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历史建筑的保护

日本对历史建筑的保护

　　古建筑保护想法,古建筑建筑保护,赣州市古建保护建筑，向被视为凝固的音乐，流淌着一个民族的心声，载刻着特定的历史记痕。如何看待建筑，当可揭示人们对待文化、对待历史的态度。尊重历史，必然尊重历史上任何时期人们的创作；尊重不同时期留存下来的各种建筑，不会因其是否适合自己眼前的功利之需而不问青红皂白地恣意毁弃。虽说近年来国人对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的认识有了很大提升，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也还通过媒体就此向公众作了诸多基本常识的宣传介绍，但从全国来看，问题毕竟还不少。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在这一方面，国外有不少好的经验教训，颇堪国人学习借鉴。

　　曾几何时，19、20世纪之交日本曾有人大声疾呼“脱亚入欧”。音犹在耳，似乎恨不能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以便一夜之间脱胎换骨、“全盘西化”。可是到头来喊归喊，实践中却始终没有 “化”去，而终究还是立足于列岛故土，牢牢恪守着这条尊崇传统的文化底线。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比之曾经大批特批过“全盘西化”论的国人倒来得更其实在。

　　试看今日的日本城乡各地民居（尤其在农村），内部装修虽则已颇现代化，但外形却始终保持了洁净雅致的日本传统样式：坡形大屋顶，以琉璃瓦覆顶；轻质木料制成，饰以玻璃或白纸裱糊的隔窗、拉门；盆景般的小庭园。正是这种十分民族化的文化本色，才更显具滚热的生命力，惟其民族化，才会令世人耳目一新，更富于世界化。我想，他们大概绝不会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的住宅打造成不伦不类的西式尖顶或圆顶教堂状，然后冠以诸如“欧陆风情”、“罗马花园”之类的标签。其实也真是，除了那些既无艺术想象力又乏健康心态的人，还有谁会去不惜工本炮制一堆不忍卒睹的文化赝品来自欺欺人呢？

　　一般来说，东方砖木结构的古建筑确实不比西方的石结构来得易于保存，但凡有些年头的建筑，都十分罕见。中国宋辽金元的建筑，已属稀世古物，起码列居国家级重点文物。但在日本，至今仍不乏相当于唐代的木结构古建筑，实在让人称奇。日本历史上自也不乏战乱，而有意识滥肆破坏重要建筑的事却似乎不多。古都奈良建于公元6、7世纪，几乎完全是仿效当年大唐盛世的中国长安城格局建起的，至今依旧古风盎然。这里有，建于公元741年圣武天皇时代的东大寺，其大佛殿为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殿阁建筑。法隆寺始建于607年，其最初落成于8世纪初的西院金堂，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寺内的五重塔也是日本年代最久远的一座。东渡日本的唐代高僧鉴真创建的著名古刹唐招提寺，亦迄今犹在。而在中国国内，这种令人陶醉的唐式建筑却大都湮灭，连西安也已绝迹，想要复建重现都难觅范本。难怪我们的建筑师们常常只好寄望于由远在扶桑的实物中寻取灵感，倒应了那句“墙内开花墙外香”。

　　日本人存续了从中国学来的古建筑技艺，也同样注重并长期守护着自身更为古远的传统。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一般认为，古代日本民族的祖先，可能是由汇聚在日本列岛上的分别来自北方和东南亚海岛及中国大陆南部的移民融合而成的。从其衣着、习俗和房屋建筑形式中，可略见端倪。迄今日本部分民居、神社、庙宇建筑具有的干栏式风格，就是曾在古代中国南方流行而今日东南亚一带依旧流行着的建筑样式，特别适合在潮湿多雨气候环境下居住。看来这一建筑传统，在日本已经持续至少数千年乃至上万年了。

　　至于近代开埠西风东渐后涌现的西洋式建筑，也是日本近代历史篇章中无可回避的一页，各地保存完好的很多。名古屋“明治村”集中展示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大多则仍散布于日本大小城市，一直由各地政府妥善保护、管理着。我所到过的本州西端同九州岛隔海相望的下关市，是日本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地方，留有不少近代西洋建筑。而今，像原英国领事馆、邮政局、海关税务署、商会、商船公司、俱乐部等处，旧貌依在，已作为重要历史文化遗迹对外开放，供游人参观，且标示于市区地图，便人寻访。

　　东京火车站是日本最大、最繁忙的交通枢纽，线路密如蛛网，百多年来累经扩建。我们现在看到的东京火车站大楼主建筑，如其19、20世纪之交初建时的风范，仍魅力十足。紫红砖墙底色，映衬着白石镶饰的门窗、墙面裙边，站前广场上矗立的近代日本首任铁道局长井上胜青铜塑像，与之构成一幅完整画面，相得益彰，极富历史感。看着东京的老火车站大楼，我很自然联想起十余年前亲眼所见被无情拆毁的济南火车站同样富于历史特色的老站台建筑。那里是当年德国人修建的胶济铁路起点站，洋溢着典雅的近代欧式风格。据说那是为了扩充站台面积，但拆旧后建起的却是一座随处可见、毫无色彩的玻璃幕墙建筑，几年后再见，却已深蒙灰垢，变得“人老珠黄、惨不忍睹”了。历史文化名城，就要有大量历史文化遗存，要有实实在在、原汁原味的文化内涵。如果纷纷拆旧建新，另起炉灶，举目皆为 1998年、2000年、2003年的建筑群，那还叫什么“历史文化名城”？

　　在日本，城市的改造和市政建设同样也面临拆旧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上述名古屋所建“明治村”，不失为解决矛盾的一项智举，但也有不少保护成果则是经过一番斗争以后才获得的。京都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该城的市政府老式西洋楼主建筑，原先就曾有人主张予以拆除重建，遭到不少市民的坚决反对。历经争辩，后来才使这幢富于历史价值的旧建筑被保留了下来。陪同我们参观的一位广岛大学教授，指着广岛市中心一幢并不起眼的三层老建筑说，这是原广岛大学理科大楼，是1945年爆炸后全城幸免于难、得以幸存的几幢仅有建筑之一。前几年广岛大学搬迁时，收回地产的政府打算将其拆除，结果引起包括他在内的许多文科师生的强烈抗议，并组织了护楼行动，最后才迫使政府妥协，收回成命。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保护派”经过抗争往往得以最终获胜，看来原因还在于其社会里凡事都有一定透明度，公众享有知情权，从而能够避免权力部门一手遮天，加之言路畅通，民意尚可较好得到表达。若动辄得咎，胁以“聚众闹事”的帽子，又如何能调动民间人士积极参与？所以，文物保护还须有好的机制予以保证。

　　凡事须得师出有名，言之有据。日本比较重视文物（包括建筑）立法，早在20世纪上半叶，即曾分门别类先后通过三部文物保护法；1950年，在原有基础上又通过了一部综合性的《文化财保护法》。凡重要文物（包括建筑）或遗址，皆列入国家“文化财”（相当于中国的国家级或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有的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所见所感，其执法是十分严格的。对于保护对象，无不立牌标示，拨付保护资金。但更重要的是，都有十分到位的相应保护措施。我们去参观过的京都二条城，为德川幕府的将军行宫，又是1867年明治维新举行“大政奉还”仪式的历史性场所，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目前向公众主要开放的二之丸御殿，全为木结构建筑，颇易损坏，游客又多。而有关部门却管理有方，规定游客一律按日本的习惯脱鞋进殿，要求依照绳子拦出的指定路线参观，人虽多却秩序井然，不见喧哗。这里，游人自觉、积极的配合，他们本身所体现的公共素养，自然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在日本，保护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实已经形成民族的共识，官员和民众都能作到严格执法、认真守法。你可以看到，凡属保护范围的建筑物，没有一处不是得到细心照管的。日常有人打扫、维护，保持洁净无染，绝对看不到被人任意涂抹污损的痕迹。即便维修重建，也尽可能作到整旧如旧，保持历史的原貌。

　　日本对待历史文化遗迹、优秀建筑，首先是将保护置于第一位的，而不仅仅着眼于旅游开发，将其当作生财的摇钱树。他们印制的参观券文字主要着力于介绍景点的历史文化内涵，甚至在有限的票面上详列建筑物的具体数据，旨在向游人提供尽量有用的信息，却大都不印金额，更不带任何商家广告。按平均收入比例来看，其票价（包括位居世界文化遗产者）也一般比国内旅游券来得低廉。市场经济社会自亦讲求经济效益，但更是一种法治经济，讲究循序照章办事，不能自行其是地胡来，不能急功近利，取之无道。对于文物和古建筑这些祖先遗留、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更该怀抱宽厚理性的心态，也应注重社会效益。保护好是最要紧的，搞旅游开发利用，也应该，却是其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