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也玩乐高？看看最早的建筑模型

古代人也玩乐高？看看最早的建筑模型

　　古建摄影欣赏,数字文化是什么意思,中国赏石文化画面中的人群躬身前倾，似在参拜祭奠，气氛肃穆庄严。不过，引人注意的却是画面右下角的一座小房子，他们带这座小房子去做什么呢？

　　其实，这正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古代的建筑模型，它有一个更为学术的名称，叫做建筑明器。

　　据记载，明器这个词早在夏时就出现了。明通冥，冥意味着古人所谓的阴间、地府，因此冥器就代表着那些为死者的亡灵准备的随葬品，与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有关。

　　这种观念到了现代也仍然延续着，每到祭祖的时候，仍会用大量纸币、纸造的房屋去供奉先人。

　　满城墓葬中就有两组车马，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二者的区别——一组是放在祭堂前的真车马，另一组是放在神座后的微型明器车马。

　　巫鸿认为，明器车马可能是用来运载墓主的灵魂从棺室前往祭堂，接受现世的亲眷供奉。

　　“始作俑者”这个词被孔子用来表达对人俑殉葬风俗的批判。不过在儒学影响如此深厚的国度，制俑的传统却并未因孔夫子下一句“其无后乎”的危言停止，也是一桩疑事了。

　　说回建筑明器，指的是明器中那些外观几近真实的建筑模型，涵盖了生活中所需的各类场所，有用于存储的仓廪、用于居住的院落、用于娱乐的戏楼与台榭、用于防御的望楼等。这些建筑明器多由陶制，所以常被称为“陶楼”，不过也包括少量铜、石、木材质的。

　　建筑明器在我国分布广泛，因此有着体现南北不同地域特色的建筑模式，有岭南地区的干栏式建筑，陶船，也有北方的楼阁。

　　在江苏邳县、陕西仰韶文化遗址中，也都发现有陶屋模型，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自所处时代的建筑物形象与风格特点，虽不清楚具体功用，但至少可以算是建筑明器的前身。

　　值得一提的是，明益王家族墓中发掘过微缩楼阁模型的发簪，制作精细，华美动人。

　　明益王家族墓出土楼阁发簪 目前在《中国服饰文化展》展出 图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我国现存的建筑明器多出土于汉代，但是建筑中功能各异的构件，如仓、灶、井、厕等单体都出现较早，也并不是同时出现的，只不过到了汉代，才出现将它们组合起来的状况。

　　汉代大量运用建筑明器，与汉代社会厚葬之风盛行有关。汉代的社会经济情况已经无法满足奢靡的墓葬需求，反过来也拖垮了当时的经济。封建帝王也多次下诏，禁止埋葬过制。到了这种地步，既能满足供奉需要，又耗费较少的建筑明器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除了几座石阙、石室，地表的汉代建筑全部烟消云散了。而仿造真实建筑外型的建筑明器正是最好的观察对象。

　　在各类功能用途的建筑明器，守卫粮食的仓廪出土数量最多，也最能体现人的基础需求，不过是填饱肚子而已。

　　仓廪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形似容器的仓，有圆锥顶型和圆柱型，底部有足，以防粮食潮湿；

　　一类是形制较为丰富的仓楼，底层大多无门，设有通气孔。部分设置有门的，也多带门锁可用于防盗。

　　有的底部有仓，储存粮食；有的纯居住用，布局随意，没有固定形式；还有大型的组合式楼院，为多进四合院形式，没有严格的对称中轴线。

　　院中有厨房、猪圈、厕所，因此也常塑有猪仔，或是正在哺乳的母猪小猪，来体现渴望丰足的愿望。

　　百戏楼是出演“百戏”的场所，通常只有两三层，其中雕刻有许多人物俑和动物俑。

　　台榭则是登高远望的高层楼台，四面通透，底部常有水盘，盘中亦有鱼鳖龟鸭等水生动物俑，以模拟园林之中的优雅姿态。

　　这两种建筑明器大都风格轻盈，装饰华丽，楼层较多，呈现出竖直向上的动态之美。

　　汉代末期是地方割据、诸侯相争的动荡年景，望楼所具备的瞭望功能可以有效地观察敌情，进行提前防御，守卫家族。

　　在领略建筑明器的构造细节之前，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建筑明器刻画的细节足够真实吗？我们可以不加辨别、不假思索地信任建筑明器的形象，从中提取有关汉代木构建筑的信息吗？

　　早在梁思成第一次赴美留学期间，便做过文章《一个汉代的三层楼陶制明器》，细致讲述了哈佛大学所藏的一件陶楼。他在其中提出，他发现楼阁上的转角斗拱没有起作用，并不能解决问题，楼阁也没有表现柱子。

　　尽管建筑明器蕴藏着工匠大量的设计巧思，被刻画得十分精细，但是如梁思成所提的现象却非常普遍。也就是说，建筑明器可能并非是建筑实物的等比例缩小，其中的各类构件也只是仿造外形，缺乏实际功用。

　　作为中国古代建筑中重要造型与特征的斗拱，就是如此。从建筑明器中，我们很难判定斗拱与架梁的联系确实能够受力，并发挥作用。

　　工匠出于塑造斗拱的复杂花样的需要，牺牲了与实际情况相符的体量，也与房屋的高度不成比例，单一朵斗拱就占据房屋一半高。

　　这种不符合建筑力学和结构比例的情况也出现在画像石中，这大概就是艺术与现实的距离。

　　这种情况只出现在汉代的建筑明器、画像石中，既不符合实际，后世也没有实例，有学者认为这是在表达将斗拱当作室内护神的含义。

　　另一种则是在窗下设置斗拱，这种斗拱常与一种被称为“窥窬”的一种上圆下三角形的孔洞同时出现，窥窬位于斗拱左右两边。这种斗拱与窥窬共存于窗下的形象在广州出土较多，可能是代替干栏式出现的。

　　建筑明器的塑造重点，为我们探究它的构造提供了思路，除了斗拱，建筑明器的立面同样值得注意。

　　这件建筑明器正面有白色勾边，黑色填底，且绘满白色菱形的图案。背面仅有白色勾边，不涂底色。显然正面比起背面，工匠耗费更多。而从外面难以看到的院落内部墙壁却涂了白色底色，仿佛也为了给谁欣赏。

　　简单归纳一下，不难理解这件明器被两道目光所观看着，被现实世界的目光观看的正面，以及被墓中人的目光观看的明器内部。因此我们得出，观察明器的视角应为正面直视，或低头俯视。

　　建筑明器的构造大都与此同理，更有甚者，背面仅为一个平面，附着于墓室之中。

　　春秋时期的伎乐铜屋是铸造格外精细、材质也较为特殊的一件建筑明器，出土于绍兴一贵族墓葬，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这件青铜制的房屋顶上铸一大尾鸠，正面敞开，仅立两根圆柱，三面围起，背面有墙，屋内六人在击鼓奏乐演唱。春秋伎乐铜屋极富越地特色，反映古越人的鸟信仰。

　　这座建筑明器可拆卸组装，构件多达31件。由院落、主楼、附楼和阁道四部分组成。

　　主楼高大雄伟，附楼挺拔秀丽，主楼高192厘米，为七层四重檐楼阁，附楼高128厘米，为一高台单檐四层建筑。阁道架在主楼、附楼的第三层之间，将二者连为一个整体。各层所用斗拱，均为一斗五升造。楼体彩绘是在刻划纹上填红、白、黄等颜色，使其更加鲜艳醒目。

　　这座楼阁是汉代“复道行空”“跨城池作飞阁”高超建筑技术的真实写照，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中应占据重要地位。

　　此建筑明器为三进院落，有前院、中庭和后院。主体建筑为两层重檐庑殿顶厅堂，后院有厨房、厕所和猪圈。院西是三面墙围起来的田垄，面积约占院落的四分之一。内有三人站像，中间为主人，两边为侍者。工匠对设计建造富有耐心，缩小至此也能认出瓦当上的卷云纹，田地的灌溉沟和田埂也清晰可见。

　　这件明器的出土墓穴仅为小型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此院落占据墓穴三分之一的空间。院落的复杂结构与墓穴的简单形制形成反差，仿佛墓葬的有限空间通过这座微缩建筑得到延伸。

　　这件灰陶院落是河南省出土的西汉前期形制较大、内容较丰富的建筑模型，既有庭院高楼，又有农田，并绘有壁画，整组建筑结构严谨，是当时地主庄园经济发展的线/ 东汉绿釉陶水榭

　　这座水榭高53厘米，横长45厘米，纵长45厘米，池径40厘米。水榭分上下两层，可拆卸组装。其中底部为方盘式水池，平底折唇，池内塑有小鱼10尾、蛙4只、龟3只，池垣四角各一个四方形攒尖小凉亭，顶光面，无瓦垄;垣上还装饰有水鸭5只，小鱼4尾。盘底中央矗立着一座两层楼阁式水榭，通高0.54米。一层平座四角各有一裸体抚肚掩耳坐俑守卫，平座中的楼阁四角立柱，柱间三面为门，一面为大方格窗。

　　2008年10月樊城蔡越墓出土，现藏于襄阳博物馆。陶楼由门楼、院墙和二层楼阁组成，通高104、进深31、宽33厘米。院墙的平面呈长方形，左、右、后三面墙顶盖双坡式檐瓦。前墙较高，上承双面坡屋顶，前坡下有两根八边形廊柱相承，廊柱和前墙以两横梁相连，后坡檐搭于左右围墙之上，形成门楼。两廊柱下有熊形柱础，内侧有两根拴马桩。

　　院内有两层楼阁，底层楼阁前墙开一大门，两扇门扉，门扉上装饰竖向条纹，门上方墙上装饰网格纹和竖向条纹，左、右侧墙壁上方各有一长方形窗，五脊四注式腰檐，正脊和垂脊末端有菩提树叶形鸱尾，其上以四熊托起平座，平座四周施勾栏，平座上承第二层楼阁，四壁装有百叶窗，五脊四注式屋顶，脊端有菩提树叶形鸱尾，

　　汉墓出土的楼阁式陶屋，形式多样，结构复杂而富于变化。陶楼以此规模最大，结构严整。建筑布局依照均衡对称的原则处理，有明显的中轴线，在整个建筑的组合上高低参错，主次分明，说明中国建筑以木构架为结构骨架，以中轴线为基础的对称布局形式，到汉代已完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