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 彭一刚：创造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建筑新风格

悼念 彭一刚：创造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建筑新风格

　　唐代古建筑赏析,古建筑怎么欣赏,中国传统建筑历史惊悉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彭一刚先生23日凌晨仙逝，学界同悼，我们亦深感悲痛。

　　彭一刚先生是《建筑师》杂志的创刊编委，为《建筑师》杂志的内容定位和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一直以实际行动支持和关注着《建筑师》杂志的发展。彭先生早年曾在杂志上发表多篇重要学术文章，并全力支持杂志组织的编委会、竞赛评选、学术研讨等重要学术活动，他晚年曾多次不顾年事已高、旅途劳顿亲临《建筑师》杂志编委会，给编委会成员和编辑部同仁们带来莫大的鼓舞。

　　彭一刚先生在我刊发表的《空间、体形及建筑形式的周期性演变——答窦武同志》、《在“现代中国建筑家研究”之前》、《传统建筑文化与当代建筑创新——创造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建筑新风格》等文均体现了其在建筑创作与研究领域的深度思考。

　　今哲人已逝，谨此介绍我刊第73期发表的彭先生《传统建筑文化与当代建筑创新——创造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建筑新风格》一文，与读者重温彭先生的学术思想，亦表达我刊对先生的感谢与哀思。

　　把这次会议的主题定为“比较与差距”，不言而喻，就是要把目标瞄准世界先进水平，以期促进我国建筑创作的发展，并尽快地把它推向世界。就我看来，努力创造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建筑新风格，正是当代中国建筑师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职责，同时也是中国建筑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把研究的着眼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当代西方建筑思潮；二，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下面拟分三个问题来谈：

　　要了解当代西方建筑思潮，必须历史地考查一下西方建筑审美观念所发生的两次重大转折：这就是从古典建筑到现代建筑，再从现代建筑到后现代建筑。

　　西方古典建筑如果从文艺复兴算起，大约经历了四个多世纪，即从15世纪到20世纪初。从社会形态看属手工业时代，它的特点是：建筑功能比较简单，建筑类型不多，在历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主要是教堂，还有一些府邸建筑。为适应比较简单的功能要求，建筑内部空间组合也不复杂。从建造手段看主要是石结构，所以人们常把建筑看成是石头的史书。为适应当时的审美要求，很重视装饰和形式处理，精雕细刻，象对待雕刻一样对待建筑。正如拉斯金所言：“看一幢房屋是不是建筑，就要看它有没有装饰。”

　　古典建筑的美学思想由来很久，一直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希腊，有两位代表性人物值得一提：一位是亚里斯多德，是科学家和哲学家，同时对美学也作过很多研究，在他的“诗学”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形式美的原则：即多样统一。另一位是毕达格拉斯，是哲学家和数学家，著名的“黄金比率”就是由他提出的，同时还研究过弦的长短和音响的关系，突出强调美是和谐的思想。西方古典建筑就是建立在和谐和多样统一的美学思想基础之上。“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句西方流行的名言，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自文艺复兴之后，学者们便有意构筑属于建筑自身的美学体系，直到20世纪初，即1924年由拉普森（Howard Robertson）所著《建筑构图原理》终于在英国出版，但当时新建筑运动已经崭露头角，该书问世不久，便显得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与变化。

　　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很快便进入了工业化时代，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建筑功能日趋复杂，新的建筑类型日益增多，再也不能把它容纳到古典建筑简单的空间形式之中。于是引发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新建筑运动。在美国，建筑师沙里宁则提出“形式服从于功能”的口号。随着新建筑运动的发展，最终便形成了国际式风格的现代建筑。

　　此外，铸铁、钢筋混凝土和钢等新材料逐渐取代了石头，不仅改变了结构方法，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建筑物的内外形式。与之相适应，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所谓“技术美学”。表现在建筑中则认为建筑的美不在繁琐的装饰，而在巧妙地组合空间、精巧的工艺和合理地使用材料。奥地利建筑师路斯（Adolf Loos）则对装饰大加鞭笞，声称“装饰即罪恶”。勒·柯布西耶认为“房屋是住人的机器”，密斯则主张“少就是多”，至此，古典建筑形式被彻底否定，取而代之的则是被喻为玻璃盒子的现代建筑。

　　然而，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古典建筑形式虽然遭到彻底否定，但是它所赖以依存的美学思想基础却依然固我，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可以作为佐证的是：1952年出版的由托伯托·哈姆林所著的《20世纪建筑的功能与形式》一书，在专门论及《建筑构图原理》的分册中所持的论点几乎都离不开和谐和多样统一的美学基本原则。该书与拉普森所著的《建筑构图原理》相比，几乎晚了30年，如果说30年前新建筑运动尚处于萌芽时期，那末30年后的现代建筑则已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但这两本书所持的美学基本原则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更为有趣的是在论及统一、均衡、比例、尺度、韵律等形式美法则时，时而引用古典建筑作为例子，时而又引用现代建筑作为例子，这表明无论是古典建筑、抑或现代建筑，都共同遵循着某种美学基本原则。不过好景不长，大约又过了十余年，便出现了所谓的后现代建筑，至此，流行了许多世纪的形式美法则才面临着真正的挑战。

　　进入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社会，也就是后工业时代过渡，人们的审美观念又发生了一次深刻的变化。如果说前一次变化尚可以用演变或发展的观点来解释的话，那末这一次的变化却超出了演变和发展的范畴，而带有明显的逆反性质，无以名之，姑且借用生物学术语，称之为“当代西方建筑审美的变异”。

　　所谓逆反，就是指它背离了和谐、统一的传统美学法则，而推崇矛盾性、复杂性、含混性，直至追求残破、断裂、扭曲、畸变、解构等一系列为传统美学所不相容的审美范畴。

　　出现这种现象自然有它的社会根源，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商业化，追求新奇感以引起轰动性效应，犹如商业广告，难怪有人把这类建筑称之为时髦建筑。其二是俚俗化，向大众艺术倾斜，很象是西方世界所流行的波普（POP）音乐。其三是追求个性化，这是与工业化社会所倡导的标准化、普遍性和一致性相对立的，为了克服现代建筑的千篇一律，力求建筑形象各具不同个性。

　　从哲学思想看，则表现为一种反理性和超理性的倾向。应当说，这和当代许多科学领域的新发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相对论的提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不仅看出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古典力学的局限性，同时也向理性主义哲学提出了种种质疑。就艺术和建筑领域而言，普遍认为过分的理性会抑制人们的情感，而处于高技术时代的人则必须用高情感来平衡。随着理性的衰落和情感的回归，自不免会引导人们随心所欲地去追求一种偶然性和随机性的创作手法。这表现在文学上也许就是所谓的意识流，而反映在建筑上则是形形离经叛道的后现代建筑思潮。

　　后现代建筑尽管背离了传统的美学法则，但在形式上却多少又折射出一点古典建筑风格的踪影，尽管不免加以变形，乃至故意地扭曲。人们不禁感叹：世间的事何以如此错综复杂呢？

　　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后现代建筑思潮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积极的方面是：可以活跃创作思想，不为传统观念所羁绊；强调环境意识与历史文脉；注重赋予建筑形象以寓意与文化内涵等。消极的方面是；无视建筑的功能与经济，无视建筑师的社会职责，甚至把建筑创作当作游戏，使建筑创作沦为建筑师的自我表现和情感宣泄。

　　从西方建筑的两次大的反复，再追溯其整个历史发展进程，可以给我们的启示是：一，建筑风格的演变必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二，符合于否定之否定规律，呈螺旋式发展并具有周期性特点，有关这个问题曾先后发表过两篇论文，一篇是“螺旋发展与风格渐进”（《建筑学报》1982年第6期），另一篇是“空间、体形及建筑形式的周期演变”（《建筑师》第21期），这里不再赘述；三，纵观西方建筑发展历史，将有助于认识过去，把握现在和预见未来，这将有助于增强建筑创新的自觉性。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历史悠久，渊远流长，光辉灿烂，独树一帜。但却不象西方那样，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这或许如某些人所说的，是一种文化的超稳定性所致。但就建筑而言，我认为还是由于封建社会延续得太长，技术发展缓慢、建筑功能没有明显改变所造成的。总之，几千年一以贯之，虽然说一气呵成，总不免给人以失之纡绥的印象。

　　然而，类型的特色却异常鲜明。例如城市、宫殿、寺庙、宅第等，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封建等级制度，其布局多呈对称和四合院的形式。虽然比较程式化，却也因时、因地、因人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变化。不过毕竟由于受程式的束缚，在多数情况下还是大同小异。中国的儒家思想虽然也讲礼乐，但理性的色彩却十分浓厚，对思想的禁锢是不言而喻的。另一类如园林、聚落、民居等，则较多地体现道家思想，崇尚自然、返朴归真，其布局则自由灵活，不拘一格。

　　特别是园林，多少带有一点浪漫色彩，在很多方面竟然与当代西方所推崇的观念不谋而合。为了廓清中国传统园林的美学思想，曾以“唯理与重情”为题对中、西园林加以比较（该文发表于《建筑师》第63期），从比较中可以看出：西方园林所追求的是人工美，而中国园林则追求自然美；西方园林可以说是人化自然，而中国园林则是自然的拟人化；西方园林注重于形式美，中国园林则蕴含着意境美；西方园林给人以清晰、明确和秩序井然的感觉，中国园林则朦胧、含混；西方园林更接近于古典艺术类型，中国园林则充满浪漫色彩……，凡此种种都充分表明西方园林受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影响至深，而中国园林则重在抒情。中国园林所具有上述特点，正是前面所提到的与西方当代建筑思潮不谋而合的地方。

　　中国园林自然浸透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如果脱开建筑、园林，从大的文化源流层面上看，当代西方某些学者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例如《从混沌到有序》的作者普里高津在他的著作中就曾指出：“要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的强调，和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和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才能在新的基础上求得新的综合，以达到新的平衡”。这种带有结论性的意见决非脱口而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对比了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特征而审慎地提出来的。

　　中国学者梁濑溟先生也曾对中西文化作过深入的研究，他把这种现象看成是“文化的早熟”，即在客观条件尚不充分的时候萌发出来的一种“超前”的思想，犹如早产的婴儿，带有先天发育的不充分。

　　目前，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总认为我们远远地落在西方的后面，要现代化就得服服帖帖地向西方学习。殊不知西方的某些学者却把眼光转向中国的古代文明，并试图从中寻求启迪。行文至此，倒不期而然地在头脑中闪现出孙中山先生一句名言——“迎头赶上”。迎头者就是不要尾随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的爬行，而要发扬自己文化上的优势，走捷径，也许这样做会缩短一点追赶的时间。

　　此外，还要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性，中国文化可以补偿西方的不足，即克服它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但同样也需要西方的补偿，即增强它的科学性。

　　看来，没有哪一种文化是绝对的好，也没有哪一种文化是绝对的坏，总是精粹与局限并存。

　　大家都很关注中国建筑如何走向世界。我认为要走向世界必须推出一批国际一流的建筑师；推出独树一帜的建筑作品和建筑理论。我想这“独树一帜”就应该体现在民族性上。

　　改革开放以来，创作水平确有很大提高，然而也还存在着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种倾向：一是摹仿西方的建筑形式和风格。这种倾向比较普遍，或者是为了迎合业主的要求，或者认为这类作品就是现代化的标志，殊不知单纯的摹仿虽然从形式看有一点相似，但细品味却貌合神离。另一种倾向是摹仿我国传统的古建筑，这多出现在一些旅游建筑之中，人们常称之为“仿古建筑”。且不说某些拙劣的仿制品连古典建筑的基本比例、尺度处理都不到位，即使惟妙惟肖也不会有什么新意，更不要说什么时代气息了。还有一种倾向就是使两者相加或混合，例如在高楼大厦的上部加琉璃亭子。在“夺回古都风貌”的口号下北京就出现了不少这类的建筑。真想不到几十年前就受到批评的穿西装戴瓜皮帽的现象竟然又一次泛滥。

　　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经济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加之又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显然不能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建筑。但是也不能以此为由来拒绝学习国外先进的东西。我认为创造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建筑的新风格，必须是在学习国外先进设计思想、观念和技巧的同时并使之植根于本土文化，从而使两者融为一体，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既具有时代感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新风格来。

　　我认为日本建筑师的探索很值得借鉴。近年来人们对日本建筑刮目相看，这主要是他们推出了一批国际一流的建筑师如丹下健三、黑川纪章、矶琦新、安藤忠雄……等。他们的作品很有特色，既具有很强的时代感，也不失日本韵味，堪称为现代建筑的日本表现。此外，他们还很重视理论探索，提出一些既富有哲理又饱含日本文化传统的建筑理论。

　　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埃及，论经济技术，远不如日本，但也推出一些颇具影响的建筑师。如印度的拉·里沃、多西，埃及的法赛，也创作出不少相当杰出的作品。我认为他们的成就不属于首创，而在于移植、嫁接，即把西方的设计思想和观念与本国的地理、气候、风土人情相结合。即便是以上列举的一些日本建筑师，尽管取得很大成就，但依然把西方作为学习的对象。

　　日本属东方型文化传统，印度、埃及则为发展中国家，他们都有与我国十分相似的文化背景和条件，他们的探索对我们创造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建筑新风格无疑具有很大的启迪和参考价值。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荣誉院长，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名誉院长，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彭一刚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0月23日5时45分在天津逝世，享年90岁。

　　彭一刚同志，安徽合肥人，1932年9月3日出生于合肥。1950年考入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现西南交通大学），后随唐山工学院建筑系调整到北京铁道学院（现北京交通大学），1952年调整入天津大学，1953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土木建筑系建筑学专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晋升教授，1986年任博士生导师。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彭一刚同志一生致力于建筑美学及建筑创作理论研究与实践，在古典美学构图原理、现代建筑空间组合规律以及当代西方建筑审美变异等领域，都作了非常系统的研究工作。在研究现代建筑理论的同时，还对我国传统建筑文化，尤其是对古代造园艺术及传统民居、聚落等形态、景观进行分析研究，既融会贯通古今中外的哲学、美学思想，又紧密结合我国当前的建筑创作实践，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彭一刚同志是我国杰出的建筑教育家，长期坚持在教学一线教书育人，先后培养博士、硕士60余名，为我国建筑领域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2006年获中国建筑教育奖；彭一刚同志也是杰出的建筑理论家，曾出版学术专著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多部著作荣获国家级图书大奖，其中《建筑空间组合论》《中国古典园林分析》等著作在国内外建筑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彭一刚同志还是杰出的建筑设计师，他主持设计了山东省威海市刘公岛甲午海战纪念馆、天津大学建筑馆、王学仲艺术研究所、天津水上公园熊猫馆、山东省平度市公园等建筑作品，为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规划设计作出了重要贡献，多项作品获国家及省部级奖励，2000年荣获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称号，2002年获得梁思成建筑奖。彭一刚同志为我国建筑学科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曾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人事部博士后专家组成员。

　　彭一刚同志1987年11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全国政协第八、第九届委员，天津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第八届委员会委员，民盟天津市第九、十届委员会常委会委员，民盟天津大学第二、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彭一刚同志为我国建筑教育事业奋斗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令人尊敬的好师长、好前辈，是我国建筑教育界和天津大学的重大损失。他的高尚品德和杰出贡献将永远为我们所铭记和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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