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金华古建彩绘,镇江古建彩绘,古建亭子彩绘——中国历史研究院学习习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古学诞生100周年贺信精神座谈会发言摘登

　　编者按：日前，中国历史研究院召开学习习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古学诞生100周年贺信精神座谈会。来自考古学、历史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交流学习体会，共商考古学发展。与会专家指出，习的重要讲线年来我国几古人取得的成就、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广大考古工作者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殷切期望，指明了前行方向。大家表示要着力推动学术创新，加快学科融合，做好成果转化，讲好中国历史文化故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刊今天特刊发部分与会专家发言摘要。

　　2020年9月28日，习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发表了重要讲线日，习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又发来贺信，再次高度肯定了100年来考古学的重大成就与意义，这充分展现了习对考古工作的高度重视。作为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全面领会贺信的精神实质，并贯彻落实在研究工作上，将习对考古学的殷切期望，转化为推动古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动力。这里我仅就百年来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谈一点认识体会。

　　首先，考古学极大拓展了历史学的史料范围。习指出：“100年来，几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正是如此。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中国史学，由于考古学缺位，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史学研究方法也十分单一。比如，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几乎空白或只能依靠传说材料，文明起源研究根本没有科学可靠的资料，许多文献的辨伪只能依靠传世文献互证。即使有文献材料的三代秦汉，由于材料过于简略或缺失，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仍然迷雾重重，莫衷一是。历史学是一门实证学科，材料的缺乏使我国历史学的很多领域只能处于低水平层次，甚至根本没有新的学科生长点。百年来考古学给历史学带来了丰厚的出土文献、实物资料，为历史学科学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材料，为建设中国特色历史学奠定了扎实基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其次，考古学极大开阔了历史学的视野。习指出：“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百年来，我国几古工作者前赴后继，开辟了我国考古事业的辉煌道路。其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扩大了历史学的视野，丰富了中国历史认识。人类活动的历史与人类活动的历史记录是两个不同概念，没有历史记录的人类活动历史显然更为悠久。走出神话传说时代，构建中华文明的史前史，没有考古学是不可能完成的。旧石器时古学证实，我国“是世界人类起源研究最为重要的区域之一”。新石器时古的巨大成绩，“挣脱了以古史记载为依托的传统古史观的束缚，展现了更为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起源历程”，深刻揭示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脉络与中华文明起源的特点。特别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的丰富内涵，展现了中国史前社会前所未知的发展高度和社会分化程度，中华文明起源的时段较我们之前的认知更为悠久。

　　再次，考古学极大推动了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更新。考古学产生之前，历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以文献证文献，考古学产生之后，利用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成为史学研究者所公认的科学方法。尽管王国维所说“地下之新材料”、陈寅恪所说“地下之实物”的概念，和近古学还不能完全等同，但今天历史学界已经普遍将其视为史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

　　习在贺信中对我国考古学界还提出了殷切希望，我以为这不仅仅是考古学界的任务，同样也是历史学界的重要任务。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贺信精神，共同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作出自身贡献。

　　习关于历史和考古工作的重要讲话和贺信，对历史和考古工作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提出了殷切希望，为未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习指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建设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增强中国考古学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在充分肯定中国考古学在百年历程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目前我国考古学理论构建的不足。长期以来，由于理论建设工作的滞后，我国的考古学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存在着照搬西方理论模式和概念的现象。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不少考古学者发现，很多西方的理论和概念不仅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考古材料的实际，有时还会阻碍相关问题研究的推进。比如，在中国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或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的问题上，中国考古学者长期套用西方中石器时代、前陶新石器时代、有陶新石器时代等概念对相关遗存进行断代和构建分期体系。这些模式和概念是在西方的考古实践中归纳和发展而来的，反映的是西方考古材料的实际，与中国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模式并不相符。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点是，西方的中石器时代、前陶新石器时代始于全新世初期（距今12000年），有陶新石器时代的开始即陶器出现的年代不早于距今9000年，而中国最早的陶器在东北和华北北部都出现在距今15000年以前，而在华南地区更是早至距今20000年。再如，在西方的文明或国家起源的模式中，文字和金属工具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因素，而在现在公认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代表——良渚文明中，文字和金属工具并未出现，玉器反而成为其文明非常突出的因素。这些例子说明，中国新石器文化起源、中华文明的起源等，都与西方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独特性需要我们客观地进行分析、解释，进而构建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

　　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借鉴现有考古学理论形成途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

　　第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从实践出发，实事求是，采用科学的发掘方法、科学的检测手段、科学的分析方法，在正确的研究结论和可靠的知识体系基础上进行理论归纳；坚持从实践到理论的正确途径，而不应事先机械套用西方的模式和概念，对中国的考古材料进行削足适履。

　　第二，要充分地从中国古代文献、文献史学研究中吸收营养，结合考古实践，提炼出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概念和术语。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文明发展途径、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演进道路等理论就属于此类。

　　第三，要积极与其他反映中国历史与现实实际的人文、哲学与社会乃至自然学科合作与互动，吸取这些学科的优秀理论成果。例如，著名社会学、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基于考古学所揭示的中国史前文化多元起源与交流融合现象，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此后，“多元一体”又反过来成为考古学界认识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和早期中国等重大问题的核心概念，“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等术语正是反映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概括，成为学界的共识。

　　考古不仅要解决“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大问题。就纺织考古领域而言，我们的研究发展就是要通过发掘、整理、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纺织文物及相关资料，揭示悠久的中华服饰文化，推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考古学的发展。服饰是一个民族服饰文化的载体，通过纺织考古的研究，可以为研究不同朝代服饰工艺的传承发展提供实证，推动中国服饰工艺的“古为今用”和传承发展。

　　纺织考古发展史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2年主持发掘的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丝织品堪称里程碑式的大发现。三座大墓发现文物四千余件，待修复的文物包含残片近万件，出土了著名服饰素纱禅衣和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女尸，各类丝绣文物多次赴世界各地展出，举世闻名。

　　1982年，湖北马山楚墓出土了一批两千多年前的战国纺织品，打开了“战国的丝绸宝库”。我们用了五年多的时间对一件战国服饰开展了实验考古学研究，取得了关于战国楚时“深衣”“锦绣”从制度层面到各类纺织工艺技术的许多突破性成果，在传播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

　　1995年中日联合考古队共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8座汉墓，M8号墓是古代精绝王夫妇合葬墓。出土了许多具有东汉特色的文物，包括“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文字锦被和国宝级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此外还有几十件靴履、覆面、衣装。各种工艺技术使纺织考古研究成果大大丰富，又一次彰显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博大精深。

　　2012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随葬4部竹木制织机模型也是在我国考古历史上的首次发现。等比例缩小的几种汉代织机，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纺织史上没有实物出世的缺憾。此次织机的发现，可以证明成都就是历史上南丝绸之路的起点，对研究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纺织考古在发掘、修复、复织、研究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新时古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2016年，中国社科院正式将“纺织考古”列为绝学学科。习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既让我们深受鼓舞，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激励着我们鼓足干劲完成新时代纺织考古的新使命。

　　纺织考古尽管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发掘、保护、复原、研究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新时代纺织考古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起专业的纺织考古团队，培养更多的纺织考古专业人才，尝试创立纺织考古学科，推出更多纺织文物保护、修复、复原、实验研究、服饰文化研究、展览展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步实现科学发掘、科学保护、科学复原、科学研究，更好展示中华服饰文化。

　　百年中国考古学具有鲜明特点，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可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归纳为以下内容。

　　第一，中国考古学有着鲜明的历史学目标。中国考古学自始至终承担着强烈的历史学使命，这与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的定位，或者同时作为历史学、人类学和科学的考古学的定位，有着明显差别。究其原因，与中国强大的历史学传统和中国人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自信有直接关系。在清末以来中华民族备受西方列强欺凌、古史体系深受怀疑否定的历史背景下，新诞生的考古学尤其是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考古学自然就被赋予了重建或复原中国上古史的重任。

　　中国考古学尽管也依靠多种多样的科技手段来获取信息，也结合人类学、民族学等以寻求解释，具有浓厚的自然科学属性和交叉学科特点，但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历史学问题。自1921年仰韶遗址发掘以来，几古学家对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脉络的梳理、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探究，都以解决中国上古史问题为主要目标。

　　中国考古学有结合文献记载以证史、释古的传统。文献记载直指古代社会，结合文献记载进行的直接历史比较，其对考古材料的阐释价值远非来自人类学、民族学的间接启示可比。就夏商考古来说，1928年开始的对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实证了晚商历史，否定了“东周以上无信史”的谬论。以后的研究将中国信史年代提前到商代早期甚至夏代。我们还在新石器时古和三皇五帝的对证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初步成绩。

　　第二，以考古学文化谱系梳理方法揭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始终是考古学研究的主流。习指出：“几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的重要论断将考古学的重大社会政治意义阐释得十分深刻清晰。以考古学文化谱系梳理方法揭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始终是中国考古学尤其是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考古学的主流。整体视野下的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梳理，目的是试图厘清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谱系、脉络和结构。苏秉琦等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学说、严文明的史前中国“重瓣花朵”理论等对有中心有主体的多元一体的早期中华文明的探究，都以考古学文化谱系梳理方法为基本前提。

　　第三，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考古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联系的观点，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认识，关于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理论等，对从事具体的考古学研究，进行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建设，辨析众多的考古学理论和考古学流派，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区系类型”“重瓣花朵”学说等所体现的对整体与局部、主要和次要方面等辩证关系的认识，国家起源和文明起源研究方面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阶级斗争作用等的认识，也都深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影响。中国考古学特别重视从考古材料的实际出发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始终具有实事求是的学风，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

　　习关于文物考古工作的系列重要论断，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指明了方向，我国考古事业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在“一带一路”倡议、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和“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文物考古事业有了新的重大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海洋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取得重大的进展与突破，呈现出几大突出特点。

　　第一，沉船考古成果引人注目，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重要实证。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广东川岛海域发现的“南海I号”宋代沉船，它的发现揭开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新篇章。1987年发现、2007年整体打捞、2013年启动室内发掘的“南海I号”，是一艘保存完好的南宋海船，据最新统计数据，“南海I号”出水文物超过18万件，包括陶瓷、铁器、漆木器、金银器、钱币、银锭等，堪称一座水下博物馆，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考古实证。

　　第二，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和港口考古成果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古代航海文明得到世界人民的高度认可。2021年7月，福建泉州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成功入列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古典航海传统的见证。与此同时，中国还启动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程，迄今有20多个港口城市加入申遗城市联盟，共同推动海上丝绸之路遗址保护与申遗工作。此外，广州、宁波、扬州、登州等古代港口遗址的考古工作也取得重要突破，为研究古代中国的海洋文明与对外交流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见证。

　　第三，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背景下，有关海洋文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物展览纷至沓来，大大提升了我国人民的海洋意识。其中著名的展览成果有国家博物馆的“中国水下考古成果展”、福建博物院等组织的“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海南博物馆等组织的“大海的方向——‘华光礁一号’沉船特展”等。除此之外，泉州海交馆、国家海洋博物馆（天津）等还开设了有关海洋文明史、海洋考古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常设展，为公众了解海洋文明提供了难得机遇。

　　第四，北洋水师沉舰的调查与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弘扬民族精神提供了新史料。自2014年以来，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机构通力合作，先后发现了致远舰、经远舰、定远舰等甲午海战沉舰，成果引人注目，两次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上述水下考古成果，在凝聚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传统、推动甲午海战和近代海军史研究方面具有独特的意义。

　　最后，中国考古界还循着海上丝绸之路，远赴海外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中国考古初登世界舞台并取得初步成果。其中，中国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沙特国家考古中心合作开展的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项目，实现田野考古、水下考古与遥感考古三位一体，揭示了一处被流沙掩盖的海上丝绸之路海港遗址，并出土、出水一批包括中国瓷器在内的珍贵文物，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重要物证。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机构和高等院校先后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了系列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在取得重要考古成果的同时，也促进了沿线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历史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