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拼死保护的古建筑李嘉诚砸200亿拆了今又兴修仿古建筑

梁思成拼死保护的古建筑李嘉诚砸200亿拆了今又兴修仿古建筑

　　古建筑缺乏保护,bim古建保护,计算机学报审稿时间今日的北京高楼林立，是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国际知名的现代化都市。但在繁华以外，它还是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历史古都，拥有着大量历史文化遗产。

　　这些本应是中华文明骄傲的历史遗迹，却在近代为了经济发展而让步，被大量拆除。就在这时，一众学者挺身而出，为了保护这些不可再生的人类共同文化财产而四处奔波，梁思成与林徽因也正是其中的中坚力量。

　　然而，学者们毕生的努力，一次次的抗争与恳求，却还是敌不过李嘉诚的18亿。

　　1904年的6月，林徽因出生在杭州的一个弄堂小巷中，因为优越的家境与开放的家风，林徽因从小就拥有了当时大部分女孩都没有的教育机会，能够读书识字、接触先进思想。

　　梁思成比林徽因大3岁，同样家世显赫，其父亲是清末维新派代表梁启超。一个是长子，一个是长女，再加上年龄相仿，两人幼时就在两位父亲的介绍下相识。

　　1924年，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同前往美国费城宾州大学进行学习，在林徽因的影响下，梁思成选择了建筑学专业进行学习。林徽因则选择了美术系，并且在此期间对建筑学的主要课程进行了选修学习。

　　在学习的过程中，两人发现欧洲各国对于本国的建筑都已经有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唯有中国在建筑学的理论与实践上仍然一片空白，大批珍贵的历史遗产正在因为国人的漠视遭受来自人类与自然的侵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更加坚定未来的研究方向——研究与保护中国的古建筑。

　　1928年8月，两人在结婚后回国，在沈阳的东北大学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个建筑学系，揭开了国内建筑学的篇章。

　　想要填补空白，仅靠设立理论学科还远远不够，于是，两人开始从史书、文献着手，携手在1930到1945年间走遍了祖国的15个省，190多个县，对2738处古建筑物进行了考察、测绘与记录。

　　这个时间线横跨了民国至抗日战争时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四处考察并非一件易事。

　　首先，能够保留下来的古建筑大多坐落于了寥无人烟的荒郊野岭处，不要说是住宿之处，或许连能够行车的小路也无处可觅。只能依靠骑马、骑驴和步行前进，时常夜宿荒寺陋店之中，间或还要躲避山中的土匪强盗，危险系数极高。

　　其次，来自古籍的古建筑记载具有一定的时效性，考察中难免会出现兴致勃勃地前往、寻找后却发现建筑早已堙灭在尘埃中的情况。

　　正是经历过这种无能为力，才更加能够体会到珍爱之物在眼前消逝的遗憾，这或许也是两人在之后对于北京旧城的拆毁痛心疾首的原因。

　　梁思成和林徽因对北京的情结都是源于少年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首都，彼时的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是美国建筑学者笔下“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最伟大的单个作品”。

　　在长达7.8公里的城市中轴线上，由南至北依次坐落着永定门、正阳门、、故宫三大殿、神武门，至景山最高点——万春亭处抵达北京城中心点、再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其中的浩气磅礴自不必言说。

　　1913年及14年，年幼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先后跟随父母回到北京定居，前者住在北海附近的南长街，后者住在前王公厂。

　　1931年至1937年，北总布胡同3号（今变更为24号）成为了两人归国后的居所，这间屋子承载了两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意气风发的年纪、大展鸿图的决心、儿女环绕的温情、午后与好友茶聚的畅快淋漓……

　　对于二人来说，北京不仅仅是壮阔美丽的古城，还是年少的故土，更是承载着美好回忆的温柔乡。

　　战争期间，北京的古建筑与祖国一起在风雨中飘摇，但最终还是保存了下来。战争结束后，梁思成与林徽因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怀抱着对未来的无限希冀再次回到这里，却没想到这座古城，将在不久之后面临文化保育与经济发展的两难抉择。

　　1949年，国家开始讨论首都北京未来的规划建设，并成立都市计划委员会，梁思成担任副主任一职。

　　为了保护旧城风貌和当中大量的古建筑，梁思成自一开始就提出了未来发展应以保护中轴线的古建筑为前提的主张，提议将新的行政中心选址于当时的北京西郊，给予新城区充分的发展空间。

　　后又与观点一致的留英建筑师陈占祥合作提出“梁陈方案”，力陈在中旧城之上建立新城的坏处，并提出在旧城以西约1.5公里的月坛与公主坟之间建立首都的新行政中心。

　　然而，最终被选择的却不是梁思成立主的“梁陈方案”，而是当时的苏联专家提议：直接在旧城上建设行政中心。

　　古建筑的拆除工作浩浩荡荡地开始了——古牌楼、城门、城楼、城墙……珍贵的历史遗迹被一一拆毁，斑驳陆离的新建筑在中间拔地而起，一根根烟囱在北京城里竖了起来，承载着国人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

　　期间，林徽因病重在家休养，梁思成形单影只、四处奔走，一次次向大家讲述古迹保护的重要性，提出发展与文物保护并存的建设方案，又一次次失败。

　　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国人普遍缺乏对于文化遗产的保育意识，又对工业化建设有着空前绝后的热情与渴望，经济的飞速增长让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的百姓们乐开了花。

　　50年代初，出于对交通承载量的考虑，“主拆派”提出拆除金鳌玉蝀桥东西两端的两座古牌楼、拓宽桥面。

　　为了保护牌楼，年过半百的梁思成挑灯画了一个通宵，设计了一个既能保留牌楼、又能舒缓交通的“双全”方案。但是，他恳切的期望并没有被大家重视，金鳌、玉蝀两座精美的牌楼最终被拆除。

　　亲眼目睹自己所珍爱的古建筑被一座又一座被拆毁，变成一地的石头瓦砾，梁思成曾经跪抱城砖、悲声痛诉：“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割肉剥皮之苦还不止于此，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病逝，生命终结于51岁这年。

　　这个坚毅的江南女子陪伴了他三十载，她懂他对中国古建筑的爱，也爱其所爱、痛其所痛。两人一起赴美留学、一起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建筑学科、一起考察各地遗迹、一起编写研究成果……

　　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林徽因在一次聚餐会上与“主拆派”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相遇，她用病中嘶哑的声音当面斥责吴晗——“你们把真古董拆了，是要后悔的！到时再想建，就只能建假古董！”

　　不幸也幸，林徽因的早逝让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能看到生机蓬勃的家人与友人。而梁思成却在为祖国的建筑事业奉献一生以后，怀抱着满满的遗憾，在1972年于众人的唾弃之中溘然长逝。

　　生前，他与林徽因在早年勘察过的河北的一所辽代寺庙被村民拆毁，他们冷漠地说着“辽代的木头有什么用？不如拿去修桥”，他听到后心灰意冷地自嘲：我也是一块辽代的木头。

　　不论是温润沉稳的梁思成的上书劝诫，还是率真刚烈的林徽因的当面训斥，古建筑的拆除进程并没有停止，并且一直轰轰烈烈地持续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期。

　　梁思成死后的四十年，那个承载了与家人、与友人最美好的回忆的北总布胡同3号也被拆除。那时候，没有战争、没有病痛，古建筑虽然被大家忽略，却仍能安然地伫立在那里，壮阔伟大，给他们为之奋斗的力量。

　　上世纪90年代，著名的香港富商李嘉诚看到了这片土地蕴含的巨大发展潜力，带着大量的资金来到北京。他看中了距离故宫只不到一千米的长安街，并且斥资18亿获得了此处10万平方米的土地开发权，计划在北京最核心的地段修建一个商业中心。

　　梁思成虽已千古，但仍有人在他的影响下前仆后继地参与到文物保护的工作中。对于李嘉诚的项目，梁思成的学生吴良镛提出，这项距离故宫过近的工程对古建筑的风貌有所影响，对北京古城亦是一种极大的破坏。

　　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他的反对声像是砸进了软绵绵的沙包，石沉大海。对于当时那个人均月工资只有百来块的中国，18亿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天文数字，是以，浩浩荡荡的拆除重建工作开始了。

　　为了建成这个项目，李嘉诚又豪掷200亿，将这周围1800多户老北京人家迁走，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商业购物中心。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的生活水平与精神文化内涵渐渐富足起来，开始察觉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明白到它们并非是一堆无意义的砖块瓦砾，而是千百年来的民族精神与记忆的重要物质载体。

　　今日的北京城已经彻底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文化遗产终究还是让步于和平年代的建设。

　　梁思成与林徽因曾说，事实会告诉我们破坏古建筑是错误的决定，现在，政府每年都在投入大量金钱进行人造仿古景观与建筑的建设。

　　然而，即使是最顶级的技术和材料，制造出来的都是虚假的壳子，触碰它们时，我们再也无法听到历史的回音。

　　文化保育和经济发展的取舍是永恒的难题，我们不能忘记那些被推倒的文化遗产，但也不能忘记，正是这些推倒重建，才促使了祖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让今日的我们能够吃饱穿暖，生活在幸福的社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