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8世纪定都平城京沿用隋唐之风的古建筑为何能存在千年？

日本8世纪定都平城京沿用隋唐之风的古建筑为何能存在千年？

　　古建筑花纹赏析,武汉古建筑鉴赏,西方古建筑鉴赏日本是一个以迁都著称的国度，在整个日本古代史上其首都的位置从东到西跨越了大半个日本国土，其中最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大约就是

　　当时的日本正狂热的迷恋着我们的盛唐文化，一批批遣唐使将我国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建筑风格传回日本，才有了如今去平城京看隋唐建筑的说法。奈良时期的日本首都极大程度的模仿了长安的风格，就连迁都到此这个决定也与盛唐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很多人说如今只有去日本平城京才能看到真正的隋唐之风，而我国的古建筑更多的是残存而非精心保护。

　　据考证，平城京现存的奈良佛寺是全世界发现的年代最久的唐代木质结构，比我国五台山佛寺还要早一百多年，可见日本人对其古建筑的保护一直有着高度的重视，这种重视不仅让日本有了足足九个世界文化遗产，也让日本的古都保护方式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公元694年，持统朝迁都藤原京，仿造我国南北朝后期至初唐的风格建造了日本最早的里坊制都城，也第一次开始了大量使用瓦的历史。可别小看这看似简单的改变和模仿，使用瓦和规模化的建造都城让藤原京成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长寿”的都城，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日本的频繁迁都习惯才开始弱化，为奈良时期的平城京以及更遥远的平安京打下了基础。

　　作为飞鸟时期建筑群的一次飞跃式变化，藤原京对于瓦的使用量已然是巨大的，在藤原京遗址周边分布的瓦窑数量可以看出藤原京的建造几乎摒弃了日本传统的建筑结构，对砖瓦式宫殿的信任和专情程度都不可小觑。不过这种砖瓦结构的试探也并非完美，但却为平城京的建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如果说藤原京是飞鸟时期对宫殿建筑的一大革新，那么平城京就算得上奈良时期的一道风景线了。在藤原京建造的经验之下，当时的建造者们对砖瓦的数量、宫殿的格局甚至里坊的布局都有了更加成熟的设计统筹，加之当时被一批批遣唐使所带回去的更加成熟的唐式建筑风格的影响，让平城京的建造格局几乎有了长安的影子。

　　平城京的格局和长安的布局重合度极高，全城为长方形，皇宫位于北部的正中央，一条南北向的朱雀大街将整座城分为东西两半，各有东西四坊分割住宅与集贸区，倒是不设城墙这一点沿用了日本的惯用习俗。

　　至此，这座比藤原京大了将近三倍的平城京就完整的竣工了，在此后的六十多年里，日本的统治者没有再起过迁都的念头，除了政治因素的影响，其中大约也有平城京实在是一座宜居之地的关系。

　　日本早期的都城概念是很模糊的，在飞鸟时期早期帝王居住的皇城也和我国传统意义上集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于一体的都城相差甚远，藤原京的筹建是日本古代最早意义上的都城建设思维，而这种思维的形成也与我国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都城建习俗设有着莫大的关系。

　　最早有以隋唐宫殿为原型计划建设新都的是飞鸟时代末期的天武天皇，他希望能够建造一所与隋唐都城一般的大型宫殿，但在日本的史书《日本书纪》卷二十九中记载的天武天皇的建造理念中我们却发现，他最在意的不是这座都城的功能性。

　　根据书中所载的天武天皇所设计的飞鸟净御原宫堪舆宫地记录中称：“（天武）十三年二月庚辰遣净广肆广濑王、小锦中大伴连安麻吕及判官、录事、阴阳师、工匠等于畿内，令视占应都之地。是日，遣三野王、小锦下采女臣筑罗等于信农，令看地形，将都是地屿。… …三月辛卯，天皇巡行于京师，而定宫室之地。”

　　作为帝王不多带些绘图测算的工匠却带了阴阳师来，由此可见天武天皇最看重的竟然是我国隋唐时期建造宫殿的附带品——风水之术。

　　不过到了奈良时期，日本天皇开始真正看到了都城的强大功能性，因此在奈良的平城京的选址上就考虑到了对近海的控制、位置的优势、地域天候水文的要求等，也对周边交通的便利性做了规划，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参考了长安城的地域格局，也对城池的面积、人口进行了规划，最终选择了平城京的位置进行迁都，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平城京成为了具有中央统治能力的真正的都城，模仿长安迁都奈良也成为了当时天皇最正确的正确政治决定之一。

　　很多人认为日本早期频繁的迁都是由于地震给贵族阶级带来的危机感，使得天皇、大臣甚至僧侣之间强烈的要求远离危险之地。但作为一个处于地震带上的岛国，其实无论迁都何处都无法避免这个问题，那么在几代天皇的“经验总结”下，迁都的政治因素就应该远大于自然灾害的侵袭了。

　　大唐文化潜移默化地渗透和影响是日本迁都的最底层动因，在当时强盛的唐朝的带头作用下，日本对效仿唐风有着和近乎痴狂的执念，当然也没有缺少五行风水之术，在功能性建设完成的前提下，建造在“四禽叶图”之地的平城京同时也建造了“其制一如唐国新样，仍象五行之色，皆画甲板之形。碧地者以朱，赤地者以黄，黄地者以朱，白地者以黑， 黑地者以白，每四千五十具成一行之色。（《续日本纪》）”的四角神兽，这显而易见也是我国易经与君权神授的思想浸染的结果。

　　“日本自古以来就缺少革命变乱，也没有受过外国侵略，所以从远古就积累起来的文化，未曾受过一次大破坏，就能很好地保存祖先所遗留下来的遗物。”这是日本著名的建筑史学家关野贞总结的日本历史文物能够自古留存的重要原因之一。

　　革命的本质是推翻和重建，除了战火的无意识损毁，新的王朝对旧时代的有意识毁灭也会导致大量的文物毁于一旦，这种毁坏是不可逆的，而少革命少叛乱的日本的确足够幸运才能在那个文物保护意识薄弱的年代保存了这样多的古建筑。

　　此外，由于对先人的的崇敬之意极高，让日本人很愿意住在先人的老房子里，宁愿辛苦修缮也不愿推翻另起新居，而对神明的崇敬让他们面对哪怕破烂甚至香火不济的庙宇、神社也很少会动拆掉的念头，加之日本古代对各家各派的信仰都极度宽容，才有了如今不管属于哪一教派的佛寺都有所保存，也不论哪一派尊奉的佛像也都保存得很好的局面。这其实是一种自发性、无意识的文物保护行为，也为我们了解日本如此重视文物保护找到了历史根源。

　　平城京在日本的对内政治思维改变后才遭到了“嫌弃”，而再次迁都后的日本将原本地域广大的平城京作为了一处耕作场所，虽然地上建筑部分因耕作需要被破坏殆尽，却在表面耕地的保护下安全的保存了平城京的地下遗址。

　　到了一千多年以后的江湖末期，也就是1817年左右，大和古市奉行所出仕的官吏北浦定政开始了第一次自主意识下的对平城京的保护和修复，这也是第一座被人为精心保护的日本废弃古城。到了明治维新后，这种修复在更加先进的技术支持下进行的更加顺利，而日本人这种科技发展后立刻开始人文保护的行为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值得称道的。

　　平城京的保护工作在二战后的日本一度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在那个极度缺粮的年代日本将一切可能的地方都化作耕地，原本保护工作初见成效的平城京又一次成为了人们获取口粮的地方，对其遗址上的夯土地基的随意挖掘让残损的平城京又一次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然而仅仅几年之后的昭和二十五年，也就是1950年，刚刚缓过一口气的日本立刻施行了“文化财保护法”，并将“平城宫迹”在昭和二十七年（1952 年）升级至“特别史迹”保护单位。

　　之后的几年中，因为发掘工作和平民自有土地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为了同时保证国民不会因饿肚子而反对发掘又能保护这一古迹，刚刚摆脱“贫穷”的日本政府竟然决定将平城京遗址所涉及的全部私人土地都由国家统一购买，以保护发掘与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就这样，这座历经坎坷的都城遗址终于能够安稳的重见天日，而日本这些勒紧裤腰带的操作也在后来带给他们无法用金钱估量的收益——世界文化遗产申请。

　　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国能够拥有足足九个世界文化遗产，这是许多广袤之地也无法比拟的耀眼成绩，这完全要归功于当时日本人令人不解的对文物保护的狂热和执着，但这种精神支柱、历史文化、人文情怀的留存为日本如今打造工匠精神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们无法得知当面包都成问题的时候日本到底为何一定要保护这些看似“没用”的东西，但这种理念的先进性在几十年后成了整个世界都在研究和学习的方向，在越来越重视文化底蕴的当今，我们的确应当反思，如果只有保暖之后才能想到对精神食粮的保护，大约说明我们在信仰和思维方式上还有待提高和转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