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古建筑、遗址数字化足不出户就能身临其境般“隔空赏物”

文物、古建筑、遗址数字化足不出户就能身临其境般“隔空赏物”

　　古建图绘制,古建 彩绘蓝,古建彩绘苏式哥伦比亚大学Stephen Murray教授和瓦萨学院Andrew Tallon教授在2008年所发起的“Mapping Gothic France”项目，已经对包括巴黎圣母院在内的法国哥特建筑进行了数字化保存，

　　在我国，近年来随着年轻群体中“文博热”的强势形成，公众对文物的观赏需求日渐增大，但想随时随地跨越万水千山到不同城市观赏某个古建筑或博物馆某个镇馆之宝，并非易事。

　　如今，广州有企业已能运用三维扫描和打印技术逼真还原出文物模型，这意味着很多不可出馆的珍品在大众视野中得以呈现。

　　许多早已损毁的文物也可在技术的辅助中逐步复原，“文物数字化”技术正让时空距离得以极大缩短，让“隔空赏物”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不仅仅是文物，许多古建筑、遗址在数字化后，观众在家中就能如身临其境般地全方位观摩。

　　观众戴起眼镜，便可清晰看到千年以前的宣化辽代张世卿墓的壁画，以及千里之外的新疆克孜尔石窟内的佛像。

　　目前国家博物馆、广东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地的博物馆，都有许多精彩的项目。

　　一些文化遗址也做了不少这方面工作，如敦煌莫高窟、故宫、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甘肃炳灵寺和麦积山石窟等，都在对建筑、石窟和相关文物做数字化扫描和建档工作。

　　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邓启耀说，“我曾负责一个国家重大社科项目，对云南大理、丽江、巍山等地的艺术遗产做了一些数字化扫描工作，如巍山的一个清代古建筑，保护得很不错，但是由于比较偏僻，缺乏管理人手，怕出现什么意外，我们就做了全面的数字化扫描工作。”

　　共同参与此项目的广州汉阈数据处理技术有限公司运营总监付常青表示，“我们当时的工作重点是云南巍宝山的13处古建筑，把它的虚拟现实全部做完了。通过网站，就可以快速获取地理信息、时间信息、艺术类别等多维度信息。目前这个网站还在做，预计今年年底完成。除了研究人员外，希望更多热爱传统艺术的朋友能从这个平台上获取到自己想要的论文、图片、视频、数据等信息。”

　　然而由于文物本身的特殊性，文物本体的修复仍然得靠传统方法。目前全国做文物修复的只有20几个实验室，虽然文物数字化过程中，科技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比如说可以用科技的方法建模等，修复最终还是靠人工。

　　通过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技术，我们能够得到文化遗产的三维模型，既全面地记录了考古现场的空间信息，又能为日后的考古研究、文物展示提供了丰厚的材料基础。

　　当你身在广州，却想欣赏一件远在大西北的文物，需要为此付出的时间与财力往往会让不够“资深”的爱好者考虑放弃。

　　同时，由于文物的安全性是排在第一位的，有相当数量的文物不可出境甚至不可出馆。

　　但如今，由于文物数字化的不断发展，在3D打印技术的加持下，人们往往可以在广州欣赏到一件几近完全还原的“文物”，近距离观察它的形状、颜色、纹路。

　　在汉阈数据展厅中可以看到春秋吴王孙鼎3D打印复制品，而其真品则收藏于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吴王孙鼎当时在西安文物保护院让青铜器修复专家做了修复，修复前后都做了扫描数据，以便比对。项目结题的时候，要将修复成果展示给专家验收，就打印了两份，我们自己留了一份当样本。从铁环、缺口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修复的一些痕迹，通过打印出来的实物能够让专家验收时更具象理解到修复的作用。”

　　付常青介绍，目前获得文物的三维模型一共有三个办法，分别是激光扫描、影像扫描以及手动用3D软件重新建模。由于手动建模精度低下，往往首先被排除。而影像扫描虽然颜真，但是精度不高，一个文物打印完可能有1-2毫米误差，在文物领域不太容易被接受。相反，激光扫描的精度极高，可精确到微米，做到和真品几乎一样，目前可用m700扫描仪做到30微米精度，但是缺点是没有颜色，只能扫描一个胚，一个模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汉阈数据首创将激光扫描和影像扫描相结合，虽然操作“麻烦”，但是效果很好，春秋吴王孙鼎就是二者相结合的成果。

　　比如，在传统办法中，要让壁画得以在异地呈现，需要靠画师在前期经历数月甚至数年的临摹，而扫描技术能够将历时5年的临摹时间缩短至3个月，历时9个月的临摹时间缩短至4个小时。如今敦煌研究院已成立起“数字技术研究所”，专注于壁画数字化。

　　“文物是一种不可复制的东西，有历史的印记、人性的痕迹以及特殊的质感等。复制品不管做得怎么好都是复制品，永远不可能和原件相比。”邓启耀表示，“但两者都有价值，一种是文物的价值，一种是作为展览、普及和文化产业开发的价值。比如有些特殊藏品无法搬来搬去，就可以复制一个作为展品。复制品以及通过数字化展示，对于做公众的宣传、普及教育很有必要，有利于保护文物，不至于因为意外原因毁损或遗失。最近国家鼓励艺术品资产化，复制代表性文物，可以做旅游产品。所以，文物数字化对文物本体是一个辅助关系，各有价值，不可互相代替。”

　　当前，在广州乃至全国，专注于文物数字化相关的企业数量仍较少，因为此类工作对技术、设备、文化素质以及行内信誉都有较高的要求，前期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做研发，初始阶段的高投入低产出看起来并不“划算”，往往令投资者“望而却步”。

　　但在付常青看来，这一行业前景仍然是非常乐观的。“这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表现。目前国家已经在提倡加强相关方面的力度，相信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在文物资源上，广州虽然无法与北京、陕西、河南、甘肃等地相比，但是由于地处沿海地区，也有着天然的优势，历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并留下不少文物。

　　除此之外，广州能够接触最新的科技、信息以及最先进的设备，在一些博物馆和高校也更多地参与到相关的项目之中，尽管规模还不大，但仍是处于稳步前进的状态。

　　而在“文博热”席卷全国之时，广州市民对于历史和文物的关注热情也在近几年逐步高涨。

　　“像此前我们做的刺绣论坛，在广东省博物馆搞了一个从几大名绣到民间刺绣的精品展，观看人数相当多，大家都对相关的历史和文化充满了热情。”邓启耀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