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困境”下企业自救和政府助企纾困要这样发力！

“四重困境”下企业自救和政府助企纾困要这样发力！

　　宗教古建筑保护,景区古建筑保护,古建筑保护防虫口罩常态、核酸常态、防控常态... 从2020年初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世界经济依然未能彻底”摆脱“疫情所带来的深层影响。

　　当前，疫情反复叠加国际形势持续演变，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给宏观经济市场和产业链的修复带来新一轮冲击。

　　“企业目前正面临四重困境，这四重困境的叠加导致企业经营乃至生存压力增大。”“叠加的困境是可以释放的，政府此时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日前，长期以来持续关注并助推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的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魏江教授，在接受《浙江日报》记者专访时就企业当前面临的四重困境作了深入阐述。

　　同时，他结合当前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就企业如何开展自救，政府如何精准发力、助力企业纾困等，给出了切实建议。《浙江日报》要闻版日前对其专访内容进行了刊载。

　　学者简介：魏江，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全球浙商研究院院长。

　　企业目前主要面临“四重困境”，这“四重困境”的叠加导致企业经营乃至生存压力增大。

　　首先，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断链。断链原因在于产业转移，目前已经出现产业链部分转移的现象，但要整体转移是很难的，企业对此要有清晰的认知。在浙江传统优势产业中，如鞋业、服装、造纸等轻工业断链压力比较大，因为这些产业都是短产业链，加上越南等地发展势头很快，所以很容易出现大规模产业转移。然而，像汽车产业的压力就小得多，因为它是由两万多个部件组成的长产业链，复杂度高，转移难度大。

　　第二，成本压力。这个成本不能简单说是人工成本，而是全产业链成本。尤其是小企业，化纤、钢材、金属等原材料涨价让他们喘不过气来。作为整个产业链中最没有话语权的主体，他们面临的困难最艰巨。

　　第三，企业融资渠道不畅。过去常说，大河有水小河满，但现在大河里的水很难流到小河里去，因为两者之间存在“肠梗阻”。很多银行的钱贷不出去，因为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仍存在不少显性和隐形的壁垒。同时，民间金融也没有发挥出“金融毛细血管”的作用，这可能让很多企业为资金链所困。

　　第四，疫情管控影响。疫情带来的最大影响源自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比如各地防疫政策加码影响了企业对投资和发展的预期，毕竟稳预期才是重中之重。

　　一个企业做得好不好，回归市场经济的本质，还是要看供需关系。从生产端来看，企业当前面临市场、成本、金融、疫情等“四重困境”，供给严重受阻。从消费端来看，消费者普遍存在不让、不敢、不能消费现象。今年前5月，浙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384亿元，同比增长0.3%，这个增幅跟过去比处于低位。

　　供需关系出现了问题，“四重困境”叠加出现，企业的机会在哪里？我认为，这个命题很难找到一个直接明了的答案。但万变不离其宗，有作为的企业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沉下心来、潜心向学、埋头苦干去做一些面向长远发展的事情，如关键技术的创新，强化员工技能的培训、内部数字化信息化平台的建设等，过去忙于生产经营，如今可以练练内功。

　　除此之外，企业要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如数据、供应链等。尤其是今年三四月份，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重塑供应链，提高供应链的韧性和效率。当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加的时候，我国的企业可以组建供应链联盟，梳理产业链上下游的本地配套情况，互相协作保障供给。

　　企业不应该被动等待，而要主动抱团共渡难关。比如，产业链末端的小微企业普遍遇到的融资难、资金流动性差等困难，上游企业可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帮助他们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真正发展成产业协同、合作共赢的产业链命运共同体。

　　我认为叠加的困境是可以释放的。政府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创造条件，让消费者能消费，让生产者能生产。我尤其希望财政能更加有所作为，比如免税的力度有没有可能再大一点，让企业先活下来；保就业的政策有没有可能力度再大一点，企业用工能否给予一些补贴等。这些政策可以有特定的扶持对象，公开公正公平地建立一个“白名单库”，引导点多面广量大中小企业转型向好。

　　其次，要在遵守底线基础上全面开具负面清单。个别地方的防疫政策不要简单地出台“九不准”“十不得”，而是要确立约束底线，设立行权边界，防止出现“层层加码”，真正让人、车、货流动起来。同理，这个原则也适合于引导民间金融健康稳定发展。

　　第三，市场行为要回归市场规律，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供需关系，政府要做的就是让供需两端畅通起来，而不是过度干预，原材料能买得到、物流能跑起来、钱能借得到……浙江民营经济就能凭借其顽强的生命力“灿烂”起来。

　　信心来自预期，预期来自可控性，而可控性来自政策的稳定性。老百姓不敢消费，是因为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因此，政府不能抱着“救活”的思路出台各类政策，而应该注重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只有政策稳定了，市场主体和老百姓的预期可控了，市场机会自然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