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路文遗数字化古建筑过度保护

探路文遗数字化古建筑过度保护

　　古建筑过度保护,保护古建筑标题,古建筑保护级别文化遗产数字活化既是行业内在需求，也是时代发展使然。专家判断，当前文物数字活化已经越过跨界融合的初级阶段，下一阶段将立足于更深层次满足群众需求，联动各方，共同助力中华文化全景呈现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文创赋能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谭平曾多次呼吁，文物数字藏品不应是简单化的“复制物”，而应坚持“文创赋能”。图片/TUCHONG

　　数字化技术如今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传承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带来惊喜的同时也带来不少挑战。如何借助数字化技术，更好地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文化遗产，讲好新时代中华文化故事，是时代的命题，也是伟大的使命。

　　“数字技术让文物活起来，孕育着文化产业发展、文明交流的无限希望和广阔前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刘玉珠说，长期以来，科技与文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互聚合提升的关键要素。数字技术的永久性、复制性、即时性、高效性以及智能化、网络化，为文物保护管理、展示传播、深度研究等提供了先进工具。

　　数字技术正在极大地改变文化遗产保护的面貌。首先，数字化扫描和存储为文化遗产留存下“永不消逝”的宝贵资料，有助于历史文化资源的整体性保护、研究和传承。其次，数字化拓展了文化遗产的展示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挥其教育、传播和科普功能。

　　在刘玉珠看来，数字技术让文物“活起来”进入新纪元，文物数字活化既是行业内在需求，也是时代发展使然。

　　6月11日，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在天津大学六合建筑工作室的支持下，正式发布云游长城小程序，前沿科技中的游戏技术实现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跨界融合，大大增强了普通人对文化遗产的兴趣。全国文博机构和数字互联网企业相互联合，以云展览、云教育、云直播等多种“互联网+中华文明”形式，不断拓展文博数字公共服务辐射范围。刘玉珠强调，“实践证明，这是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之路。”

　　刘玉珠表示，相较于传统的文物保护措施，数字文保有着契合文物保护研究展示需求、有效利用海量文物资源、利于吸纳社会力量等优势，数字文保和传统文保有效结合，能够为文保事业开辟新局面。

　　他判断，当前文物数字活化已经越过跨界融合的初级阶段，下一阶段要立足于更深层次，满足群众需求，联动各方共同助力中华文化全景呈现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作为2021年“元宇宙”热浪的接续，2022年虚拟服饰、NFT(非同质化代币)头像等数字藏品频频涌现，博物馆摇身一变成为新技术的“弄潮儿”。众多博物馆与互联网公司合作发布各类文物数字藏品，一时间博物馆数字藏品成为年轻人的消费热点。

　　对于“一哄而上”的数字文物藏品潮流，国家文物局相关部门曾组织召开数字藏品有关情况的座谈会。与会专家表示，文博单位不应直接将文物原始数据作为限量商品发售，确保文物信息安全;与此同时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正规授权的方式，利用文物资源进行合理的创新创作，以信息技术激发文物价值阐释传播。

　　的确，在文物IP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创作才是数字文物产品的未来。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谭平曾多次呼吁：“文物数字藏品不应是简单化的‘复制物’，而应坚持‘文创赋能’”。

　　今年4月11日，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出“再次创作特征”标准问题，呼吁不要将“文物本体数字原型”作为数字藏品发售，并提出在注重合法性、普惠性基础上，更加关注文物数字藏品的公益性、安全性和独特性。

　　谭平表示，在文物数字藏品创作过程中，“创意”是重中之重，要深入挖掘并赋予文物数字藏品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通过二次创作，实现文物的价值创造、价值再生与价值增值。

　　一是以公益性为导向。谭平说：“基于文博领域自身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其所发行的数字藏品应区别于艺术品拍卖，坚持文物数字藏品的公益属性，将目标群体定位为社会大众，倾向于平价普世易得，引导公众树立积极正面的文物数字藏品收藏观，从而助力文博数字藏品背后的文化普及，满足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是以原创性为内核。谭平指出：“针对文物IP的文化内涵，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势，深入挖掘阐释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值，开发更多原创性的文物数字藏品，提升文物数字藏品的创新力与竞争力，让文物数字藏品更具延展性和独特性。”

　　三是以故事性为支撑。“任何一种文物数字藏品都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文物数字藏品应充分发挥资源的文化属性，通过故事的挖掘和情景的营造，打造专属 IP，衍生系列文物数字藏品，延长文物数字藏品的生命周期。”谭平直言，将严肃的传统文化凝缩处理，抓取主要文化内涵进行轻量化传播，使传统文化活泼化、艺术化、趣味化，符合互联网时代下快餐式阅读、娱乐化学习的特征。

　　四是以社交性为标识。NFT藏品依靠资本与概念炒作引来人们的疯狂抢购，是简单粗暴的资本游戏。与具有交易性质的NFT不同，国内大多数数字藏品不能二次销售，只能收藏，虽然规避了NFT带有风险的金融属性，但也令其收藏性大打折扣。因此，谭平表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透明性、可追溯性，每一份数字藏品都可以有完整、流传有序的收藏记录。买家拥有了数字藏品，即是为其做了独一无二的标记。拥有者还可以展示、转赠，甚至与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互联互通，凸显数字藏品的社交属性。文物数字藏品亦是如此，藏友基于其进行社交，既有身份象征和群体认同的意义，也是传播、弘扬传统文化的路径之一。”

　　五是以落地性为延伸。文物数字藏品不仅能在虚拟世界里发挥作用，更能通过线上向线下的转化，助力文博产业发展。一方面，可以借助文物数字藏品宣传实体文物与博物馆，吸引购买者前往参观学习;另一方面，虚拟的文物数字藏品可以联动实体文创产品，打造系列IP衍生品。

　　任何一个事物本身都具有两面性，文化遗产借助数字技术“活”化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和困难。

　　“如文物细分领域众多，场景需求多样，单项数字化技术应用开发成本较高，不易迅速普及推广;文物数字资源开发过程中标准不一，制式混乱，数据库互不兼容，难以广泛利用共享;数据安全保障、资源开发收益、IP权益分配等机制尚未解决，参与各方多有顾虑，动力不足;参与不足导致文物领域数字化优质产品供给不丰富，低层次开发、重复开发较为多见，与社会公众期待尚有距离。”在刘玉珠看来，数字文保未来需要紧紧依据国家规划，借助政策扶持，加强与科技领域的合作互联。

　　数字技术如何赋能文化遗产，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黄隽认为，应该具有一定的遴选标准。他建议可以重点考虑五大方面：一是人民性与普惠性，以数字技术提高文化遗产的公众可及性，让观展者获得更好的体验;二是轻松性，文化遗产应以轻松的方式与人民生活关联起来，避免被“束之高阁”;三是原真性，科技和文物遗产的跨界融合，需要非常准确地还原文化遗产的本真;四是新颖性与现代表达，提升文化遗产体验的创意、科技感与吸引力，才能够吸引到年轻人对于文化传承的关注;五是使用性，通过市场的动力，包括市场需求和企业对消费者的关注，建立起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过程中内生的动力。

　　“对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通过数字文保能够更好认识中华文物及其内涵，体会文物所承载的中华灿烂文明和民族精神，增强个体的民族自尊和自信，自觉与国家和民族共命运。对一个国家而言，透过文物不仅可以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还可以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中华文明的光芒照亮民族复兴之路。”刘玉珠直言，相信在政策持续利好、公众需求持续高涨的情况下，数字技术助力文物保护前景光明，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