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讯｜“中国文物古迹保护思想史”课题成果专家咨询会第二次会议成功举办

简讯｜“中国文物古迹保护思想史”课题成果专家咨询会第二次会议成功举办

　　保护开发古建筑,古建筑保护文集,农业与农耕文化原标题：简讯｜“中国文物古迹保护思想史”课题成果专家咨询会第二次会议成功举办

　　吕舟教授首先回顾了近百年来中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文物古迹保护的探索，阐述了课题的重要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随后，课题组成员围绕城市遗产、乡土建筑与聚落遗产、文化景观（风景名胜）、世界遗产体系对中国文物保护思想的影响四个主题进行了汇报。课题组从文献和实践案例两个层面，系统梳理了近100年来中国文物古迹保护思想的发展历程，探讨各个重要历史阶段中代表性人物思想、标志性事件、法规理论及保护实践案例。期望通过课题研究，建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思想的发展脉络，剖析其思想根源，探讨中国文物古迹保护未来的发展方向，阐述中国文物古迹保护思想的特征。

　　发端阶段（1911-1950年）：在近代化建设的背景下，受到民族主义的驱动，城市遗产的价值认知趋于完整，古城的整体保护思想初步形成；

　　探索阶段（1950-1982年）：在现代化工业建设的背景下，城市遗产保护以合乎人民需要、满足工业城市建设需要为前提；

　　发展阶段（1982-2002年）：历史文化名城体系的建立，大力推动了我国城市遗产的保护，整体保护思想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了重点保护、风貌保护等讨论；

　　深化阶段（2002年至今）：历史文化街区成为城市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尺度，关注人居环境的改善，城市遗产的保护利用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

　　总体而言，城市遗产作为历史见证、审美对象和文化表征，其价值认知不断完善，对价值载体的定义也经历了从文物及其周边环境、再到历史城市的物质和非物质要素以及居民生活的扩展。如今，城市遗产保护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专业技术问题，而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包容性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课题讨论了存在于乡土聚落之中，以建筑群形式出现的乡土建筑遗产的保护思想，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萌芽期（20世纪30-70年代）：第一代建筑史学者初步确立民居研究范式；建国后，随着建筑史研究的发展，民居的价值认知也更加受到重视。

　　初建期（20世纪80-90年代）：随着”民居”研究拓展为”乡土建筑”研究，乡土建筑的社会价值得到认识，保护思想也由建筑单体保护发展为乡土聚落和环境的整体保护。

　　发展期（2000年至今）：乡土建筑研究全面展开，保护工作成为热点，乡土建筑的民俗价值、情感价值得到认识，保护思想也由注重建筑本体转变为对遗产与社区关系的关注，保护路径更多元。

　　总体而言，乡土建筑与聚落遗产的保护思想主要受乡土建筑研究、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的发展以及国家政策导向的影响，经历了从建筑单体保护到整体保护，从静态保护到活态保护，从文物本体保护到乡土环境、乡土文化以及遗产地精神保护的发展过程。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风景名胜观（古代-1949年）是在中国传统人与自然关系哲学思想影响下形成。山水名胜与“礼序”的社会系统、宗教信仰的“神之世界”、文人山水的“人之世界”高度一体，对象认知也相应分为五岳四渎、宗教圣地、文人山水及文人园林等。中国古代及近代的的山水名胜保护属于朴素保护。而在民国时期，名胜与“古迹古物”并列，短暂作为国家立法保护的对象。

　　中国风景名胜区保护制度（1978年至今）继承了传统名胜思想，价值认知融合了现当代的自然生态观，对象认知扩展至自然生态类和胜迹类，在保护原则上则走向了科学保护。

　　中国文化遗产视野下的文化景观保护（1996年至今）以庐山作为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为标志，全新的文化景观保护给我们带来了人地互动关系的价值认知视角。

　　从传统名胜到风景名胜区，再到文化景观对“人地关系”视野的拓展，启发了现在对遗产的“整体保护、活态保护、人本中心保护”等原则。同时，中国传统名胜思想渊源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挖掘，并探究讲好“中国故事”的更多可能。

　　接轨期（1985-1995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威尼斯》为代表的国际保护原则开始与中国传统保护观念接轨。中国尚未突破传统观念中对文物及其价值的认知，保护管理工作也以接受国际意见为主。

　　发展期（1996-2005年）：世界遗产开始为中国国内所熟知。真实性内涵的扩展推动了中国反思世界遗产地价值阐释和保护管理工作。

　　引领期（2006年至今）：中国世界遗产工作逐渐成熟并在国际上形成引领。《北京文件》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力争构建独立的保护思想体系。中国在遗产类型和价值认知上有了较大突破，世界遗产工作也从保护本身上升到国家战略和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层面。

　　总体而言，在世界遗产体系的影响下，文物保护对象和价值认知都有了较大突破。且在工作中呈现出以下趋势：从政府主导到全社会参与；从以专家为主要推动力量到以社区为主要推动力量；从以遗产本体为核心到以遗产与人的人地关系为核心；从单纯强调保护到促进可持续发展。

　　专家们认为，本次汇报就城市遗产、乡土建筑与聚落遗产、文化景观及风景名胜的保护思想以及世界遗产体系对中国文物保护思想的影响进行了详实的资料整理及概括，探讨了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与思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影响与变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城市与乡土遗产是高度相关的两个课题，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思想的碰撞与变迁；文化景观及风景名胜区的研究概括了中国自古以来在景观认识中一以贯之的“天人合一”思想；世界遗产体系的影响反映了中国文物保护体系与世界遗产思想认知上的互动，以及中国的文物保护理论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影响。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思想演变中体现着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且对其进行整理有助于深化国家认同感，树立文化自信。因此，对思想史的深入研究是极有意义的一项工作。

　　单霁翔先生认为，中国的保护思想主要由三条线索牵动，分别是文物部门、建设部门和国际组织。这三者之间的融合掣肘推动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系统的完善，也加强了我国与国际上思想认知的交流。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文物保护先驱者，将国外文保理念引入并与中国保护实践结合，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文物古迹思想。

　　黄克忠先生提出，对思想史的整理可以与具体事件联系起来，比如，可以将中轴线申遗过程中的思想碰撞作为实例来反映遗产保护思想的变化。

　　郭旃先生指出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拥有自己的体系，其与世界遗产之间的关系类似中医与西医，本土的许多做法可以加入现代化的解释，加强两大体系的沟通有助于加深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解。郭旃先生阐述了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对象、目的与途径之间的关系，并以生动的实例讲述了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思想碰撞。

　　李季先生认为，应加强中国民众与文物古迹之间的联系，提升老百姓对文化遗产的认知。特别是乡土遗产，诸如“爱乡爱土”的朴素情感也是一种对遗产的思想认知，这种社会性的价值反映了中国特色的遗产保护思想。我国原本就拥有较为完善的文物保护体系，世界遗产体系对我国保护的实践环节具有借鉴意义，完善了我国的保护体系，我国的文物法也对世界遗产申报与保护管理提供了法律保障。

　　赵中枢先生建议，对法规文件及其制定背景的研究，可以加深对中国城市遗产保护思想的理解，明确研究主线。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应突出本土的思想特色，引入更多权威性的材料进入研究课题。此外，我国的文物古迹保护并非将世界遗产视为单一的目标，研究农业遗产、水利遗产等其他组织的影响可以丰富课题研究的广度和完整性。

　　景峰先生对世界遗产中的概念划分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讨论了遗产保护的核心价值。景峰先生认为，乡土建筑与人居环境息息相关，核心是传统知识与技艺。最后，景峰先生提出了课题研究的五个重点：第一，宏观上，中国加入联合国与改革开放的背景推动了文化遗产的保护；第二，微观上，以核心人物为中心，在国际上发出了中国声音，承载了中国的智慧；第三，在工作方法上，可以考虑在梳理的过程中加入对专家的采访，增强论文的可读性与事实的精准性；第四，增加对早期档案资料的研究，丰富研究在时空上的完整性；第五，在理念方面，中国对世界遗产的教育体系、文化多样性下的遗产保护等做出了贡献，例如，丝绸之路的申遗就开启了跨国、跨境申遗的先例，体现了中国对世界遗产保护思想的引领作用。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思想史”课题成果之后将陆续发布于“清源文化遗产”公众号，欢迎持续关注，及时获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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