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斗拱窟檐孤例在四川安岳被发现

唐代斗拱窟檐孤例在四川安岳被发现

　　古建画作品欣赏,人造文化石品牌,江苏古建筑大赏按此前曾在沪展出的《中兴瑞应图》可知，补间三朵到南宋才出现，安岳此龛的补间三朵斗拱将此历史提前了300多年。

　　为研究唐代建筑，1939年时梁思成曾带领营造学社成员在四川地区寻访唐代古建、石窟中的建筑窟檐，却未能如愿，对此他曾写道：“我们对于唐末五代以上木构建筑形象方面的知识是异常贫乏的。晋魏齐隋，主要是云冈、天龙山、南北响堂山诸石窟的窟檐和浮雕，到了唐代，砖塔虽渐多，但是如云冈、天龙山、响堂诸山的窟檐却没有了……”

　　梁思成心心念念想寻找的唐代石窟窟檐，是近现古和建筑学家们用以研究和复原古建的“密码”，相对壁画描绘的二维建筑，石窟窟檐更像三维模型，写实度高，细节更严谨可靠。但由于石仿木建筑雕刻难度大，不但需工匠有高超的石刻技艺，也要对建筑法则有相当造诣，且斗栱雕刻环环相扣，稍有不慎便前功尽弃。所以在中国几千处石窟中，遗存带斗栱的仿木建筑形象凤毛麟角。

　　目前仿木斗拱窟檐，仅见于云冈、龙门和天龙山石窟，他们反映的均为北朝建筑。

　　龙门石窟北魏时期留存至今的殿堂窟檐和屋形龛，有庑殿式和歇山式两种，均为单檐，共计有于孝昌三年（527）开凿的皇甫公窟、北魏末年的唐字洞、汴州洞，北魏正始年间（504—508）的古阳洞窟顶西北隅庑殿顶屋形龛、公元500 年的古阳洞北壁杨大眼造像龛等13个洞窟或造像龛。另有石塔数座也有反映北魏木构建筑。

　　在2号窟佛道二教龛的内窟龛楣上，发现一座石雕的单檐歇山顶式寺观大殿，根据风格和服饰判断应为唐中晚期作品。窟檐雕凿出仿木斗栱，做工细致，保存较为完整，是研究唐代建筑及斗栱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且斗栱中的补间三朵按龙美术馆展出的《中兴瑞应图》可知，应到南宋才出现，安岳此龛的补间三朵斗拱将此历史提前了300多年，是中国古代建筑营造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

　　此龛窟檐形象为唐代一开间寺观大殿形象：歇山顶，收山明显，翼角较为平缓，角梁起翘角度小；正脊、垂脊、戗脊较高且断面厚实，屋脊两端装饰着比例较大的鸱吻，早期特征明显；檐下斗栱层为五铺作双杪无令拱，第二跳跳头直承撩檐枋，斗拱相对细小，补间三朵，攒起的斗栱营造出华丽的视觉效果。柱式为沿袭自北朝的抹楞方柱，由下到上逐渐收分，左柱下刻一穿明光铠甲叉腰而立、左手持长剑的道教护法神将，右柱下为上身袒露，肌肉隆起，腰束短裙，右手握拳上举立于山石上的金刚力士，庄重威严。

　　殿内正壁刻二主尊，均双手于腹部捧物，结跏趺坐于束腰悬裳座上，头后有火焰形头光。左侧天尊，内着交领内衣，胸前系带打节，外罩双领下垂大衣，高31cm。右为高30cm的释迦摩尼，内着僧祇支，外披双肩下垂式袈裟。天尊左侧有一身着裲裆头戴芙蓉冠，双手捧笏于胸前的胁侍，龛门内侧立一身着华丽璎珞的女真站于莲台，双手下垂，右手似拿有一法器；释迦右侧站立一着袈裟，双手合十的弟子，龛门内侧也立一头戴宝冠，璎珞满身有帛带绕身的菩萨跣足立于莲台，右手下垂似提净瓶。

　　以两主尊头部间的三头阿修罗为界，左壁为双手合十于胸前的道教六真人，右壁上方刻余天龙七部，呈对称排列的半身像。该龛造像头部均不存或残损风化，从修补痕迹判断应是清代前便已残损，后曾用木棍和黄泥进行过补塑。

　　这龛造像道释同堂，40多尊造像安排于不到2米的大殿空间内，精巧紧凑，又主次分明，除去珍贵的斗拱窟檐建筑，两教的服饰也具研究价值。

　　此龛窟檐的仿木建筑形象由柱列层-铺作层(斗栱层)-屋顶层这三层构成，其中斗栱层尚清晰，可以看出为五铺作双杪无令拱偷心造，按照四川唐代建筑雕刻形象惯例，第二跳跳头应该承撩檐枋，在结构上相同或相似的斗栱形象有正定开元寺钟楼（唐代木构，官方年代为晚唐，但实际年代可能更早）、赣州大宝光塔（晚唐石塔），炳灵寺第三窟石塔（盛唐）。

　　上述三处斗栱都是单栱扶壁，而这处安岳建筑雕刻却是重栱扶壁，重栱扶壁最早见于北朝，北魏平城石椁，如史君墓石椁上面就已出现，唐代建筑形象也偶见，但非主流做法，目前所留下来的唐代，包括五代在内的木构实物均没有重栱扶壁的。安岳此龛石构所使用的重栱扶壁，也和北朝形式不太一样，北朝补间用重栱扶壁但不出跳，而安岳的重栱扶壁已开始配合补间出跳，这已是宋代之后的主流做法。

　　从山西华北地区北宋中前期建筑看，都还比较固守晚唐五代以来的模式，以单栱扶壁、无补间出跳为主，但《营造法式》一出，宋金开始，重栱扶壁、补间、柱头均质化做法逐步占据了主流。安岳这处石刻也是多补间，补间三朵，建筑史上一般认为补间三朵的出现至少要到元代，如元初武义延福寺大殿，《营造法式》以心间补间两朵为定式，并无三朵规定，但检索文献，南宋径山寺法堂据记载，其心间就有三朵补间了，所以至迟南宋已出现了补间三朵，安岳这龛建筑形象所对应的发展程度，体现的是其他地区在宋金及之后的水平，看起来技术很超前，从朵当间距排布来看，应还是较真实反映木构的，朵当的不均，可能也真实反映了椽架结构关系。

　　安岳新发现的这处唐代建筑窟檐有两大特点：其一是建筑形象补间三朵，补间、柱头已外观趋同，二是重栱扶壁并补间坐阑额出跳，斗栱层的叠枋结构解体，重栱扶壁配合出跳运用的比较娴熟，斗栱分攒的趋势明显，这些特征要到宋代才在华北地区流行，江南地区发展也比北方快，这些特征大致晚唐五代也出现了，但补间囿于心间开间大小，江南也未有像安岳此窟所展示的达到三朵之多的。由此可以看出，四川唐代建筑发展水平比想象的要更快，引领了当时中国建筑的潮流。

　　在云南大理的石钟山石窟中，5号窟刻于南诏末（相当于唐末）的维摩诘经变图龛也有类似于安岳2号窟的斗拱建筑，也是补间三朵，但石钟山5号龛为单层龛，且斗拱建筑是个帐龛，无屋顶，是个室内的神龛，所以不能和建筑对等，只能算用斗拱装饰的“家具”。

　　所以，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可确定，安岳此窟的建筑窟檐，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唐代时期，带斗拱的仿木石质窟檐建筑的唯一实物，也填补了唐代建筑的空白，具有较大的研究和学术价值。

　　补间三朵的意义：一般来说，唐代建筑尚处于“豪劲期”，斗栱相对后世较为硕大，虽已出现柱头铺作、补间铺作、转角铺作的区分，但是补间铺作一般仅一朵。在唐代初期，由于经常使用单栱素枋交替扶壁的结构，扶壁层较为单薄，故补间不出跳，或只作隐栱，盛唐之后，单朵而出跳的补间逐渐流行开来，同时在平座铺作上开始使用与柱头铺作同质化的补间铺作，藉以分担平座上的荷载。终唐一朝，补间铺作主流上仍只停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程度，北方如山西甚至宋金时期大量建筑也沿袭了唐代补间一朵的做法。理论上，补间铺作越多，越有利于分散上部屋架荷载，在有下昂，或者补间里转传跳至椽底的情况下，更是对内外荷载的平衡极为有利，北方很多补间仅一朵的建筑，如晋祠圣母殿、崇福寺弥陀殿，在修缮之前都能看到阑额及以上纵架显著的下弯变形，说明补间一朵的情况下荷载在开间中部较为集中，结构更容易发生变形甚至破坏，而多补间特别是补间三朵的情况下，建筑如金华天宁寺大殿、延福寺大殿则极少出现阑额以上结构变形的情况。安岳新发现的这座唐代窟檐补间达到了三朵，就超前的认识到补间对纵架荷载的分散作用，是一种合理的结构改进，由于这座窟檐表现的建筑为单开间，中间又要容纳为数众多的佛道造像，所以如果是真实的建筑，开间一般较大，达到二丈也是有可能的，在此情况下，就对柱缝纵架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补间增加为三朵也是顺应需求变化的。直到在元代时期的江南，补间三朵才逐渐成为成熟的铺作设计手法，并普遍重视补间的结构作用，安岳此处唐代窟檐表现出的成熟的补间三朵设计，至少领先其他地区300余年，是中国古建史上极为可贵的设计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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