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博文｜礼失求诸野——宁波横省、庙沟后石牌坊踏查记

朱博文｜礼失求诸野——宁波横省、庙沟后石牌坊踏查记

　　探花阁古建品赏,园林文化思维导图,古建画作品欣赏六十年前的一个冬日清晨，福建泰宁县大金湖畔岩洞内的甘露寺中，晨起的老尼正准备烹煮早饭。熹微的晨光中，她用以引火的竹篾上有余烬掉落在床头的稻草上，垂老目昏的她却没有发现。干燥的稻草引燃了被褥，进而蔓延到寺院所有的木结构建筑。僻处一隅的山寺人丁稀少且远离水源，能用于救火的居然只有三桶岩间滴落的积水。只消短短的一小时，这组拥有“如翚斯飞”的高挑檐角、依岩体走势而巧用干栏的南宋建筑群，连同殿宇内遍布的绍兴、嘉定以来的历代题记和彩塑、壁画、彩画均付之一炬。潜藏于闽北湖山之间的古寺躲过了八百年间水火兵燹，在历代信善的不断维护修葺下方得以留存，而今却以如此随机的方式迎来了寿命的终结。更为遗憾的是，甘露寺于1958年的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才刚刚被文物工作者发现，未及充分的信息采集与研究即在三年后毁于一旦。得而复失的甘苦之间，只留下少量资料及几帧黑白照片供人凭吊。

　　偏安于南方半壁的南宋领土相较北方更为潮湿多雨，本不利于木构件的长期保存，加之历代天灾人祸不断，在痛失泰宁甘露寺后，这个距《营造法式》成书相去不远的时代就仅有苏州玄妙观三清殿、肇庆梅庵大殿、莆田玄妙观三清殿等屈指可数的几处木构建筑实例遗存，其保留南宋风格做法的程度又各不相同。今日的建筑史学人想要对南宋建筑开展研究，不得不依靠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此外，宋元时代浙闽沿海的建筑做法还流传到了日本，其技术和样式深刻影响了日本镰仓时代以净土寺净土堂、东大寺南山门为代表的“大佛样”，以及功山寺佛殿、善福院积迦堂为代表的“禅宗样”建筑。

　　肇庆梅庵大殿与苏州玄妙观三清殿横架结构（袁艺峰《肇庆梅庵大殿大木作研究》）

　　我们今天想要管窥南宋木构建筑的全貌，除了少数实物孑遗，是否就只能求诸文献，乃至从外流的样式中倒推呢？问题的答案就隐藏在宁波城东的山野之间。

　　除了殿堂阁阙，牌坊也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传统形式之一，一般认为牌坊脱胎于古代城市里坊的坊门。随着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城市商业的繁盛，以北宋东京城为代表的古代都市逐渐取消了坊墙，牌坊也被赋予了标志物、纪念物等新的功能，但始终保留着门的属性。在木结构建筑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以石材模仿木构建筑也有悠久的传统。相较易受自然及人为破坏的木构建筑，石质建筑显然更为坚固耐久，因而常被用于陵墓、祠庙等场所，至今仍有孝堂山郭氏石祠这一早至东汉的实物遗存。

　　甘露寺遭遇火劫的二十年后，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普查队在东钱湖南岸的韩岭村发现了一处石造牌坊，虽然部分石构件已经掉落残损，但仿木结构的优雅醇和仍使它在周围的清至近现代墓葬中遗世独立，牢牢地吸引了普查队员的目光。

　　庙沟后石牌坊位于韩岭村北，当地人称为庙沟的山麓地带。层林掩映下，若非正对牌坊所在的位置，即使近在咫尺也难觅其影踪，但站在牌坊下视野却非常开阔，东钱湖如镜般静谧的水面可一览无遗。庙沟的山势虽然低缓，但仍可看出牌坊所在的小丘略高，左右山体则较为平缓，如同两臂向两侧伸出。我们初到此地时，同行的浙博于君也不禁赞叹其选址之妙，极合风水堪舆理论中所谓“两山绕抱、得水藏风”的说法。

　　庙沟后石牌坊西向，基本形制为二柱一间一楼。单檐歇山顶，檐角上挑角度较大。与明清时期的石牌坊，尤其是流行在浙、皖、苏等地的石牌坊相比，初见庙沟后石牌坊时最大的感受是其相当忠实地模仿了木结构建筑的特征，不仅柱、枋、阑额、斗拱等主要构件，就连屋面瓦作部分的筒瓦、兽面纹瓦当、滴水，以及檐角的脊兽、山面的博风板和悬鱼都塑造得一丝不苟，尤其是脊兽、如意形悬鱼、锯齿状重唇板瓦等都与江南现存的宋元建筑接近。斗拱方面，两朵补间铺作，形制与《营造法式》中单栱七铺作斗栱“若下一杪偷心，则于栌斗之上施两令栱两素方”的做法完全一致；转角辅作和柱头辅作的下昂以下不施华拱，而采用上昂式斜撑，同时角梁起翘幅度较大。此外，牌坊正脊有较大弧度，檐角也“如翚斯飞”般的夸张高挑。这些特征标示着它早期建筑的身份，庙沟后石牌坊可能正是宋元时期木制门枋以石构形式的具体展现。

　　但庙沟后石牌坊的形制也并不是与《营造法式》尽合，法式中所谓“以材为祖”——即建筑构件制度化、标准化这一核心内容——并未在石牌坊上得到完全忠实的体现。杨新平在《宁波东钱湖庙沟后牌坊探析》一文中测量并统计了庙沟后石牌坊斗拱的细部尺寸，发现其用材小于《法式》规定的八等材，且各类型斗、拱的细部尺寸大多数都与《法式》规定有一定差距。这种构件尺寸的改变也能引发一些有趣的思考：是工匠根据石材的受力特点而做的针对性调整，还是由牌坊的设计大小对比例进行了灵活压缩，抑或是庙沟后石牌坊本就遵从了不同于《法式》的石作标准？

　　庙沟后石牌坊既无自铭，周围又不见同时代的遗迹遗物存在，它的功用究竟为何呢？找寻答案其实并不困难。当时的东钱湖周边是南宋庆元府的贵族墓葬区，地表遗迹尚存的墓葬都多达数十处，其中多有数代聚族而葬的家族墓地。以距庙沟后石牌坊仅有四至五公里之遥的南宋中散大夫、卒于宁宗嘉泰年间的史涓墓为例，该墓葬整体处于山麓地带，以文臣、武将、马、虎等石刻开端，另有一根倒仆的石柱，可能为石牌坊残件。石刻之后为一个疑似人工平整出的大平台，神道自上而下呈阶梯状，前后设有条石、毛石砌筑的数道石坎。神道尽头又独立出一个小平台，墓葬封土尚在，封土周围可以清晰辨认出一圈垣墙，垣墙以条石砌边、毛石垒筑，顶部还有雕刻精美的歇山顶压顶石，垣墙开门处与两根石柱相连，这两根石柱应当是一座两株一间式石牌坊的构件。此外，封土前还放置了数块仿木构殿堂的浮雕石板，疑为墓前石享堂的残件。这种将封土周围的核心区域以垣墙围砌从而区分出墓园内外两区的做法，与两宋帝陵中将攒宫所在区域单独围蔽成“上宫”的形制也有相通之处。

　　庙沟后石牌坊同样身处一个有人工修整痕迹的小平台上，柱身下不用柱础而直接插入土中，柱外侧中部和下部还分别留有两对纵、横向的卯孔。周围地面还散落着一些平行或垂直于牌坊的条石。通过周边同时期墓葬形制的比较，基本可以明确庙沟后石牌坊属于一处宋元时期较高等级墓葬，结合牌坊所处平台的大小来看，当为墓园内垣墙的门枋，卯孔用于与垣墙连接，条石则是垣墙残留的部分基础，只可惜墓主人已无考。

　　时间来到世纪之交，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同“一普”“二普”一样，文物普查工作又带给人们新的惊喜。同样是在宁波城东，普查队员根据五乡镇横省村村民提供的“仙人山山岙中好像有一座石牌坊”这一线索，在多年担任村业余文保员的胡芳德带领下穿越山中的荆棘与坟堆，终于来到横省石牌坊前。如同多年前庙沟后石牌坊的发现一样，横省石牌坊虽有部分坍塌损坏，但扑面而来的高古气质使普查队员立刻认识到了它的价值，牌坊也在发现仅仅两年后就“一步登天”，被列入第五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也许中国人从古至今对墓地风水的认知有较为一致的倾向，横省石牌坊同庙沟后一样都委身于晚近墓地之中。而横省石牌坊还要更进一步，位于一处现代大型公墓的深处。冬日的阳光不甚充足，植被繁茂的公墓中光线就更为黯淡。得益于江南温润的气候，修造完成不久的现代墓葬就已被苔藓侵染成了绿色，加上造型古朴的墓冢和石供，气氛中竟也有些许古意，虽然四下无人，倒也不觉得阴森。沿着铺满落叶的石阶拾级而上，被许多勒石记名的墓碑簇拥在当中的，就是不知主人姓甚名谁的横省石牌坊。

　　横省石牌坊曾经遭受过雷击，所幸构件损坏遗失的不多，文物部门在修复中补配的部分也遵从了远观一致、近看有别的原则，牌坊现状较佳。横省石牌坊与庙沟后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均为两柱一间一楼样式，同为西向，石柱底部无柱础、夹杆石而直接插入地基，且柱外左右两侧均有条石地基，庙沟后石牌坊两柱外侧留有卯孔，横省两柱外侧自地表至一点八米处均未找平，因此两者外侧原本都应连接有围墙，性质同属墓前石坊。宁波地区古代即出产多种优质石材，庙沟后石牌坊构件所用石材为宁波市区西部出产的梅园石，横省石牌坊则使用了东钱湖附近出产的椅岙石。

　　横省石牌坊的墓主人虽同样无考，但离此不远的王坟山南麓有南宋齐国公史弥忠墓，石牌坊有可能属于该区域的另一处史氏家族墓。有学者则更进一步，根据史氏家族的宗谱认为该牌坊所在地为越国公史诏之子、右丞相史浩叔父、乡贡史师禾墓地，此说可供参考。

　　在横省、庙沟后这一对仿木构石牌坊“兄弟”中，虽然两者多有类似，但横省石牌坊可是实实在在的兄长，进而当之无愧地坐上了国内现存最早石牌坊的头把交椅。细看横省石牌坊的构件，阑额下方雕刻有门臼，可能是用于固定木制板门，而阑额上方无普柏枋；而庙沟后石牌坊的阑额虽与横省一样两端出头，但阑额之上又有普柏枋。纵观国内现存的所有早期木构建筑，普柏枋出现的最早实例为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山西平顺县大云院大殿，早于大云院及部分与其时代相近的建筑遗存上都没有普柏枋这一构件，横省石牌坊在忠实模仿木构建筑的情况下没有普柏枋，正是其为早期建筑的实证之一。

　　此外，横省石牌坊的阑额朝东的一面还阴刻出四个长方形凹槽，这些凹槽看似不起眼，却正是《营造法式》彩画作制度一卷中描述的“七朱八白”彩画样式，即将阑额根据宽度情况上下等分成五（宽一尺以下）、六（宽一尺到尺五）或七（宽二尺）份，取中间一份刷白，之后再用朱色将白色长条隔断为八等份，隔断处涂红的长度等于白条的宽度，同时将阑额剩余部分也涂朱，最终的视觉效果为红底色上均匀分布的白色长条。横省石牌坊上的阴刻凹槽正是七朱八白彩画在石仿木建筑上的体现，相信当年牌坊初成时也必定会施以彩绘，这也正是该牌坊建成年代更早的另一重要例证。

　　“七朱八白”虽明文记载于《法式》，但并非宋人的发明创造，但其雏形早在南北朝就已出现。云冈石窟第9、10窟中浮雕表现出的建筑阑额位置就刻出了长方形小条，丹阳胡桥、南京尧化门、栖霞山等南朝砖雕墓的墓门上也有类似体现，所表现的可能是当时木构建筑将阑额中部间断削去长方形小木条的装饰形式。这种做法到隋唐时期进一步发展出了“双重阑额”做法，即将阑额彻底区分成上下两重，两者间用立旌相连，立旌间的空缺处再镶嵌板壁，一般将板壁涂白，两重阑额和立旌皆涂朱，类似做法在隋唐墓葬壁画中有大量表现，并最终简化为“七朱八白”这种单纯的设色纹样。在部分隋至初唐的壁画墓中，也存在以朱白两色同时描绘“双重阑额”结构和“七朱八白”彩画的情况，该时期可能是结构-彩画转变的过渡阶段。

　　南北朝时期“七朱八白”雏形做法实例（吴梅《〈营造法式〉彩画作制度研究和北宋建筑彩画考察》）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中表现的“双重阑额”或“七朱八白”彩画（摄自墓道内原址陈列的复制品）

　　“七朱八白”的彩画形式广泛流行于两宋时期，在北方辽金壁画墓的建筑题材中仍时有出现，但在建筑实例中保存下来的不多，主要有莫高窟427、431等窟前的早期木构窟檐、高平开化寺大殿，还有佛光寺东大殿东侧外槽、后檐等处的阑额上也有保留。有趣的是，东大殿的唐代门板上还遗留有“赤白博士许七郎”“赤白博士许元让”的墨书题记，还有大殿创建十年后的“咸通八年”（公元867年）纪年，很有可能是当年为佛光寺绘制朱白彩画的匠人所留。

　　在南方，如横省石牌坊这样以阴刻形式表现“七朱八白”的建筑实例还有吴越国时期的杭州闸口白塔、北宋铸造的镇江甘露寺铁塔等，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内一层则采用了彩画结合堆塑的形式表现。相比墓葬和石窟，建筑彩画向来保存不易，即使建筑本体能够保存，后人重修时也往往会根据当时流行的样式进行重绘，这些早期朱白彩画能够保留也着实不易。但同样是在今天的宁波，与城区隔一江相望的灵山山麓，却有一处宋代大殿内绘有满堂的“七朱八白”，殊为珍贵。

　　如果说穿过现代公墓来到横省石牌坊面前犹如穿越了一条时光隧道，那进入保国寺大殿大门就如同是跨过了时空之门，从近古时代的尾声一步跨越到了开端。相信许多人初见保国寺大殿外观时并不觉得这座建筑有多么高古，这是因为清代添加了一排檐柱，形成了前廊，将面阔三间改为五间，同时重做了屋面，以一种省工省料的方式抬高了建筑等级，但也给建筑打上了时代风格的烙印，使大殿从外观看来更像是一座清代建筑。一旦踏入殿门，这座北宋大中祥符六年建造的殿堂便骤然呈现在观者眼前。保国寺大殿之妙，寥寥数语不能尽述，只能感叹宁波不愧为两宋明州、庆元府重镇，拥有木构、石坊、高等级墓葬等种种丰富遗存。

　　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墓道北壁壁画中表现得双层楼阁式建筑，阑额采用“双重阑额”+立旌+“七朱八白”彩画的形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发掘简报》）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转引孔子的话，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礼制沦丧就要去民间访求，但于南宋建筑研究而言，我们虽然痛失了甘露寺，却仍然保有玄妙观、梅庵这样的遗珍，可以说“礼制”未失，也更加值得保护和珍惜。但于鄞州的郊野之间收获横省、庙沟后两处石牌坊的经历也提醒我们：到田野去，田野之中永远潜藏着未知的惊喜与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