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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斗拱窟檐孤例在四川安岳被发现

中国古建网2023-01-04古建欣赏人造文化石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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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斗拱窟檐孤例在四川安岳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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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研究唐代建筑,1939年时梁思成曾带领营造学社成员在四川地区寻访唐代古建、石窟中的建筑窟檐,却未能如愿,对此他曾写道:“我们对于唐末五代以上木构建筑形象方面的知识是异常贫乏的。晋魏齐隋,主要是云冈、天龙山、南北响堂山诸石窟的窟檐和浮雕,到了唐代,砖塔虽渐多,但是如云冈、天龙山、响堂诸山的窟檐却没有了……”

  梁思成心心念念想寻找的唐代石窟窟檐,是近现古和建筑学家们用以研究和复原古建的“密码”,相对壁画描绘的二维建筑,石窟窟檐更像三维模型,写实度高,细节更严谨可靠。但由于石仿木建筑雕刻难度大,不但需工匠有高超的石刻技艺,也要对建筑法则有相当造诣,且斗栱雕刻环环相扣,稍有不慎便前功尽弃。所以在中国几千处石窟中,遗存带斗栱的仿木建筑形象凤毛麟角。

  目前仿木斗拱窟檐,仅见于云冈、龙门和天龙山石窟,他们反映的均为北朝建筑。

  龙门石窟北魏时期留存至今的殿堂窟檐和屋形龛,有庑殿式和歇山式两种,均为单檐,共计有于孝昌三年(527)开凿的皇甫公窟、北魏末年的唐字洞、汴州洞,北魏正始年间(504—508)的古阳洞窟顶西北隅庑殿顶屋形龛、公元500 年的古阳洞北壁杨大眼造像龛等13个洞窟或造像龛。另有石塔数座也有反映北魏木构建筑。

  在2号窟佛道二教龛的内窟龛楣上,发现一座石雕的单檐歇山顶式寺观大殿,根据风格和服饰判断应为唐中晚期作品。窟檐雕凿出仿木斗栱,做工细致,保存较为完整,是研究唐代建筑及斗栱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且斗栱中的补间三朵按龙美术馆展出的《中兴瑞应图》可知,应到南宋才出现,安岳此龛的补间三朵斗拱将此历史提前了300多年,是中国古代建筑营造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

  此龛窟檐形象为唐代一开间寺观大殿形象:歇山顶,收山明显,翼角较为平缓,角梁起翘角度小;正脊、垂脊、戗脊较高且断面厚实,屋脊两端装饰着比例较大的鸱吻,早期特征明显;檐下斗栱层为五铺作双杪无令拱,第二跳跳头直承撩檐枋,斗拱相对细小,补间三朵,攒起的斗栱营造出华丽的视觉效果。柱式为沿袭自北朝的抹楞方柱,由下到上逐渐收分,左柱下刻一穿明光铠甲叉腰而立、左手持长剑的道教护法神将,右柱下为上身袒露,肌肉隆起,腰束短裙,右手握拳上举立于山石上的金刚力士,庄重威严。

  殿内正壁刻二主尊,均双手于腹部捧物,结跏趺坐于束腰悬裳座上,头后有火焰形头光。左侧天尊,内着交领内衣,胸前系带打节,外罩双领下垂大衣,高31cm。右为高30cm的释迦摩尼,内着僧祇支,外披双肩下垂式袈裟。天尊左侧有一身着裲裆头戴芙蓉冠,双手捧笏于胸前的胁侍,龛门内侧立一身着华丽璎珞的女真站于莲台,双手下垂,右手似拿有一法器;释迦右侧站立一着袈裟,双手合十的弟子,龛门内侧也立一头戴宝冠,璎珞满身有帛带绕身的菩萨跣足立于莲台,右手下垂似提净瓶。

  以两主尊头部间的三头阿修罗为界,左壁为双手合十于胸前的道教六真人,右壁上方刻余天龙七部,呈对称排列的半身像。该龛造像头部均不存或残损风化,从修补痕迹判断应是清代前便已残损,后曾用木棍和黄泥进行过补塑。

  这龛造像道释同堂,40多尊造像安排于不到2米的大殿空间内,精巧紧凑,又主次分明,除去珍贵的斗拱窟檐建筑,两教的服饰也具研究价值。

  此龛窟檐的仿木建筑形象由柱列层-铺作层(斗栱层)-屋顶层这三层构成,其中斗栱层尚清晰,可以看出为五铺作双杪无令拱偷心造,按照四川唐代建筑雕刻形象惯例,第二跳跳头应该承撩檐枋,在结构上相同或相似的斗栱形象有正定开元寺钟楼(唐代木构,官方年代为晚唐,但实际年代可能更早)、赣州大宝光塔(晚唐石塔),炳灵寺第三窟石塔(盛唐)。

  上述三处斗栱都是单栱扶壁,而这处安岳建筑雕刻却是重栱扶壁,重栱扶壁最早见于北朝,北魏平城石椁,如史君墓石椁上面就已出现,唐代建筑形象也偶见,但非主流做法,目前所留下来的唐代,包括五代在内的木构实物均没有重栱扶壁的。安岳此龛石构所使用的重栱扶壁,也和北朝形式不太一样,北朝补间用重栱扶壁但不出跳,而安岳的重栱扶壁已开始配合补间出跳,这已是宋代之后的主流做法。

  从山西华北地区北宋中前期建筑看,都还比较固守晚唐五代以来的模式,以单栱扶壁、无补间出跳为主,但《营造法式》一出,宋金开始,重栱扶壁、补间、柱头均质化做法逐步占据了主流。安岳这处石刻也是多补间,补间三朵,建筑史上一般认为补间三朵的出现至少要到元代,如元初武义延福寺大殿,《营造法式》以心间补间两朵为定式,并无三朵规定,但检索文献,南宋径山寺法堂据记载,其心间就有三朵补间了,所以至迟南宋已出现了补间三朵,安岳这龛建筑形象所对应的发展程度,体现的是其他地区在宋金及之后的水平,看起来技术很超前,从朵当间距排布来看,应还是较真实反映木构的,朵当的不均,可能也真实反映了椽架结构关系。

  安岳新发现的这处唐代建筑窟檐有两大特点:其一是建筑形象补间三朵,补间、柱头已外观趋同,二是重栱扶壁并补间坐阑额出跳,斗栱层的叠枋结构解体,重栱扶壁配合出跳运用的比较娴熟,斗栱分攒的趋势明显,这些特征要到宋代才在华北地区流行,江南地区发展也比北方快,这些特征大致晚唐五代也出现了,但补间囿于心间开间大小,江南也未有像安岳此窟所展示的达到三朵之多的。由此可以看出,四川唐代建筑发展水平比想象的要更快,引领了当时中国建筑的潮流。

  在云南大理的石钟山石窟中,5号窟刻于南诏末(相当于唐末)的维摩诘经变图龛也有类似于安岳2号窟的斗拱建筑,也是补间三朵,但石钟山5号龛为单层龛,且斗拱建筑是个帐龛,无屋顶,是个室内的神龛,所以不能和建筑对等,只能算用斗拱装饰的“家具”。

  所以,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可确定,安岳此窟的建筑窟檐,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唐代时期,带斗拱的仿木石质窟檐建筑的唯一实物,也填补了唐代建筑的空白,具有较大的研究和学术价值。

  补间三朵的意义:一般来说,唐代建筑尚处于“豪劲期”,斗栱相对后世较为硕大,虽已出现柱头铺作、补间铺作、转角铺作的区分,但是补间铺作一般仅一朵。在唐代初期,由于经常使用单栱素枋交替扶壁的结构,扶壁层较为单薄,故补间不出跳,或只作隐栱,盛唐之后,单朵而出跳的补间逐渐流行开来,同时在平座铺作上开始使用与柱头铺作同质化的补间铺作,藉以分担平座上的荷载。终唐一朝,补间铺作主流上仍只停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程度,北方如山西甚至宋金时期大量建筑也沿袭了唐代补间一朵的做法。理论上,补间铺作越多,越有利于分散上部屋架荷载,在有下昂,或者补间里转传跳至椽底的情况下,更是对内外荷载的平衡极为有利,北方很多补间仅一朵的建筑,如晋祠圣母殿、崇福寺弥陀殿,在修缮之前都能看到阑额及以上纵架显著的下弯变形,说明补间一朵的情况下荷载在开间中部较为集中,结构更容易发生变形甚至破坏,而多补间特别是补间三朵的情况下,建筑如金华天宁寺大殿、延福寺大殿则极少出现阑额以上结构变形的情况。安岳新发现的这座唐代窟檐补间达到了三朵,就超前的认识到补间对纵架荷载的分散作用,是一种合理的结构改进,由于这座窟檐表现的建筑为单开间,中间又要容纳为数众多的佛道造像,所以如果是真实的建筑,开间一般较大,达到二丈也是有可能的,在此情况下,就对柱缝纵架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补间增加为三朵也是顺应需求变化的。直到在元代时期的江南,补间三朵才逐渐成为成熟的铺作设计手法,并普遍重视补间的结构作用,安岳此处唐代窟檐表现出的成熟的补间三朵设计,至少领先其他地区300余年,是中国古建史上极为可贵的设计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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