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久文专栏（第24期）｜文化多样性与城市创业活力

孙久文专栏（第24期）｜文化多样性与城市创业活力

　　板绘古建筑教程,古建彩绘颜料,彩绘古建花纹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建设推动了我国劳动力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使得不同的文化基因随着人口流动而扩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互相交流融合，塑造了富有多样性的地域文化环境。以外来人口来源地的多样性衡量各地区文化多样性，将人口普查数据与经济普查数据相结合，构建了2000年和2010年两期面板数据，研究了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结果表明：(1)文化多样性能显著提升地区创业活力；(2)只有外来人口社会融合度达到一定水平，文化多样性才能发挥对城市创业活力的促进作用，且社会融合度越高，促进作用越强；(3)无论是人口流入地还是人口流出地，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均是显著的，且人口流出地的效应更大。(4)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文化多样性对创业活力的促进作用越明显。针对以上结论，认为应当进一步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不同类型的城市应该结合自身特点，充分利用多样化红利，激发创业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孙久文，高宇杰（孙久文，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理论、区域规划、城市可持续发展、资源经济学。通信作者：高宇杰。）

　　创业活动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解决就业难题的重要途径，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015年，我国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将其上升到国家发展新引擎的战略高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创业创新成为新时代的必然选择，创业活动能够提高经济主体积极性，激发经济增长活力，带来经济增长新机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不同地区创业活力存在显著差异。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中国城市创业指数(2015)》测度了100个城市的创业指数，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在创业资源、创业机会、创业绩效方面表现均较好，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显著较差。朱盼等(2017)的研究表明，我国存在明显的企业家精神区域分化现象，且差异在不断扩大。因此，有必要研究造成创业活力空间分化的原因，这对于提升区域创业活力，培育区域发展新动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有关区域创业活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产业多样化是其中一个重要视角，有学者研究了产业多样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然而，多样化的来源不仅仅包括企业或行业，个体层面的差异也是多样性的重要来源。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对创业机会的认知、评价存在差异，因而会产生不同的知识商业化利用方式，外部群体将会以新的方式对现有知识进行组合创新，并成立新企业。因此，同质化的群体可能会忽视一些特定的创业机会，而差异化群体的存在可以加强对现有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利用，提高地区创业水平。国外学者以典型的移民国家为例，研究了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多样性对区域创业活力的影响，研究结果均证实了文化多样性对于促进新企业成立的积极影响。

　　我国虽然不是典型的外籍移民大国，但我国复杂多样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同样造就了不同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我国内部大规模的人口跨区域流动使得各地区形成了多样化的文化环境。在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下，我国跨省流动人口数量逐渐增加。人口的跨区域流动一方面改变了各地区的人口数量，另一方面也影响着各地区的人口构成，使得各地区人口来源更加多样。社会学相关研究表明，我国不同省份的人口不仅拥有独特的风俗习惯，而且在价值认知、思维模式和性格特质等方面也存在差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我国广袤的国土上，各省独特的文化“基因”代代传承。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使得赋予在不同人口背后的文化“基因”随之扩散，不同文化背景人口之间的互相交流融合，带来不同思想认知的交流碰撞，对本地原有单一的文化生态进行重塑，形成了多样化的地区文化环境。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人口跨区域流动规模将进一步增加，区域文化生态将更为丰富多样。

　　在当前人口增速下降，人口数量红利逐渐减弱的情况下，人口结构变动将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红利。人口流动提高了地区文化多样性水平，激发了地区创业活力，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现实情况同样表明，在广州、深圳、苏州等人口流入规模较大、文化多样性程度较高的地区，城市创业水平也较高，根据创业时代网发布的“中国城市创新创业竞争力100强”榜单，这些城市连年位居前列。然而在现有文献中，以中国为样本进行的研究相对较为匮乏。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包括：第一，本文从文化多样性的视角出发研究了区域创业活力差异的原因，为文化多样性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中国经验，丰富了解释我国创业水平差异的理论基础。第二，本文测度了中国地级市层面的文化多样性水平，将人口普查数据与经济普查数据相匹配，构建了2000年和2010年两期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回归以及工具变量回归更好地解决了以往研究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第三，本文充分结合我国现实情况，考虑不同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程度的差异，以及城市扩张和城市收缩并存的现状，为提高不同类型地区创业活力提供了建议。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理论分析；第二部分构建了文化多样性和城市创业活力衡量指标并进行模型设定；第三部分进行基础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第四部分考虑社会融合程度、人口流动状况和制度环境进行拓展性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启示。

　　现有研究主要从创业知识溢出理论解释文化多样性对新企业创立的影响。实际上，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机制不只局限于此。已有较多研究分析了文化多样性对于创新、生产效率等其他领域的影响。Kemeny(2017)认为，不论是创新、创业或是生产率水平，多样性发挥作用的机制存在一定的共性。因此，本文梳理多方面文献，总结出文化多样性影响城市创业活力的4个主要途径。

　　第一，文化多样性有利于提高对现有知识的商业化利用程度。已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知识是创业的源泉，知识存量较高的地区企业家精神也更强。然而，即使是知识存量较为接近的地区，区域创业活力也会存在差异。创业知识溢出理论认为，由于新知识的商业化利用存在较大风险，现有企业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并不能将所有的知识商业化，这就使得一些知识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市场上存在潜在的创业机会。Audretsch等(2010)[8]将多样性纳入创业知识溢出理论的分析框架中，认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在成长环境和价值观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会导致对知识产生不同的分析评价结果，一些群体认为可以进行商业化的知识在另一些群体看来可能没有价值，因此会存在对知识商业价值评价的差异。那么对于给定的知识，地区文化多样性越为丰富，对知识的评价差别也就越大，本地人认为没有商业化价值的知识在外地人看来可能是非常宝贵的，差异性个体的存在可以提高现有知识的商业化利用程度，从而提升区域创业活力。

　　第二，文化多样性有利于吸引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口和创意阶层的流入。多样化的地区环境使得个体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接触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口，可以享受到更为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同时，多样化的地区文化特征常常也意味着该地区具有较高的开放度，对不同理念和行为的接受度更高。对于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个体而言，他们往往希望寻求开放度更高的地区，包容创业失败的风险，因此文化多样性较高的地区可以吸引富有企业家精神群体的流入。另外，创业阶层也青睐于更加具有多样性的环境，这样的地区环境更能激发他们创新思考。因此，富有企业家精神群体的流入可以提高对现有市场机会的商业化利用程度，创业阶层的流入可以创造更多的新知识，产生更多的市场机会，两者共同促进地区创业活力的提升。

　　第三，文化多样性可以提高需求多样性，创造更多的市场机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消费偏好不同，当他们离开家乡来到新的城市，本地已有的产品和服务不能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因而可以利用这些潜在的市场机会创办新的企业，如开设具有当地特色风味的餐馆或者经营具有地域特色的商品。同时，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也增加了本地居民消费的选择，提高了总体需求水平，进而创造出更多的市场机会。文化多样性所导致的需求多样性效应在零售行业或服务业的新创企业中尤为明显。

　　第四，文化多样性有利于新想法的产生。创新本质上是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只有不断打破重塑固有的知识体系，才能持续激发新想法的产生。处于文化多样性的环境中，不同知识背景和思维模式个体之间的交流更为便捷，有利于形成新知识或新的市场机会。在一些情况下，技能水平一般但是背景多样化的群体，往往比技能水平较高但是同质化的群体能更高效地解决问题，因此可以提供更多创造性的解决思路。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可以看出，文化多样性可以通过提高创业机会商业化利用程度、开拓市场需求和增加地区知识存量等途径促进新企业的创立，提高城市创业活力。下面构建计量模型并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我国内部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

　　其中，c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Ect表示c城市t期的创业活力，用每万人平均新创小微企业数量衡量；Divct表示c城市t期的文化多样性程度；Controls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αc表示未观测到的城市固定效应，γt表示时间效应，μct为随机扰动项。

　　已有研究一般通过一定时期内新创立的企业数量衡量创业活力，并将新创企业数量除以人口数进行去规模化处理。我国地级市层面每年新创企业数量较难获取，一些研究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了每年新成立的工业企业数量，考虑到大部分新创企业为服务业，该数据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地区创业活力。《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披露了部分城市每年新成立的私营企业数量，但只有56个城市披露了该指标，样本数量较小。全国经济普查对经营活动单位的调查较为全面，部分省份发布了2013年《经济普查年鉴》，披露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新成立的小微企业数量。由于大部分新创企业初始规模较小，新创小微企业数量能够较好地代表地区创业活力。因此，综合考虑数据的代表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披露的每年新成立小微企业数量衡量地区创业活力，并用滞后3年的平均值计算年度平均新创小微企业数量【本文的数据样本共分两期，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采用2000年和2010年的数据(下文会进行具体说明)，被解释变量采用相应时期的滞后项，2000年数据对应2001—2003年每年新创小微企业数量的平均值，2010数据对应2011—2013年每年新创小微企业数量的平均值】。为了剔除人口规模的影响，用每万人平均新创小微企业数量(E)衡量城市活力。

　　本文采用人口来源地的多样性来衡量文化多样性，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分别统计了2000年和2010年各地级市常住人口数量，以及各地级市来自全国其他30个省份的外省人口数量，因而可以得到各地级市来自全国31个省份的人口构成比例，据此可以计算多样性指标。多样性指标的衡量方法方面，已有研究一般采用泰尔熵(Theil)(见公式(1))和赫芬达尔指数(HHI)(见公式(2))进行测度，两种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I是城市c中不同来源地省份的数量(本文中均等于31)，Sci是城市c中来自i省份的人口占比。当某城市没有外来人口，全部为本省份人口时，Theilc和HHIc取得最小值为0，此时文化多样性程度最低。当某城市所有人口均有不同来源地时，Theilc趋近于无穷大，HHIc取得最大值为1。与HHI指数相比，Theil指数对来源地的数量变动和分布变动更为敏感，当某地外来人口相对较少时，Theil指数能够更准确地反映来源地的多样性程度。因此，本文主要采用Theil指数衡量文化多样性，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HHI指数。

　　(1)产业多样性。产业多样性是影响区域创业活力的重要环境变量，但是现有研究结论并不统一。一方面，产业多样性可以促进新想法的诞生，带来跨产业知识的交流，产业相关多样性能够促进新企业的诞生。另一方面，产业多样性可能会强化对资源的竞争从而不利于新企业的创立。《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提供了各地级市分15个行业的就业人员数，参照前文讨论，本文利用Theil指数测度方法计算产业多样性水平(Div_ind)。

　　(2)人力资本。国外大量研究表明，个体受教育水平越高，创业倾向越高，因此加入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capital)代表该地区知识存量。此外，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利用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创业机会的重要来源，本文以城市高等学校数量(school)代表地区的知识创造能力。

　　(3)集聚经济。经济密度越高，所提供的市场规模也就越大，已有研究通常表明，较高的经济活动密度能够促进新企业的创立。本文用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density)代表经济活动密度。

　　(4)城市特征变量。城市工资水平越高，说明劳动力生产效率越高，个体越有能力创办新企业，同时较高的工资水平也使得劳动成本增加，可能会抑制新企业的创立，本文选取“城市平均工资水平”(wage)作为控制变量加入。产业结构也会对城市创业活力造成影响，不同类型的行业需要的初始资金和人力资本投入不同，一般而言，服务业创业门榄更低，服务业越发达，创业机会越多，因此以“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的产值之比”衡量产业结构状况。其次，更好的基础设施水平有利于开展各类经济活动，并促进与其他地区的商务交往，因此本文选取“每平方公里城市道路面积”(road)衡量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此外，对外开放水平越高的地区，更有机会拓宽国际市场，接触更多商业机会，因此加入“实际利用外资额占GDP的比重”(open)衡量对外开放水平。最后，已有研究表明中青年群体最富有企业家精神，本文加入“25—54岁年龄人口占比”(age)衡量地区年龄结构。

　　城市创业活力数据来源于各省份公布的《经济普查年鉴2013》【由于《广东省经济普查年鉴2018》更新了每年新成立的小微企业数量，因此本文采用《广东省经济普查年鉴2018》中的最新数据衡量广东省各地级市的创业活力】，采用滞后3期的平均值。文化多样性数据来源于各省份公布的《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2001年和2011年的《城市统计年鉴》，控制变量均采用当期数值。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基础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前两列为采用OLS估计得到的结果，结果表明文化多样性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文化多样性能够显著促进地区创业活力的提高。但是OLS回归并没有考虑不可观测的城市固定效应，Fritsch等(2012，2019)的研究表明创业文化在区域层面存在稳定的代际传承性，历史上创业活力较高的地区下一代个体的风险承受能力也更强，对创业知识的掌握程度也更深入，而这种效应经过数年的积累，构成了当地独特的创业文化氛围。然而，创业代际传递性越强的地区，可能更为注重本地创业资源的传承，排斥外来竞争者，对外来人口开放程度越低，在不考虑城市创业文化基因的情况下，可能会低估文化多样性对地区创业活力的影响。因此，本文利用两期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考虑不可观测的城市特征和年份效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将标准误聚类在城市层面，结果如表2后两列所示。文化多样性指数每增加0.1，每万人新创小微企业数量增加10.33%，且该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文化多样性的提高对于地区创业活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符合预期。高等学校数量、平均工资水平以及劳动力人口占比的系数均为正，这些因素均有助于促进新企业的创立。人力资本的系数显著为负，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大型企业更倾向于在当地开设分支机构，从而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那么个体的创业意愿也就越低。二是我国教育体系缺少创业相关知识与能力的培养，高学历个体创业能力较低。

　　第一，更换解释变量为HHI指数。如前文所述，赫芬达尔指数(HHI)也是测度文化多样性的常用方法，因此按照该方法重新计算文化多样性，回归结果如表3的第(1)列所示，文化多样性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文化多样性与城市创业活力显著正相关，说明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第二，重新划分区域文化类型。文化类型的准确划分是衡量文化多样性的基础，除了依据省份划分文化类型，现有研究还主要通过民族划分文化类型，然而这种划分方法忽略了汉族内部在价值观、风俗等方面的差异。赵向阳等(2015)通过直接测度被调查者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将我国不同省份划分为11种区域文化类型。本文按照该划分方法测度各个省份的文化多样性程度，回归结果如表3的第(2)列所示，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文化多样性对地区创业活力的促进作用。

　　第三，排除竞争性假说。叶文平等(2018)[34]以2010年到2014年全国56个城市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外来人口【文中外来人口仅指户籍不属于当前所处省份的人口，不包括户籍属于本省但不属于所处城市的人口，下文与此相同】流入比例的增加也会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这就说明，即使不考虑外来人口的文化差异性，仅仅是外来人口的流入也会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本文对此进行了检验，表3的第(3)列剔除了文化多样性指标，纳入了外来人口比例，结果同样表明外来人口的流入具有正向促进效应。那么，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业活跃的正向影响是否仅由外来人口流入的比例决定，多样化效应是否存在？

　　为了进一步检验外来人口流入所带来的文化多样性能否影响城市创业，本文参照Alesina等(2013)的做法，对文化多样性指标进行分解，整理得到式(4)，最终文化多样性由外来人口流入比例(Smig)和外来人口内部文化多样性(Divmig)两个变量决定。Divmig的计算如式(5)所示，其中Sk等于某城市来自于k省的外来人口占该城市总外来人口的比重。

　　将拆分得到的外来人口比例和外来人口内部文化多样性纳入回归模型，结果如表3的第(4)列所示，外来人口内部文化多样性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略微小于基础回归得到的文化多样性系数，外来人口比例系数基本没有较大变化。由此说明，外来人口流入并不仅仅通过外来人口占比的增加促进新企业创立，而且可以通过多样性红利激发城市创业活力。

　　第四，剔除文化多样性最高的两个城市。不论是2000年还是2010年，东莞和深圳两个城市的文化多样性都明显高于其他城市，2000年深圳文化多样性指数最高为2.09，2010年东莞文化多样性指数最高为2.18，其他城市2000年和2010年的文化多样性指数均小于2。为了排除异常值带来的影响，本文将东莞和深圳从样本中剔除，结果如表3第(5)列所示，文化多样性系数依旧显著。

　　第五，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上文已经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控制了不可观测的城市特征变量对结果的影响，但是仍然存在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的选取采用两种方法。一是采用滞后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即将2000年文化多样性指数作为2010年文化多样性指数的工具变量。二是采用偏离份额法构建工具变量，较多学者采用该方法进行研究。该方法假定社会网络会对流动人口迁移选择产生较大影响，已经处于一个城市的流动人口会吸引更多本省人口流入。偏离份额工具变量的构建以基期本地外来人口数量为基础，将本地基期各省外来人口数量乘以一定时期内所属各省的人口增长率，得到预测的本地各省外来人口数量，并据此计算拟合的文化多样性指数。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前两列为采用上一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后两列为采用偏离份额法构建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第(1)列和第(3)列的回归结果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工具变量检验结果均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因此两种方法构建的工具变量均是合理的，能够解决潜在的反向因果关系。第(2)列和第(4)列的回归结果均表明，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业活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再次说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长期以来，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和城乡二元体制的约束，我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相对较低，随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增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显得尤为重要。已有研究较多关注个体特征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的影响。实际上，除了个体特征外，城市层面的因素也会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肖子华等(2019)对50个人口主要流入城市社会融合状况进行评估，发现社会融合存在城市分化现象。文化多样性与城市社会融合程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即使是文化多样性相同的地区，也会因为城市层面多种因素的作用导致社会融合程度有所差异，而这种差异会使得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本文将样本中的城市按照社会融合程度进行分组，研究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异质性影响。在社会融合程度的衡量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从公共服务、政治参与、经济、心理等多个维度进行衡量。其中，心理融合建立在其他融合层面之上，是社会融合的最高层次。因此，本文参考肖宝玉等(2020)的做法，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心理融合维度测度了不同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本文选取涉及到流动人口心理状况的相关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个体层面的社会融合指标，再进行平均得到城市层面的社会融合指标。将各个城市按照城市融合程度分成四等分组，分样本回归以研究不同社会融合程度下多样化效应的差异。

　　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当社会融合程度较低时，文化多样性回归系数不显著，而当社会融合程度处于中等和较高水平时，文化多样性系数显著且较为接近，当处于高度融合时，系数显著为正且有所增加。以上结果说明，当社会融合程度低于一定水平的时候，外来人口尚未真正融入本地生活，因而无法发挥文化多样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只有当社会融合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能促进城市创业活力的提升，且融合程度越高，提升效果越明显。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城市收缩现象逐步凸显，部分城市人口持续流失，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毋庸置疑，人口持续性外流导致消费市场缩减以及人力资本流失，势必会减少创业机会，降低城市创业活力。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地区的人口状况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包括人口流动带来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不仅要考虑人口总量的增减，而且要考察人口内部结构的变化。不论是人口流入地还是流出地，都会存在来自不同省份的外来人口，这些具有不同来源地的人口在同一个城市的聚集共同构成了该城市多样化的文化环境，这种多样化的人口构成有利于发挥多样化红利，促进城市创业活力的提升。那么，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文化多样性对创业活力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首先按照单期人口状况划分流入地与流出地，即将2010年城市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的城市划分为人口流入地，将2010年城市常住人口小于户籍人口的城市划分为人口流出地；再根据2000年和2010年两期标准进行划分，将两期人口均处于流入状态的城市划分为流入地，两期人口均处于流出状态的城市划分为流出地。

　　按照以上两种分类标准进行分样本回归的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表明，无论采用哪种划分方式，对于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而言，文化多样性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人口流出地的系数明显高于人口流入地。人口流出地区对外来人口吸引力较弱，人口来源分布较为集中，文化多样性系数也较低，本文样本中人口流出城市的文化多样性指数均低于0.2，而此时文化多样性的微小增加即可以带来较大的效果，说明在文化多样性较低的地区，文化多样性的边际促进作用较强。

　　制度环境不仅是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驱动地区创业的关键所在，能够对个体创业机会的认知和创业行为的选择产生影响。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通过市场竞争提高创业知识溢出水平，通过形成稳定的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减小创业风险。此外，良好的制度设计使得企业家更容易获得创业所需的信息、资源和外部机会，降低创业门榄。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制度环境对文化多样性影响城市创业活力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樊纲等(2011)编制的各年度中国分省市场化指数为基础，采用以下3种方法构建城市层面的制度环境变量。第一，直接以省级层面的市场化指数衡量该省各城市的制度环境。第二，构建制度环境哑变量。如果某城市所属省份市场化指数超过平均水平，则表明该城市制度环境相对较好，该城市制度环境取值为1，反之则为0。第三，考虑樊纲等(2011)市场化指数指标体系的各个维度，选取反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市场服务环境等维度的指标【本文以政府预算支出与GDP的比值、私营和个体从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比重、企业数量、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比和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数比重，分别衡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和市场服务环境】，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加权计算得到各个地级市的市场化指数。

　　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引入制度环境以及制度环境与文化多样性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不论采用哪种衡量方法，在引入制度环境与文化多样性的交互项之后，文化多样性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不改变本文原有结论。制度环境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促进创业水平的提高。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制度环境越差，文化多样性对创业活力的提升作用越明显，说明文化多样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制度环境的缺失。制度环境和文化价值观是影响创业认知的两个重要方面，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现有知识商业化利用程度较低，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交流碰撞能够有效提高创业知识利用程度，而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创业认知水平本身较高，未被商业化的知识占比相对较少，因此文化多样性的促进作用较弱。

　　本文研究了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利用2000年和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证实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论是混合回归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的结果都表明文化多样性可以显著提升城市创业活力，同时该结果在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显著。此外，本文进行了一系列拓展性分析并得到以下结论：

　　①社会融合程度会影响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业活力的作用效果，只有社会融合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该作用效果才是显著的，随着社会融合程度的增加，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业活力的促进作用也会增强。

　　②无论是人口流入地还是流出地，文化多样性均可以显著提升城市创业活力，且在人口流出地，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业活力的促进作用更强。

　　③文化多样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制度环境的缺失，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文化多样性对创业活力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人口流动是快速城镇化的主导力量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纽带，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人口流动问题。2019年12月，我国发布《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人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人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些政策都将进一步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提高各地区的文化多样性水平，提升城市创业活力。

　　目前，我国仍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人口自由流动仍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要求下，结合本文研究结论，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①提升城市承载力，推动人口有序流动。当前人口持续向区域性中心城市流动的趋势不可避免，因此要提升城市综合承载水平，推动都市圈一体化建设，建立网络化城镇体系，加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从而更好地促进人口有序自由流动，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减少人口过于集中带来的负外部性问题，发挥多样性红利。

　　②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合理调配地方财政资源并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提高对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程度，遵循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倡导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形成良好的城市氛围。

　　此外，不同地区要结合自身发展特点，充分利用多样性红利。对于人口流出地区而言，要注重盘活存量，优化调整内部结构，加强对本地及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通过自下而上的创业推动，激发地区创业活力，结合自上而下政策支撑引领，积极衔接新兴产业发展，参与国际国内双循环，打造经济新增长点。对于人口流入地区而言，要利用好现有多样化的城市环境，吸引更多文化背景人口的流入，丰富城市文化多样性，形成累积循环促进作用，提升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为地区创业活力的提升提供更为丰富的文化土壤。

　　孙久文，男，1956年生，北京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二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区域经济学）、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会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会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先后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中国农村经济》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著作和教材20余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项目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国家各部委和地方横向课题等共50余项。受聘兼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资源部《全国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西城区专家顾问团顾问。获得国家“五个一”工程著作奖、北京市科学技术二等奖等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