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游记：谈谈仿古建筑之尴尬

思游记：谈谈仿古建筑之尴尬

　　“什么嘛，一堆假古董！”这样类似的话我们经常能在旅游景点中从旅游团带来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口中听到。对于以仿古建筑为主要核心的景点来说，“仿古”二字本来意为“模仿与替代古建筑”，应是不带褒贬的，却时常被扣上“假古董”的帽子，可确实是挺尴尬的。

　　在我看来，中国仿古建筑的尴尬要从中国人的“复古文化情结”说起。中华上下五千年（古建四角凉亭）里古建筑的历史沉淀多么璀璨绚烂。梁思成等建筑学家的一系列古建筑相关著作，把西方人从“中国建筑是日本建筑的分支”这一歪论上拉回了正轨，同时也拔高了国人对于中国古建筑的认识和文化自信。从此中国人对于古建筑就有了一种类似于对待古董收藏的“复古文化情结”，认为古的东西最为珍贵，越古的建筑越是惊为天人，部分过激的人甚至认为修复古建筑甚是缺德，仿古建筑简直古怪，新中式建筑更是难以理解。依我看这样也不对，过犹不及，任何事情若是过于偏激了总会产生偏见和排斥。有“复古文化情结”的人是很难讨好的，他们心中的“白月光”总是高挂着的，古建筑不被重建，他们为传统文化不被重视而悲恸；古建筑被重建，他们又为传统文化被“玷污”而悲恸。我们常能发现有些仿古建筑自建造开始就倍遭嫌弃，建好之后当地人也不买账（古代建筑手绘），真是出力不讨好。

　　但是我们也不能把仿古建筑不受欢迎的原因全部归结到部分少数的过激“复古文化”爱好者，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的中国人对于仿古建筑也不够上心。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基于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爱国思潮，对于中国古建筑我们提倡去继承形制，注重形式和风格的模仿，却少有对设计原则的。这样问题可就大了，抛开极少部分极度缺少诚意，连有样学样都不下功夫，形制和比例都出现错误、更不用提风格的建筑不谈，在此影响下诞生的仿古建筑大多在形制上还算是强差人意，细节部分则惨不忍睹，有些也不注重和环境结合的协调感，整座建筑仿佛凭空出现，突兀又没有灵魂，无论是前来文化寻根的当地人还是慕名体验风情的游人都无法窥探其中文化底蕴。还有些开发商搞不清楚自己这个仿古项目的定位，打出了“原汁原味”的招牌，却又揣测些现代人大概还是更喜欢西方风格，绞尽脑汁要往仿古的寺庙、宫殿或民居里拙劣地塞一些西方元素，把好好的仿古建筑弄得不洋不土。此外，也存在部分开发商或设计者缺少对原址建筑背后文化的理解或审美怪异的情况，弄出来的东西乍一看和古书中记载的建筑差不多，仔细一看却“像鸡像狗又像马”，令人幻灭。

　　如果说部分民众对于古建筑的高要求和仿古建筑的建造不足的矛盾只是让仿古建筑的发展充满挑战，那么一些极少数人的“拆真修假”、好大喜功的做法才是真正搞坏了仿古建筑在民众心中的印象，将仿古建筑推向“不阴不阳”的境地，把作为“活的历史”的文化遗存活生生地掐死了。14年的北京曾发布过一篇报道:“中国传统村落保护怪相频出 花钱拆真古董造假古董”，谴责了近年来我国启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后出现的“强拆真古董”、“造出假古董”、“过度商业化”的三大怪相。文中举了一处太谷县少有的保存完好、集中体现我国古代“晋”地风貌的明清建筑群体被县里列为城市片区改造重点工程，却被让道开发商，惨遭强拆的案例，文中还引用了阮仪三的观点，保护的目的是留存真的东西，用古老的建筑语言留存历史。“拆古镇建新镇、拆古董建‘假古董’，是误人子弟，愚弄历史”。仿古建筑为了重构传统文化、唤醒民族记忆而建当然是好事，但付出的代价如果是让真的文物消失，那岂不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中国古建筑文物是全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资本家糊涂（古建欣赏）但老百姓可不糊涂，这样的荒唐事一多，坊间对于仿古建筑的非议和排斥就更多了。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存在即合理”，近年来我国重视古建筑的修缮、重建工作，仿古建筑遭受纷纷非议却还是不断改进和发展，必然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作为支持。

　　首先还得是从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重现说起，最近随着民众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崛起，有些论调很是流行。说欧洲国家相对于中国来说更加重视古建筑保护，一座城市里中世纪的大教堂到史前文明的石墩子都看得到。乍一听确实是能激发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老祖宗的文化遗产保留不下来的痛心疾首的阵痛，但是仔细想想，这样的观点是否对于咱们自己的文化有些苛刻？大概是与西方人认为建筑是永恒的艺术而中国人认为建筑是实用的、与人同在的思想有关，西方大多数文明的古建筑是石构建筑，而中国古代则以木骨泥墙的木构建筑见长。南禅寺是我国现存最早木构建筑，于公元年重建过一次（中国建筑资讯网），距今有一千两百多年的历史。所以我们去到的唐以前的景点几乎都是仿古建筑，这也无需少见多怪，毕竟想要见到考古学意义上只剩“痕迹”的古代早期建筑，就只能靠仿古重建，这就是仿古建筑的存在意义。除了自然因素之外，还有很多的古建筑无辜地毁于人祸，而政府或开发商的责任就是不让它和它背后的文化底蕴完全消逝。以于4年毁于日本侵华战争的桂林明清历史街巷-古建筑彩绘东西巷为例，战后的东西巷只剩下的一些残垣断壁和之后重建的民房，基础设施也不完善，紧挨着靖江王府的东西巷渐渐腐朽衰弱，同时桂林的城市化进程日新月异，很多我们这一代的桂林人已经完全不了解桂林的市井文化，也渐渐地弱化了对当地地方文化的认同。再此背景下政府策划了新东西巷的建设，虽然也有人批评重建后的东西巷过于商业化，但更多的人正是被重建后的东西巷吸引，才了解到了原来桂林老城区里的市民世界，这对于桂林人的文化溯源来说意义非凡。

　　其次仿古建筑更适应现代建筑对于实用性和安全性的要求，科技造福人类在仿古建筑上的体现就是结实、安全和舒适（古建筑彩绘）。有的人的观点很宽容，认为如果形制和材料都与古人的建筑一致，那怎么能说是仿古？那叫继承传统，再不济也能说是重修。就算是重建时用了现代材料，也不应该被批评“挂羊头卖狗肉”，这个观点我很赞同，特别是后半段。《古建四角凉亭》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之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择优而居，有何不可？中国人重视家庭文化，我认为除了儒家思想和氏族观念的影响，还应该算上有遮风避雨、聚集人心的中国建筑的功劳。中国古人建筑房屋先看实用，后看舒适，即使是史前住在半地穴建筑中的中国人，也要在地面和四壁上涂些白泥，使之坚固些。谁又能断定古人如果看到了现在用钢筋水泥做的更结实安全的古形制建筑不会赞不绝口呢？重建的雷峰塔就结合了古今文明的结晶，它运用钢结构代替传统的砖、木结构、用钢质门窗代替古典木制门窗，内部还运用扶梯、电梯等运输工具。雷峰塔内设中央空调，为满足安保需求还设置又消防自动报警和自动喷淋灭火系统。不但用于参观的仿古建筑如此，仿古民居建筑也积极地在建筑内外加入现代材料和设备，自己要住的房子当然还是以“好住”为先，毕竟鞋要是不合脚，苦的可是自己。

　　最后再说仿古建筑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在理想情况下，对于古建筑是能修的不改、能补的不拆，实在是只能重建也要尊重原建筑的形制与风格设计，或者是封存保护起来，当做文物一般的历史场景的定格纪念。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们希望仿古建筑能够“自护自养”、对公众开放并且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建立多功能商业区或旅游景区，实现藏“富”于民。除了实际的商业和旅游创收，开发仿古建筑还能达到保护建筑和创新文化的作用。以远洋太古里—大慈寺建筑群为例，历史时期里的大慈寺四周分布了大片的传统居民区和街区，这使得大慈寺的佛教氛围有了更多的世俗气息，而大慈寺周边的地区也产生了基于信仰的凝聚力，这在无形中为大慈寺形成了一片保护区。城市发展后，传统居民区和街区渐渐向现代化建筑转型，重建后的大慈寺失去了与周围建筑的联系，变得孤立无援。太古里出现并成为大慈寺的外部环境后，以其和谐的新中式设计、自然的现代商业与古典巴蜀文化融合方式，将孑立于现代简约高楼建筑中仿古建筑大慈寺拉入了怀抱。大慈寺变成了太古里建筑群内的核心文化保护区并托起了太古里文化底蕴的高台，也由此得到了来自公众的和保护。除此之外，代表古代巴蜀历史内涵的大慈寺与代表现代成都市民文明的太古里的温和“碰撞”，使得核心为“快耍慢活”生活趣味的新成都地方文化应运而生，为大慈寺的文化底蕴添加了一笔现代成都风味的色彩。

　　总得来看，仿古建筑之尴尬与其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实体所遇到的问题几乎如出一辙，总逃不脱“继承与创新”两大方向。大道理难说明，在这里就只作为芸芸仰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高山的众生中的一员说说自己的感想。继承方面，且先不谈仿古技术如何，应先把握古建筑的“古精神”，这才是仿古建筑的卧虎之魂、盘龙之睛；百姓想看到的是建筑背后中华民族混融在历史长河中翻涌的血液，而不是一堆崭新而死板的混和土木。创新方面，我们首先自己不能迷茫，不能被什么“现代主义”、“国际主义”云云牵着鼻子走，不然难免会落得个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窘境，不怕创新路子错了，就怕自己都失去了想法和个性；我认为建筑就像人，无论是什么建筑，有点个性总是比没有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