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在实践中的发展

再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在实践中的发展

　　古建格局设计图,古建筑花格设计,江南古建设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是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对此，可以从文明起源研究开始时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谈起。

　　1985年文明起源讨论刚开始时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其中心内容是以古文化为出发点、以古文化的充分发展为依据的：“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19)

　　这一论述把古文化(原始文化)与古城古国相联系的那一部分加以突出，是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在实践中运用的重点。明确指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具体途径，是存在于各地古文化发展过程中，因而远不只在一二个地区发生，而是众多古城古国的并立。著名的“满天星斗”说，就是从区系类型研究到文明起源研究这一发展必然趋势的形象表达。

　　文明起源研究特别重视区间文化交流的推动作用，区系类型理论在阐述区间关系时，在强调各大区发展水平大致同步的同时，又承认各区间的有先有后，有主有次，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在某些构成时代共同特征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因素，在中原以外地区首先出现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突出表现在中原与北方、东南沿海这三大区的交汇过程。如前述，在东南沿海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中，以山东为主要活动范围的大汶口文化和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等分别对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产生较大影响，是因为前者在社会分层从而社会发展形态上表现出较高的水平。

　　在论述东南沿海地区与中原地区史前文化关系这一问题时，又特别强调了长期作为中国古代礼器标准组合的“鼎豆壶”序列，最早出现就不在中原，而是在东南沿海地区，那里山东地区的北辛—大汶口文化和环太湖地区的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鼎、豆、壶不仅出现早，而且成系列，发展演变有头有尾，中原地区是从仰韶文化后期开始，首先在靠近东南沿海地区的豫西仰韶文化晚期突然出现的，且发展序列与东南地区相近，与此同时，豫西地区的晚期仰韶文化，作为自身特征的彩陶简化，尖底瓶从渐少到消失，黑灰陶增多，成为中原地区进入龙山时代的前奏。显然，东南沿海地区古文化对中原古文化影响的加大，是造成中原地区产生由仰韶时代过渡到龙山时代这一重大阶段性变革的主要推动力。同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玉器和玉龙、玉凤、玉钺、玉璧、玉琮等典型题材及组合，最早出现也不在中原地区，而是在从东北到东南的东部近海或沿海地区的近环形地带，特别是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和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这两个原生型的玉文化中心。良渚文化玉器以玉器造型规范化和极为细密的刻纹著称。时代更早的红山文化则已创造出形象较为成熟的龙凤题材甚至龙凤合体的作品。新近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流域的饶河小南山遗址，更发现了近万年的玉器，而且有中国古代玉器中的典型器——玉璧(20)。我曾提出玉器的起源与渔猎文化关系密切(21)，这一观点正在不断得到考古学的证明。

　　考古学文化的区间关系还关注不同渊源诸文化之间的交流，因为那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在交汇中不断产生文明因素进而跨入文明社会即其中的主要成果。在这方面，以辽西地区红山文化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北南交流较为说明问题。因为仰韶文化是以粟作农业为主要经济生活、以彩陶和尖底瓶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的，而红山文化是以东北史前文化传统的渔猎经济为本，以饰压印纹夹砂筒形罐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的，这是两种无论经济类型还是文化传统都有很大不同的考古文化，他们之间南北交流碰撞的直接后果，是仰韶文化彩陶等先进文化因素在红山文化被用作主要祭祀用器，从而使中原文化在辽西地区“落地生根”，更为突出的成果是在红山文化出现了以祭祖和祭天为主要内容、以北庙宇与南祭坛的组合与布局为主体的“坛庙冢”祭祀建筑群，并以此为象征较早进入古国阶段。

　　以上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东方“鼎豆壶”，红山文化“坛庙冢”，还有北从红山文化“玉龙凤”南到良渚文化“钺璧琮”等玉礼器组合，作为文明起源多元性的体现和中国礼制的主要载体和精华，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在中国古代被长期延续下来，是为中华文明以其连绵不断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主要实证。所以，20世纪80年代文明起源讨论之初，就有众多学者力主将礼的起源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内容(22)，此后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进一步说明，礼的起源及其传承确应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主要标志，这体现了中华文明起源自身的道路与特点，也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所要追求的“10亿人56个民族是如何凝聚在一起的基础结构”的学术目标予以深化和具体化。

　　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划分，突出了与境外相邻的“四裔”地区的地位，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确立，与世界诸文明古国的文明起源阶段在时间上可大体对应，这就从时空范围使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比较建立在较为科学的基础之上。比较的初步结果：一是中国古文化东西格局的确立；二是对东西方文化差异、交流融合的新认识。

　　中国考古学文化所划分的六个大区，依其各自与境外的地理人文联系，又可分为“面向亚洲腹地”和“面向海洋”的两大块(23)。这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继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掘之后，在山东省龙山镇城子崖发现龙山文化时提出的“东西二元对立说”和近年重新关注的东西部在陶器及功能上的区别有一致性。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中原地区介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龙山文化早期即庙底沟二期遗存的发现，一般认为，是解决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的先后继承关系，20世纪50年代前盛行的“东西二元对立说”又因为是在两个时代不同的考古文化(仰韶文化早于山东龙山文化)之间进行的比较，自然趋于沉寂。但20世纪50年代末山东地区发现的早于龙山文化的大汶口文化，其时代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相当，特别是大汶口文化表现出的对中原仰韶文化的强烈影响，使东部与西部文化关系的研究又提上日程。正如夏鼐先生指出的：“黄河中下游是有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圈，不过与仰韶文化相对的是大汶口文化，而不是山东龙山文化。”(24)

　　较多重新论述东西部史前文化关系的，是当时正在酝酿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苏秉琦先生。1965年苏秉琦先生在他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著名论著中，根据大汶口文化等的新发现，在年代相对应的前提下，将东西差别和相互关系作了更为科学的比较：

　　“东边的青莲岗—大汶口诸文化的两期是同仰韶文化的两期大体相应的；两者在文化上具有无可怀疑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它们的前期，我们很难分辨两者的哪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更多一些，两者在文化面貌上的差异是比较大的；而在它们的后期，则显然像是东边对中原的影响要多一些。例如，在东边发现的那种彩陶是很个别的；而在中原所发现的鼎、豆等显然是受东边影响之下产生的东西，不仅已占有相当的比重，而且具有极其相似的型式变化序列，从而大大地缩小了两者在文化面貌上的差异。”(25)

　　由此，苏秉琦先生对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既吸收庙底沟二期发现后表现出的当地“文化传统的连续性”的新成果，又依陶寺遗址所具有的综合体性质进一步提出“由西北和东南向中原汇聚产生龙山时代”的新观点。

　　近年重提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观点也渐多起来，如2010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以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大体可归纳为东、西两部分，东部继承着鼎、豆、壶的传统，西部则流行瓶、罐、盆(钵)。”(26)刘莉引美国学者D.吉德维于1987年发表的观点：“根据陶器器型的差异，把新石器时代(中期为主)的陶器分布划为两个大的地区类型：东部沿海地区和西北部地区。东部地区的陶器器型复杂，多三足器，高柄、带流、有把手等；西北地区的陶器器型简单，多为平底和圜底器”(27)。

　　这里要作一点补充的是，我曾对中国史前文化提出过三大文化区的设想，即与东西区同时并存的，还有一个不断与东区与西区交流互动的东北文化区(28)，这同近年较多提到的将以亚洲为主的世界上古史分为三大区(除西亚、东亚之外还有一个北亚区)可内外呼应(29)，即除中国东部与西部分别联系着环太平洋和欧亚大陆以外，还以东北区联系着北亚文化圈。因为中国的东北区作为东北亚的组成部分，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所显示的渔猎与游牧经济的主要文化特征和生活习俗，都同北亚相同、相近和关系密切。

　　世界东西方的差异，则可依张光直先生的观点：东西方各自宇宙观的不同从而对待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的不同，即西方是以发展技术、铜石等贸易从而以改造自然为主、较早以地缘关系替代血缘纽带的“突破性文明”，而东方具有将宇宙万物视为完整的连续体，又可分作天、地、人、神的不同层次，以人与自然、祖神的沟通取得政治权力和财富而进入文明社会，从而使氏族血缘关系得以长期保持，石制生产工具等诸多文化和社会成分得以延续，是为不同于西方的“连续性文明”。并且以为，西方式是个别的，而东方式则具普遍性，并代表未来(30)。

　　这样，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比较与相互关系，随着对东西格局的再认识而更加清晰起来，即联系着欧亚大陆的中国西部区和作为环太平洋地区组成部分的东部区，彼此之间关系密切，交流频繁。交流的趋势是相互的。西风东渐主要表现如彩陶和青铜冶铸技术的向东传播，东风西渐则以黄河流域由东向西的“龙山化”和相应的彩陶由中原地区向西渐退为主要表现。值得提到的是，在彼此的交流中，西方文化因素东渐被吸收后都形成东方特色，如彩陶在仰韶文化向神器演化，青铜冶铸技术传入后，不是如西方以制作工具为主，而是发展为用于祭祀和葬礼、技术更趋复杂的青铜容器。表现出中华古文化对待异质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

　　对此，苏秉琦先生于晚年进一步提出“人类文明一元性”的观点。认为：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差别虽然多种多样，但还是从一元论考虑，“因为地球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地球，发展阶段大致同步，发展道路有相近一面，同时相互交流，并不是封闭的。最终是走向世界大同”(31)。

　　以上论述可见，文明起源讨论和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接轨，是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文明起源的讨论和与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比较，又进一步推动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发展，共同为从区域文化的视野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