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6722处不可移动文物我国古文化遗址统计分析｜干货满满

766722处不可移动文物我国古文化遗址统计分析｜干货满满

　　古建手绘细节,古建彩绘竹叶,油漆彩绘古建古文化遗址是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是古代人类各种活动留下的遗迹。其中既包括一般认知的民居、宫殿、寺庙、村寨、城堡等各类建筑的遗迹，也包括不太引起关注的人类对自然环境利用和加工而遗留的一些场所，如洞穴、采石场、窑址等。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留存的古遗址十分丰富，古遗址和其他文物一样作为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 ,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基础资源、战略支撑。本文作者主要通过分析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数据，对遗址数量特征进行研究，进而提出文物保护机制方面的相关建议。

　　我们所讲的古文化遗址包含：存在文化堆积，并有明晰的分布范围；在地表发现有古文化遗物，且具有一定的分布范围；水库、湖泊、河流以及沿海水域内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各类文化遗存，包括沉船和地点明确的文物出土点；经过考古发掘，原址地形、地貌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建筑及构筑物基址尚存。古文化遗址可分为 16个类别，即洞穴遗址、聚落遗址、城址、窑址、窖藏遗址、矿冶遗址、古战场遗址、驿站古道遗址、军事设施遗址、桥梁码头遗址、祭祀遗址、水下遗址、水利设施遗址、寺庙遗址、宫殿衙署遗址和其他遗址。

　　文物是国家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文物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是加强和改善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从 2007年 4月至 2011年 11月，经过 5年的努力完成各阶段的工作目标和任务。

　　全国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766, 722处（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其中，新发现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536, 001处，占登记总量的 69. 91％ ,复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230, 721处。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三普”）进一步廓清了全国不可移动文物家底 —取得了近7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的基础信息和翔实数据，包括总量、分布、类型、年代、所有权、使用情况、人文环境、自然环境、保护级别、保护状况、破坏因素等；掌握了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情况—工业遗产、乡土建筑、20世纪遗产、文化景观等一批新型文化遗产得到充分重视，在新发现文物点中占有较大比重；科技手段大大丰富，水下考古、航空遥感、空间地理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得到充分应用；新发现和登记了一批重要文化遗产；提升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水平—各级行政区域文物机构设置得以加强和充实，从业人员的整体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得到了全面提高，经费进一步增加，工作条件不断改善，保护基础设施、设备更趋完善；拉近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社会各界的距离—社会各界广泛响应，热爱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观念正在成为社会的共识；揭示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重大挑战—文物总量的增幅大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队伍建设、经费投入、设施设备改善的增幅，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状况不容乐观。现存的近 7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保存状况堪忧的占到了多数，其中保存状况较差的占 17. 77% ；保存状况差的占 8. 43%。

　　16个类别古文化遗址中，最多的是聚落遗址，有112, 596处，占遗址总体数量的 58. 25%，充分证明了中国古代人类聚居、生产和生活的场所众多，人类活动频繁，如半坡遗址、秦咸阳城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等。其次是军事设施遗址，有 20, 519处，占比 10. 62%。古代中国敌对双方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领土的完整性等目的而经常发生武装斗争，所以为了保护或是攻击对方而构建的建筑设备遗存众多，如春秋马陵道遗址、汉代白鹿泉韩信背水之战遗址、宋代武将台遗址等。第三是寺庙遗址，有19, 687处，占比 10. 19%。在我国历史上宗教曾经繁盛，人们往往把精神附着于物质之上，通过感召力创造精神艺术空间，在中华大地遍地开花。同时，宗教带来的文化交流，发展与丰富了中国文化，如北齐大寺佛遗址、唐代玉华寺遗址、明代永济寺遗址等。

　　另外，比较特殊的是我国有窑址5630处，占比 2. 91%。说明了古代中国窑业发达，在世界独树一帜，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卓越才能和艺术创造力。当时生产的陶瓷因其极高的实用性和艺术性而备受世人的推崇，中国陶瓷通过对外贸易，影响全世界，让中华文明传遍世界。其他 12个类别的遗址，占比不到 20%。

　　依据年代划分，宋元和隋唐五代时期古窑址最多。按照省份划分，浙江省和河南省最多。宋元和隋唐五代时期古窑址多、产量大、品种广、外贸繁荣，主要集中在东南和中原地区（浙江盛于隋唐，河南盛于宋元）。

　　古窑址中，有 6片区域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分布于 6个省份的江河水系附近。河流是陶瓷烧造的生命线，古人利用江河运输开采瓷土矿石，利用河流淘洗炼制瓷土，利用水流动能粉碎加工瓷土。陶瓷生产离不开河流，陶瓷贸易离不开河流，陶瓷技术交流也离不开河流，有河流的地方不一定有窑址，但有窑址的地方一定有河流。如曹娥江及其支流两岸的汉至宋代越窑陶瓷窑址成群分布、数量众多；洞庭湖湘江流域分布有湘阴窑、长沙窑、衡阳窑等著名窑址；闽江上游及其支流的建阳、建瓯、浦城、崇安、光泽、松溪、政和、将乐、泰宁、建宁一带窑口十分密集；景德镇昌江及其支流沿岸宋、元、明、清代窑址遍布；赣江沿岸吉州窑、七里镇窑等接续发展。河流作为技术传播和交流的通道，隋唐五代时以越窑系为中心的青瓷产业从浙北钱塘江南岸地区迅速扩张，沿江、沿河发展到浙西、浙南山地，在海洋市场的拉动下，仿越窑的青瓷业还广泛分布于闽江、晋江、九龙江流域及岭南地区。中国陶瓷备受海外市场推崇，贸易陶瓷生产大多集中在南方通江达海的河流沿岸，闽江、昌江、湘江、珠江、晋江、瓯江、九龙江等河流直通港口，方便出口。以港口为纽带，河流两岸的瓷窑也往往生产艺术风格相似的产品，形成巨大的瓷窑体系。

　　吉州窑遗址位于江西省吉安市，该窑兴于晚唐、盛于两宋、衰于元末，因当时永和又为东昌县治，故又名东昌窑、永和窑。吉州窑产品精美、丰富，尤以黑釉瓷（亦称天目釉瓷）产品著称，其独创的“木叶天目”“剪纸贴花天目”和“玳瑁天目”饮誉中外。洒釉、虎皮天目等也是吉州窑的标志性品种。

　　中华文明的形成“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区，文物丰富，遗址更多。黄河、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势比较平坦，有大面积的平原，且气候四季分明，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条件，形成了农业文化区，农业文明的起步意味着文明曙光的初现。只有当生产经济形成后，生活才能稳定，社群规模才会变大，进而变复杂。在东亚区域多元文明中黄河、长江流域文化发展程度相对较高，发现的遗址也最为集中，位于黄河中游的陕西省最多，有 23, 453处，占比 12. 13% ；山 西 省 有 13, 477处， 占 比 6. 97%。黄河中下游的河北省有 17, 041处，占比 8. 82% ；河南省 有 14, 607处， 占 比 7. 56%。黄 河 下 游 的 山 东 省有 11, 161处， 占 比 5. 77%。黄 河 上 游 的 甘 肃 省 有10, 550处，占比 5. 46%。黄河流域 6个省的遗址总数为 90, 289处，占比 46. 71%，占遗址总体数量的将近一半。

　　以河南为核心的中原地区是古代中国历经朝代最多、建都历史最长、古都数量最多的区域。夏、商、周、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五代、宋、金等 20多个朝代、300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和核心组成。

　　汉魏洛阳故城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偃师市和孟津县毗连处，北靠邙山，南临洛河，是中国古代定都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都城之一；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先后在此建都，主要遗址有宫城、永宁寺、太学等；为我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国保单位”）。

　　在已经公布的 5058处一至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以下简称“国保”)中，古文化遗址有 1189处，与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相比较，占比为 23. 5%。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 3502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 16，511处，尚未核定级别的有 169，703处。

　　遗址保护状况总体不佳，保存差和较差的有 75, 987处，占比 39. 31%。保存好和较好的仅有 35, 377处，占比 18. 3%。

　　遗址是前人留下的具有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的建筑物和构筑物等人类活动遗迹 ,是历史的化石、文明的碎片、文化的载体，是各个文明交流互鉴的见证。我国许多文物是以遗址状态存在的 ,它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构成我国古代文明史史迹的主体 ,也最能体现我国文物古迹特色和优势。我国有193, 282处古文化遗址，占我国不可移动文物的 25. 21%，是不可移动文物类型中数量最多的。但是通过三普发现，有 10, 685处遗址消失，占消失文物的 24. 24%，在消失的文物类型中也是最多的，这不得不让人深思。通过遗址的遥感监测和历年文物安全与行政执法工作情况分析，可以说所谓的“遗址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核心不是遗址本身而是承载遗址的土地，承载遗址的广袤土地成为让当地垂涎的宝贵资源。大遗址的破坏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得益于我们不断地解放思想和创新体制机制，能与时俱进、调整政策来发展自己。国家为吸引外商投资和促进出口，设立了经济特区；为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和管理，设立了特别行政区；为了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和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建设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事实证明这些决策是正确的，成果是显著的。

　　“十三五”以来，大遗址保护工作全面推进，强化责任、加大投入、加强引导，构建了以六片（西安、洛阳、荆州、成都、曲阜、郑州）、四线（长城、丝绸之路、大运河、茶马古道）、一圈（陆疆、海疆）为重点，以 150处重要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新格局。大遗址的六大片区是文物资源富集之地，是中华文明发展历程重要见证者和承载地。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显示西安有 3246处不可移动文物，洛阳有 9320处，其他四大片区也是文物密布。生产建设对汉长安城遗址、秦咸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汉魏洛阳故城遗址、曲阜鲁国故城遗址、郑州商代遗址等古文化遗址的破坏让人忧虑，如果不创新管理模式、不加大力度保护文物，将无法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六大片区的面积仅占我国陆地面积的 0. 6%，其他地方可以大搞经济建设，而这里保护好文物是头等大事；一旦文物遭到破坏将是无法挽回的，也将是民族的重要损失。从长远来看，六大片区宁愿经济社会发展放缓一点，只要保护好、守护好、传承好文物，便是对民族和国家最大的贡献，所以在西安（西咸新区）、洛阳、荆州、成都、曲阜和郑州设立以文物保护为中心的“国家文物保护特区”是必要的。文物保护特区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和利用文物，传续民族文化血脉，确保特区的文物遗产价值以及真实性、完整性得到有效保护。要怀着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以保护文物为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实行特殊政策和管理，是谓“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近年来文物违法案件多发、频发，违法强度增大，现有的文物行政执法队伍越来越力不从心，必须从机制上彻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所以建议成立文物行业警察队伍。

　　行业警察是具有武装性质的兼有刑事执法和行政执法职能的专门保护所属行业资源和利益的强有力的保障。在我国，行业警察有铁路警察、航运警察、民航空中警察、林业武警和缉私警察等。各级行业警察为维护本行业领域的秩序、保障行业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国外，意大利有保护文化遗产宪兵，埃及有文物旅游警察部队。意大利保护文化遗产宪兵的主要工作是专门负责监控文物安全并直接处理文物案件。同时法律又赋予其统一调度其他警力的职能。保护文化遗产宪兵可以与意大利 13万人的宪兵部队配合工作，也可以调用直升机宪兵、海上宪兵和骑警宪兵等进行侦查监控等工作。意大利文物行政管理和保护文化遗产宪兵工作是垂直体制，最大优势是避免了这些机构受地方政府掣肘，避免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损害民族的文化根基，维护了文化遗产的法律统一、政令畅通，保障了文物本体安全。埃及文物旅游警察部队接受埃及文物最高委员会和内务部联合领导，专门负责文物古迹、旅游景点和博物馆的安全。

　　我国的文物警察应该总结国内行业警察和国外文物警察的优点和特点，结合我国国情和文物工作实际，建议借鉴意大利保护文化遗产宪兵体制，并仿照国内行业警察中的海关缉私警和铁路公安模式，即纵向模式，依托垂直方向上的行业行政管理机关而设置。

　　文物警察的主要职责范围应为负责文博单位和文物销售领域的治安管理、文博单位的消防监督检查、走私出境文物的追索和文物刑事案件的侦办。具体案件管辖权限为负责辖区文物盗掘、盗窃、倒卖、毁损、私赠等刑事案件侦查，负责本辖区内海关监管区以外的走私文物案件侦查。

　　新时代文物事业改革发展需重点解决两方面问题：文物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和文博机构队伍力量薄弱。当前，文物法人违法屡禁不止、文物盗窃盗掘活动猖獗、文物消防隐患较为突出；与此同时，市县级的基层文物机构队伍大大萎缩、严重削弱，文物执法力量薄弱。所谓“天下大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以法之必行”，法治建设的关键步骤是法律执行，法律内容制定再完美，再适合社会发展，如果没有有效的执行力，那只能是纸上谈法。维护文物法律权威和文化遗产尊严，如何将“纸面上的法律”与“行动中的法律”相统一，切实保护好文化遗产，提高文物法的执行效能，推进文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设立我国的文物保护警察专业队伍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