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文物瑰宝的生命力：国内外古建筑文物保险面面观

提升文物瑰宝的生命力：国内外古建筑文物保险面面观

　　外墙文化石,国内古建筑赏析,欣赏古建筑风景最近中秋、国庆假期连连，大家的旅行是否安排上了？参观古建筑的壮丽之美时，你是否也意识到这些文物其实非常脆弱，也需要保险保障来降低损毁风险、增强生命力？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以人为事故为诱因的古建筑文物火灾事故频发，千百年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付之一炬，带来难以估量的文化损失。我国的古建筑文物数量多、范围广，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和文物价值。古建筑文物火灾一旦发生，会带来灾难性损失并且无法逆转。

　　本文以国内外古建筑文物火灾概况介绍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火灾事故原因和古建筑文物保险保障的现状与缺口，并对国内古建筑文物保险提出建议与展望。

　　两年前的4月15日，一场大火震惊了世人。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于2019年4月15日下午6时许遭遇大火，火势由巴黎圣母院顶部塔楼起，迅速将中塔塔楼的尖顶吞噬。这场持续了一整夜的大火，牵动着全法国、全欧洲、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心，最终于第二天上午10时被全部扑灭。其中，大教堂的木制屋顶和教堂正厅均被烧毁，有着852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中轴塔在火中坍塌，这场大火所带来的文化损失难以估量，后期重建和修复耗资巨大，甚至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无独有偶，同年10月31日，于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日本冲绳首里城深夜发生大火。这座建造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曾被作为琉球国都和王宫的日本国宝付之一炬。大火持续了9个小时才被扑灭，正殿和南殿化为灰烬，共约4200平方米的建筑和约240件文物毁于大火。首里城正殿的重建预计将于2026年进行。

　　近年来，我国各地古文物建筑火灾也时有发生，一次次大火所吞噬的不仅是一座座红墙绿瓦，更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

　　在过去5年中（2015-2019，2020年统计数据尚未更新），全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平均每年都会收到20起上下的文物火灾事故报案。

　　2015年国家文物局共接报文物火灾事故23起，比2014年增加5起。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生6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发生6起，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发生8起，火灾涉及古城镇、古村寨及文物建筑等。

　　2016年共接报文物火灾事故14起，同比2015年减少了9起，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起。

　　2017年和2018年相对平稳，全国各类文物火灾事故分别为17起和16起。

　　2019年文物火灾事故呈现出上升趋势，除了开篇提到过的国外的巴黎圣母院和日本首里城事故，仅2019年一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共接报文物火灾事故21起，其中涉及世界文化遗产地1起（县保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起，其他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起。

　　正如以上数据显示，我国古建筑文物火灾也时有发生，甚至可以让一座古城化为灰烬，让一段历史淹没在尘埃中。

　　2014年1月11日的云南香格里拉“月光之城”杜克宗古城，由于古城内经营者使用取暖器不当，引发火灾。造成烧损、拆除房屋面积59980.66平方米，烧损（含拆除）房屋直接损失8983.93万元，古城近三分之二的部分被焚。由于生活用火不慎、消防栓不能正常出水、消防车难以进入现场等因素，让这座曾经的茶马古道枢纽，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最大的藏族居民群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笔者有幸于2020年造访了杜克宗古城，据当地的客栈老板介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独克宗古城，几乎全是那场大火之后重建的，房屋门窗的雕刻都很粗糙，完全不复当年的古城光景。

　　同是在云南，就在今年的大年初三，2021年2月14日，位于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的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的翁丁村老寨发生火灾，105栋房屋的翁丁村老寨，目前只剩下4栋建筑，两个寨门也未幸免于难。翁丁村老寨不但是佤族传统历史文化的活态博物馆，也是中国最后一个由原始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部落，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

　　此外，2004年始建于元代的京城皇家巨刹护国寺西配殿火灾、2014年的山西伏龙寺大火、2017年位于四川省绵竹市的亚洲第一高木塔灵官楼大火、2017年内蒙古宁城寺火灾等一系列事件，无不昭示着古建筑文物所面临的消防安全工作挑战。

　　在众多古建筑文物火灾事故中，引发火灾的原因虽不尽相同，但主要仍以人为事故为主。以2019年为例，21起火灾事故中，有19起消防部门已查明火灾原因。电气故障仍然是最主要的火灾诱因，发生文物电气火灾8起，占42%；此外，生活用火不慎引发火灾4起，文物保护工程工地违规用火引发火灾2起，燃香、烛火引发火灾2起，外来火种蔓延引发火灾2起，吸烟引发火灾1起。

　　依据上述调查，以及国家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的统计：电气原因已经成为威胁文物安全中最主要的突出问题。虽然如此，上述调查仅为导致火灾的直接原因，建筑文物火灾，尤其是影响深远、破坏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大型建筑文物火灾，其背后通常是一连串因素的连锁效应。正如香格里拉杜克宗古城的大火，虽是由电气因素所引起，但文物本身的建筑材料、消防设施的不到位，都是导致整场事件的关键因素。

　　在一些宗教古建筑内的香烛，或游客未完全熄灭的烟头等，也可能成为导致古建筑文物火灾的直接火源。

　　其次，古建筑文物的自身特点，也是此类火灾易燃、易蔓延的因素之一。我们国家的古建筑文物大多是砖木结构，有很多甚至是纯木质结构，耐火等级低，且火势极易迅速蔓延，比如上面提到的四川省绵竹市亚洲第一高木塔。同时，古建筑的房顶多为砖瓦，一旦发生火灾，很容易造成闷顶燃烧，消防水泵的水打不进去，火闷在里面迅速升温，在给扑救工作造成困难的同时，还容易导致坍塌，造成人员伤亡。

　　最后，消防设施的不完善或管理的松懈，也可能成为此类火灾事故的“助燃剂”。很多古建筑文物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对偏远，消防水源相对不足，一些古城古寨中，由于建造年代久远、道路狭窄，使得消防车道路不畅通。再加上可能存在的管理松懈问题，导致消火栓无水或水压不足，消防设备老化，火灾探测器设置不规范或失灵等情况，极易造成小火变大火，小灾变大灾。

　　为此，我国的文物工作部门在文物保护，尤其是古建筑文物防火方面，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强化安全监管，主要集中在用电安全管理、消防设施设备管理、宗教活动明火管理、隐患排查、加强消防宣传教育等领域。仅2019年一年，国家和省级财政投入14.6亿元，安排国保单位安全防护工程469项；其中消防工程投入6.8亿元，安排消防工程170项，文物火灾防控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国家文物局与应急管理部先后开展文物消防安全大检查和火灾隐患专项整治行动，两次共排查文博单位14.8万余家，发现安全隐患和问题15.4万余处，督促整改13.5万余处。

　　诚然，主管部门和文物单位投入如此力度进行监管与防范，但仍未能完全阻挡意外事故的发生。此时，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的参与，则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为古建筑文物提供保障能力，只是目前这样的应用还非常少见。

　　这一观点已经逐步为行业内专家认可，并提出呼吁。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于2017年撰写文章，呼吁加强我国文物保险法规制度建设。他指出“我国的文物保险市场，无论在体系完善，还是在市场意识方面，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初级阶段，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比较来看，目前我国文物保险市场文物投保率过低。”他在文章中不仅以故宫为例，分析了其目前面临的风险状况、投保情况、投保痛点等问题，还全面分析了文物保险市场投保率低的原因并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建议财政部、国家文物局加强政策支持和行业指导，继续加大事业专项经费投入；

　　建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目前文物市场的状况，在国内从我国专业保险公司中推行文物保险，并且研发文物相关险种，或制定相关政策；

　　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适时修改我国《保险法》有关条款，避免国内博物馆在支付外汇时所面临的困境和风险。

　　以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为例，其所有者为法国政府（按照规定，法国所有在1905年之前建造的宗教建筑为政府所有），其风险管控基本上还是依靠政府自保。因此，巴黎圣母院建筑本身是没有投保商业保险的。其中的艺术品文物等，根据其所有者的投保情况进行保障，未投保的文物责任归属于其所在的主教区。

　　虽然火灾发生时巴黎圣母院正在进行修缮工作，负责其修缮工作的两家承包公司分别购买了责任保险，然而火灾事故原因仍未明朗，承包公司的责任保单是否会被触发以及何时触发仍是未知数。

　　如果不能将火灾的责任归咎于负责大教堂修缮的任何一家公司，则法国政府将负责全部修缮费用。修缮工作不会因为追责而耽误，目前修缮工作已经开始，而费用目前主要由捐款获得。据报道，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全面修复费用有可能高达70亿欧元，主要原因之一是所使用的材料。被烧毁的屋顶和尖塔是由古老的橡木制成的，全面原样的修复相当于使用至少3000棵橡木。而修复的时间，有专家预测可能会需要长达40年。因此，无论是从费用还是时间两个角度，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作都使相关部门负担沉重。

　　如果对该类古建筑文物予以投保，则保险公司会事先就建筑结构、防护等级、赔偿范围、巨灾防护、应急预案等进行审核及建议，以增强被保险标的的安全等级。同时，投保期间，保险公司会针对投保标的进行定期检查，排除安全隐患。倘若有保险事故发生，保险公司还可在第一时间为抢险救灾提供专业意见及服务，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

　　由于日本大量的神社、寺庙等均为木质结构，面临着较大的火灾风险，日本多家保险公司因地制宜地向神社、寺庙等古建筑文物提供了全面的、具有针对性的火灾事故保险及各种附加条款。该类保险除了覆盖主要的由于火灾、雷击、爆炸所导致的建筑物损失之外，同时在其附加条款中增加了一定赔偿额度的由于风灾、雹灾、水灾等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以及盗抢、污损等事故。

　　此外，在保险保障的基础上，保险公司还会为被保险主体提供免费的勘察服务，以便设置恰当的保险金额及提供有效的风控建议。由于神社寺庙类古建筑文物的估值（重置费用）通常为普通住宅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因此，对于其保险价值的评估就变得尤为重要。其中，建筑材料、屋顶面积、真墙结构、雕塑壁画、施工方法、施工时长及其可能导致的营业中断等，均对保险价值的估计有着较大的影响。保险公司提供的免费勘察服务，不仅对于自身的风险暴露情况有了较为清晰的把控，同时也可使被保险人对自身风险有进一步的了解。

　　本文开篇所提到的世界文化遗产首里城，虽然同是遭到了大火的侵害，但与巴黎圣母院不同的是，首里城古建筑群体是有保险保障的。其投保金额约为70亿日元（约7千万美元），此次事故的初步定损理赔金额约为150亿日元。目前，政府已经收到了来自保险公司的第一笔，约4亿日元的火灾清理费用，而重建工作也将于2022年启动。

　　我国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古建筑文物的消防安全工作，特别在2019年，国家文物局和应急管理部专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消防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此后各级部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定期整治，排查出一批安全隐患，这些举措有效提升了古建筑的整体防火安全质量。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力度下，我们仍然看到2021年2月发生在云南翁丁村老寨的火灾。这说明，无论怎样提高防控力度，残余风险仍然存在。保险的作用就在此凸显出来。

　　在古建筑消防安全工作上，政府部门的角色可以从主管向主导转变，充分调动社会资源，让社会力量参与到这一工作中来。保险作为专业的商业机构，可以发挥自身优势，从风险评估、事前防控、事后补偿等多个环节提供风险管理能力和服务。

　　古建筑投保，其首要价值在于“防”。通过投保商业保险，实现政府和市场的风险共担机制，有效引入保险公司作为第三方风险管控主体，充分发挥保险公司的专业风险管理能力，从多个层面加强对古建筑文物的保护。通常在此类标的物的投保前期，保险公司会请专业机构对所保标的物进行价值及风险评估，相当于对所在标的进行一次风险及安全隐患的排查。由于保费厘定均是基于所保标的的风险等级，那么保险定价将作为一项有效的奖惩机制，来促进标的物的风险管理。同时，除了事先的风险评估，保险公司通常也会对此类标的物实行动态监测，随着当下保险科技的蓬勃发展，通过科技赋能，比如电气设备智能监控、红外热像监控、智慧灭火系统、消防系统联网等手段，将“防”重于“赔”的内在需求落实到位。

　　诚然，古建筑文物类的财产保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保险类别。不同于一般保险标的，由于古建筑特有的历史、科学、文化、艺术属性，如何评估该类建筑物的重置价值，是保险业普遍面临的挑战之一。如果是一个新的建筑物，哪怕建筑使用的是非常名贵的材料，其市场价格也有据可依。然而针对历史建筑，其“修旧如旧”的标准使得重置价值的评估异常困难。如前文提到的首里城火灾，其屋顶瓦片由于土料手工匠人的去世，“重置”已变得不可能。由于重置价值难以评估，导致此类保险从产品设计、费率厘定、到后期理赔定损的一系列难题。此外，由于此类标的物定损及修复工作耗时巨大，传统保险产品难以满足修缮的时效性要求。

　　鉴于此，瑞再财产险团队针对古建筑文物不可复制和难以估值的特点，提出了针对古建筑文物标的类指数保险解决方案。通过事先对标的物进行价值及风险评估，以发生火灾后评定的“过火面积”为指数厘定理赔金额，达到提高效率、快速理赔的目的。同时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此类产品的设计有效控制了风险暴露，且从费率厘定角度，更易实现风险与保费的对价。

　　此外，除去火灾风险，由其他自然灾害，如暴雨导致的水浸风险，也可通过一定的水浸面积和深度设计指数，来进行定价及理赔。而其他的一些风险，比如暴风、突然性滑坡、地面塌陷、甚至腐蚀虫蛀等风险，也可作为补充内容进行保障。

　　同时，考虑到古建筑文物修复的复杂性、耗时长等特点，由此造成的营业中断损失，也可从该类指数保险方案中得到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