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是建立内需社会”(图)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是建立内需社会”(图)

　　中国古代建筑之美,建筑建材网站,古建门郑永年，这个昔日从余姚四明山走出的普通山娃，如今已成了一位国际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昨日，在镇海九龙湖出席第三届中国开放论坛间隙，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的他接受了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我于1962年出生在余姚四明山区中的鹿亭乡郑洋村。这是一个很小的山村，村里男女老少，总共只有100多人。家里经济非常拮据。”长年身处新加坡这个中西方文化的中间交汇点，郑教授精通英语，但与记者因在家乡交流，略微还带一点“余姚腔”。

　　“小学毕业后，我就到了鹿亭中学。1977年毕业后，就回家当农民，生产小队的会计。几年后，我有了再去读书的念头。通过家人朋友的帮助和自己的一番努力，我进入了当时余姚中学的高复班。”

　　“进入余姚中学一开始就给我非常新鲜的感觉。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火车，第一次看到了书店，第一次看到了城市街道……最感欣慰的是，在这里我可以看到书。”

　　“1981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老师们都很高兴，他们理解我们这些山娃学生的心情。”

　　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后，开始了大量的、如饥似渴的阅读。1985年，他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硕士研究生班学习，主修政治理论。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1990年，他考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詹姆斯-麦迪逊奖学金，1995年获政治学博士。1996年底，郑永年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先后任该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所长。

　　东亚研究所是新加坡政府的一个智库，定期向新加坡政府，尤其是李光耀办公室提供分析研究报告。这在历练他对政府决策者所思所忧的洞察力的同时，也很容易将这种知识能力迁移到中国问题上。

　　在昨天的中国开放论坛上，郑教授说，“在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之后，中国开始加大调整经济结构的力度，希望通过调整结构来达到可持续发展，包括现在在提倡的低碳经济、环保经济。但我觉得，最高的目标应该是建立内需社会。没有这样的目标，结构调整最终会不了了之。”

　　“中国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必须来自于内部需求。如果国内市场不能得到建立，内需社会就很难出现。”

　　第一大任务是，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可持续发展。比如，今天世界公认的经济增长的指标就是ＧＤＰ。ＧＤＰ本身是中性的，如果是ＧＤＰ的增长来自于技术、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那就是积极的发展；如果ＧＤＰ来自于对社会的破坏，例如对教育、医疗、房地产的高度产业化，就是负面的发展。中国要追求积极的发展而避免负面的发展。

　　那么，如何促进正面的发展？“在经济领域，我认为要继续推进以深化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不足和社会方面的市场化过度。”

　　“首先必须给国有企业设定一个边界。没有边界，国有企业必然滥用权力，民间资本能够做，也能做得好的领域，尽量让民间资本来做。只有通过竞争才能提高劳动生产力，要竞争就要开放。现在由国有企业垄断领域必须开放给私人资本、民间资本。”

　　第二大任务，就是经济成果的分享。“如果不能保证全体人民参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社会两极化就会成为必然，而高度分化的社会不能成为内需社会。”

　　第三大任务是，社会政策的确立。“建立内需社会的最重要的任务是要确立社会政策，比如住房、教育制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领域。”

　　“没有中产阶级就不会有消费社会。内需社会的确立，首要的任务是创造出中产阶级，建立能够保障社会存在的政策。”

　　对于宁波城市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郑永年建议：“宁波与新加坡地理区位优势比较相似，港口、石化、旅游等产业结构也相似，而且新加坡没宁波腹地大，也没有农业产业优势。但宁波可以借鉴新加坡先进的城市管理、城市规划、社会保障等经验，大力引进与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相吻合的国际化高端人才，提前规划，超前思维，发展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