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日本人眼皮底下这样保护中轴线

他们在日本人眼皮底下这样保护中轴线

他们在日本人眼皮底下这样保护中轴线,

　　手绘仿古建筑,古建彩绘过程,珠海古建彩绘他们在日本人眼皮底下，这样保护中轴线月，在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的策划下，一群文保先行者们，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历时近四年，将北平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的所有重要建筑一一测绘记录，绘制成704幅实测图纸。这是北京建城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中轴线上包括故宫在内的古建筑进行全面测绘。

　　彼时，山河破碎，为何要耗费精力做中轴线古建筑测绘？中国古建筑以木构为主，“一炷香上飞溅的火星，也会把整座庙宇化为灰烬”，更经受不起战火的侵袭。朱启钤等文保先行者们担心北平中轴线上的建筑瑰宝遭到战火破坏。他们将古建筑逐一测绘，留存真迹，以防不备之需。

　　何其幸运，北平中轴线古建筑挺过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而文保先行者们留下来的实测图纸，成为上世纪40年代中轴线古建筑最完整、最详实的记录，也为北京中轴线世界遗产申遗文本的编制提供一定历史依据。

　　1930年6月，日本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在中国营造学社的一场演讲，令中国学者颇为尴尬。

　　他在演讲中说，中国建筑的研究方法，必须将文献与遗物调查相结合。中国学者以研究文献为主，而建筑遗物调查是否应由日本学者代劳？言外之意是，中国学者缺乏建筑遗物调查的能力。中国自古重士轻工，建筑被认为是匠人的手艺活，历来不受重视。匠人传承技艺几乎全凭口口相传，落在纸面上的极为稀少。而学者甘愿囿于书斋、皓首穷经，不屑于在田野之间奔波。

　　1924年，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西方建筑史期间就痛心地发现，欧洲各国对本国的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写出本国的建筑史，唯独中国作为东方古国，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

　　相形之下，明治维新后，日本学者为探究其文化根源，将实证方法与文献研究相结合，对中国建筑进行了深入研究。

　　伊东忠太是为此目的最早来中国的日本学者之一。八国联军侵驻北京后，他受日本内阁派遣，1901年与摄影家小川一线余天的建筑考察和实测。这是紫禁城第一次接受近代建筑学意义上的调查。

　　受伊东忠太影响，关野贞、大村西崖、常盘大定等日本学者相继而来。他们的足迹遍及中国大江南北，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当时，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梁思成见此情景，非常痛心。“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早晚这块领地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

　　身兼学者与官僚双重身份的朱启钤，被民国著名记者曹聚仁称为“写民国史前半页的主要人物，袁世凯总统时期的国家柱石”。在北洋政府担任内务总长时，他对北京城进行了改造，实现了北京从封建都城向近代化城市的第一次转身。

　　在改造北京城过程中，朱启钤时常骑着大马，对京城的宫殿、苑囿、城阙“一一周览而谨识”。他由此体会到，中国营造作为流传数千年之专门绝学，有“历劫不磨之价值”，东西方学者项背相望、群起研究，而我们却不能为外人道。这不仅是匠人之羞，“抑亦士夫之责也”。

　　1930年2月，时年58岁的朱启钤发表《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宣告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正式成立。一开始，学社主要工作是辑录古今中外营造图谱、制作古建筑模型、举办展览等，确实局限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文献研究。伊东忠太发表演讲时，营造学社刚成立三个多月，在建筑遗存的调查研究方面与日本学者存在一定差距。

　　1931年，梁思成举家迁回北平后，加入与自己学术理想高度契合的营造学社。次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科和建筑科的刘敦桢，也辞大学工学院建筑系的教职，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任“法式部”主任，刘敦桢是“文献部”主任。林徽因称他们是“几个死心眼的建筑师”，“放弃了他们盖洋房的好机会，卷了铺盖到各处测绘”。

　　建筑遗产测绘是科学记录建筑遗产的基本手段，相当于为其建立一份精确的档案。建筑的尺寸、形制以及结构上的比例关系，只有测绘图纸才能准确记录，是建筑遗产保护、修缮和复建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

　　梁思成和刘敦桢在国外系统学习过西方建筑学的测绘方法，加入营造学社后，他们把调查测绘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梁思成认为，研究古建筑不能只埋首故纸堆，“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刘敦桢也曾说，“日本人的侵略已箭在弦上，田野调查已然带有抢救性质”。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对华北地区虎视眈眈。茫茫中国大地上，数之不尽的古建筑等着营造学社进行抢救式的测绘调查。从1932年开始，学社成员一次次艰苦跋涉，对华北地区近千处古代建筑进行测绘。与此同时，梁思成等人也对北平浩繁的古建筑进行了“抢救”。

　　1934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拨给营造学社五千元经费，委托其测绘故宫全部建筑，留存资料，以防战乱或灾害损毁。这项工作由梁思成负责，他的助手邵力工协助。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一书中描述，“所有殿堂及各门由梁思成率邵力工、麦俨曾、纪玉堂测绘，次要建筑如小朝房、小库房等由邵力工负责”。

　　日军步步紧逼，梁思成等人展开与时间的赛跑。大家背着照相机、盒尺和笔记本，不遗余力地测绘了六十余处故宫建筑。同时，还测绘了北海静心斋、大高玄殿、安定门、阜成门、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新华门、天宁寺、恭王府等建筑。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战火烧到北平，营造学社的测绘工作不得不中断。学社测绘的图纸尚未全部整理绘制出来，一场北平古建筑的“抢救”，就这样戛然而止。

　　北平沦陷后，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进了北平城。中国营造学社主要成员随其他研究机构，一起迁往西南大后方，踏上漫漫逃难长路。

　　朱启钤这一年已经66岁，经历了太多战乱，他年事已高，不打算外出避难，选择继续留守曾经一手改造过的北平。但局势动荡，朝不保夕。为避免营造学社多年累积的资料落入日本人之手，朱启钤和一部分留守北平的同仁，将重要的图籍、文物、仪器等整理打包，匆忙运往天津，存入英资麦加利银行的地下库房。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1939年8月，天津水灾，全市被浸泡在水中达两个月之久。营造学社存放在麦加利银行的资料难逃劫难，全部遭水淹。

　　消息传到西南大后方，梁思成失声痛哭，多年的心血在天灾人祸中付诸东流。朱启钤来不及悲伤，他组织一部分留守北平的学社社员，对这批珍贵资料进行抢救。

　　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被浸泡过的胶片一张张摊放、晾干，能用的底片立即翻拍冲印，不能用的就用过去洗印过的照片重新翻拍；测绘的图纸逐页被揭开晾干，重新裱在坐标纸上……尽管极力抢救，但很多资料由于被雨水浸泡太久，已经无法挽回了。

　　弥补这场劫难造成的损失，成了朱启钤一块未了的心病。后来，日伪政府一再威逼利诱，让他出任伪“北平市长”。朱启钤一次次称病，闭门在家。日伪政府极为不满，以征用房子为名，迫使朱启钤数次搬家。

　　尽管自身难保，但彼时最让朱启钤忧心忡忡的是，北平大量的古建筑正面临兵燹之祸。他对友人乐达义说，“北平就像一个珠宝店，处处是宝。如今仗打大了，炮弹、炸弹落在这儿，很容易就毁了文物古迹，且无可挽回”。

　　林是镇是营造学社社员。1917年，他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毕业回国后，历任北平市政技术员、技师等，办理都市建设工程。1935年，时任北平市长袁良为把北平建设成为旅游城市，在北平成立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下称“旧都文整会”）及其执行机构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下称“文整处”）。林是镇调任旧都文整会技正，相当于总工程师，负责北平古建筑修缮保护及调查研究工作。

　　基泰工程司建筑师杨廷宝（右一）与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技正林是镇（右三）、刘南策（左二）等，验收北平东南角楼修缮工程。

　　旧都文整会与营造学社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北平文物建筑保护事业开创之后，建筑学专业人才一度缺乏，不敷支配。旧都文整会曾聘用朱启钤、梁思成等营造学社社员为技术顾问，进行咨询指导；营造学社则通过旧都文整会，直接参与北平古建筑修缮保护。因此，林是镇在业务上，与朱启钤、梁思成等有密切联系。

　　北平沦陷后，日本为了把北平作为在华北沦陷区的统治中心并长期占据，意图通过开展城市建设等举动笼络人心，粉饰侵略行为。当时，文整处尚未完成的古建修缮工程，移交给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及其后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属下的建设总署。林是镇出任伪建设总署都市局局长，继续主持北平文物整理修缮工作。

　　尽管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林是镇出任伪职，没有守住传统士人“不食周粟”的气节。但朱启钤高瞻远瞩，认为他若能假以日伪政府城市建设之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为北平古建筑留下测绘资料，无疑是特殊时期保护北平古建筑的一计良策。

　　正如营造学社社员朱偰在所著《北京宫阙图说自序》中言，“夫士不能执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共此文物而长存”。

　　为此，朱启钤约见林是镇，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保护古都，暗中推动北平古建筑测绘一事。“即使这座城烧光了，也能把它原样再建起来！”

　　林是镇对古建筑感情颇深，很理解朱启钤的一番苦心。他随即答应促成此事，但在山河破碎的危难时刻，若想把北平所有的历史建筑都测绘下来，显然不太可能。

　　明清北京城是中国历代都城规划建设的集大成者，是中国数千年古代都城建设遗留至今的最完整标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长7.8公里的城市中轴线，众多皇家建筑或有序位列轴线之上、或对称布置于轴线两侧，形成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

　　朱启钤和林是镇商议，测绘集中于明清北京中轴线古建筑。但计划尚未开始，困难接踵而来。

　　测绘工作非常繁琐，不仅要对建筑整体的框架及每个细部的式样和造型等实地测量，还要按照一定比例将其真实地绘制出来。若非有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根本无法着手。

　　最重要的是，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营造学社的骨干力量已经南迁，仅凭学社一己之力，显然无法完成测绘。国难当头，人心惶惶，要在北平就地组织一支专业的测绘队伍，难度可想而知。

　　张镈是清末两广总督张鸣岐的三子。其兄长张锐与梁思成既是清华校友，也同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是通家之好。张镈19岁时，在兄长的建议下，考入东北大学学习建筑，成为梁思成在东北大学的首批弟子。后因东北沦陷，他转入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又得到刘敦桢的“真传”。毕业后，张镈进入基泰工程司工作。这是当时国内由本土建筑师和工程师合作经营的规模最大的建筑事务所之一，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杨廷宝、朱彬以及结构工程专家杨宽麟都是其合伙人。他在基泰工程司“台柱子”杨廷宝的指导下工作多年，对传统建筑尤其是明清官式建筑非常熟悉。

　　1935年初，旧都文整会委托基泰工程司对天坛进行全面修缮。基泰工程司为此专门成立了北平事务所，之后代办超过三分之一数量的北平文整工程，从中积累了丰富的古建筑相关经验。

　　旧都文整会技正林是镇，与基泰工程司在业务上多有来往。他认为，实力雄厚的基泰工程司是承担测绘北平中轴线古建筑重任的最佳选择，而张镈是当时其在平、津两地的业务骨干。因此，他向朱启钤推荐了张镈。

　　“朱桂老告诉我，从历史上看，历代宫室难逃五百年一次的大劫之灾。传统木结构经不起火焚、雷击，圆明园的石结构也逃不过兵火之灾。”张镈后来回忆道：“他十分珍惜明清两代保存下来的文物，认为这是传统建筑的瑰宝，如不及时做现场精确的实测留下真迹，在日伪统治的沦陷时期，难免遭到日寇或反攻时的兵火之灾”。

　　朱启钤坦陈了自己的担心，并将他与林是镇之间的筹划告诉了张镈。他的拳拳赤子之心，令张镈非常感动。

　　作为炎黄子孙，张镈深感“有责任为保护历史文物的真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准备接受朱启钤的建议。于是，他借去上海会见基泰工程司大老板关颂声之机，向其汇报了承揽北平中轴线古建筑测绘一事。

　　关颂声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建筑学，后来又到哈佛大学攻读市政管理专业。他在美国留学时，曾与宋子文、宋美龄等同学，交往甚密。毕业后，关颂声在天津创建基泰工程司。1935年，在北平承揽修缮天坛工程期间，关颂声和杨廷宝都加入了营造学社。关颂声还成了营造学社理事会成员，并多次资助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

　　因此，关颂声对测绘一事十分支持。他明确由张镈全权负责平、津两地业务，同时调动增派人员协助，专门成立了“基泰工程司北平古建筑测绘所”。

　　尽管出于保护文物古迹，但当时正值特殊时期，与日伪政府合作，在读书人看来终归是不光彩的事情。为了回避这层关系，关颂声建议张镈，“暗用基泰，明用‘建筑师张叔农’与对方签约”。

　　如此一来，避免基泰工程司遭世人诟病。另一方面，张镈当时年届而立，正是建筑师的黄金时期，化名签约对其未来发展也是一种保护。

　　最终，张镈以“张叔农”的化名与伪建设总署都市计划局的代表林是镇签订了合同，承揽了“北平市中轴线古建筑测绘”项目。这也是为什么在后来最终完成的测绘图纸上，除了绘制时间的记录，制图单位和绘制人姓名了无痕迹的原因。

　　签约之后，碍于紧张的政治局势，林是镇与张镈商讨测绘事宜，是在私下见面时候暗中进行的。在林是镇的个人日记《自由日记》中，有大量诸如“张叔农约清华食堂午餐”“张叔农约墨蝶林晚餐”的记载。

　　1941年，北平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古建筑测绘工程，在战争阴云的笼罩下拉开帷幕。

　　按照流程，测绘要先完成现场测量、绘制大量的测量草图后，再根据这些资料整理绘制出完整的建筑图纸。北平中轴线上古建筑众多，且每一座都代表中国古都最高规格与水准，斗拱层叠，构件繁复，工程量浩大。当时，在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做兼职教授的张镈，号召当年毕业的建筑系和土木系十几名学生，参与测绘工作。这些青年学子毕业后，既不愿经商，又想不做伪官，毅然响应老师的号召。学校也非常支持，“工商学院明确到现场报到参加工作的同学提前毕业”。

　　除了这十余名青年学子，再加上摄影师、架子工等几名基泰工程司雇员，一支30余人的测绘班子很快成立。张镈后来颇为感慨，“没有这个精干的集体，没有一种同为保护祖国遗产争气的动力，不可能聚集得这么快”。

　　测绘工作从中轴线北端点鼓楼开始。鼓楼通高四十余米，巍峨高大，要获得建筑的任何一个尺寸，只能爬上脚手架，用手拉尺逐一测量。

　　于是，老架子工徐荣父子一马当先，从一个翼角开始，用杉篙从低到高一层层搭起脚手架，直至鼓楼屋脊吻兽部分。随后，为检查是否安全，张镈以身作则，带头攀登脚手架直到屋脊吻兽之顶。

　　测量工作紧锣密鼓地铺展。天津工商学院创办的刊物《工商建筑》，在1941年10月出版的创刊号中，这样记载了当时情景：“在六月一日，我们正式在基泰工程司开始工作……我们这里工作分为四组，每组有会员二三人不等。在六七月间，一部会员调去作某宗坛大殿，其余的会员去入手测绘北京的鼓楼……时正在炎暑天气极热，屋顶琉璃瓦温度颇高，人在其上，真有坐卧不宁之意”。

　　朱启钤策划这次测绘的目的是“留存真迹”，因此技术要求是“精确的实测”。张镈作为测绘工作的组织者和项目总指导，更是要求大家：“既详且细，不放过细节”。

　　这些年轻人爬上屋顶，蹭得满身灰土，手拿量尺，耐心测量建筑每一个构件的尺寸。张镈曾回忆道：“为了实测重檐中轴线上的斗匾，测量人员不惜冒险走出脚手架，站在重檐博脊之上，举手抓住已有松动的斗拱昂嘴，下踩滑脊上抓摇动的昂嘴蹭到中线，完全可以说是凌空惊险”。

　　摄影师林镜新也时常探身在脚手架之外。当时拍摄成本很高，林镜新只能为建筑的重要构件和绘制的精美彩画拍照，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可惜这些影像资料，后来在‘文革’中遗失”。

　　测量过程中，大家不仅不放过建筑的每个角落，在地面上也详尽测量了石作台阶、御路的每个尺寸。令张镈极为敬佩的是，“甚至对每步台阶的微差也作出记录”，“如此精心细作的动力，来自大家都想为这组珍贵文物将来重建重修时，提供比较准确、如实的一手资料”。

　　曾在北京大学工学院任教的冯建逵，参与了这次工程中对故宫的测绘。据他回忆，“那时的故宫还是由老太监看门，平时大门紧闭，也不让人参观。我们去时就把门给叫开，将我们的意图向看门人说明，同时给看门人一点小钱儿，人家就放我们进去了”。

　　时局动荡，民不聊生，测绘人员的工作和生活都很清苦。冯建逵记得，“进行实测时，我们都住在午门与之间的西朝房内。白天在故宫工作，晚上回到住处后我们自己做饭吃。那时多是吃窝头，很少见到白面”。

　　之所以选择让测绘人员住在西朝房内，张镈后来解释说，“为容纳巨大图纸成品，先应有工作场所和与之相邻的生活区。我们选择了午门南，和端门北的西朝房。隔山门的北侧为工作室，南侧为生活宿舍区，外临御路中轴线，内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附近。砌砖为墩台，上置一号图板，鱼贯排列，相当敞亮”。

　　张镈对测绘的质量把控十分严苛。对于测绘图纸的尺寸和选择，基泰习惯用进口的图布绘制工程图。但当时货源不足，只好派人到处去文具店搜罗德国制的厚橡皮纸。最终，测绘人员将每栋建筑平、立、剖面上按不小于1/50的比例尺，用墨线英寸宽的优质厚橡皮纸上。

　　每个人都配备了整套绘图仪器和水彩颜料。绘图工具以“鸭嘴笔”为主，这种笔的笔头由两片弧形的钢片相合而成，使用时像蘸水笔一样蘸墨。但执笔不能倾斜，行笔要匀速、流畅，不能停顿、偏转和晃动，否则画出来的线条粗细不一，或是容易漏墨。

　　而这次测绘对绘图线条粗细都有细致要求。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毕业的余鸣谦，当时也参与了测绘。据他回忆，“因为图的比例大，线条的规格就有所区别。一般原则上，轮廓粗一些，内部线条细一些，平、立、断面是一致的”。

　　为了提高技术水准，张镈一边工作，一边以梁思成所著《清式营造则例》为教材，对大家进行辅导。测绘进行到关键部位时，他也会“上手”指导。冯建逵对张镈的绘图功底印象深刻，“他的绘画水平很高，原本呆板的绘图，经他‘刷刷’添上几笔，顿时生动起来。张镈先生与同学们的关系很融洽，学生们也都很尊敬他”。

　　测绘后期，有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据张镈回忆，“续订第三期合同时，已是1943年年底。当时，北平市面萧条，民不聊生，百业难举。在伪北大教书的朱兆雪先生也在对故宫进行测绘，想分包部分工作。他请来老营造学社的有经验的绘图员邵力工和北大工学院讲师冯建逵等带领部分学生，做了同样的工作，十分可贵”。

　　祁寒溽暑，历时近四年，测绘班子完成了北平中轴线上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每一座重要建筑的总平面图、各层平面图、各个立面图、剖面图，还有很多详细的节点图，为上世纪40年代北平中轴线上主要历史建筑，建立了一份完备的“档案”。

　　1945年，这次规模浩大的测绘工程结束。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副研究员常欣，小时候常看见父亲常学诗在房顶上的照片，“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一直把这些照片放在盒子里”。

　　直到常学诗去世后，常欣收拾父亲留下来的信件，发现一封2001年8月15日的来信。这封信是父亲的大学校友孙家芳写的，里面还附有孙先生写的《回顾六十年前的往事》。读过信件后，常欣才知道，父亲常学诗1943年从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毕业后，参加了张镈负责的北平中轴线古建筑测绘项目第三期，测绘了景山、天坛、正阳门等。他在房顶上的那些照片，是测绘时留下来的。

　　关于这段往事，常学诗对家人却三缄其口。不惟常学诗，当时参与测绘的人员，后来很多都从事建筑相关领域的工作，但很少留下回忆这段往事的文字。

　　张镈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建筑大师，其中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北京饭店东楼、友谊宾馆等建筑，均出自他之手。但他也曾为承揽中轴线古建筑测绘一事，承受数十年的误解之尘。

　　“日本投降后，关颂声老板带我再到清华梁思成府拜访。恩师对我们的承包工作认为极不光彩，文物虽然贵重，但气节不可丧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1986年，梁思成诞辰85周年，张镈曾撰文写道：“我想保存古迹的动机良好，但总有丧节之实，愧领批评”。

　　1948年11月，台北中山堂曾举办了一场为期11天的北平文物建筑展览会。在三楼楼道，天坛祈年殿、、故宫三大殿、体仁阁等20多处古建筑的实测图，逐一陈列，引人注目。

　　朱启钤为此专门撰写了展览说明：“前曾将北平市中心轴线上之文物建筑如天坛、紫禁城、钟鼓楼等，一一施以测量，举凡平面之配置，梁架斗拱之结构及内外檐之装修等部，均予详细丈量尺寸，描取真实形状，用现代化之制图标准及适当之比例尺，绘成平面、立面、剖面及细部等图”。

　　恰如朱启钤所述，这些绘制精美的实测图，正是沦陷时期北平中轴线古建筑测绘图的一部分，一共50张。为什么会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呢？

　　抗日战争胜利时，台湾已被日本占据半个世纪，五十年的奴化教育下，很多三四十岁的台湾民众，甚至已经不会说中文也不识汉字。1946年4月，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成立，但语言的学习和运用不能短期见效。于是，海峡两岸组织策划多种图像展览活动，或互邀参展、或联合办展，以此来重塑台湾的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

　　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余鸣谦、杜仙洲、佟泽泉等人曾回忆，1948年，北平文物整理工程处卢实处长以及技术人员余鸣谦、单少康等，携展品赴台布展。这次展览由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主办，赞助单位有台北市政府及教育所、建设所、铁路局等机构。

　　参展的展品除50张古建筑实测图外，还有反映北平古建筑的油画粉画、古建筑彩画实样等，“期我同胞对于我国特有之艺术获得认识；并籍以触发国人之自信心，使我民族创造精神益能发扬而光大之”。

　　其中50张古建筑实测图，是从沦陷时期北平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中挑选的。北平光复后，市政府组建北平市工务局文物整理工程处。1947年1月，恢复组建行政院下属的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接收了工务局文整处。那批实测图由此悉数移交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

　　但时局难料，展览会尚未结束，淮海战役打响，三人匆忙返回北平，展品滞留台湾，下落也失去线索。

　　杜仙洲曾回忆，1994年，他到台湾参加“海峡两岸传统建筑技术观摩会”期间，曾由台北大学美术馆馆长陈同宁引领，看过一批彩画和图纸，确认是1948年赴台展览的东西。

　　时隔多年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沈阳多次向台湾朋友打听，发现台湾并没有“台北大学美术馆”这个机构，“恐怕是杜先生所记有误”。后来，故宫博物院古建部高级工程师杨新成又经多方了解，得知“陈同宁”应为“陈国宁”，并非“台北大学美术馆”而是中国文化大学华冈博物馆保存了这批东西。

　　杨新成曾借赴台的机会，专程拜访了时任华冈博物馆馆长的刘梅琴，见到了藏品。“可是只有1960年入藏的48幅油画、粉画，一个图签上还记有杜仙洲、付连兴先生观后留言，却仍没有看到杜公说的彩画和图纸”。直到现在，那50张遗失台湾的实测图，“尚未查明收藏单位”。

　　而剩下的654张图纸，一开始保存在了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文整会和文整处均由人民政权接管，更名为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员会。后来，机构几经变更，一度名为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最终改为今天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1966年2月，经文化部批准，将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收藏的“一批故宫建筑橡皮图纸”共355张，移交故宫博物院保存。沈阳介绍，“现在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橡皮图纸是1941年至1945年测绘成果的最大一宗”。

　　值得一提的是，张镈在《我的建筑创作道路》一书中曾回忆，北平中轴线古建筑测绘最后“得图纸360余张”。但经沈阳、杨新成等多次考证，“张镈先生关于图纸数目的回忆有误”。

　　“1966年，双方交接时，图纸上已经编有总序号。其中最小号是天坛祈年门彩色图，总1号；最大号是钟楼细部图，总654号”。沈阳认为，这应该是目前收藏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故宫博物院的图纸总数。加上遗留在台湾的50张，沦陷时期测绘工作所完成的实测图总共704张。

　　这704张测绘图纸，是对北京城中轴线包括故宫在内的古建筑的最全面的测绘图，至今仍旧是唯一的。尤其是在北京城市化建设的变迁中，永定门、正阳门五牌楼、地安门等一批古建筑被拆除，这些实测图成了对这些消失建筑不可多得的记录。

　　永定门曾是北京外城七门中最大、最重要的城门，也是明清北京中轴线年，在多位专家学者呼吁下，北京市政府决定在原位置按原形制、原尺寸、原工艺复建永定门城楼，使延续700余年的北京中轴线变得完整。

　　复建永定门城楼工程，向社会公开招投标，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成功中标。虽然有充分准备，但公司总经理李彦成心里有点没底儿，“我出生的时候，永定门已经拆了，没有亲眼见过它什么样！”为了找到永定门城楼的历史资料，李彦成四处打听。李彦成告诉记者，“我听中国文物研究所（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付清远先生说，他们单位收藏了一批上世纪40年代北平中轴线古建筑测绘图纸，里面有永定门的实测图”。

　　于是，李彦成赶至中国文物研究所，找到时任资料室副主任的刘志雄。“刘先生非常热情，从档案柜里找出三张上世纪40年代实测的永定门外观、大木构件和细部实测图。”李彦成看到图纸后很是惊喜，“每一张图都有十分完整的尺寸数据，心里的石头也总算落了地”。

　　在复建永定门城楼的过程中，这几张实测图成为重要的历史依据。后来，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承建复建前门五牌楼的工程时，“我又去中国文物研究所复印了上世纪40年代实测的相关图纸，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都帮了大忙。”李彦成说。

　　上世纪40年代北平中轴线古建筑的测绘图纸，不仅是古建筑本身的档案资料，也为古建筑研究者提供数据。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古建筑学家傅熹年在对中国明清古建筑物、古建筑群直至古代城市的规划设计规律探索的科研工作中，曾主要依靠这批图纸照片和它们所提供的数据，以推断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扩大模数、模数网格及其运用的规律。在紫禁城学会一次会议上，他曾对张镈说，“这批图纸精度和数据之完整为同类古建筑测绘图中所罕见，对研究工作极有助益”。

　　张镈听后很高兴。当年测绘结束后，在胶卷极缺的情况下，他找同生美术照相馆谭正曦将图纸拍成玻璃底版的照片。张镈告诉傅熹年，照片是他提供给刘敦桢先生的，“‘文革’以后原图转到哪个单位已不清楚”。

　　傅熹年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建议将这批图纸出版，让更多人看到、用到如此珍贵的历史资料。在他们的指导下，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金磊将张镈珍藏的200多幅“玻璃底版”整理编辑。“至今我也不知为何张先生当年把他珍藏的‘玻璃底版’给我，但我知道它们沉甸甸的，就夜以继日地整理出版。”金磊说。

　　200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北京中轴线建筑实测图典》一书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尽管业界评价颇高，但金磊心里一直有个遗憾，玻璃底版的照片有些数字和文字看不清楚，而且彩色渲染图在玻璃底版上只能是黑白。他希望收藏这批实测图的单位能将原图出版，也让朱启钤、张镈等先贤守护中轴线历史建筑的故事被世人所知。

　　201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也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前身北平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成立80周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和时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曙光商议后决定，两院联合编辑出版《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测绘图集》（下称《图集》），以纪念两院的院庆。

　　《图集》出版设定了很高的质量标准。“当年测绘人员画图是先打铅笔稿，然后再去上墨线。原图上铅笔线的痕迹，清晰可见。为了能够在出版后看到这些铅笔线，我们就对所有图纸都做了高精扫描，而且每一处细节基本没有做任何改动”。沈阳是编委会的具体执行负责人之一，据他介绍，“图集的质量比较高，研究价值并不逊色于原图。这就导致成本非常高，后来只能限量发行”。

　　编纂过程中，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楼庆西建议，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收藏的62张中国营造学社上世纪30年代绘制的北平中轴线古建筑测绘图收入《图集》。“这些图纸是当年朱启钤抢救的资料，如今仍带有水泡过的痕迹，是一份难得的历史资料。”沈阳说，“他们的工作是一种延续，精神上也是一种传承。”但遗憾的是，未能将留存在台湾的50张图纸收入图集。

　　2017年6月，《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正式出版发行。单霁翔说，整理编辑出版这套图集，“不仅仅是感念先贤的恩泽，也不仅仅是为了科学研究的便利，更是希望它所记录的北京悠久的城市历史文化得到活化，使它在保存城市记忆、明确城市定位、支撑城市发展诸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编制北京中轴线世界遗产申遗文本时，编制团队负责人之一、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高级工程师孙燕发现，“如今北京中轴线不同的建筑或建筑群，都有了不同的专门管理单位，但其实有些建筑局部仍然没有近期测绘的图纸”。

　　万幸，孙燕在《图集》中找到上世纪40年代一些建筑局部测绘图纸，为编制北京中轴线世界遗产申遗文本提供了一定历史依据。孙燕说，“这套有前瞻性地、比较系统地中轴线重要建筑测绘图纸，是北京中轴线非常可贵的记忆遗产”。

　　感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沈阳，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董事长李彦成，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金磊，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之一、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高级工程师孙燕对本文采写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