策历史学、敦煌学家陈垣，考古学家梁思永，建筑学家和美术家梁思成，地质学和大地构造学家陈国达，矿物学、人文地理学家叶大年，他们致力挖掘历史人文价值，推动我国人文社科事业的发展。

　　陈垣，字援庵，广东江门新会人，历史学家、教育家。20世纪初，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进程中，他总结、改造我国的传统史学，撰写了《元也里可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西回史日历》《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等专著和论文，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有着开拓性贡献，被誉为“国宝”。

　　陈垣先生一生赤城。少时，他随父居广州，1905年至1911年期间，陈垣先后与革命人士创办《时事画报》《震旦日报》等报刊，1911年参加中国同盟会，致力宣传革命。

　　1913年，陈垣被选为众议院议员，曾在全国税务处、国家公债局、毛革改良会等机构任职。1921年，陈垣任过两个多月的教育次长。任职期间，他兼研史学，特别是外国宗教史，曾发表《元也里可温考》，引起中外史学界注意。从1922年起，先后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京师图书馆馆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辅仁大学副校长、校长，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员、文献馆专门委员。其间，陈垣立德树人、诲人不倦，当代著名书画家启功大师就是他的学生。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陈垣仍随校留在北平，继续任辅仁大学校长。他身处逆境，不但拒绝出任所谓“东亚文化协会”会长伪职，而且选择有民族气节的顾炎武和全祖望的著作授课，用以自励及勉励学生爱国。他还连续发表《清初僧净记》《通鉴胡注表微》抨击敌伪汉奸，彰显了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政府多次派飞机接他去台湾，他却坚持留城，等待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兼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垣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阅读与思想有关的著作，当时他已是70岁的老人，但他还是克服困难，认线岁高龄加入了中国。

　　陈垣在他的文章《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中写道：“在北京解放整整10年的今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从此我的生命开始了新的阶段，我感到万分兴奋。”“今天作为一个新党员，我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继续改造。我以现在作为今后奋斗的新起点，在思想上和工作上不断革命，以便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党交给我的任务，我要无限忠诚地为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贡献一切！”陈垣入党后，重新焕发青春，埋头苦干，之后的10年间，先后写了20多篇短文。

　　1951年11月1日，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在怀仁堂国宴上，与陈垣同席交谈。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这是对陈垣的真实评价。陈垣光是收藏的图书就有4万册。陈垣先生的孙子陈智超回忆说：“1971年我祖父逝世时，我们家人遵照他生前遗嘱，将此4万册图书献给国家，将4万元稿费交作党费，还将几千件珍贵的文物都交给了国家。”其赤诚纯真之心，可见一斑。

　　陈垣故居由陈垣祖父在清代同治年间开始修建，命名为宁远堂，取“淡薄以明志，宁静而致远”之意，为我市目前少有的清代私家庄园，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如今的陈垣故居为砖木石结构民居，一厅四房两廊，建筑面积141.8平方米。

　　1995年，陈垣故居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故居于2002年对外开放，蓬江区政府出资修葺后，宣传部门辑采、复制陈垣在各历史时期照片共120张，以及陈垣长孙撰写的陈垣事迹年谱，分置故居及邻近二宅陈列展出。同年，陈垣故居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广东同学会筹资，于故居门前塑立陈垣半身铜像。

　　位于旁侧的陈垣纪念馆在2010年完成建设，纪念馆内四周的灰色墙上，钉挂着陈垣生平历史照片和相关文字资料，一张张斑驳的照片，组成了陈垣一生“赤诚报国”“坚守气节”“高龄入党”的珍贵历史画卷。

　　2016年陈垣故居被江门市委组织部公布为江门市党员教育基地。虽然先贤已逝，但近年来，不少党员和游客络绎不绝地前来寻觅先生留下的精神印记。陈智超说：“我对祖父的印象，主要是他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和对理想的追求。”

　　“我记得小时候祖父来看我们一家，我父母说我三岁已经认识了不少字，他不太相信，就考了我一张报纸上的繁体字，我一下说出来了，他就摸摸我的头。”陈智超回忆说，“后来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祖父很高兴，因为他和我父亲陈乐素虽然是著名的史学家，但都不是科班出身。他特意带着我去看他在北京曾经呆过的地方，还留下了很珍贵的合影。”

　　陈垣故居讲解员陈青宜说：“今年1到5月，来陈垣故居参观的就有3000多人。”棠下镇文体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洁说：“故居于2009年翻新之后，平时主要由村委会协助打理，比如检修电路、梅雨季馆内除湿、周边垃圾清理等。镇里则拨出资金，指导相关维护工作。”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我们将进一步发挥陈垣故居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功能，做好党建宣传和爱国主义教育，这对我们党员、群众来说都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棠下镇文体服务中心主任蒙胜福透露，区、镇有关部门已委托有资质、有经验的古建设计公司对陈垣故居及保护范围进行保护、提升规划设计，在不影响陈垣故居总体保护的前提下，将陈垣故居后面的宁远堂菜园改建为公益性休闲文化公园，增设与陈垣有关的文化、教育、历史人文景点。

　　梁思永，广东江门新会人，著名考古学家、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其父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国学大师梁启超。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古学和近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近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

　　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古学和近古教育开拓者之一。（资料图片）

　　梁思永之所以选择考古，是因为其父梁启超的影响。在当时，很多国外的“外来户”窜到中国“发财”，这些人四处挖掘文物，得手后即偷运出国牟取暴利，梁启超觉得中国不能放任自家的宝贝被人夺走，中国学者应该努力建立自己国家的考古学科。在当时，考古是一门不被人看好的冷门专业，但梁思永却义不容辞地赴美学习考古了。

　　梁启超在1922年之后的一次演讲中曾说过，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做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极高的位置。梁启超的这种影响力，对梁思永是很有效的。梁思永1916年考入清华学校留美班，1924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即赴美到哈佛大学读书。

　　留学期间，梁思永想回国实习并收集一些中国野外的资料，写信征求梁启超的意见，梁启超非常支持他。1928年梁思永回国收集资料，梁启超就想办法为他联系，促成他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担任助教。

　　1939年，梁思永在为“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所提供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仍然源于梁思永当年的创见。这项发现，提高了我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从此纳入近古学的范畴。

　　1931年，梁思永刚结婚3个多月，就告别妻子，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工作，秋季又到山东参加山东历城龙山镇的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工作。接着他又回到后冈，继续春季未了的工作。在这次野外发掘中，他在后冈发展了三叠层，第一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种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先后顺序，以及它们和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

　　后来，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报告由梁思永主编并参加了部分章节的撰写，于1934年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

　　1950年8月，梁思永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当时考古所的所长郑振铎兼文物局局长，所以考古所的工作担子主要落在梁思永肩上。

　　当时梁思永在病床上主持考古所的工作，制定长远规划，指导野外工作和室内研究，他把每天要做的事写在小条上，逐条解决处理。与此同时，他的研究工作却丝毫不耽搁，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了。

　　梁启超长子，广东省新会人，1901年4月20日生于日本，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梁思成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院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后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一年。梁思成毕生从事建筑教育事业和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在实物考察的基础上，系统地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史，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梁思成曾参加过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是新中国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顾问；参加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具体设计工作。新中国成立前，1948年4月1日，“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评选揭晓，81人当选，其中人文组的28人中，梁思成和弟弟梁思永同列榜上。1955年6月，梁思成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

　　梁思成在日本出生，童年在日本度过，回到中国时刚满12岁。梁思成1915年进入清华学堂，在那里读了8年书。之后便和林徽因双双到美国留学，两人一个以主修一个以辅修的方式，同时选择了宾大建筑专业，成为中国第一代建筑师。

　　学建筑主要同梁思成的爱好和特长有关，也是林徽因的建议。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通过父辈相识的，梁启超和林长民是很要好的朋友，大人们经常在一起，孩子们就自然容易接近。梁思成和林徽因相识那年，梁思成17岁，林徽因14岁。林徽因16岁时和父亲去英国学习一年多，住在伦敦时，女房东是一位建筑师，常常在家里画图，林徽因很感兴趣，从中了解到英国有建筑这一学科。梁思成从清华学校毕业后，准备去美国留学，在考虑学习专业时，林徽因说她想学建筑，梁思成听了很感兴趣，觉得学建筑也很适合他，于是决定选择学习建筑。

　　梁思成本该是1923年5月去美国，但遭遇车祸，休养了一年。第二年，林徽因考取清华的半官费留美，他们同时选择了美国宾州大学美术学院，梁思成读建筑系，林徽因读美术系，主要仍选修建筑系的课程，这样就成为同学了。

　　1931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北京天坛屋顶上，参与维修天坛。夫妻二人同为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翻拍）

　　1928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东北大学时，与他们共同任教于建筑系的几位教授也是留美归来的年轻建筑师和结构工程师，他们是一个有朝气的集体，梁思成曾说,建筑系是东北大学“最健全、最用功、最和谐”的系。

　　1931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京，加入朱启钤创建的中国建筑营造学社。朱启钤对北京建筑非常熟悉，认识很多维修古建的工匠。当时的工匠的技艺是家传的，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没有文字记载。朱启钤搜集了许多工匠传授的建筑经验的小资料，并将这些工匠介绍给梁思成。

　　梁思成进入营造学社后，开始中国古建筑实物考察工作。考察队伍很精干，是梁思成和中国建筑营造学社的另一位专家刘敦桢分别带队，有时林徽因也参加。从梁思成加入起，营造学社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调查，拍摄、测绘了大量古建实物。当时的条件是相当艰苦的，中国大量的古建筑在偏远的农村，交通极其不便利，他们什么车都坐，驴车、骡车、马车等等。没有车子，就得靠双脚走。考察当中，他们对所有的建筑物都做了详细的测绘。其中的艰辛，一言难尽。林徽因说，那时的农村和城市生活相差200年。通过这样的考察，他们发现了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整理出中国古建筑大量的第一手详细资料。

　　抗战开始了，梁思成把考察队伍收集的资料、近2000张手绘的图册都存到天津一个银行的地下室里。后来，抗战期间，天津发过大水，资料几乎毁掉。

　　梁思成和林徽因知道这事后，为此大哭一场。抗战期间，他们又重新整理资料，又重新绘画考察过的古建筑，写出《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

　　梁思成在抗战时期还参加了一项机密工作，到重庆参加“战区文物保管委员会”。那时，中国陆军和美国空军合作准备反攻。为了保护中国的古建筑不在战争中受到损害，梁思成要在地图上标示出中国的古建筑，以此提供给中美军方参考。

　　这个工作艰巨而繁琐。要在地图上将古建筑一个个标识出来，并配简明扼要的中英文说明。那时的梁思成，身体非常差，1923曾经遭遇车祸，抗战时期，他的脊椎软骨组织出现病变，有时整个背弯得很厉害，连脑袋都抬不起来，靠花瓶支撑着下巴画画写字。后来，我们国家的大量古建筑免于战乱以及建国初期第一批、第二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要归功于这份资料。

　　1946年，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担任系主任。这个系最初的师资来自吴良镛先生等一批抗战时期成绩优异的大学建筑系毕业生。1946—1947年，梁思成曾在美国讲学一年，而在此期间，清华建筑系的创建却并未停顿。

　　1947年，梁思成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厦设计工作。梁思成不仅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享有一定的声誉。（翻拍）

　　梁思成认为建筑反映文化，中国古代建筑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梁思成从宾大毕业后，曾在哈佛读了一段时间，他在美国的大学和博物馆中痛心地看到了中国流失的珍贵文物；同时注意到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对中国古建筑的浓厚兴趣和所作研究。他想，中国的古建筑为什么没有中国人来研究呢？中国建筑应当由中国人来研究。这是梁思成一生的信念。

　　从个性上来说，梁思成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不图名利，有赤子之心，所以有很多朋友。我的家里，常有建筑系的师生来做客，一起研讨问题，也有不少其他专业的师生来访，所以很热闹。梁思成的心思主要在教学和研究上，从中的收获就是他行动的动力。

　　梁思成在研究古建筑时，看到的不仅仅是房子，还有盖房子的人，也就是他的古代同行们——那些无名的建筑师和工人们。他从这些建筑物中看到他们的智慧和创造性，他尊重他们，佩服他们，这点在他的学术文章里，时有表露。

　　梁思成把中国建筑看成一个东方独立体系，与华夏文化同长，他认为，建筑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载体。建筑不仅仅是砖瓦木料。

　　梁思成研究的方法是，由近及远，先从清代建筑的研究入手（清代建筑在北京仍大量存在），进而上溯到明、元、宋、唐、汉，等等。他在考察中常利用地方志等文献资料，但特别强调实物的拍摄和测绘，他说，“百闻不如一见”。这是他非常重要的思想。

　　陈国达教授是世界著名的地质学家，曾任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工业大学前身）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长沙大地构造研究所所长，国际地洼构造与成矿研究总中心主席，国际矿床成因协会矿床大地构造委员会副主席兼地洼学组主席，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8年起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陈国达教授最突出的贡献是于1956年发现大陆地壳的新构造单元──地洼区，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壳体大地构造学，发展成为地洼（活化）构造理论体系，在国内外广泛运用于找矿，取得显著成效。地洼学说的诞生被列入世界科学技术史年表。

　　陈国达8岁那年，母亲因肺结核病撒手人寰，父亲把陈国达送进城里的姐姐家寄养。姐夫崔足君是一位旅居秘鲁的华侨工人，家庭经济也不富裕，但姐姐疼爱弟弟，设法把他送入新会县第一国立学校念书。

　　1922年，陈国达跳级考进新会县城北门街高等小学。在那里，校长施国崖、教师李子韶都是知识渊博的人士。陈国达最感兴趣的还是地理课，从中他不仅培养了热爱祖国河山和广袤大地的兴趣和思想，而且还知道了祖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丧失国土的耻辱。

　　1925年春，13岁的陈国达考入了新会县第一中学。他深知生活艰辛，自己能上学来之不易，因此读书非常勤奋，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当时新会一中极重教师素质，聘请一些学养高的人士或留学生担任教师。从当时博物课老师罗仲伟先生那里，他知道什么叫火山爆发，为什么会发生地震，什么叫冰川以及它是怎样流动的，又怎样根据三叶虫之类的化石来判断地层的地质年代，拾到块翠绿的孔雀石，也许就会找到一座大铜矿……奥妙的宇宙，神奇的地理，把这个在农村长大的少年带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他用心学习火山喷发、冰川流动、地震爆发，以及用化石推算地质年代等地理知识，罗仲伟先生的启蒙教学使陈国达终生难忘，“长大当一名地质学家”的理想，开始在他心中生根。当陈国达预科毕业升入中山大学本科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地质系。

　　1931年和1932年的暑假，陈国达先后两次回到家乡，对新会地形、地貌等地质情况进行全面的考察。返校后，他将实地考察的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和科学思考，写出了《广东新会县地质试勘》一文。该论文系统地阐述了新会的区域地质概况，而且图文并茂、有理有据，陈国达把此文寄到国立北平研究院，竟获得了该院当年的地质矿产研究奖金，那年他才20岁。

　　1933年，陈国达将自己在广州附近考察得来的资料写成了论文《广州三角洲问题》，被选登在中国科学社主办的权威刊物《科学》杂志。1934年，他以广东境内大片出露的中新生代红层为选题，完成了《广东之红色岩系》的毕业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最先提出“丹霞地貌”术语，引起了地质学界的注意，并再次获得地质矿产研究奖金。以上3篇论文，实际上是他后来关于创立地洼学说最早的研究。

　　1934年，陈国达大学毕业，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被直接选送国立北平研究院当研究生。期间，他得到了中国地质学家翁文灏等众多名师指点，并在北京大学随“脉动学说”创始人、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等教授学习。

　　在北平研究院的300多个日子里，陈国达不仅强调基础理论，还特别注重野外实践。他先后到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等地考察，收集到了不少第一手材料，这为他日后研究地质构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石。

　　近百年来，学界公认的传统地质构造理论，是由美国和奥地利学者相继提出并确立的“地槽－地台”学说。按照这个理论，我国东部从大兴安岭到海南岛这片辽阔地域应属于稳定的“中国地台”区。

　　1936年4月1日，广东灵山地区（今属广西）爆发了6.9级强烈地震，毁屋不下5800间，死伤350余人。得到消息后，正在两广地质调查所工作的陈国达徒步赶到震中灾区调查。他白天跋山涉水，观察地壳构造和山崩、地裂、地陷、喷水、冒砂等异变，晚上就在一座破庙中秉烛整理调查资料。回所后，他又深入分析各地反馈回的数百份震情调查表格，仔细查阅与震中地区相邻各县的十余种地方志，由此拟出的《广东灵山地震志》提出了令人惊奇的疑问：从东汉以来，灵山地区先后发生过150次地震；若按照“地槽——地台学说”的观点，中国东部的广阔地区已进入稳定的地台阶段，又怎么会有如此密布的地震、褶皱和断层呢？

　　“地槽——地台学说”这一传统学说的权威性，第一次受到挑战。而挑战它的，竟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中国小伙子。从此，陈国达的名字在地质学界不胫而走。

　　1937年，陈国达利用新婚出外度蜜月的机会，又一次开展了他的地质考察。新的发现让他极为兴奋：广东、湖南、江西境内的地壳构造，都有“地槽－地台学说”无法解释的现象。他深切地感觉到，中国山山水水的形成，应该要有一种新的学说来解释和描述。

　　为此，他辞去了待遇优厚的国立中山大学的教职，到江西省地质调查所工作。在该所工作的10年中，他每天身背帆布包，携带罗盘、锤子、放大镜“三宝”，风餐露宿，攀山越岭进行野外考察，常常是往返数十公里，穿密林、过险峡、攀悬崖、凌峭壁、避毒蛇、躲猛兽，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艰苦的野外生活，使他的身体也受到了较大的损害，他先后患上风湿病和当时非常难治的肺结核。

　　正是这种在崎岖的山路上不畏艰险地攀登的人，才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陈国达在10年间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将考察成果写成大量论著，对传统的大地构造理论提出公开挑战。

　　他写的《中国东南部红色岩层之划分》，提出了与当时流行的观点“红层时代只有第三纪”相悖的新见解，即白垩层也存在红色岩层，并将红层划分为两大沉积旋迥，上为丹霞层，下为南雄层。论文寄到《中国地质学会会志》后，因与流行观点不符而被拒绝刊登。后经当时的江西地质所所长尹赞勋说情，论文才得以刊出。但在文前加了一篇由刊物主编执笔否定的文章，陈国达的论文似乎成了“反面教材”被附在了后面。

　　红层论战之后，陈国达又在海岸地貌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个新观点。1947年，他去广东沿海考察隆起浪蚀阶地，论证了广东海岸线是既有沉降，又有隆起的复式型岸线。但当时，学术界信奉的是曾任国际地理学会会长、德国已故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看法，认为中国海岸线以舟山群岛为界，北为隆起岸线，南为沉降岸线。有位老教授甚至讽刺他说：“什么人都可以研究海岸地貌，真是不自量力！”

　　陈国达没有气馁，而是耐心地进行考察和研究，除了广东之外，他还到江苏、山东、辽宁、浙江、福建等地收集第一手材料，以令人信服的依据，提出了著名的“复式岸线”的观点。他的这些观点，直到新中国成立数年后才得到认可。上述多个领域的成就，为他后来建立地洼学说打下了基础。

　　如今在大地构造学说上已经成为主流的地洼学，居然是陈国达在研究马列主义哲学著作时得出灵感，进而发展完善形成学说，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几乎所有的学问在其产生的那一刻，总会伴随着一些看起来相当不靠谱的故事：苹果砸中了牛顿的脑袋，于是我们知道了万有引力；阿基米德洗了个澡，于是我们明白了浮力原理。而让陈国达成名的地洼学说的产生，同样有一个听起来很有意思的故事。

　　1952年，陈国达调任新成立的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之一）地质系主任。此前，陈国达已意识到“地槽—地台”学说难以解释我国一些构造运动频繁的问题，而且陷入了一种困境。一天，当他读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批评英国地质学家赖尔的“地质渐变论”有“静态”的缺陷时，陈国达深受启迪，新思维的火花在他脑海里掠过：一百多年来在整个地质学界流行并被视为真理的“地槽－地台”学说，它所主张的地壳由地槽活动阶段进入地台稳定阶段后不再发展的观点，是不是唯心主义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残留呢？既然中国东南部不像地台区又不像地槽区，为什么不能是第三种构造单元呢？

　　于是，陈国达从“非槽即台，非台即槽”的旧观念跳了出来，他结合教学工作重新制定了科研思路和方案，经过反复核对和系统整理，写出了第一篇创新大地构造的论文，这就是1956年发表后被人们称为“地洼学说”诞生标志的《中国地台“活化区”的实例并着重讨论“华夏古陆”问题》一文。该文吸收了槽台学说的合理成分，提出了酝酿多年的新观点——用“活化区”（后称“地洼区”）这个新概念，来描述中国东南地区自中生代中期以来的现阶段的大地构造性质。这一观点很快在地质学界引起了轰动。

　　1959年3月，他发表了《地壳第三构造单元——地洼区》，正式提出地洼区的概念。同年9月，发表《地壳动“定”转化递进说——论地壳发展的一般规律》等重要论文，突破“地槽—地台”传统的地壳演变观，阐明活动区与“稳定区”相互转化，并按照“否定之否定”法则，螺旋式地上升前进的地壳发展过程。前后历经22年的艰苦求索，陈国达终于创建了地洼学说，揭开了地壳构造演化的新奥秘。

　　往后几年，陈国达还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20余篇论著，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地壳演化新理论——地洼学说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为后来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该学说已演变成为把岩石圈构造演化—运动结合起来统一研究，具有五个组成部分和四个衍生学科，兼顾大陆和海洋的涉及地球学科中多个学科及自然辨证的全球大地构造理论体系。

　　“地洼学说”突破了100多年来在地质科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的、由美国学者霍尔与德那提出的“槽台学说”，被列入世界科学技术史大事年表，称为决定当代地质学发展的新学说之一。中国也由此被称为“地洼学说”的故乡和发源地。

　　“地洼学说”的创立，以及随后在寻找矿藏活动中的广泛运用，奠定了陈国达在国际地质学界的地位，也赢得了“地洼之父”美称。如今，“地洼学说”不仅在国内广泛运用于区域地质、成矿构造、找矿勘探、地层古生物和地震、水文、工程地质等方面，而且得到多个国家重视与应用。

　　“地洼学说”对成矿学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在于它的“递进成矿理论”。陈国达认为，地壳演化规律直接决定成矿作用的演化规律。为此，他把大地构造与成矿作用作为整体来研究，首次提出一种新的成矿大地构造类型——地洼型成矿作用和地洼型矿床，随后又逐步创立了多因复成矿床理论。这不仅为成矿学在理论上做出了贡献，而且对指导找矿勘探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根据陈国达的理论描述，目前不论在我国还是在世界范围，都已在地洼区中找到了丰富的地洼型矿床。最著名的个案是前苏联外贝加尔地区，那里曾因被认为是无矿藏或很少矿藏而未进入地质界视野，认识到它是地洼区后，果然找到了当时前苏联较缺乏的有色金属矿种钨锡等。我国华北油田在勘探过程中，也是根据地洼区的地壳结构特点和递进成矿思路，终于发现了以高产著名的任邱式古潜山油气藏，成为我国的重要大油田之一。还是运用了这一学说，在广西找到了大型三水型铝土矿，突破了中国大陆少三水型铝土矿的误区。我省沅水五强溪水电站和江西修水拓林水电站制定选址方案时，也大量运用了“地洼学说”的相关理论。

　　地洼成矿理论在缓解危机矿山的资源短缺，延长寿命的科研工作中也常常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国外，运用“地洼学说”找矿的例子也颇多：巴西北部与裂隙型侵入体有关的锡矿；澳大利亚的汞、锑矿和萤石；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加拿大找到了层状多金属矿、萤石和锑矿。

　　现在，“地洼学说”已进一步远播重洋，除在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协作研究中稳居一席之地外，还被介绍和应用于各大洲许多国家；各种文字介绍和引用“地洼学说”的论文专著已达1500多篇（本）。1989年美国“人物传记协会”公告，称陈国达为杰出的国际先进工作者；同年英国“人物传记协会”，更把陈国达列入“世界有突出贡献的人之一。”

　　叶大年，广东江门鹤山人。曾任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市民盟副主委。主要从事矿物学、晶体化学和矿物材料方面的研究。1962年获得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岩石与矿物专业学士学位，1966年9月获得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硕士学位。1966年9月至今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研究员。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

　　多年从事矿物光学性质与晶体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许多定性和定量的规律，从而开拓了结构光性矿物学的新领域，并著有世界上第一部此领域的专著《结构光性矿物学》，1986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近年来，他致力于“城市的对称分布和城市化趋势预测”研究，在报刊上多有论述，多次应邀到有关省市、大学进行题为《地理与对称》的演讲，出版了《城市的对称分布与中国城市化趋势》，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其有关见解已成为我国制定城镇化建设方案的重要参考意见。发表170多篇学术论文和多部学术专著，热心研究生的教育和培养。

　　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开始了对广东地区的陆上侵略。惠州、广州等地相继沦陷，叶大年父母躲避战火撤到香港。动荡中，1939年，叶大年在香港出生。

　　此时，随着沿海港口及铁路交通线相继沦陷，中国亟须一条后方国际通道。在云南，东起昆明、直达中缅边界的滇缅铁路开工建设。叶大年的父亲叶勉之先生，毕业于中山大学土木工程系，通过老师的介绍，在滇缅铁路局找到一份技术员工作。随后，母亲带着襁褓中的叶大年和两岁的哥哥，也来到云南。

　　之后随着局势动荡，叶大年一家不免颠沛流离。期间，只在鹤山老家短暂住过半年时间。“我7岁前，我们一家在广西、云南、四川转了个圈。”直到1946年秋，叶大年一家才在贵阳安顿下来，开始读小学。

　　少年时的漂泊，使得叶大年尤其珍惜如今的国家富强。现年80岁的叶大年，回顾当年的苦难，却用了“幸运”来总结：“我这一代人比较幸运是什么？我们看到了中国最危险的时候，而现在又看到了中国辉煌的时候。”

　　叶大年回忆，当年在铁路子弟学校读书，学校设施很落后，“但教师的水平不低，有的是工程师的太太，有的课程就是由工程师兼任。”

　　作为铁路子弟，从小随着工程走，叶大年对于国家的发展有着极其直观的认识。“我父亲在抗战时候修飞机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压路机，用一个两三米直径的石头碾子。”叶大年举例子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在贵阳念初中，当时贵阳最大的工厂做了一个断钎机，能把钢钎打成一截一截，用去修铁路修公路。现在来看是小菜一碟，县城机械厂都能做；当时做了断钎机，就‘敲锣打鼓跟毛主席报喜’了。”

　　“现在再看我们国家，贵州都有飞机制造厂了。全世界建筑机械大半是中国生产的……我父亲在贵州修过铁桥，现在我们有港珠澳大桥……”讲起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叶大年滔滔不绝，感慨不已。

　　1957年叶大年高中毕业，考大学的时候，贵州出台规定只能报考本省大学。叶大年和同学不服，决定给毛主席写信、到教育厅“请愿”。虽然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但被认为是发动者的叶大年被“打入另册”，在高考中被除名，沦为“社会青年” 。

　　“我打主意干别的事，想去当火车司机，也没报上名。这个时候我父亲告诉我，你自修再考一年。” 因仰慕华罗庚和李国平等数学家，叶大年当时立志做数学；除了复习高中功课外，还自学大学的解析几何和微积分， 高考前夕在《数学通讯》杂志发表了一篇“小文章”《二元二次联立不等式的图解法》。

　　“这是我做科学研究的最开始。我感觉到，虽然没有上大学，我证明我是有才能的。”叶大年回忆。1958年第二次高考，叶大年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结果阴差阳错，被录取到北京地质勘探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普查系。

　　大学里，结晶学家彭志忠很欣赏叶大年的悟性。他告诉叶大年，矿物学和结晶学中也有很多用到数学的地方，并引导他走上矿物学道路。

　　本科期间，叶大年就因“成绩很好”小有名气。大二时，他发现“光性矿物学”这门课程只讲技能，不讲理论。了解深入后得知，该领域只有数据，几乎没有理论可讲。这给叶大年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2年叶大年大学毕业，他被批准报考研究生，考上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何作霖教授的研究生。叶大年向导师提出，自己想做光性矿物学的理论研究——也即“结构光性矿物学”。“何先生本意要我研究花岗岩接触带，我把自己拟定的科研方向告诉他后，何先生很开明，同意了我的想法。”

　　1964年，叶大年发表了第一篇结构光性矿物学的中文论文，1965年又在《中国科学》发表了英文论文。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即使是“文革”期间，叶大年也没有停止研究，终于在1987年实现夙愿，出版了世界第一本结构光性矿物学专著，从而开拓了矿物学的新领域。

　　1991年，刚过50岁的叶大年，因上述成就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除了光性矿物学，在矿物材料科学、变质岩石学和统计晶体化学等领域，叶大年均有涉猎，且取得了不俗成绩。地学部的另一位院士欧阳自远曾评价说，叶大年之所以在好几个领域做出成绩，关键在于其善于思考，特别是有“立体性思维”。

　　叶大年在采访中则多次强调，自己能够有点成绩，都是在恩师的提携下取得。他历数在各个阶段给予他帮助的老师们，有的是专业上的导师，有的指导了他科研方法，有的在特殊年代为他仗义执言……

　　“老专家提携过我，那么我是不是应该提携别人？”也因此，从1978年开始，叶大年担任所里的研究生部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任，投入大量精力做教育工作，一直到今天。叶大年戏称，自己是所里的“黄埔军校”校长，培养出来仅院士就有7名，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有几十名。

　　“这是一种传承，”叶大年不无自豪地说，“现在走到哪都有学生‘叶老师你好’，这比啥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