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陈江丨吕思勉早年的佚诗与结社

裘陈江丨吕思勉早年的佚诗与结社

裘陈江丨吕思勉早年的佚诗与结社,

　　河湖保护手抄报,中国古建筑图典,古建保护政策,

　　恫百撮录：《秋声社诗钟》之第七集在吕诚之处，《小说新报》1920年第6卷第2期

　　另外在1920年第1期的《游戏新报》中，庄先识又撮录《秋声社折枝集》加以刊登，其中还有吕思勉一联诗句，且列于诗钟之首：出 多 雁足（千顷评）宋灾史自传嘻出，楚语人谁辨夥多。（诚之）据连载的七集《秋声社诗钟》可知，吕氏联句首次出现于第四集的第二题，故笔者推测吕氏首次参与秋声社的活动，很可能也是始于第四集。以下是笔者整理的自第四集第一题至第七集第四题，庄先识撮录《秋声社诗钟》中作者诗句数目和社集题目的对应情况：

　　表注：由于《游戏新报》所载《秋声社折枝集》，未指明社集次序，与《小说新报》的《秋声社诗钟》格式略有不同，且未能确定时间是否即是秋声社直接延续，故此处关于诗钟数量的统计仅限于《秋声社诗钟》。

　　由吕氏佚诗和“《秋声社诗钟》撮录联句数目表”，大体可以看出其在秋声社中的表现：第一，吕氏自第四集开始参与秋声社活动，期间三次担任评论一职（分别为第五集第四题、第六集第二题、第七集第三题），并曾于住所主持社集一次。从《秋声社诗钟》撮录作品来看，吕氏自加入后，每次社集均有作品且被选录刊登，表现极为活跃，可说是秋声社的核心成员。第二，吕氏诗才敏捷，入选联句数量最多。诗钟考验的多是当下的捷才，故从刊载联句的数量上看，吕氏的作品仅少于撮录者和组织者庄先识。不过庄氏绝大部分均为后作即非当场所作（五十六首中仅有四首为社集当场创作），因此就当场作品数而言，则吕氏为第一，可见创作力之强。第三，吕氏诗作获得同侪较高的评价，一方面，庄先识在介绍秋声社诗钟的规则时称“诸卷由一人誊真，阅卷者暗中摸索，评定甲乙，衡鉴一秉己意，固无从通关节于其间”（恫百：《撮录秋声社始终缘起》，《小说新报》1919年第5卷第8期），故从前提每一次社集的每一题均有作品入选，以及入选总数居首便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就每次社集的排名而言，吕氏多次名列前茅，共有三次排名第一。当然各社友排名首位的次数相对平均，从第四集到第七集共四集十六题，即十六次排名，其中陈雨农四次居首（一次是以排名第三而居首），赵敬谋、汪千顷（一次是以排名第二而居首）与吕思勉均为三次，李涤云两次，管达如一次。另外《秋声社折枝集》吕氏入选联句也是居首，因此至少可说吕氏的诗才获得社友的高度认可。第四，从吕氏诗句内容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擅用史事，因而腹笥极丰，联句也就层出不穷了。如第五集第一题限“巾、魄”二字，显然以人物或史事较为便利，如“幅巾栗里思元亮，毅魄椒山祀子胥”，便是借用陶渊明（栗里为陶氏故乡，而元亮其字）、杨继盛（号椒山）和伍子胥的典故。另如第六集第二题限“鳌、逈”二字，较为生僻，故庄氏选录的也仅四句而已，由于这次是吕氏点评，故未将己诗参加排名，不过所作“蒙叟寓言鳌钓六，淮阴国士逈无双”仍然入选刊登，也是用了庄子、韩信的典故，不过鳌钓的寓言出自《列子·汤问》而非庄子（蒙叟）之作，恐是吕氏误记（杨伯峻：《列子集释》卷五，中华书局，1979年，152-153页）。而如第六集第四题限“诛、赤”二字，正可发挥吕氏所长，虽然其他作者也以史入诗，但吕氏连撰两联“董狐良史传诛盾，铜马兴王兆赤符”“史官不隐能诛佞，廉吏难为叹赤贫”，分居该题三、四两名，其中第一句便用了董狐和刘秀的典故，且两句皆是就秉笔直书的史家品格而言。总的来说，从先后顺序来看，心社很可能就是接续秋声社而起，庄先识称秋声社是“癸丑（1913年）之夏，里居多暇，为消暑计”而创，而心社是“甲寅（1914年）春夏间”所结。且心社“半月一集”，笔者推测秋声社的活动频次很可能与之相似，故以现存秋声社七次社集推断，至少在1913年秋冬之交仍在延续。秋声社的地点在常州，心社则是在上海，故心社很可能是秋声社在上海的延续。

　　而且从社友情况来看，虽然其中个别人物生平颇不清晰，无法一一考证，但仍可以大体看出核心人物的交往关系。同时两次社集人员的重合度也极高。从秋声社现存社集信息可知，庄先识是发起人，参加人员有陈研因（陈协恭）、赵敬谋（赵元成）、陈雨农（陈汝霖）、张志定、屠友梅、许子年、蒋尉仙、李涤云、陆绳卿（陆继昌）、汪千顷、吕思勉、管达如，共十三人（同“《秋声社诗钟》撮录联句数目表”，不计入《秋声社折枝集》社员）。而心社人员有：吕思勉、管达如、汪千顷、赵敬谋、丁捷臣、庄先识、陈雨农、李涤云、周启贤、张芷亭，共十人。其中有七人重合。秋声社 心社庄先识 庄先识陈汝霖 陈汝霖赵元成 赵元成汪千顷 汪千顷李涤云 李涤云吕思勉 吕思勉管达如 管达如张志定 张芷亭陈协恭 丁捷臣屠友梅 周启贤许子年蒋尉仙陆继昌秋声社和心社这两个诗社群体的重合度高，同时还有不少特点：首先，人员主要来自常州当地，地缘是结社的首要因素，《秋声社诗钟》得以刊载，也是因为《小说新报》主编许指严的邀请，许氏同样是武进人，还参与秋声社后续的社集，有诗句收于《秋声社折枝集》。第二，业缘也是重要因素，其中多位核心成员皆从事教育事业，志趣相投。以庄先识和吕思勉为例，二人结交便是由于常州地方自晚清开始的教育事业，早在1905年，共同任教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当日友朋之间，“文酒之会几无虚日”（《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103页）。1906年，吕思勉曾就粹化女校教员情况，向两江学务处发起禀告，该校便是庄先识创办的，而据《时报》报道可知，吕氏可能还一度主持校务。该校后来改为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据其民国时期的纪念刊可知，吕思勉与庄先识、陆绳卿、陈协恭等人均在此任教。1907年9月28日，吕思勉又与庄先识、陈协恭等八人共同发起创办武进教育会。吕氏后来为庄氏祖母、父母均撰写传记，另外为庄氏族中长辈庄子宣作传时，也专门提到其族子庄先识，称“若君族子通伯讳先识”受其提携，“尤表表者也”（《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163页）。凡此均可见二人交往之深，而兴教、诗会是其共同志向。其实上述从事教育事业已不止吕、庄二人，陆绳卿、陈协恭等均在其中，而吕氏与赵元成的交往也是如此。1912年，吕思勉与赵元成同为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同事，诗文酬唱甚多。赵元成的诗集中保留了当时唱和相知的记录，赵氏有致吕氏《次诚之丈重九沪上公园雅集韵》诗，其中称二人交情乃是“贫交气谊几人同”。在吕氏去世后，更有《哭诚之丈》长诗，其中回忆道：“里中数交旧，往者推庄（通百丈）陈（研因丈）。岁寒备三友，厥后又得君。予时方弃繻，君已冠而婚。（识丈始癸卯，予十八，丈年二十。）……越在岁癸丑，共事歇浦滨。讲习雷何并，经义服郑邻。”对于二人从结识到上海共事的经过有着动情的追忆。而吕氏与陈协恭、赵元成二人的交往，一直持续到晚年，交谊笃深。1950年代，陈、赵二人还参与了吕氏诗稿的审订出版，将这份以诗结缘的情谊延续近半个世纪之久。

恫百撮录：《秋声社诗钟》之第七集在吕诚之处，《小说新报》1920年第6卷第2期

　　另外在1920年第1期的《游戏新报》中，庄先识又撮录《秋声社折枝集》加以刊登，其中还有吕思勉一联诗句，且列于诗钟之首：出 多 雁足（千顷评）宋灾史自传嘻出，楚语人谁辨夥多。（诚之）据连载的七集《秋声社诗钟》可知，吕氏联句首次出现于第四集的第二题，故笔者推测吕氏首次参与秋声社的活动，很可能也是始于第四集。以下是笔者整理的自第四集第一题至第七集第四题，庄先识撮录《秋声社诗钟》中作者诗句数目和社集题目的对应情况：

　　表注：由于《游戏新报》所载《秋声社折枝集》，未指明社集次序，与《小说新报》的《秋声社诗钟》格式略有不同，且未能确定时间是否即是秋声社直接延续，故此处关于诗钟数量的统计仅限于《秋声社诗钟》。

　　由吕氏佚诗和“《秋声社诗钟》撮录联句数目表”，大体可以看出其在秋声社中的表现：第一，吕氏自第四集开始参与秋声社活动，期间三次担任评论一职（分别为第五集第四题、第六集第二题、第七集第三题），并曾于住所主持社集一次。从《秋声社诗钟》撮录作品来看，吕氏自加入后，每次社集均有作品且被选录刊登，表现极为活跃，可说是秋声社的核心成员。第二，吕氏诗才敏捷，入选联句数量最多。诗钟考验的多是当下的捷才，故从刊载联句的数量上看，吕氏的作品仅少于撮录者和组织者庄先识。不过庄氏绝大部分均为后作即非当场所作（五十六首中仅有四首为社集当场创作），因此就当场作品数而言，则吕氏为第一，可见创作力之强。第三，吕氏诗作获得同侪较高的评价，一方面，庄先识在介绍秋声社诗钟的规则时称“诸卷由一人誊真，阅卷者暗中摸索，评定甲乙，衡鉴一秉己意，固无从通关节于其间”（恫百：《撮录秋声社始终缘起》，《小说新报》1919年第5卷第8期），故从前提每一次社集的每一题均有作品入选，以及入选总数居首便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就每次社集的排名而言，吕氏多次名列前茅，共有三次排名第一。当然各社友排名首位的次数相对平均，从第四集到第七集共四集十六题，即十六次排名，其中陈雨农四次居首（一次是以排名第三而居首），赵敬谋、汪千顷（一次是以排名第二而居首）与吕思勉均为三次，李涤云两次，管达如一次。另外《秋声社折枝集》吕氏入选联句也是居首，因此至少可说吕氏的诗才获得社友的高度认可。第四，从吕氏诗句内容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擅用史事，因而腹笥极丰，联句也就层出不穷了。如第五集第一题限“巾、魄”二字，显然以人物或史事较为便利，如“幅巾栗里思元亮，毅魄椒山祀子胥”，便是借用陶渊明（栗里为陶氏故乡，而元亮其字）、杨继盛（号椒山）和伍子胥的典故。另如第六集第二题限“鳌、逈”二字，较为生僻，故庄氏选录的也仅四句而已，由于这次是吕氏点评，故未将己诗参加排名，不过所作“蒙叟寓言鳌钓六，淮阴国士逈无双”仍然入选刊登，也是用了庄子、韩信的典故，不过鳌钓的寓言出自《列子·汤问》而非庄子（蒙叟）之作，恐是吕氏误记（杨伯峻：《列子集释》卷五，中华书局，1979年，152-153页）。而如第六集第四题限“诛、赤”二字，正可发挥吕氏所长，虽然其他作者也以史入诗，但吕氏连撰两联“董狐良史传诛盾，铜马兴王兆赤符”“史官不隐能诛佞，廉吏难为叹赤贫”，分居该题三、四两名，其中第一句便用了董狐和刘秀的典故，且两句皆是就秉笔直书的史家品格而言。总的来说，从先后顺序来看，心社很可能就是接续秋声社而起，庄先识称秋声社是“癸丑（1913年）之夏，里居多暇，为消暑计”而创，而心社是“甲寅（1914年）春夏间”所结。且心社“半月一集”，笔者推测秋声社的活动频次很可能与之相似，故以现存秋声社七次社集推断，至少在1913年秋冬之交仍在延续。秋声社的地点在常州，心社则是在上海，故心社很可能是秋声社在上海的延续。

　　而且从社友情况来看，虽然其中个别人物生平颇不清晰，无法一一考证，但仍可以大体看出核心人物的交往关系。同时两次社集人员的重合度也极高。从秋声社现存社集信息可知，庄先识是发起人，参加人员有陈研因（陈协恭）、赵敬谋（赵元成）、陈雨农（陈汝霖）、张志定、屠友梅、许子年、蒋尉仙、李涤云、陆绳卿（陆继昌）、汪千顷、吕思勉、管达如，共十三人（同“《秋声社诗钟》撮录联句数目表”，不计入《秋声社折枝集》社员）。而心社人员有：吕思勉、管达如、汪千顷、赵敬谋、丁捷臣、庄先识、陈雨农、李涤云、周启贤、张芷亭，共十人。其中有七人重合。秋声社 心社庄先识 庄先识陈汝霖 陈汝霖赵元成 赵元成汪千顷 汪千顷李涤云 李涤云吕思勉 吕思勉管达如 管达如张志定 张芷亭陈协恭 丁捷臣屠友梅 周启贤许子年蒋尉仙陆继昌秋声社和心社这两个诗社群体的重合度高，同时还有不少特点：首先，人员主要来自常州当地，地缘是结社的首要因素，《秋声社诗钟》得以刊载，也是因为《小说新报》主编许指严的邀请，许氏同样是武进人，还参与秋声社后续的社集，有诗句收于《秋声社折枝集》。第二，业缘也是重要因素，其中多位核心成员皆从事教育事业，志趣相投。以庄先识和吕思勉为例，二人结交便是由于常州地方自晚清开始的教育事业，早在1905年，共同任教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当日友朋之间，“文酒之会几无虚日”（《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103页）。1906年，吕思勉曾就粹化女校教员情况，向两江学务处发起禀告，该校便是庄先识创办的，而据《时报》报道可知，吕氏可能还一度主持校务。该校后来改为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据其民国时期的纪念刊可知，吕思勉与庄先识、陆绳卿、陈协恭等人均在此任教。1907年9月28日，吕思勉又与庄先识、陈协恭等八人共同发起创办武进教育会。吕氏后来为庄氏祖母、父母均撰写传记，另外为庄氏族中长辈庄子宣作传时，也专门提到其族子庄先识，称“若君族子通伯讳先识”受其提携，“尤表表者也”（《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163页）。凡此均可见二人交往之深，而兴教、诗会是其共同志向。其实上述从事教育事业已不止吕、庄二人，陆绳卿、陈协恭等均在其中，而吕氏与赵元成的交往也是如此。1912年，吕思勉与赵元成同为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同事，诗文酬唱甚多。赵元成的诗集中保留了当时唱和相知的记录，赵氏有致吕氏《次诚之丈重九沪上公园雅集韵》诗，其中称二人交情乃是“贫交气谊几人同”。在吕氏去世后，更有《哭诚之丈》长诗，其中回忆道：“里中数交旧，往者推庄（通百丈）陈（研因丈）。岁寒备三友，厥后又得君。予时方弃繻，君已冠而婚。（识丈始癸卯，予十八，丈年二十。）……越在岁癸丑，共事歇浦滨。讲习雷何并，经义服郑邻。”对于二人从结识到上海共事的经过有着动情的追忆。而吕氏与陈协恭、赵元成二人的交往，一直持续到晚年，交谊笃深。1950年代，陈、赵二人还参与了吕氏诗稿的审订出版，将这份以诗结缘的情谊延续近半个世纪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