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重量级高古玉
藏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重量级高古玉
藏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重量级高古玉,天然文化石图片,中国古建筑的历史,农俗文化,
此箍形玉器以青色玉料制成,呈椭圆中空的筒状。顶部较大,作斜口形式。底部略小,口部平直。器壁较薄,口部边缘尤显锋利。
箍形玉器过去多为传世品,因用途不明一度被称为“玉护臂”或“马蹄形器”等。考古发现证明此类玉器只在红山文化的中心大墓或高等级墓葬中存在。它们多位于男性墓主的头部下方,有的器物口部还有两个小孔可以系绳或插发笄,由此确认是人们用来固定发式的发箍。箍形玉器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使用时可将头发束在一起套在筒状的箍内并挽成发髻,再戴在头上作为玉冠饰物。
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纷纷显露出一批以代表王权、神权等特殊用途为特征的玉质礼器。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更以数量惊人的玉器被称为“远古玉器中心”。遗址的大型积石冢内,通常以一座大墓为中心,周围附葬小墓。大墓随葬众多精美的玉器,上部封土积石成坛。墓地附近还有专门用于祭祀的女神庙建筑等,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与森严等级特权的礼仪场所。精美的玉石礼器诞生在这个阶段,其拥有者必然是这个群体中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权贵阶层,而造型精美的箍形玉器等饰物正是证明他们身份地位的最明显标志。近年在红山文化墓葬主人的头骨旁发现有这类器物,虽往往还伴随其它玉器,但仍可确认它是用于固定发式的发箍。这种发箍的使用者,当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玉猪龙是红山文化标志玉器之一。龙身圆形,额头隆起,吻部前凸。除头顶的三角形大耳,大眼睛以及吻部的多道皱纹由比较简洁的线刻划外,光素无纹饰。首尾之间有横向窄缺口,或连或断,或为一道不明显的划纹。颈背部对穿一小孔,可穿系佩挂。在红山文化大墓中,卷龙多位于墓主的身躯上面,可能穿绳佩于胸前,应是当时的一种礼仪用玉和宗教用器。
卷龙是红山文化标志玉器之一。在红山文化大墓中,卷龙多位于墓主的身躯上面,可能穿绳佩于胸前,应是当时的一种礼仪用玉和宗教用器。
红山文化墓葬中往往有成批的玉器出土,这些玉器一般个体都较小,且有穿孔,被认为是佩饰,其中各种动物类的玉饰雕琢尤为精细,如玉龟、鱼形石坠、玉鸟、双龙首玉璜等。
玉为青绿色,上有黄褐色沁纹。双面雕刻。器略呈弧形,玉人呈蹲踞状,侧视,头上昂,头顶饰凤羽冠,边缘雕有脊齿,头部较大,臣字形大眼,呈侧仰视状,阔鼻,嘴部微张,略向前凸,长方形大耳,手臂弯曲,手握拳放于前胸,腿呈蹲踞状,足下有榫,榫左侧有一圆孔,似用来与其它器物插嵌结扎使用。全身饰勾云纹。玉人雕刻精细,纹饰华丽。
妇好墓出土的凤冠玉人,共有四件。除一件臀部有“□”纹外,其余两件与此件相类,都为蹲踞式,与妇好墓出土的高冠凤纹的造型基本相同。
《诗经?商颂?玄鸟》中记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意为上天命玄鸟下到人间,生下了商代祖先。玄鸟即凤鸟,而商人的祖神就是凤鸟神。头戴凤冠的玉人,应是人、凤合体的神像崇拜物,或是商人崇敬的始祖。这已不是一般的玉人。玉人像足下有榫,说明它是经常嵌、固定于某处,被贵族们经常礼拜的神像崇拜物。
妇好墓出土的这类凤冠玉人,纹饰雕刻均十分华丽精美,人物神态端庄肃穆,神态威严,充满了神秘色彩。
此组锥形玉饰造型大体接近,尖部均呈较钝的锥状,尾部磨成细铤状的短榫,榫端多带小孔。
锥形玉饰可能由早期锥形骨器演化而来。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中普遍存在锥形骨器成束随葬的现象,最多的一片墓地内有200余件。
在晚于大汶口文化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里则发现了大量的锥形玉饰,有的墓内可达10多件,大部分成集束状位于墓主头部,成为良渚文化规格较高的墓葬特有的现象。
关于锥形玉饰的用途,历来说法不一。一般认为那些器身修长如针,尖端锋利,末端有圆孔的器形,在墓中多出自人的头骨部位,可能为笄、簪类玉饰。
形式粗短,尖端略钝,末端带孔的小件可能是项饰、坠饰或腰饰的组件。而器形较大,表面刻有特殊纹饰的样品多被认为与原始宗教或祭祀活动有关,是生殖崇拜的产物,或者作为首领的权杖重器。
这些玉饰用软玉切磨制成。中国人自古就把玉作为纯洁、美好的象征。这种传统观念一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锥形玉饰和这个时期其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玉器,正是此观念的物证。
璋一般由援(锋刃)、栏(作成扉牙状的绳索系痕部分)、内(木柄镶装部分)组成。器物形态当源自戈、钺、戚一类兵器。此件玉璋质地松软,为青玉。器表因水浸或烧灼,其中一部分呈墨黑色。上下栏位置相对地作出4个束绳齿痕,栏上有一穿孔,内为长方形。援上端器背微弯折直向豁口刃尖,凸弧状下援。璋最早见于二里头文化遗址。此件器物为祭祀坑中遗物,当与某些宗教礼神活动有关。其形制也颇近似于中原所出的同类器物,表明了蜀文化与商文化的互相接近和交往。
黄褐色,镂空雕刻。形状为侧首回身状,头似公鸡,头顶有齿脊状冠。圆眼,尖喙,胸部向外凸起,与尾连成弧线形。短翅长尾,尾翎分开两叉。
爪卧胸下,背中间有一突,突中有一小圆孔,可佩带。翅膀上雕刻四条阳线以饰翎纹。造型优美,线条流畅,制作精细。
在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及二里头文化玉石器雕刻中,也使用阳线表现主题,其中一种做法是将纹样周围的地面剔除,通过减地使其成为浅浮雕,此玉凤翅上雕琢的羽翎纹即是采用这一技法。
而对于冠、翅、尾翎部位的虚实处理则反映出商代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镂空、钻孔技术。整器雕琢精细,光泽闪烁,显示了出色的抛光技术。此外,这件玉凤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中玉凤的造型、雕琢工艺极为相似。
玉人为淡灰色,裸体,作站立状,一面为男性,一面为女性。这是一件浮雕式的人像,大概是表现出某种神像。商代玉雕花纹一般是先雕出极浅的“毛边”阴线,再沿浅线反复雕琢,直到线条流畅为止。在玉器上雕琢阳纹,特别是浅浮雕,难度较大,但从这件玉人上不难看出,商后期的玉雕艺人已达到了较高的技术水平。
黄褐色,圆雕。玉人呈跪坐状,双手放于膝上,头上梳长辫一条,长辫从右耳根侧往上盘绕头顶一周,再由左耳后侧延伸到右耳侧,辫梢与辫根相接,顶露发丝。头顶戴圆箍形冠,冠前侧卷成筒状,其上刻水波形纹。头顶部有一对左右对穿的横穿孔,穿孔前还有一深孔,孔深0.9厘米,不通到底。脸形很长,下颔较尖并上翘,长眉,臣字形大眼,阔鼻,嘴紧闭,头两侧方形耳。身着交领对襟长衣,长至足踝,腰束宽带,带上刻菱格纹,长袖至腕,袖口较窄,腹前悬一长“蔽厀”,穿鞋。衣袖及长衣上刻双阴线勾云纹及眼目纹。右臀部阴刻蚕纹,其头部为如意头形,双眼用凹圆点表示,颈饰重环纹,身饰勾云纹。腰部近左侧佩一宽柄器,柄长3.4厘米,柄宽1.5-3.9厘米,柄端上部为卷云形,一侧饰勾云纹,另一侧上部饰蚕纹,与衣纹相连,蚕身饰竹节纹,其下部饰云纹。
此玉人衣着华美,纹饰绮丽,神态威严,气质不凡,特别是腰间佩带的宽柄形器,形制特别,玉人的冠饰尤为奇特,根据卷筒上所刻纹饰,很像丝绸制品,形制优美。故此件玉人是殷商玉器中较为珍贵的一件,雕刻精美,用写实的艺术手法,将玉人神态、发型、冠饰、服饰以及坐姿等细腻描绘,为研究当时商人冠饰、发饰及服饰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玉质多呈黄褐色,间少许淡绿。整器造型为一凤负一龙,构思别致。凤圆眼、尖喙,冠部为瓶形双角,短尾,身饰羽翎纹,一足,下踏云纹。龙“臣”字状目,瓶形角,身尾向上勾卷,饰菱形纹、鳞纹。
商代的玉石器雕刻继承了二里头文化的双线阴勾,而且用以表现龙、兽、禽、鱼类的装饰花纹各不相同。如龙、兽、禽的眼部造型多作“臣”字状,少数作圆形,而鱼类则均为圆形。龙身多饰鳞纹、菱形纹,中脊作扉棱状,兽类身上多用斑条纹或变形云纹,禽类饰羽翎纹,鱼类用鳞纹,这些均形成较为固定的程式化纹样,成为最具商代工艺特色的技法。此玉龙凤饰上所雕琢的双线阴勾菱形纹、鳞纹、羽翎纹即是此类装饰的代表。
玉质呈青色,间有黑色沁斑。整器呈梯形,上刻一凤鸟;凤鸟作站立状,昂首挺胸,圆眼,钩喙,长尾随器势而卷曲、垂落,恰到自然;足踏云纹, 补白适中。整器线条疏密得当,显示出制作者的匠心独具;图纹刻划流畅,线条刚劲有力。此器的雕琢,“勾”、“彻”并用,即采用细阴线与斜坡式粗阴线相结合的技法以刻画同一主题,从而造成强烈的感光反差,愈显主题花纹轮廓清晰,突出了西周时期的雕刻特色。
玉为深绿色,长方扁圆体,斧上端有榫,榫呈长方形,较体为薄,正中有一圆孔。刃部呈弧形,较锋利,由两面磨成。斧身两面均雕兽面纹:细眉,臣字大眼,如意形鼻,脸部还刻纹饰,额部饰雷纹,头部有双角,下部两边各阴刻一弯弧形线。无使用痕迹。
纹饰精细,制作精美,应为商王所拥有,象征一定的权威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属象征性工具。玉斧在新石器时代出土很多,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等。玉斧依据石制品的基本形式,并在中部凸起的花纹部位完全采用仿铜器制法,风格与同时期青铜纹饰完全相同,从大量出土玉斧来看,玉斧已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在祭祀、出行、仪仗时都有持斧钺的仪式。此器上部有榫和孔,使用时应是插嵌于木杆上,与孔固定后使用。
此器为片雕,左右对称。蛙伏卧,前肢外伸,后肢内屈。宽头、方目、肥身、短尾。背部以双线刻对称云纹,双目间有一圆孔,可系佩。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彩绘和雕塑中蛙形象就已出现,玉雕蛙则最早见于良渚文化。有学者认为蛙象征多产,先民用以祈求生育繁衍。也有认为,蛙与农事有关,被用来祈雨祷水。此件玉蛙尚存有未退化的尾部,处于由蝌蚪向成蛙转变的过程,以此为佩可能带有祈求新生的含义。
玉为浅绿色,器表有光泽。鹅作站立状,圆形眼,嘴巴又长又扁。颈部向后弯曲呈弧形,胸部向前突出,头弯于胸前。短翅肥身,腿较粗,双足并拢,足上有一圆孔,足下部有榫,可作插嵌之用。颈部雕刻羽毛纹,身与翅膀饰勾云纹及翎纹。两面纹饰基本相同。
玉鹅为家禽类玉雕中精品,造型优美,纹饰精细,雕刻技法娴熟,形象生动,像是刚从水中出来伫立的一瞬间,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妇好墓出土三件玉鹅,均华美精致。妇好墓中还出土了一对玉鹤,形状与此玉鹅基本相同,只是长颈更加下弯,像刚从水中出来,正用嘴舔身上的羽毛,短翅微展,十分精美,是动物玉雕中的珍品。
商代动物玉雕开创了玉器雕刻的崭新篇章,赋予动物玉雕新的风貌,为后来动物玉雕起到了规范作用,成为玉雕中的一个传统种类。商代动物玉雕造型多样,形象生动,风格质朴豪放,善于捕捉动物的典型特征,如玉鹅的弯颈及扁嘴被突出和夸张,使动物形象的神态特征立刻被表现出来,这是商代动物玉雕最为成功的一面,极具艺术魅力。
此器为圆雕,为熊抱膝蹲坐状。昂头,吻前伸,鼻微隆,双耳直立。以粗阴线雕琢出臀部和前后肢,并刻出足趾等。熊颈背部有两个上下对穿的小孔,臀下部也有圆孔,内有朱砂痕。动物形玉雕是商代装饰玉器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玉器的传统品类之一。玉雕通过展现动物的自然属性,体现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依存深刻的文化内涵。
此器两件,形式基本相同,双面雕,纹饰一致。凤站立状,头顶高冠,冠刻勾云纹,边缘出脊齿。凤尾分双叉,粗腿带爪。形式古拙,体型粗壮,尤其是尾羽与粗足的配合,与同墓出土的玉鴞造型十分相近,不过凤首的长羽冠又与普通的玉鸟不同,显然被赋予了神话色彩。凤为商人崇拜的神鸟,玉凤佩应是商王室贵族佩带之物,用以祈求神灵的护佑。
此器圆环形,中部为大圆孔,一侧有窄缺口,顶部有小圆孔用于穿缀。龙首尾相望,顶有角,张口露齿,臣字形眼,尾尖向外翻卷。身阴刻双线重环纹及云纹等图案,背部雕成齿脊状。妇好墓出土玉玦数件,基本属于蜷体玉龙的形式,承袭了新石器红山文化等早期玉龙的造型传统,但器身不如早期丰满,扁片状,纹饰多为线条勾勒的重环纹、雷纹和云纹等,龙角都贴伏在头部,一般不刻龙足,代表商代晚期玉龙的基本特征。
此器扁平片状,双面雕刻,纹饰相同。龙身蛇形,卷成弯钩状,首尾相望,留有大缺口。口大张,吻部向上勾卷,下颌及舌向颈下勾曲成卷云状。顶部起尖脊,角向前弯卷。龙身边缘随器形雕琢单阴线轮廓线,近尾部处加饰横断弧线将龙身分为两部分,前后段中部雕刻双线勾云纹。饰件造型优美别致,首、角、身、尾各部位虽短小,但简约古拙,既带有新石器以来的玉卷龙造型传统,又将本时代流行技术加以运用,从而创新出特殊的玉龙形象。
此器扁平,表面抛光,正面镂雕S形双首共身龙,背面光素无纹。龙首分位于左上和右下角,斜向对称。龙角顶部有突脊,形如冠状。吻部上卷,下颌及长舌向后勾卷。龙角、突脊、吻部卷曲处和足等突出处沿器身的上下两缘形成脊齿状。器身周边雕刻细阴线纹轮廓线,中部纵贯双阴线纹与两端龙眼相连。此器应是组玉佩中的组件之一,其左右两侧与背部各有两个对穿孔,横向贯通龙身,可与其他玉饰穿缀。此造型开战国S形玉龙佩之先河。
此器双面对称雕刻。两端为龙首,龙头有楔形角,扁圆形眼。吻前突并向上卷曲,下颌低垂,舌内卷。龙首及玉璜周边以阴线纹刻出轮廓线,器身雕刻密集的谷纹。顶部正中钻一小孔,可供系佩。
此器呈扇面形,周边有对称的脊齿,一般于中部和两端各穿一孔,少量只在中部钻一个小孔,供系佩。边缘刻阴线轮廓,内饰卧蚕纹。卧蚕纹因器形略有差异,有的是以减地法使蚕纹凸起,也有用粗阴线勾勒反衬出蚕纹形象的。这些手法的应用,表明战国时期璜形器及其图案装饰的制作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加工水平。
环内外缘各有一周阴刻线,形成内外边廓。两线内雕琢谷纹,排列成行,错位相对。谷纹是谷物发芽的样子,也称蝌蚪纹、涡纹、卧蚕纹等,象征万物复苏和对丰收的盼望。谷纹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的玉器中,《周礼?典瑞》载:“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子”和“男”都是当时的爵位名称,表明贵族在一些重要礼仪场合经常手持谷纹玉器作为信物。
此两器呈扇面形,周边有对称的脊齿,一般于中部和两端各穿一孔,少量只在中部钻一个小孔,供系佩。边缘刻阴线轮廓,内饰卧蚕纹。卧蚕纹因器形略有差异,有的是以减地法使蚕纹凸起,也有用粗阴线勾勒反衬出蚕纹形象的。这些手法的应用,表明战国时期璜形器及其图案装饰的制作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加工水平。
这件玉璜由七块和阗青白玉和两个鎏金青铜兽首衔接而成,中间五块玉以铜片穿连,青铜片从五块玉中穿出后,左右两端各装饰鎏金青铜兽首,两只兽首分别衔着透雕的椭圆形玉,青铜片与玉衔接吻合严密,至今毫无松动。这件玉璜集阴刻、浮雕、镂空、接榫、碾磨等多种工艺于一身,尤其用若干节玉片配合金属衔接,制作难度极大,代表了当时玉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璜是一种圆弧形玉器,目前所知最早的璜出土于浙江余姚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遗址。除用作日常佩饰外,璜具有重要的礼仪功用。《周礼》就将玉璜与玉琮、玉璧、玉圭、玉璋、玉琥称为“礼天地四方”的礼器。春秋战国时期,玉被赋予了很多文化内涵,《礼记?玉藻》云:“君子于玉比德焉。”王公贵族皆以佩玉为时尚。在考古发掘的墓葬中,玉璜多发现于人的胸腹部,往往是一组玉佩中的主要佩件。
带钩呈琵琶形。中部凸起,呈弧状,底部为银托。钩首为兽首,青玉雕刻,兽首用细线刻画出圆眼、长鼻和长嘴喙,喙两侧有数道横线纹。额头正中有一花蕾纹,上斜刻小方格纹,有角。面为包金组成的浮雕兽面,两侧盘绕两条夔龙,倒向勾端,合为一首。与两侧夔龙方向相反,又蟠绕着两只凤鸟纹。脊背正中,均匀嵌入三块白玉玦,玦面刻有卧蚕纹。前、后两玉玦的中心孔各嵌入一个琉璃珠。玉玦色呈青白色,刻纹较为精细。整个带钩把金属铸造工艺和琢玉工艺结合起来,堪称中国古代最华美的带钩。
1950年至195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辉县琉璃阁、固围村一带进行过三次发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批战国时代的大墓及其附属的车马坑,此件制作精美的带钩就出于固围村5号墓中。当时的发掘者认为此墓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墓葬,长期以来学术界也持此观点。近年有学者提出疑问,指出此处墓地很可能是赵国墓地。
器呈白色,上有黑色沁斑,尾端稍有残缺。体扁平,两面透雕成凤鸟形状,身成“S”形。俯首,张口,尖喙较长,并向内勾卷。圆圈形目,头顶有冠,身体较长,胸前部伸出一爪,较锋利,呈抓握状。背部雕有翅羽纹,分成两叉,一长一短,均向上呈卷曲状。尾部下垂。器身阴刻云纹、曲线纹等。此器出土于椁室底部靠北壁,由于此墓被盗,棺椁保存不完整,估计此器原来可能放置棺内墓主人身旁,是墓主人生前的佩饰,死后随葬。
战国时期,雕刻有大量的精美龙形佩饰,此器的造型与龙形佩有相似之处,但在喙、冠、翅、爪及纹饰上又有着独特韵味,更显生动鲜活。此器造型精美,玉质光润,雕刻线条流畅,刚劲有力,充满勃勃生机,体现了一种力量,整体造型富有动感,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组玉佩是由一大一小玛瑙环、一件玉环、一件玉夔龙和六颗绿松石、两颗水晶珠组成串饰。出土时,组玉佩位于墓主的胸部,次序依图所示。最上面一件是白玛瑙环,器表洁白光润,截面呈六棱形。佩中间分为两竖行,左边由上到下依次为绿松石珠、水晶珠、玉环和两颗绿松石珠。其中玉环,青黄色,中心有一大圆孔,环面浮雕虺纹,纹饰精美,制作精致。右边由上到下依次为两颗绿松石珠、小玛瑙环、紫水晶珠和绿松石珠。其中玛瑙玉环,质地纯净,光润明亮,截面呈六棱形。组玉佩最下部连接一件玉夔龙,白色,为回首曲身状,尾略向上卷翘,两面浮雕。圆眼,鼻上卷,下唇向上弯卷,如意形耳,器身雕刻隐起的云纹及虺纹,背部上方钻一小孔,与上述各种饰物相串连,成为一套完整的组玉佩。夔龙造型优美,采用减地浮雕的雕刻技法,工艺娴熟,纹饰精美,为战国早期玉龙中的精品。
组佩又称杂佩,是由几种不同形状的玉佩,用丝线和玉珠、玛瑙珠等穿缀组合成一串。组玉佩在西周时期开始流行。1990年代河南虢国墓地和山西晋侯墓地出土了许多周代组玉佩,有联璜组玉佩,有六璜、七璜、八璜组玉佩,最多的组玉佩是山西晋侯墓地第四次出土的组玉佩,其中以45件璜为主体。随着组玉佩的复杂化、制度化,组玉佩慢慢成为贵族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不同身份佩带不同的组玉佩。战国晚期和西汉早期,玉佩按一定规律组合成串饰,达到最为繁复的程度。
此箍形玉器以青色玉料制成,呈椭圆中空的筒状。顶部较大,作斜口形式。底部略小,口部平直。器壁较薄,口部边缘尤显锋利。箍形玉器过去多为传世品,因用途不明一度被称为“玉护臂”或“马蹄形器”等。考古发现证明此类玉器只在红山文化的中心大墓或高等级墓葬中存在。它们多位于男性墓主的头部下方,有的器物口部还有两个小孔可以系绳或插发笄,由此确认是人们用来固定发式的发箍。箍形玉器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使用时可将头发束在一起套在筒状的箍内并挽成发髻,再戴在头上作为玉冠饰物。
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纷纷显露出一批以代表王权、神权等特殊用途为特征的玉质礼器。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更以数量惊人的玉器被称为“远古玉器中心”。遗址的大型积石冢内,通常以一座大墓为中心,周围附葬小墓。大墓随葬众多精美的玉器,上部封土积石成坛。墓地附近还有专门用于祭祀的女神庙建筑等,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与森严等级特权的礼仪场所。精美的玉石礼器诞生在这个阶段,其拥有者必然是这个群体中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权贵阶层,而造型精美的箍形玉器等饰物正是证明他们身份地位的最明显标志。近年在红山文化墓葬主人的头骨旁发现有这类器物,虽往往还伴随其它玉器,但仍可确认它是用于固定发式的发箍。这种发箍的使用者,当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玉猪龙是红山文化标志玉器之一。龙身圆形,额头隆起,吻部前凸。除头顶的三角形大耳,大眼睛以及吻部的多道皱纹由比较简洁的线刻划外,光素无纹饰。首尾之间有横向窄缺口,或连或断,或为一道不明显的划纹。颈背部对穿一小孔,可穿系佩挂。在红山文化大墓中,卷龙多位于墓主的身躯上面,可能穿绳佩于胸前,应是当时的一种礼仪用玉和宗教用器。
卷龙是红山文化标志玉器之一。在红山文化大墓中,卷龙多位于墓主的身躯上面,可能穿绳佩于胸前,应是当时的一种礼仪用玉和宗教用器。
红山文化墓葬中往往有成批的玉器出土,这些玉器一般个体都较小,且有穿孔,被认为是佩饰,其中各种动物类的玉饰雕琢尤为精细,如玉龟、鱼形石坠、玉鸟、双龙首玉璜等。
玉为青绿色,上有黄褐色沁纹。双面雕刻。器略呈弧形,玉人呈蹲踞状,侧视,头上昂,头顶饰凤羽冠,边缘雕有脊齿,头部较大,臣字形大眼,呈侧仰视状,阔鼻,嘴部微张,略向前凸,长方形大耳,手臂弯曲,手握拳放于前胸,腿呈蹲踞状,足下有榫,榫左侧有一圆孔,似用来与其它器物插嵌结扎使用。全身饰勾云纹。玉人雕刻精细,纹饰华丽。
妇好墓出土的凤冠玉人,共有四件。除一件臀部有“□”纹外,其余两件与此件相类,都为蹲踞式,与妇好墓出土的高冠凤纹的造型基本相同。
《诗经?商颂?玄鸟》中记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意为上天命玄鸟下到人间,生下了商代祖先。玄鸟即凤鸟,而商人的祖神就是凤鸟神。头戴凤冠的玉人,应是人、凤合体的神像崇拜物,或是商人崇敬的始祖。这已不是一般的玉人。玉人像足下有榫,说明它是经常嵌、固定于某处,被贵族们经常礼拜的神像崇拜物。
妇好墓出土的这类凤冠玉人,纹饰雕刻均十分华丽精美,人物神态端庄肃穆,神态威严,充满了神秘色彩。
此组锥形玉饰造型大体接近,尖部均呈较钝的锥状,尾部磨成细铤状的短榫,榫端多带小孔。
锥形玉饰可能由早期锥形骨器演化而来。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中普遍存在锥形骨器成束随葬的现象,最多的一片墓地内有200余件。
在晚于大汶口文化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里则发现了大量的锥形玉饰,有的墓内可达10多件,大部分成集束状位于墓主头部,成为良渚文化规格较高的墓葬特有的现象。
关于锥形玉饰的用途,历来说法不一。一般认为那些器身修长如针,尖端锋利,末端有圆孔的器形,在墓中多出自人的头骨部位,可能为笄、簪类玉饰。
形式粗短,尖端略钝,末端带孔的小件可能是项饰、坠饰或腰饰的组件。而器形较大,表面刻有特殊纹饰的样品多被认为与原始宗教或祭祀活动有关,是生殖崇拜的产物,或者作为首领的权杖重器。
这些玉饰用软玉切磨制成。中国人自古就把玉作为纯洁、美好的象征。这种传统观念一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锥形玉饰和这个时期其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玉器,正是此观念的物证。
璋一般由援(锋刃)、栏(作成扉牙状的绳索系痕部分)、内(木柄镶装部分)组成。器物形态当源自戈、钺、戚一类兵器。此件玉璋质地松软,为青玉。器表因水浸或烧灼,其中一部分呈墨黑色。上下栏位置相对地作出4个束绳齿痕,栏上有一穿孔,内为长方形。援上端器背微弯折直向豁口刃尖,凸弧状下援。璋最早见于二里头文化遗址。此件器物为祭祀坑中遗物,当与某些宗教礼神活动有关。其形制也颇近似于中原所出的同类器物,表明了蜀文化与商文化的互相接近和交往。
黄褐色,镂空雕刻。形状为侧首回身状,头似公鸡,头顶有齿脊状冠。圆眼,尖喙,胸部向外凸起,与尾连成弧线形。短翅长尾,尾翎分开两叉。
爪卧胸下,背中间有一突,突中有一小圆孔,可佩带。翅膀上雕刻四条阳线以饰翎纹。造型优美,线条流畅,制作精细。
在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及二里头文化玉石器雕刻中,也使用阳线表现主题,其中一种做法是将纹样周围的地面剔除,通过减地使其成为浅浮雕,此玉凤翅上雕琢的羽翎纹即是采用这一技法。
而对于冠、翅、尾翎部位的虚实处理则反映出商代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镂空、钻孔技术。整器雕琢精细,光泽闪烁,显示了出色的抛光技术。此外,这件玉凤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中玉凤的造型、雕琢工艺极为相似。
玉人为淡灰色,裸体,作站立状,一面为男性,一面为女性。这是一件浮雕式的人像,大概是表现出某种神像。商代玉雕花纹一般是先雕出极浅的“毛边”阴线,再沿浅线反复雕琢,直到线条流畅为止。在玉器上雕琢阳纹,特别是浅浮雕,难度较大,但从这件玉人上不难看出,商后期的玉雕艺人已达到了较高的技术水平。
黄褐色,圆雕。玉人呈跪坐状,双手放于膝上,头上梳长辫一条,长辫从右耳根侧往上盘绕头顶一周,再由左耳后侧延伸到右耳侧,辫梢与辫根相接,顶露发丝。头顶戴圆箍形冠,冠前侧卷成筒状,其上刻水波形纹。头顶部有一对左右对穿的横穿孔,穿孔前还有一深孔,孔深0.9厘米,不通到底。脸形很长,下颔较尖并上翘,长眉,臣字形大眼,阔鼻,嘴紧闭,头两侧方形耳。身着交领对襟长衣,长至足踝,腰束宽带,带上刻菱格纹,长袖至腕,袖口较窄,腹前悬一长“蔽厀”,穿鞋。衣袖及长衣上刻双阴线勾云纹及眼目纹。右臀部阴刻蚕纹,其头部为如意头形,双眼用凹圆点表示,颈饰重环纹,身饰勾云纹。腰部近左侧佩一宽柄器,柄长3.4厘米,柄宽1.5-3.9厘米,柄端上部为卷云形,一侧饰勾云纹,另一侧上部饰蚕纹,与衣纹相连,蚕身饰竹节纹,其下部饰云纹。
此玉人衣着华美,纹饰绮丽,神态威严,气质不凡,特别是腰间佩带的宽柄形器,形制特别,玉人的冠饰尤为奇特,根据卷筒上所刻纹饰,很像丝绸制品,形制优美。故此件玉人是殷商玉器中较为珍贵的一件,雕刻精美,用写实的艺术手法,将玉人神态、发型、冠饰、服饰以及坐姿等细腻描绘,为研究当时商人冠饰、发饰及服饰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玉质多呈黄褐色,间少许淡绿。整器造型为一凤负一龙,构思别致。凤圆眼、尖喙,冠部为瓶形双角,短尾,身饰羽翎纹,一足,下踏云纹。龙“臣”字状目,瓶形角,身尾向上勾卷,饰菱形纹、鳞纹。
商代的玉石器雕刻继承了二里头文化的双线阴勾,而且用以表现龙、兽、禽、鱼类的装饰花纹各不相同。如龙、兽、禽的眼部造型多作“臣”字状,少数作圆形,而鱼类则均为圆形。龙身多饰鳞纹、菱形纹,中脊作扉棱状,兽类身上多用斑条纹或变形云纹,禽类饰羽翎纹,鱼类用鳞纹,这些均形成较为固定的程式化纹样,成为最具商代工艺特色的技法。此玉龙凤饰上所雕琢的双线阴勾菱形纹、鳞纹、羽翎纹即是此类装饰的代表。
玉质呈青色,间有黑色沁斑。整器呈梯形,上刻一凤鸟;凤鸟作站立状,昂首挺胸,圆眼,钩喙,长尾随器势而卷曲、垂落,恰到自然;足踏云纹, 补白适中。整器线条疏密得当,显示出制作者的匠心独具;图纹刻划流畅,线条刚劲有力。此器的雕琢,“勾”、“彻”并用,即采用细阴线与斜坡式粗阴线相结合的技法以刻画同一主题,从而造成强烈的感光反差,愈显主题花纹轮廓清晰,突出了西周时期的雕刻特色。
玉为深绿色,长方扁圆体,斧上端有榫,榫呈长方形,较体为薄,正中有一圆孔。刃部呈弧形,较锋利,由两面磨成。斧身两面均雕兽面纹:细眉,臣字大眼,如意形鼻,脸部还刻纹饰,额部饰雷纹,头部有双角,下部两边各阴刻一弯弧形线。无使用痕迹。
纹饰精细,制作精美,应为商王所拥有,象征一定的权威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属象征性工具。玉斧在新石器时代出土很多,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等。玉斧依据石制品的基本形式,并在中部凸起的花纹部位完全采用仿铜器制法,风格与同时期青铜纹饰完全相同,从大量出土玉斧来看,玉斧已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在祭祀、出行、仪仗时都有持斧钺的仪式。此器上部有榫和孔,使用时应是插嵌于木杆上,与孔固定后使用。
此器为片雕,左右对称。蛙伏卧,前肢外伸,后肢内屈。宽头、方目、肥身、短尾。背部以双线刻对称云纹,双目间有一圆孔,可系佩。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彩绘和雕塑中蛙形象就已出现,玉雕蛙则最早见于良渚文化。有学者认为蛙象征多产,先民用以祈求生育繁衍。也有认为,蛙与农事有关,被用来祈雨祷水。此件玉蛙尚存有未退化的尾部,处于由蝌蚪向成蛙转变的过程,以此为佩可能带有祈求新生的含义。
玉为浅绿色,器表有光泽。鹅作站立状,圆形眼,嘴巴又长又扁。颈部向后弯曲呈弧形,胸部向前突出,头弯于胸前。短翅肥身,腿较粗,双足并拢,足上有一圆孔,足下部有榫,可作插嵌之用。颈部雕刻羽毛纹,身与翅膀饰勾云纹及翎纹。两面纹饰基本相同。
玉鹅为家禽类玉雕中精品,造型优美,纹饰精细,雕刻技法娴熟,形象生动,像是刚从水中出来伫立的一瞬间,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妇好墓出土三件玉鹅,均华美精致。妇好墓中还出土了一对玉鹤,形状与此玉鹅基本相同,只是长颈更加下弯,像刚从水中出来,正用嘴舔身上的羽毛,短翅微展,十分精美,是动物玉雕中的珍品。
商代动物玉雕开创了玉器雕刻的崭新篇章,赋予动物玉雕新的风貌,为后来动物玉雕起到了规范作用,成为玉雕中的一个传统种类。商代动物玉雕造型多样,形象生动,风格质朴豪放,善于捕捉动物的典型特征,如玉鹅的弯颈及扁嘴被突出和夸张,使动物形象的神态特征立刻被表现出来,这是商代动物玉雕最为成功的一面,极具艺术魅力。
此器为圆雕,为熊抱膝蹲坐状。昂头,吻前伸,鼻微隆,双耳直立。以粗阴线雕琢出臀部和前后肢,并刻出足趾等。熊颈背部有两个上下对穿的小孔,臀下部也有圆孔,内有朱砂痕。动物形玉雕是商代装饰玉器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玉器的传统品类之一。玉雕通过展现动物的自然属性,体现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依存深刻的文化内涵。
此器两件,形式基本相同,双面雕,纹饰一致。凤站立状,头顶高冠,冠刻勾云纹,边缘出脊齿。凤尾分双叉,粗腿带爪。形式古拙,体型粗壮,尤其是尾羽与粗足的配合,与同墓出土的玉鴞造型十分相近,不过凤首的长羽冠又与普通的玉鸟不同,显然被赋予了神话色彩。凤为商人崇拜的神鸟,玉凤佩应是商王室贵族佩带之物,用以祈求神灵的护佑。
此器圆环形,中部为大圆孔,一侧有窄缺口,顶部有小圆孔用于穿缀。龙首尾相望,顶有角,张口露齿,臣字形眼,尾尖向外翻卷。身阴刻双线重环纹及云纹等图案,背部雕成齿脊状。妇好墓出土玉玦数件,基本属于蜷体玉龙的形式,承袭了新石器红山文化等早期玉龙的造型传统,但器身不如早期丰满,扁片状,纹饰多为线条勾勒的重环纹、雷纹和云纹等,龙角都贴伏在头部,一般不刻龙足,代表商代晚期玉龙的基本特征。
此器扁平片状,双面雕刻,纹饰相同。龙身蛇形,卷成弯钩状,首尾相望,留有大缺口。口大张,吻部向上勾卷,下颌及舌向颈下勾曲成卷云状。顶部起尖脊,角向前弯卷。龙身边缘随器形雕琢单阴线轮廓线,近尾部处加饰横断弧线将龙身分为两部分,前后段中部雕刻双线勾云纹。饰件造型优美别致,首、角、身、尾各部位虽短小,但简约古拙,既带有新石器以来的玉卷龙造型传统,又将本时代流行技术加以运用,从而创新出特殊的玉龙形象。
此器扁平,表面抛光,正面镂雕S形双首共身龙,背面光素无纹。龙首分位于左上和右下角,斜向对称。龙角顶部有突脊,形如冠状。吻部上卷,下颌及长舌向后勾卷。龙角、突脊、吻部卷曲处和足等突出处沿器身的上下两缘形成脊齿状。器身周边雕刻细阴线纹轮廓线,中部纵贯双阴线纹与两端龙眼相连。此器应是组玉佩中的组件之一,其左右两侧与背部各有两个对穿孔,横向贯通龙身,可与其他玉饰穿缀。此造型开战国S形玉龙佩之先河。
此器双面对称雕刻。两端为龙首,龙头有楔形角,扁圆形眼。吻前突并向上卷曲,下颌低垂,舌内卷。龙首及玉璜周边以阴线纹刻出轮廓线,器身雕刻密集的谷纹。顶部正中钻一小孔,可供系佩。
此器呈扇面形,周边有对称的脊齿,一般于中部和两端各穿一孔,少量只在中部钻一个小孔,供系佩。边缘刻阴线轮廓,内饰卧蚕纹。卧蚕纹因器形略有差异,有的是以减地法使蚕纹凸起,也有用粗阴线勾勒反衬出蚕纹形象的。这些手法的应用,表明战国时期璜形器及其图案装饰的制作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加工水平。
环内外缘各有一周阴刻线,形成内外边廓。两线内雕琢谷纹,排列成行,错位相对。谷纹是谷物发芽的样子,也称蝌蚪纹、涡纹、卧蚕纹等,象征万物复苏和对丰收的盼望。谷纹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的玉器中,《周礼?典瑞》载:“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子”和“男”都是当时的爵位名称,表明贵族在一些重要礼仪场合经常手持谷纹玉器作为信物。
此两器呈扇面形,周边有对称的脊齿,一般于中部和两端各穿一孔,少量只在中部钻一个小孔,供系佩。边缘刻阴线轮廓,内饰卧蚕纹。卧蚕纹因器形略有差异,有的是以减地法使蚕纹凸起,也有用粗阴线勾勒反衬出蚕纹形象的。这些手法的应用,表明战国时期璜形器及其图案装饰的制作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加工水平。
这件玉璜由七块和阗青白玉和两个鎏金青铜兽首衔接而成,中间五块玉以铜片穿连,青铜片从五块玉中穿出后,左右两端各装饰鎏金青铜兽首,两只兽首分别衔着透雕的椭圆形玉,青铜片与玉衔接吻合严密,至今毫无松动。这件玉璜集阴刻、浮雕、镂空、接榫、碾磨等多种工艺于一身,尤其用若干节玉片配合金属衔接,制作难度极大,代表了当时玉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璜是一种圆弧形玉器,目前所知最早的璜出土于浙江余姚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遗址。除用作日常佩饰外,璜具有重要的礼仪功用。《周礼》就将玉璜与玉琮、玉璧、玉圭、玉璋、玉琥称为“礼天地四方”的礼器。春秋战国时期,玉被赋予了很多文化内涵,《礼记?玉藻》云:“君子于玉比德焉。”王公贵族皆以佩玉为时尚。在考古发掘的墓葬中,玉璜多发现于人的胸腹部,往往是一组玉佩中的主要佩件。
带钩呈琵琶形。中部凸起,呈弧状,底部为银托。钩首为兽首,青玉雕刻,兽首用细线刻画出圆眼、长鼻和长嘴喙,喙两侧有数道横线纹。额头正中有一花蕾纹,上斜刻小方格纹,有角。面为包金组成的浮雕兽面,两侧盘绕两条夔龙,倒向勾端,合为一首。与两侧夔龙方向相反,又蟠绕着两只凤鸟纹。脊背正中,均匀嵌入三块白玉玦,玦面刻有卧蚕纹。前、后两玉玦的中心孔各嵌入一个琉璃珠。玉玦色呈青白色,刻纹较为精细。整个带钩把金属铸造工艺和琢玉工艺结合起来,堪称中国古代最华美的带钩。
1950年至195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辉县琉璃阁、固围村一带进行过三次发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批战国时代的大墓及其附属的车马坑,此件制作精美的带钩就出于固围村5号墓中。当时的发掘者认为此墓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墓葬,长期以来学术界也持此观点。近年有学者提出疑问,指出此处墓地很可能是赵国墓地。
器呈白色,上有黑色沁斑,尾端稍有残缺。体扁平,两面透雕成凤鸟形状,身成“S”形。俯首,张口,尖喙较长,并向内勾卷。圆圈形目,头顶有冠,身体较长,胸前部伸出一爪,较锋利,呈抓握状。背部雕有翅羽纹,分成两叉,一长一短,均向上呈卷曲状。尾部下垂。器身阴刻云纹、曲线纹等。此器出土于椁室底部靠北壁,由于此墓被盗,棺椁保存不完整,估计此器原来可能放置棺内墓主人身旁,是墓主人生前的佩饰,死后随葬。
战国时期,雕刻有大量的精美龙形佩饰,此器的造型与龙形佩有相似之处,但在喙、冠、翅、爪及纹饰上又有着独特韵味,更显生动鲜活。此器造型精美,玉质光润,雕刻线条流畅,刚劲有力,充满勃勃生机,体现了一种力量,整体造型富有动感,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组玉佩是由一大一小玛瑙环、一件玉环、一件玉夔龙和六颗绿松石、两颗水晶珠组成串饰。出土时,组玉佩位于墓主的胸部,次序依图所示。最上面一件是白玛瑙环,器表洁白光润,截面呈六棱形。佩中间分为两竖行,左边由上到下依次为绿松石珠、水晶珠、玉环和两颗绿松石珠。其中玉环,青黄色,中心有一大圆孔,环面浮雕虺纹,纹饰精美,制作精致。右边由上到下依次为两颗绿松石珠、小玛瑙环、紫水晶珠和绿松石珠。其中玛瑙玉环,质地纯净,光润明亮,截面呈六棱形。组玉佩最下部连接一件玉夔龙,白色,为回首曲身状,尾略向上卷翘,两面浮雕。圆眼,鼻上卷,下唇向上弯卷,如意形耳,器身雕刻隐起的云纹及虺纹,背部上方钻一小孔,与上述各种饰物相串连,成为一套完整的组玉佩。夔龙造型优美,采用减地浮雕的雕刻技法,工艺娴熟,纹饰精美,为战国早期玉龙中的精品。
组佩又称杂佩,是由几种不同形状的玉佩,用丝线和玉珠、玛瑙珠等穿缀组合成一串。组玉佩在西周时期开始流行。1990年代河南虢国墓地和山西晋侯墓地出土了许多周代组玉佩,有联璜组玉佩,有六璜、七璜、八璜组玉佩,最多的组玉佩是山西晋侯墓地第四次出土的组玉佩,其中以45件璜为主体。随着组玉佩的复杂化、制度化,组玉佩慢慢成为贵族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不同身份佩带不同的组玉佩。战国晚期和西汉早期,玉佩按一定规律组合成串饰,达到最为繁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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