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鸿：谷霁光先生的治学特点

邵鸿：谷霁光先生的治学特点

　　文化石高清贴图,伟人古建筑欣赏,观赏性建筑谷霁光先生的治学特点，首在以学术为生命和特殊的勤奋;其次强调独立思考，多疑善问;再次是严谨扎实，考据绵密。谷霁光先生极显著和最值得重视的特点是力求会通和整体综合的学术方法。这一特点在很大程 度上相当契合于西方年鉴学派长时段和总体史的理念，亦是谷霁光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谷霁光先生的会通综合并非宏大叙事和结构理论，而是与微观、中观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紧密结合，因而具有既专且通的特点。谷霁光先生以学术为生命的治学精神可为今日治史者的楷式 ; 而其以自主贵疑为主导的治学理念、以会通综合和严谨考证相结合的治学方法则不仅是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而且被史学实践证明卓有成效，值得后辈学者继承和发扬。

　　关键词 :谷霁光; 史学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史学; 史学研究会; 雷海宗

　　谷霁光先生的学问，学界早有公认 。20 世纪 30 年代，谷霁光先生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未久，所撰 《补魏书兵志》《唐折冲府考校补》被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已与万斯同、全祖望、郝懿行、孙星衍、罗振玉等前辈大家同列 。70 年代末，台湾地区大学参考书《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选集》共收入海内外知名 学者论文 42 篇，谷霁光先生一人即有 3 篇，仅次于杨联陞先生而与何柄棣先生并列第二 。 以上事例足以证明谷霁光先生史学大家的地位 。谷霁光先生之所以取得学界公认的学术成就，与他的治学理念和方法密不可分。

　　谷霁光先生曾说: “我的治学道路不是别的，就 是勤奋苦读 。学人不治学，虽活犹死。”[1 ](P43) 他一 生践履，确是如此 。他曾和笔者谈及，当年为考大 学 ， 到南京补习 1 年 。 其间 ， 颇受同室纨绔子弟 欺 负 ， 有 “胯下之辱”。 受此刺激 ， 他又不甘心回湖南 老 家当 “土地主” ， 立志苦学 ， 终于考上清华大学 ， 而 同室学子 皆落第 。 先生说 ， 此事对他一生影响极大 ， 从此 下 定决心要做大事业 。 先生的挚友 ——— 太平天 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称他 “把生命浸埋在书中” ， 概 括 极为准确 。 无论做学生还是任教时 ， 先生入书库 看书 ， 总是一 架架地看去 ， 每至忘食 ， 竟日不出 。 他 在 北京学习工作 7 年 ， 只看过两场戏 。 后来去天津 南 开大学工作 ， 每星期六下午必乘火车到北平 ， 去北 京图 书馆看书 ， 星期日下午返回天津 ， 从不间断 ， 直 至抗战爆发 [ 2 ]( P 9 －10 ) 。 谷霁光先生一生中 三遭大难 ， 每次 都是图书卡片手稿全失 ， 但他不为所挫 ， 从头再 来 。 新中国 成 立后 ， 他担任了行政职务 ， 以 “八小时 之外 ， 奋斗终身 ”自勉 ， 并练就了开 会时 “一脑两用” 的本领 。 他的许多学术论文就是在会场上构思出 来 的 。 他晚年中风导致半身不遂 ， 仍坚持读书写作。 我们常看到先生以只手和头部配合翻阅书册和写 文 章 ， 令人震撼和感动 。 先生一生给后人留下了一百 数十万字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 正是由于他学术至上 、 生死以之的精神所致，没有这样一种精神和勤奋，再好的天资、工作条件及方法范式，也都是难以达至历 史学研究的高水平、大境界的。

　　谷霁光先生曾自称: “我的脑子里装的全是问 题。”他著书立说，从不人云亦云，不吃人现馍，力求文中有我 [3] 。1985 年，先生专门为《中国兵制史》编 写组的青年同志写了一篇指导文章———《怎样运用 好历史研究的一把简易钥匙》[4 ](P433－447) 。文章首先 提出，遇到任何历史事件，都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从 而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回答，这就是历史研究的一把 “简易钥匙”和“简易的总诀窍”。 接着他详细叙述了如何用好这把钥匙的“十要十不要”，即 :

　　先生此文实为一生治史的经验总结，内容丰富， 极具教益，是不可多得的研史指南 。而其主线则以 多思善疑贯穿之 。文中先生以唐代兵制为例，具体 说明了如何读书有疑 :

　　一个没有学习过唐代兵制史的人，初读新、旧《唐书 · 兵制》，一开始就会遇到 “元从义众”的史实，即李渊父子从太原 “起义”的部队，读者就想一想，问一问，这 些“元从义众”究竟有多少? 他们对唐室 是有功的怎样来发落? 他们应会有家室之 累或者是有成家立业的要求又怎样处理? 只要你读书不是囫囵吞枣，很自然的会想 一些问题，应该继续学下去。再学下去，唐 皇朝在关中设置十二军，把“元从义众”安 置在十二军中，让他们编入户贯，从事农 桑。 过了一些时候，又废除十二军，分别设 置折冲府，这些“元从义众”或其子孙也就 成为府兵了。 到此，读者更会提出更多更 深的问题来，有如: 设军安置，不同于分散 遣散归农，这种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从 兵制史的发展来看，有什么意义? 根据当时史实这么一“问”，要学的内容和范围就深广多了，对自己的研究工作，也就提出了 更深更广更高的要求，研究唐代兵制史也 算有了一个入门的据点。

　　这以下，先生进一步还有许多发问，文长不录。 总之，在他看来，治学的过程就是“一步一步思学并 用，一步一步的提出问题，学、思、‘问’、用在辩证的 向前推进，研究能力也在逐步提高”[4 ](P436) 。 20 世 纪 80 年代，国内学术界还没有所谓批判性思维一 说，但今天看来，先生强调治学贵在自主、有疑，是充满着批判性思维的 。 先生的研究往往独具慧眼，创获良多，和他这一治学特点密不可分。

　　谷霁光先生受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其严谨求 实的传统对他影响至深 。他早期的论文全是考据一 路，《补魏书兵志》《唐折冲府考校补》赢得盛誉，足 见其功力 。善考辨而能于细微处得见，是先生治史 之所长 。先生之作步步实证，紧致周密，结论坚实。

　　周銮书先生评价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完全是乾 嘉 学派的遗风”[5 ](P4) ，并非溢美 。 笔者上大学，是先生曾经任教的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系里老师多是 先生的学生，“扎实”是他们总挂在口头上的，并且 强调这是谷霁光先生的要求和系风 。 后来到先生身 边工作，他总是要求我们不要想走捷径，不要读聪明 书，不要写聪明文章，而要甘坐冷板凳，打好研究基 础 ; 写文章不仅绝不能“以论代史”，“以论带史”也 不行，务必扎扎实实，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 先生门下，无论治史与否，成就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 似的，即走的都是严谨平实的路数，这和先生的要求 和影响很有关联。

　　打开《谷霁光史学文集》，不难发现谷霁光先生 研究范围之广 : 在时间上，从商周、战国秦汉、魏晋南 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直至近代，皆有探究 ; 从横向上 来看，先生之学固然以兵制史和经济史为主线，但旁及政治史、思想文化史、法律史、历史地理、金石铭 文、版本目录乃至小说研究等 。 可见先生之学具有 会通和综合的特点 。 先生自陈，他所追求的是“真 正融会贯通，开拓出新的境界”[1 ](P38) 。 谷霁光先生 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历史事物相互间有着紧密联 系，所以做学问一定要上下通、左右通，才能得出深 刻、正确的历史认识 ; 如果仅仅孤立地研究问题或者 局限在狭小范围内，就容易通于此而不通于彼，难以 揭示历史的真相。

　　谷霁光先生强调，研究中国古代史一定要打通 朝代 。他曾经指出，研究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如果视野狭隘，不明大势，对很多具体问题就容易得出似是而非的看法 。像早期的初税亩、作田赋、作州兵 等，中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占田、课田和均田 制等问题，学术界分歧较多，但如果从中国古代土地 赋役制度的长期发展规律上来把握，就可能作出较 为正确的判断 。他写下的《秦汉隋唐间之田制》《汉 唐间“一丁百亩”的规定和封建占有制》《论汉唐间 赋税制度的变化——— 封建社会前期赋税制度中地、 资、丁、户之间的关系研究》等一系列文章，就是打 通秦汉至隋唐这一长时段，对该时期的土地赋役制 度进行综合疏理，得出了学术界比较肯定的成果。 他研究府兵，也是上溯魏晋兵制和鲜卑拓跋部族兵 制，下探宋代兵制与唐代府兵制因袭沿革的关系，从 而对府兵制度的历史特征和地位有了超越前人的深 刻认识。

　　谷霁光先生认为，研究经济基础一定要和研究 上层建筑结合起来。比如搞经济史的人最好同时也 研究上层建筑领域的课题，如兵制史和思想文化史， 反之亦然，这样有利于综合看问题，明了历史事物的 相互关系和影响 。这是先生治学经验之谈 。他多次 说过，研究兵制史不研究经济史不行，所以他坚持兵 制史研究和经济史研究并行 。先生的府兵制度研究 之所以能够在陈寅恪、岑仲勉、唐长孺等先生的基础 上有较大突破，原因之一就是他把府兵制和均田制 以及唐代政治、社会诸方面紧密联系起来，综合考 察，从而深刻地阐明了府兵制度的特征和发生、发展、崩坏之原因。

　　谷霁光先生认为，研究历史问题不可就事论事， 而要做到小中见大，“以 微 观 为 据 点，以 宏 观 为 归 趋”[4 ](P445) 。1986 年，笔者曾写《先秦武库研究》一 文，自觉地将有关材料收罗殆尽，颇为符合先生扎实 为学的要求而得意 。 先生阅后，写了两页纸的意见， 并与笔者面谈，特别强调不可就武库谈武库，而应将 这一军事设施和相关制度放到先秦社会发展和政治 军事制度演化的大背景中，考察其特征、发展和地 位 。 也就是说，不仅要了解当时武库的一般情况，更要着重考虑武库制度演变和先秦国家形态发展的相互关系，看出它们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和如何相互作用 。 此番指点令笔者有豁然开朗、大彻大悟之感。 1990 年代初，我们在周銮书老师带领下开展对千年 古村——— 流坑村的历史文化调查，先生给予充分肯 定，并指出: “中国传统社会的细胞是村庄，解剖流坑村这个‘麻雀’，目的是小中见大，了解中国传统 社会的基础及其机理。 ”这一意见对调查起到了重 要的定向和指导作用 。 后来课题组写出《千 古 一 村——— 流坑历史文化调查》一书，得到学术界的肯 定，先生的指导功不可没。

　　总之，力求会通和整体综合的方法是谷霁光先 生治学极显著和重要的特点 。不难发现，这一特点 在很大程度上相当契合于西方年鉴学派长时段和总体史的理念 。 以笔者之见，谷霁光先生最值得重视 的治学之道在此，他之所以成为一位真正的史学大 家，根本也在于此 。正是由于先生的指导，笔者本人 的治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20 世纪 90 年代初笔者在南开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商品经济和战国社会变迁》，以商品经济为主线，系统讨论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和政治领域， 乃至对整个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无论在选题上还 是在方法上都得益于先生的教导和启发。

　　谷霁光先生从进入清华大学和史学领域，就有 以博求通的追求，是以无书不读，欲穷其尽，但这种 博通的境界标准应该是以雷海宗先生为榜样的 。一 次笔者和先生谈及陈寅恪先生，他很郑重地说: “现 在你们年轻人都喜欢陈寅恪，在清华，我是认真听完 陈先生课的，我很佩服他 。但对我真正影响大的，还 是雷海宗先生。”笔者理解他之所以如此说，当然不 是因为他曾任雷海宗先生的助教，也并非陈寅恪先 生对他影 响 不 大 ( 先 生 曾 说: “每 当 听 陈 先 生 讲 课 时，不独注意其传授知识，而是更多地注意其传授研 究方法和经验 。 特别是陈先生当时写出关于《桃花 源记》的社会政治背景的重要论文，认真阅读后，受 益大得不可估量。 ”[1 ](P35) 另据梁淼泰教授回忆，先 生曾指导他，提高史料的综合、分析和爬剔功夫，可 多看陈寅恪、任继愈先生的著作 [6 ](P282) ) ，而是表明 他更向往雷海宗先生的学术境界 。 雷海宗先生的主要治学特点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融合哲史，自成 体系 [7 ](P5－9) ;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宏通”。

　　虽然境界尚有差别，但就会通综合的特质而言，谷霁 光先生显然是努力取法伯伦先生之宏通的 。南开大 学现尚存有谷霁光先生所记的雷海宗先生 1932 年 史学方法课程笔记，笔记“条理、文字和字迹都相当 清楚”[8 ](P88) ，当经过先生认真整理。

　　20 世纪 30 年代，尝试运用经济学、社会学理论 研究中国历史成为一部分历史学者的取向，出现了 所谓的“社会经济 史”研 究 。1934 年 由 汤 象 龙、吴 晗、夏鼐和谷霁光先生等 10 位青年史学工作者在北 平发起的史学研究会，是这一潮流的重要发起组织 和推动者 。社会经济史强调以经济为基本要素理解 和解释历史，研究视野较为宽阔，论题广泛，重视社 会事物之间的关联 。 因此，汇通和综合本是社会经 济史的基本要求 。史学研究会诸人研究侧重点不 同，但几乎都具有追求汇通综合的特色 。具体到谷 霁光先生，他那一时期的兵制史研究，“已经突破了 过去兵志、兵考中就制度沿革而论兵制的漠视，目的 是试图揭示兵制和社会的关系，领域和方法则渗透 至经济层面和经济学手段”[9 ](P41) 。 1986 年，厦门大 学傅衣凌先生来江西大学过访谷霁光先生，说: “谷 傅一派。 ”社会经济史大家 与 他 彼 此 认 同，惺 惺 相 惜，原因不难理解。

　　谷霁光先生把教学育人看得极重 。1980 年代 初，尹达先生邀请他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博士生导师，以培养中国古代兵制史人才，被他婉 拒 。笔者问原因，他答学校图书资料条件不具备，恐 误人子 弟 。他 上 课 认 真，看 他 留 下 的《中 国 通 史》 《隋唐宋元史》《史学方法实习题汇》《中国历史文选 (初稿) 》等教材就可知道 。 他还编有 75 万字的《中 国通史资料简编》(上下册) ，惜已佚失 。 1938 年，谷 霁光先生到厦门大学任教，课程多达 10 余门，跨度 颇大 。 他在《治学自述》中说: “教学工作的实际需 要，促使我在学术研究上不得不与此相吻合，即求 通，求博。 ”因此这一时期先生写了大量论文，“上起 秦汉，下迄明清，各个断代，均无不涉”[1 ](P37) ，正所 谓“教学的范围有多广，研究的范围就有多广”①，为 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支持和帮助，也促进了先生治 学会通特点的形成。

　　谷霁光先生会通综合的研究特色的确立完善， 最重要和最终的推动来自 1949 年后他对马克思主 义的学习 。关于这一点，他有明确叙述 :

　　我以前治史，总想以博求通，结果是谈 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论史实的纵横联系， 往往就历史的现象诸方面，就事论事，流于 客观主义。这样，局部的片断的史实似乎 可以说得通，整体的却又不通; 诸般现象上 似乎可以说得通，本质上却又不通。这是 由于当时自己的学术观点主要属于“经济史观”范畴所致。……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学术研究上， 通过马列主义的学习，并以此为指导，重新审视了以往的研究工作，一步步地冲决着 旧的藩篱和羁绊，最终懂得了史学研究上 的“通”，就在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透 过历史发展的诸般现象，阐明社会历史的 发展规律，并刻意朝此目标努力，从而使自 己的史学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天 地。 [1 ](P39)

　　先生自陈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才明白了由博 而通的关键在于把握历史的规律性，因此学术上有 了巨大飞跃 。这绝非言不由衷的政治表态，而是出 于真诚，也完全符合实际 。方志远教授曾评价说 : “只要认真研读谷老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前 后所写的学术论文，就不难发现，无论就考证问题的 严密性还是洞察问题的穿透性，后者都比前者有突 破 性 的 进 步，更毋论气势的宏大 和 视 野 的 开 阔。 ”[10](P235) 这一论断是很客观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和先生的接触中，笔者有两点 突出感受 : 一是先生并不特别强调五种生产方式的 传统模式，他所看重的历史的规律性，更多的是隐藏 在历史进程中的长期趋势，比如商品货币经济的发 展必然导致地租形态与国家赋役制度中相关因素不 断增长和形态转变 。而这种规律性的长期趋势为历 史现象的总体把握提供了尺度权衡，从而联系会通 的基础和关键 。二是先生特别看重辩证法对于历史 研究的重要性 。他曾经和笔者谈道，他在思想方法 上最得益于马克思主义 辩 证 法，因为真正懂得了 “对待任何一个历史事实，都要全面、整体的进行考 察，并从发展变化的观点、从矛盾的对立和转化的观 点等方面进行分析综合，就可以提出较为确切的问 题来”[4 ](P444) 。显而易见，建立在这样一种哲学思维 基础上的会通综合不 仅 更 加 自 觉，而 且 必 然 更 加 科学。

　　谷霁光先生的会通综合并非宏大叙事和结构理 论，而是与微观、中观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紧密结 合 。如前所述，他的研究同时以绵密考证见长，两者 的很好结合使先生的著作文章具有特殊的专业力量 和史学美感 。可以说，先生治学具有既专且通的特 点 。先生曾经说，“专以求通，通以益专”，这是他一 直以来的追求 。罗尔纲先生归纳谷霁光先生的“四 种研究方法”，第一条就是留意于通与专的辩证关 系 [2 ](P10) ，实为知己之言。

　　谷霁光先生的专，自然首先体现在他之治学是 有基本领域的，是专门之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搞 了一辈子兵制史、经济史研究”。他也曾经批评有 的学者兴趣太广，散漫无归，没有学问的根据地 。而 在基本领域内，他非常强调要把微观问题研究透彻， “微观愈微，研究就愈深”[6 ](P284) 。 如他曾以湘军研 究为例要求我们，一方面要从整个清朝政治经济文 化的视野研究湘军，另一方面“还得从各方面深入 下去，从营制、营规、训练、作战以及将领间之彼此纷 争等，重点研究，在微观问题上狠下功夫，通过反复 研究，即在一定条件下，以宏观为主导，以微观为基 础，在一定情况下，又以微观为据点，以宏观为归趋， 研究工作一定成功”[4 ](P445) 。 正是这种微观上的细 致研究使先生之学有专精之誉。

　　谷霁光先生之专，又体现在其治学重视重点突 破 。他提示我们，研究具体问题要特别注重那些关 系全局的事物，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要分清本质、现象 与主次轻重，抓住本质问题和重大问题，不要眉毛胡 子一把抓 。 平时他喜欢用“大脏关节”来形容历史 研究中的关键问题，要我们务必注意抓住。

　　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先生晚年治学，特别重 视商品经济，有意写一本《唐宋商品经济研究》。 为 什么? 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特别 是唐宋以来社会的整体变迁 影响至为深远和关 键① 。 与此相关，他又特别重视王安石变法研究，写 了系列研究文章，并计划完成另一专著《十一世纪 的改革家王安石》。 他认为从历史全局来看，王安 石变法是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关 键，“这个‘环节’、‘关键’不打通，兵制史研究也好， 经济史探索也罢，休想线) 。 他有 一首七绝，首句就是“梦谒荆公都不遇”。 以前笔者 以为这只是表述对王安石的崇敬，后来才悟到这还 是先生欲求解王安石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特殊地位和 意义的一种反映 。 为什么王安石变法在先生心目中 如此关键? 先生没有正面阐述过，笔者试着作以下 推测。

　　《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是先生用力甚深的 名作，也是他相关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② 。这 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 。文章论述王安石变 法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唐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 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影响所致 。先生认为，王 安石的各项变法主张继承和发扬了桑弘羊、刘晏等 人的传统，本质上是企图利用商品经济为封建政治 服务 ; 官府直接参与、干预商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 上采取封建国家控制下的自由放任政策，总体上是 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的，但也有许多缺点和弊病。 而反对者方面，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守旧派，对商品 经济忧心忡忡，一味消极对待，无所作为 。两派的斗 争本质上就是围绕商品经济这一要害，离开了这个 要害，难以真正理解王安石变法 。今天看来，先生的 具体论述或有可商之处，但由上述基本思想可以体 会，他实际上已经敏锐地看到，历史发展到北宋时 期，如何适应和处理好国家与商品货币经济和市场 的关系，已经成为封建国家的重大政治课题，这才是 王安石变法各相关方想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尽管他 们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而这个问题如何 因应安顿，决定了封建社会后期中国经济、社会的转 变方向、深度和特征 。 如此说来，王安石变法就不仅 仅是北宋时期的一场改革和政治斗争，更是事关中 国传统社会后期治国方向和道路的重大事件 。 这或 许就是先生把王安石变法看 得如此重要的原因 所在。

　　无论笔者的理解是否符合先生原意，可以确定， 先生是把王安石变法研究从属于深透理解和把握中 国传统社会后期的历史底蕴的大目标的 。所以，先 生所追求的王安石变法研究是他强调重点突破的一 个好例，这也是特别值得后学重视和踵继的一个大 课题①。

　　周声柱教授认为: “谷先生的史学研究工作，是 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他的每一个攻坚战役，都带 有某种战略的全局性 。尤其是后期之作，更是如此。

　　他这时论著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理论分析的深度、 纵横联系的广度与论证考据的力度，三者浑然一体， 完美无缺。”[1 ](P42－43) 说完美无缺，过于绝对，但周声 柱教授对先生晚年治学方法和特色的评价切中了先 生治学的特点。

　　谷霁光先生治学当然也有不足 。 比如先生对世界史了解有限，因此他的会通综合还难以企及他所 推崇的雷海宗先生那样一种跨文化比较的学术境界 ; 先生对中国古文字和民族文字不算精通，制约了他对许多课题的深入探讨 。我们不能苛求前辈尽善 尽美，但明了他研究问题的欠缺对于未来的学术进 步无疑是必要的和重要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谷霁光先生治学的高明和重要价值越发显现出来，应该得到学术界进一步的致 敬和重视 。一方面，后出转精本为客观规律，因此我 们认识和评价学界前辈，理应对时代之于他们的限 制予以同情之理解，更加关注他们超越前人的贡献 与经验 ;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从治学理念和方 法的角度来看，今之学人似乎越来越缺乏对学术的 定力和神圣情感，诸多新起的史学方法和潮流也需 要慎重对待 。我们已经看到，时髦往往很快随风而 逝，很多行之有效的新理论、新方法其实也有着传统 的内核 ; 与此同时，一些真正优秀的史学传统不但没 有随着史学的进步而褪色，相反仍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李伯重先生近年在总结和瞻望中国经济史发 展趋势时指出，必须敞开胸怀，把中国经济史研究放 到国际学术的大世界中，“融入世界”[11](P314) ; 同时， 必须发扬光大我国历史考据学的优秀传统、经济史 学的社会经济史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新学术传 统 [12](P223) 。 这个意见非常精辟，也不仅仅适用于经 济史领域 。 谷霁光先生以学术为生命的治学精神正 可为今日治史者的楷式 ; 而他以自主贵疑为主导的 治学理念、以会通综合和严谨考证相结合的治学方 法则不仅与上述三个传统相当契合，也被史学实践 证明卓有成效 。 因此，在我们今天充分学习和吸收 国际先进的学术理念和方法的同时，对于谷霁光先 生的这份学术遗产，理应更加重视并继承发扬 。 这 是学术进取所必需，也是我们今天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 同理，认真总结和阐扬诸多史学前辈的学术成 就和治学之道，对于今天和未来的历史学界无疑也 应是一项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任务。

　　后记: 笔者自 1985 年初进入江西大学历史系， 成为谷霁光先生领导 的《中国大百科全书 · 兵制卷》和国家教委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中国兵制史》研 究队伍中一员。此后 8 年，有幸亲承先生教诲，得以成长。年近花甲，昔日受教情景，每复眼前; 所知稍 多，先生治学教导，亦愈觉可贵。2017 年逢先生 110 周年诞辰，南昌大学举办“纪念谷霁光先生诞辰 110 周年暨传统中国军事、经济与社会”学术研讨会，我应邀与会，爰作此文，心香一瓣，以为纪念。

　　[1] 周声柱．谷霁光先生治学略述 [M] / /谷霁光史学文集 : 第 1 卷 : 兵制史论．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 版社，1996．

　　[2] 罗尔纲．史林漫拾 · 序 [M] / /谷霁光史学文集 : 第 1 卷 : 兵制史论．南 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4] 谷霁光．怎样运用好历史研究的一把简易钥匙 [M] / /谷 霁光史学文集 : 第 4 卷 : 杂著．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江 西教育出版社，1996．

　　[5] 周銮书．谷霁光史学文集 · 序 [M] / /谷霁光史学文集 : 第 1 卷 : 兵制史论．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 版社，1996．

　　①李华瑞先生所著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 年) 是一部厚重之作 。近千年来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与有 关研究情况都大致讲清楚了，但谷霁光先生的深刻思想在书中未能得到充分重视和汲纳，似有遗憾。

　　[6] 梁淼泰．谆谆教导永铭于心——— 忆谷霁光先生论 治史 [M] / / 拾贝集．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7] 王敦书．雷海宗的生平、治学特点及本卷说明 [M] / / 伯 伦史学集．北京 : 中华书局，2002．

　　[8] 王敦书．雷海宗 1932 年史学方法课程笔记 [J] ．江西师 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2)．

　　[9] 赵明．兵制史 : 谷霁光的社会经济史之学之路 [Z] / / 纪念 谷霁光先生诞辰 110 周年暨传统中国军事、经济与社会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昌 :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2017．

　　[10] 方志远．谷霁光先生的学术经历和学术个性 [J] ．江西 社会科学，2005 (9)．

　　[11] 李伯重．“融入世界”——— 新世纪我国中国经济史学的 发展趋势 [M] / /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 : 中国经 济史研究新探．杭州 :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12] 李伯重．回顾与展望———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 [M] / /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 : 中国经济史研究 新探．杭州 :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