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晔:无法逾越的中国建筑艺术之旅
桑晔:无法逾越的中国建筑艺术之旅
桑晔:无法逾越的中国建筑艺术之旅,北京古建公司,宋朝古建筑,锦州古建筑,
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年)是全面考察和记录中国古代建筑的第一人。1902年,他以德国政府东方殖民地建筑事务官员的身份第一次到中国,访问了青岛、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在北京,他遇到了正在为德国政府规划东亚科学考察计划的约瑟夫·达尔曼(Joseph DahlMann),两人就探究中国建筑艺术与周边景观的关系,以及建筑物所表现的哲学和宗教概念的考察研究项目达成了初步共识,此后他们又在上海和柏林进行了相关技术细节的磋商。1905年3月,卡尔·巴赫姆(Karl Bachem)议员将柏石曼起草的关于考察中国建筑的备忘录提交给帝国议会,获得了冯·利希特霍芬(Freiherrn v. Richthofen)等人的强烈赞同。1906年秋,柏石曼在德国政府的全额资助下再次来到中国。同年底,以北京为出发点实施为期三年的考察。柏石曼在此前交给帝国议会的那个备忘录中提出的一些内容很是空泛,例如他说关于中国建筑的该项研究对于推动德国政治经济发展及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等等,这样讲的目的无疑就是为了找钱;另外一些内容却非常周密,十分具体——考察将充分注意中国建筑与文化背景的特点,将通过测绘制图和拍摄照片对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典型建筑进行风格和文化背景的研究,将重点关注皇宫、民居、墓葬等建筑以及教育、娱乐、宗教等设施的规划和建筑形式。
此后的三年中,柏石曼到过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浙江、江苏、上海、陕西、四川、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区,行程两倍于后来的中国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完成了大量的测绘草图,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对长城、天坛、大雁塔、都江堰等数百个重要建筑物或构筑物,以及建筑群进行了直观描述,实现了他在备忘录中所提出的全部具体内容——只有紫禁城例外,因为不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后来的摄政王载沣都不许他进去。回国后,柏石曼利用这批资料先后出版了六本著作。20世纪的中国建筑界主流话语人物普遍认为柏石曼不灵,认为他不懂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对东方的认识也很浅薄。例如梁思成先生曾指出,柏石曼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不用三角构件这个与西方建筑在结构上的最大差异;陈从周先生则批评柏石曼虽然注意到中国北方建筑与南方建筑的整体区别,却以为陕西是沟通南北的津梁。对于上述评价,中国的另外一些建筑史学家和文物专家在最近几年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实在没有必要继续狠狠地咬住柏石曼著作中的瑕疵来否定其贡献,此人对中国建筑的考察与研究毕竟比梁思成等人开始得更早,而且眼界更开阔,材料更丰富,理论更周全。
柏石曼起码是个识货的人,他为我们留下了仅就丰富性而言也是无可比拟的测绘图和照片。在目前所常见的,被称为柏石曼照片的288张照片里,有200多张是他亲摄,约40张是由他所雇用的中国摄影师拍摄,至少有一张是他征集自柏林艺术博物馆,摄影者不详。
在这288张照片中,有42处是现今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的一部分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或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约80处是目前的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即使是这种受保护单位,将现今状况与原照片稍加比较亦可发现普遍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毁损,而且其中的20余处为当代复建或曾经落架大修。另外的约160处就更不堪了,至少有60处建筑荡然无存。
造成上述毁损的原因,如果以毁损数量为序,以20世纪60世代为甚,几乎每处有幸留存到1966年的历史建筑都在1966—1976年这段时间内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紧随其后的是1949年以来的各种建设、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例如长沙左文襄祠等5处在抗日战争中全毁;长江沿线处因三峡工程建设而被淹没;澧陵文昌宫等4处在解放战争中损毁一处,在“”中拆毁两处,仅存的一处先农殿,是因考察农动时曾经住过而受到高度保护。至于因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造成坍塌的建筑物,在288张照片中仅占几个百分点。
回望百年,千佛岩石窟在柏石曼考察时共有佛像17000余尊,1935年国民政府修筑川陕公路炸毁近万尊,此后又陆续毁损,现今仅存7000余尊且多数残缺;留侯祠灵官殿建于明朝,毁于1966年的“破四旧”,后于20世纪80年代重建;1953年兴建的宝成铁路从武则天出生地皇泽寺正中穿过,柏石曼照片所见的建筑物因之全毁;古北口南天门及行宫是清朝皇帝由北京前往热河的御道上的标志性建筑物和息饮之地,1933年长城抗战,中国军队惨败于此,原有建筑全毁,后由日军扶植的伪政权于1936年修复,复于1966年被古北口中学再度全毁;四川半边寺,根据苏联专家的设计,1953年为修筑桥梁而拆毁;四川峨眉山金顶,1967年失火全毁;等等。
柏石曼在向帝国议会提交的备忘录中曾经提到他的考察和研究对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具有巨大的意义——这个人很清醒地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他在《美丽的中国建筑与景观》这本书的开头就说:今天是向前流动的,明天隐于人们的视线之外……
面对已将柏石曼的今天碾压得支离破碎的中国百年,柏石曼照片的复拍者徐原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穿行于柏石曼的明天,为我们追寻并呈现了一个时代的起伏与兴衰,成功地揭示了我们曾经的丰富,以及得到与失去。几乎所有的柏石曼照片,不论是他亲摄的还是在他指导下由他人拍摄的,都存在着从镜框分割概念出发的、有着强烈视觉提示作用的、现今看上去有些呆板的刻意设计。通过这种貌似客观,其实带有强烈主观见解的描述,柏石曼整合了在他眼中如画的建筑景观与因袭的传统并加以体现。
但是,他的这种方式给今天的复拍者造成了困扰——怎样,或者说如何既尊重原照片的主观见解,又体现复拍者的现场经验,由之回望过去。
对此,徐原先生的选择是主动地放弃尊重原图视场但使用光线等因素体现自身情感,放弃将复拍者的意志或内心经验施加于已经存在着他人主观的历史风景,而以最简捷的方式将我们的时代叠加到了柏石曼所描绘的景物,形成两者无法分割的平滑结合,这无疑是种非常出色的选择。
作为读者,我衷心地感谢徐原先生和参与复拍柏石曼照片的各位朋友。感谢此书编译者赵省伟先生,感谢你们带给我穿越世纪的体验。
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年)是全面考察和记录中国古代建筑的第一人。1902年,他以德国政府东方殖民地建筑事务官员的身份第一次到中国,访问了青岛、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在北京,他遇到了正在为德国政府规划东亚科学考察计划的约瑟夫·达尔曼(Joseph DahlMann),两人就探究中国建筑艺术与周边景观的关系,以及建筑物所表现的哲学和宗教概念的考察研究项目达成了初步共识,此后他们又在上海和柏林进行了相关技术细节的磋商。1905年3月,卡尔·巴赫姆(Karl Bachem)议员将柏石曼起草的关于考察中国建筑的备忘录提交给帝国议会,获得了冯·利希特霍芬(Freiherrn v. Richthofen)等人的强烈赞同。1906年秋,柏石曼在德国政府的全额资助下再次来到中国。同年底,以北京为出发点实施为期三年的考察。柏石曼在此前交给帝国议会的那个备忘录中提出的一些内容很是空泛,例如他说关于中国建筑的该项研究对于推动德国政治经济发展及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等等,这样讲的目的无疑就是为了找钱;另外一些内容却非常周密,十分具体——考察将充分注意中国建筑与文化背景的特点,将通过测绘制图和拍摄照片对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典型建筑进行风格和文化背景的研究,将重点关注皇宫、民居、墓葬等建筑以及教育、娱乐、宗教等设施的规划和建筑形式。此后的三年中,柏石曼到过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浙江、江苏、上海、陕西、四川、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区,行程两倍于后来的中国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完成了大量的测绘草图,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对长城、天坛、大雁塔、都江堰等数百个重要建筑物或构筑物,以及建筑群进行了直观描述,实现了他在备忘录中所提出的全部具体内容——只有紫禁城例外,因为不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后来的摄政王载沣都不许他进去。回国后,柏石曼利用这批资料先后出版了六本著作。20世纪的中国建筑界主流话语人物普遍认为柏石曼不灵,认为他不懂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对东方的认识也很浅薄。例如梁思成先生曾指出,柏石曼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不用三角构件这个与西方建筑在结构上的最大差异;陈从周先生则批评柏石曼虽然注意到中国北方建筑与南方建筑的整体区别,却以为陕西是沟通南北的津梁。对于上述评价,中国的另外一些建筑史学家和文物专家在最近几年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实在没有必要继续狠狠地咬住柏石曼著作中的瑕疵来否定其贡献,此人对中国建筑的考察与研究毕竟比梁思成等人开始得更早,而且眼界更开阔,材料更丰富,理论更周全。
柏石曼起码是个识货的人,他为我们留下了仅就丰富性而言也是无可比拟的测绘图和照片。在目前所常见的,被称为柏石曼照片的288张照片里,有200多张是他亲摄,约40张是由他所雇用的中国摄影师拍摄,至少有一张是他征集自柏林艺术博物馆,摄影者不详。
在这288张照片中,有42处是现今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的一部分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或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约80处是目前的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即使是这种受保护单位,将现今状况与原照片稍加比较亦可发现普遍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毁损,而且其中的20余处为当代复建或曾经落架大修。另外的约160处就更不堪了,至少有60处建筑荡然无存。
造成上述毁损的原因,如果以毁损数量为序,以20世纪60世代为甚,几乎每处有幸留存到1966年的历史建筑都在1966—1976年这段时间内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紧随其后的是1949年以来的各种建设、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例如长沙左文襄祠等5处在抗日战争中全毁;长江沿线处因三峡工程建设而被淹没;澧陵文昌宫等4处在解放战争中损毁一处,在“”中拆毁两处,仅存的一处先农殿,是因考察农动时曾经住过而受到高度保护。至于因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造成坍塌的建筑物,在288张照片中仅占几个百分点。
回望百年,千佛岩石窟在柏石曼考察时共有佛像17000余尊,1935年国民政府修筑川陕公路炸毁近万尊,此后又陆续毁损,现今仅存7000余尊且多数残缺;留侯祠灵官殿建于明朝,毁于1966年的“破四旧”,后于20世纪80年代重建;1953年兴建的宝成铁路从武则天出生地皇泽寺正中穿过,柏石曼照片所见的建筑物因之全毁;古北口南天门及行宫是清朝皇帝由北京前往热河的御道上的标志性建筑物和息饮之地,1933年长城抗战,中国军队惨败于此,原有建筑全毁,后由日军扶植的伪政权于1936年修复,复于1966年被古北口中学再度全毁;四川半边寺,根据苏联专家的设计,1953年为修筑桥梁而拆毁;四川峨眉山金顶,1967年失火全毁;等等。
柏石曼在向帝国议会提交的备忘录中曾经提到他的考察和研究对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具有巨大的意义——这个人很清醒地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他在《美丽的中国建筑与景观》这本书的开头就说:今天是向前流动的,明天隐于人们的视线之外……
面对已将柏石曼的今天碾压得支离破碎的中国百年,柏石曼照片的复拍者徐原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穿行于柏石曼的明天,为我们追寻并呈现了一个时代的起伏与兴衰,成功地揭示了我们曾经的丰富,以及得到与失去。几乎所有的柏石曼照片,不论是他亲摄的还是在他指导下由他人拍摄的,都存在着从镜框分割概念出发的、有着强烈视觉提示作用的、现今看上去有些呆板的刻意设计。通过这种貌似客观,其实带有强烈主观见解的描述,柏石曼整合了在他眼中如画的建筑景观与因袭的传统并加以体现。
但是,他的这种方式给今天的复拍者造成了困扰——怎样,或者说如何既尊重原照片的主观见解,又体现复拍者的现场经验,由之回望过去。
对此,徐原先生的选择是主动地放弃尊重原图视场但使用光线等因素体现自身情感,放弃将复拍者的意志或内心经验施加于已经存在着他人主观的历史风景,而以最简捷的方式将我们的时代叠加到了柏石曼所描绘的景物,形成两者无法分割的平滑结合,这无疑是种非常出色的选择。
作为读者,我衷心地感谢徐原先生和参与复拍柏石曼照片的各位朋友。感谢此书编译者赵省伟先生,感谢你们带给我穿越世纪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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