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建在沉默地消逝：百年古楼雨夜坍塌背后

古建在沉默地消逝：百年古楼雨夜坍塌背后

古建在沉默地消逝：百年古楼雨夜坍塌背后,

　　古建测绘标高,滕州古建彩绘,高级古建彩绘没人知道它坍塌的具体时间，也没人目睹它倒下的瞬间，甚至没有人知道它确切的寿命。

　　村里的老人们说，老阁楼得有两三百年吧。一位古建筑画家，根据它的斗拱结构，推测它建于清代晚期；另一位古建筑技术员，依据木建筑结构，推测它应诞于清咸丰年间（1851-1861）。

　　过去一百多年，老阁楼孤独地矗立于村子的东南角，看着脚下绵延的土地，玉米、小麦渐次破土、成熟，农人在田间收割；孩童喜欢在它身上打闹嬉戏，将木楼梯踩得嘎吱作响……它身后的土房，慢慢变成了平房，楼房拔地而起；火车轰鸣而过，村庄里的年轻面孔少了，渐渐只剩下老人和小孩。

　　老阁楼也越来越老了，在风剥雨蚀中，房梁开始扭曲，变得摇摇欲坠。直到10月这场暴雨，将它摧毁。

　　位于山西南部新绛县闫家庄村的魁星阁，曾供奉魁星，庇佑一方村民。遗憾地是，老阁楼一生籍籍无名——不在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之中，关于它的历史记载亦无处可查。坍塌后，它却意外受到关注，成为山西暴雨导致的1783处受损不可移动文物——这一统计数字之外，特别的存在。

　　63岁的他是闫家庄村文保员，和另一位村干部负责看管村里的5处古建文物。自他记事起，魁星阁就一直立在那儿，下再大的雨，也撑过去了。

　　山西的雨季通常在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但今年，9月中旬开始，雨像花洒一样密密匝匝地落下，绵延了一个来月。

　　山西省气象局数据显示，进入9月，山西接连出现5轮强降雨天气，全省平均降雨量为302.2毫米，是常年同期（72.3毫米）4.18倍。仅10月2日至7日，6天下了去年全年五分之一的雨。在新绛县，9月1日至10月10日，降水量达486.6毫米。

　　刘高云查勘后发现，村里的娘娘庙、宗祠，出现了房顶坍塌和漏雨，魁星阁二层歇山顶，靠四根立柱勉强支撑着。他连忙拍照上报。那天开始，群里隔三差五就有文保员上报各村文物受损情况。

　　汾河穿新绛而过，10月7日，洪峰来临，将堤坝冲出决口，沿岸村庄和老城区近2万人被转移。距汾河较远的闫家庄村，躲过了洪水，但南边低洼处的两百多亩玉米、油葵、药材，全被雨水泡坏了。

　　10月5号还是6号——村主任闫益林记不清具体哪天了，早上八点多巡查时，他发现，魁星阁二楼已坍塌殆尽，一楼仅剩三分之一，3米高的台基，外墙大片剥落，木梁、砖瓦混着夯土滑落到地上，一棵一人高的小树，从外墙缝隙中兀自“钻”出来。

　　“阁楼塌了，阁楼塌了”，消息很快传遍村庄，人们跑去看，隔着雨幕和树丛，已见不到它的轮廓。

　　刘高云有些心疼，“像家里少了一件东西一样，有一份年轻时候的记忆在里面”。

　　8号下午，新绛县文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将魁星阁东台基护墙加固，防止二次坍塌。一些大的木料——多数已糟朽，被拉到村委会存放，登记造册，之后修复的话，兴许能用。

　　“它能坚持到2021年，已经算是超水平发挥了”，看到网友发来的魁星阁倒塌的照片，连达有些感慨。

　　43岁的他是名古建筑画家，20岁开始画古建筑，二十多年间遍访山西村落，为上千处古建筑画过像。一次，朋友坐火车路过新绛，意外瞥见丛林掩映中露出屋顶的魁星阁，告诉了他。2015年4月，连达慕名而至。

　　面前的古楼，是他见过最破败的一座魁星阁：下层廊柱倾倒，屋檐坍塌，整体严重歪斜变形。

　　“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连达觉得手一推，或是一阵风，就能把它吹倒。但它又透出一种沧桑残缺的美，倔强地不肯倒下，“很打动人”。

　　连达猫着身子钻进阁楼下的草丛中，在土坡上半蹲着，为魁星阁画了幅像。画的时候，他觉得好像在隔空和它对话，像晚辈来探望，又像诀别。后来，他将这幅画收录到书中。

　　得知魁星阁倒塌后，连达犹豫要不要把消息发出去，担心被文管部门说在“找事”。后来想着，还是得发，“楼没了，应该让大家知道它是在什么背景下倒下的”。

　　魁星阁的倒下，成了山西暴雨中古建文物受灾的缩影，背后是大量低级别甚至无名文物的艰难处境。

　　在我国，不可移动文物分为国保，省保，市、县保3个等级，以及尚未核定公布为文保单位的未定级文物。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及山西省文物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7月，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宝库”的山西，拥有53875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古建筑有28027处，约占52%；13405处被列入文保单位，其余4万余处尚未定级。

　　而据山西省文物局统计，这场暴雨中，到10月11日，山西有1783处不可移动文物受损，出现屋顶漏雨、墙体开裂坍塌、地基塌陷等问题。其中国保176处，省保143处，市、县保661处，未定级文物803处。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利用处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暴雨中受损更严重的，集中在县级及县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大量未登记在册、未定级、散落在偏远村落的传统建筑。

　　古建筑爱好者唐大华有相似感受。暴雨后，他赶赴平遥、新绛等地，发现国保、省保主要是漏雨，问题不大，而县保、未定级等乡村古建毁损严重，大多“自生自灭、听天由命”。

　　村民和柒龙家正对着魁星阁，出门就能看到。50多年里，魁星阁看着他出生、长大，他看着魁星阁变老。

　　在他记忆中，小时候，他和男孩们经常爬上魁星阁，夏日阁楼凉爽，视野开阔，能看到远处大片的芦苇荡。十来岁时，通往二层的木楼梯消失不见了，此后渐渐少有人上去。

　　村民们称魁星阁“阁楼”，刘高云说，很多人不知道它是干啥用的——在古代，魁星楼是为儒士学子心目中主宰文章兴衰的神魁星而建，读书人拜魁星，祈求在科举中榜上有名。

　　但在闫家庄村，大家更习惯去娘娘庙、祠堂祭拜。这几年，村里考上名牌大学的年轻人少了，有人觉得，许是跟阁楼年久失修有关。

　　和柒龙至今珍藏着一张照片。那是21年前，他和村里8位36岁同龄人的合影。照片中，男人们穿着喜庆的红毛衣、笔挺的西服，有的系上领结、戴上墨镜，对着镜头笑。

　　同龄人凑钱办活动，合影，祈求顺利迈过36岁的槛，是当地的习俗。魁星阁出现在许多人的照片里，它是村庄的地标，直到后来“塌的不行”，再也没有人将它作为背景。

　　几十年过去，阁楼旁的学校迁了，附近小院变成了加工厂，后盖起密密麻麻的民房，堵住了通往魁星阁的路。芦苇荡也干涸了，变成了田地。火车轨道从魁星阁旁穿过，轰鸣声昼夜不歇。

　　和柒龙像村里大多数人一样，外出打工，养育一双儿女，然后有了孙子孙女，再回村，种地，带孩子，如今儿子儿媳也在重复他的路。刘高云是少数留在村里的人，他做过水泵生意，后来进村委会当会计、支书、文保员。

　　修缮魁星阁的想法，反复了几十年。刘高云说，村里没钱修，曾有村民提议募捐，但没人组织，不了了之；有的村民对文物保护没概念，甚至觉得，“老东西也没啥用”，村委会也不敢出面，怕被举报“搞封建迷信”。

　　“哪怕给它搭个架子支起来，搭个棚子遮盖下，或者台基坍塌部分用红砖搭个护坡顶住，也不至于这样。”连达觉得遗憾，六年过去，魁星阁没有得到补救。

　　在他看来，这类木结构建筑如果从来不修，经年累月，必然会损害侵蚀，倒下只是时间问题。

　　云销雨霁后，它挺立于一片玉米地间，两层高，青砖铺地、雕梁画栋，木质斗拱，阁内供奉着彩绘泥塑星像。大门上贴着“人文始祖”，两侧贴有对联，悬挂着村民们敬奉的红灯笼。

　　79岁的蒙石锁当了一辈子老师，63岁那年，退休的他决心为村里做件实事——修缮魁星阁。

　　蒙石锁记忆中，小时候村里还有清代的土地庙、财神爷庙、药王庙，后来都被拆了，仅剩魁星阁一处。

　　与闫家庄村魁星阁的冷清不同，龙泉村魁星阁一直香火不断。每年正月初一，早上五六点就有村民带着贡品，赶去烧头柱香，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孩子求学顺利。农历九月十五，村委还会请来唱戏的，扭秧歌的，扎高跷的，敲锣打鼓，热闹一番。

　　蒙石锁觉得，村民们对魁星阁有感情。他的大伯，20来岁时去了河南，60年没回来过，直到80岁时回山西寻找他，走到村东南角时，一眼认出了魁星阁，激动地说，“就是这村。”

　　在他记忆中，魁星阁早年修过一次，后来长期处于没人管的状态，屋顶瓦破裂，漏了个洞，渗水，房梁也蛀了，“烂得不行，快塌下来了”。

　　修缮想法得到了大部分村民的支持。全村4000来人，一些在外做生意的出了“大头”，一万、五千地捐，最后募集到5万块，还差一万，村委会出了。

　　蒙石锁和六七个老人组建了一个魁星阁修复组委会，63岁的他是其中最小的。老人们分工合作，找来民间匠人设计方案，原样修建；每天换班，去现场盯着，怕物件丢失。去外村联系人时，不会骑车，就找村干部载他们去。

　　修复历时一年，蒙石锁记得竣工那天，村民们请来敲锣打鼓的，唱戏的，“可热闹了，外村的都来看了”。

　　今年，村里36岁的同龄人集资10万，将进出魁星阁的道路和楼梯修葺一新，屋檐上挂上小灯泡，过节时，闪闪发光。

　　这座建于清乾隆年间的魁星阁，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成了“县保”，今年4月开始修缮。

　　“不修的话，跟闫家庄村魁星阁一样的命运”，新绛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杨英杰说，去年，他们找上级部门申请到40万经费，又从县文物经费中拿出30万，这才有了西庄村魁星阁活命的机会。

　　杨英杰介绍，新绛有各级各类文物725处，其中国保、省保等共29处，县保613处，未定级文物83处。县保和未定级文物中，“75%处于待修状态”。

　　通常，国保由国家出钱，省保省里出钱，市保市级出钱，县保和未定级文物由各县负责。这意味着，数量最多的低级别文物，下放到了财政最吃力的县一级。

　　以新绛为例，每年文物保护经费为150万，在山西各县中属中上游。其中50万为考古费用，60万用于发放文保员工资、消防器材更换等，余下40万，只够修一处，“还只能干一些修修补补的活，不能从本体上维修”。

　　去年，他们向省文物局申请了30万文物抢险加固资金，修复了一处阁楼。今年报了三处，都没申请到。

　　面对大量待修文物，杨英杰说，县保优先，文物资金基本“到不了未定级文物”。县保中，先修濒危、历史价值高的公益性文物，如祠堂、阁楼等，这类修复后能利用起来。其他离整体垮塌还有一段距离的，“不行了加固下，反正（每年）就那点钱。”

　　过去八年，唐大华寻访了上千座古建筑，他在网上创建了一个“随手拍救古建”的专题。

　　“至少50%存在安全隐患”，他发现，大量低级别和不知名文物散落乡野，得不到维护。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显示，过去35年里，全国有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平均每天消失4处，其中大部分为未定级文物。

　　连达印象中，太谷县有一座清代石牌坊，因农田灌溉导致地基松动，后直接被当地人用挖沟机推倒，成了一堆碎石。

　　这让他有种急迫感，“文物只会越来越少，毁坏一个少一个”，“今天不画，明天可能就倒了”。这些年，他攒点钱就往山西跑，想赶在那些古建筑消亡之前，画下它们最后的模样。

　　魁星阁的倒塌，连达觉得也是农村衰落的缩影。在他去到的不少山西农村，尤其是东南部、北部，一些三四千人的大村庄，常住人口只有两三百人，主要是60岁以上的老人，想找个能骑摩托的人做司机，都很难找到。

　　他回忆，去闫家庄村那次，“安静极了”，一个人也没遇到。“村里头都衰落了”，连达说，“谁还去修一个破楼是吧？”

　　画画时，常有村民围观，有人问，是不是卖了可以赚很多钱？他会告诉他们，“文物的意义不在于钱，而是保存在这儿，这是你们村的历史”。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庙宇被认为是封建迷信，遭受摧毁。连达去过一个村庄，繁盛时有40多座庙，如今只剩一座，还是因院子大被改成学校才存留下来。庙内的壁画、塑像、石碑早已倾覆，只剩空空的一副木框架。

　　连达说，那一代人很少目睹庙里的祭祀和传统文化活动，长辈也不敢告知，以至他们对庙宇的宗教作用、艺术价值没什么概念，也谈不上有什么感情，“就不会对他的儿子、孙子传递这些”，文化传承断裂了。

　　他去过一个供奉道教玉皇大帝的玉皇庙，守庙老人分不清佛教跟道教，放起了佛教的《大悲咒》。

　　到这一代年轻人，很少在村里生活，对乡村文物更是“无感”。龙泉村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说，她每年初一会跟着妈妈去魁星阁烧香，但她不记得它名字，更不了解它的历史。

　　连达说，那些少数得到修复的低级别古建，也难保质量，有的被修得“不伦不类”：木结构门窗换成了玻璃窗；房顶用上了彩钢瓦；一层的古寺被加盖成两层钢筋混凝土的仿古建筑，再贴上琉璃瓦；一对夫妻花83万重修一座古庙，梁架上的彩画跟东北花棉裤似的；寿阳一座古庙，修缮后的壁画是美少女战士；毛石砌的石桥，除几块旧构件外，变成了崭新的石桥……

　　“这不是把它给毁了嘛”，连达有些愤然。修缮过程中，一些庙宇内部的彩画或古人题记，稍不注意，“全没了”。

　　此外，很多修缮项目被大古建筑公司垄断，小公司以及民间传统艺人因资质门槛很难接到活，传统手艺面临失传。一些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古建筑，在修缮过程中，地方特色给“修没了”：连达见过山西一处古建筑，请来名头响亮的故宫文物修缮队，修完后变成了紫禁城的风格；还有山西西南部的一些古建筑，被习惯修复山西中部地区建筑的工人，修的风格迥异。

　　古建文物需要长期接力维护与修缮，从不是一劳永逸的事。连达认为，不要急于落架大修，在不危及结构安全的情况下，尽量保留它本身的原始风貌。

　　古建筑文物的日常维护主要靠文保员，他们大多是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有的常年住深山小庙里，条件艰苦。国保、省保文保员每月的工资只有300块钱，市保更少，200块，县保只有100块。

　　刘高云做文保员五六年了，职责是巡查、看管消防器械，防火防盗。他说，每次上报后，情况危急的，文物部门才过来查看，不过看了也大多没采取过措施，“一说就是没钱”。

　　在他印象中，工资“没有发全过”，有的县工资发不出来，“（文保员）尽职尽责，全凭良心了”。

　　两年前，他调任党政机关改革后成立的新绛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一到雨季，就有电话打来，反映文物受损情况。“眼看着这儿塌那儿塌”，每年经费却只够修一处，他心里犯愁。

　　今年9月中旬，有村民反映，村里一处古民居后墙倒塌，把路挡了。他们联系产权人，对方说没钱修，“要修你们来修，不修就让它塌去”。最后只得派技术员过去钉上木椽加固。

　　9月25日开始，担心雨水侵蚀，文保中心紧急给县里几处有塑像和壁画的国保、省保，包括龙兴寺大雄宝殿、稷益庙、龙香关帝庙等，加盖塑料布防雨。

　　之后几日，杨英杰辗转各个村，勘查灾情，统计受灾情况。这场暴雨中，新绛有50处文物出现屋面渗漏、下陷、墙体倒塌等灾情，其中39处为县保和未定级文物，在山西各县中，“不算特别严重的”。

　　运城市文物局下拨了5万元抢险资金。省和市里的文物专家也赶来查勘，对上报的灾情做评估。杨英杰忙着申报修缮项目，对他来说，多一个项目过审，就意味着多一处文物被挽救。

　　谈到基层文保工作，他忍不住吐苦水：想修缮“没钱”，出了问题要追责，老百姓还不配合，“夹缝中可难生存了”，说起这些，杨英杰有些激动。去年，运城另一个县里，一些古民居构件被拆分后通过地下市场贩卖到浙江东阳，媒体曝光后，27人被追责，“文旅局长受不了压力不干了”。

　　眼下，最让杨英杰头疼的是，大量产权为私有的古民居如何保护利用。在新绛各类文物中，超过三分之二为古民居，其中80%的古民居处于待修状态。

　　根据《文物保护法》，作为古建筑的民居，由产权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所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政府给予帮助。古民居大多产权为私人所有。修缮的话，要先向文物部门申请，获批后提交修缮设计方案，再找有资质的古建筑公司来修，修完后请市文物局专家验收。

　　由于修缮所用的木料、青砖蓝瓦、白灰等材料造价高，修缮成本高昂，多数产权人不愿修，也不愿住老房子，想拆了盖新房。

　　杨英杰听到过太多不理解的声音：有的产权人质问，“房子是我个人的，我还做不了主了？”有的埋怨，“你没钱修，给我门上贴（文保单位）牌干啥？”还有人打电话到电视台监督热线，控告文物部门不作为，房子塌了不帮忙修。更有甚者，直接喊话，不帮忙修就要拆掉。

　　有的坍塌后，所有人不愿上报，想私自盖新房。他们只能叮嘱文保员，“哪怕它塌了，有一堵墙在都不能动”。至于何时能修，他们也没底，只能“连哄带骗”。

　　杨英杰发现，少数由政府兜底修缮的古民居，大多在景区中。以平遥为例，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政府购买古民居后进行修缮；另一种是，产权所有人不愿卖的，以房子作为抵押，入股旅游公司，政府帮忙修缮，持一部分股份，和产权所有人共同分成。那些景区以外的古民居，投资看不到回报，“就没人管”。

　　即便有了修缮资金，资金怎么投放，选择修哪处，如何修，修缮后如何利用……都是难题，目前没有明确的法规，只能靠各地自行探索。

　　另一方面，古民居产权人没能力修，有能力修缮的城镇居民，又受限于“一户一宅”政策无法购买。

　　杨英杰希望，国家文物局能出台针对古民居的指导性意见，“让基层好操作”。再者，给产权所有人在修缮上提供一些优惠政策。

　　他对“盘活”古民居也有想法：一是连片保护，政府建一个古民居博物馆，将有价值的古民居整体搬迁，进行集中保护；二是按文物四级分类方式对古民居进行分级，这样“地方政府压力没那么大”。

　　在杨英杰看来，当前基层文物保护面临的困境，还有文物管理体制混乱，基层文物机构撤并，文物技术人员匮乏，防水器材储备不足等，跟领导人对文物的重视程度和保护意识也有关。

　　新绛县文物保护中心成立两年，经历了从正科级到副科级，又变回正科级单位的轮回，公章就反复刻了三次。申报文物抢险报项目时，省文物局只认文物行政部门，不认文物保护中心，还要文化局的公章。

　　唐大华走访发现，有一些县一二十年里没怎么修缮过文物，急需相关政策或监督机制。

　　连达分析，非景点的文物修缮就是不断投钱的“窟窿”，在一些地方看来，“塌了反而没责任负担了。”

　　杨英杰觉得，“利用是最好的保护”，放置不管，很快就坏了。但如何利用，是道难解的题。

　　2017年，山西推出“文明守望工程”，出台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目前全省文物认养项目累计238处，吸引社会资金约3亿元。但这些认养项目也出现过“认而不养”、胡乱改建等乱象。

　　杨英杰认为，企业认养文物带有一定的功利性，效果尚不明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当作协助和补充，国家可以成立针对县保的基金，或由各县成立专门的保护基金。

　　2019年，山西长治探索出“抢救古建撑伞行动”，给濒危坍塌、暂时没钱修的文物搭个雨棚，使其免遭雨淋，延缓垮塌进程。但它能照拂到的也是极少数。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利用处负责人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低级别文物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资源会往这方面转移。

　　尽管有上级文物部门回复，坍塌的魁星阁可以修，但杨英杰心里还是打鼓，它不属于文保单位，能否用文物专项经费修？“招投标都是问题，你的依据在哪儿？”

　　杨英杰猜测，当年没有把魁星阁纳入文保名录，可能是“漏掉了”。粗略估算，魁星阁全部修缮得七八十万，只本体修缮至少三十万，大部分构件要换成新的，那文物价值就“大大削弱了”。

　　10月中旬，雨过天晴，洪水退去，闫家庄的村民们忙着抢收玉米，门前、院里金黄一片，小孩在路上追逐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