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園長祝瑋 我們是一座座古典園林的守望者

老園長祝瑋 我們是一座座古典園林的守望者

　　古建筑设计学校,仿古建筑设计院,朱翠华古建设计近日到北海公園，你一定會為瓊華島驚艷。因為島上整修一新的漪瀾堂已然熠熠生輝，無論是在湖邊漫步，還是在太液池中蕩舟，都能目睹它的美輪美奐。

　　漪瀾堂建筑於乾隆年間，採用我國歷史上少見的“屋包山”式建筑形式，臨水而建，這使其成為北海公園中極具特色的建筑群落。漪瀾堂在新中國成立后為仿膳所用，直到2016年6月22日，時任北海公園園長祝瑋與仿膳管理部門簽訂了騰退協議，仿膳遷出漪瀾堂，漪瀾堂的大規模修繕開始規劃。

　　到目前為止，漪瀾堂本體修繕工作已經完成，正在進行室內原狀式的展陳工作，預計9月底10月初即可與游客正式見面。“這是北海近20年來一次較大的文物保護動作，也是北京市老城保護的重點項目之一。”在公園系統供職30余年的祝瑋說。

　　在祝瑋看來，漪瀾堂的騰退是一個歷史性開端，具有特別意義。“因為在古典皇家園林的佔用騰退中，北海應該是開始最早、完整性保護較成功的范例。從2019年正式向國家文物局申請立項到批准實施，得到了政府各主管部門的大力支持。”

　　漪瀾堂建筑群位於北海公園瓊島北麓，佔地1萬平方米，建筑面積約4千平方米，是北海的標志性建筑之一。

　　如此宏大的建筑群是乾隆於1775年分三個階段修建而成，是其修身養性、處理朝政、悟道禮佛的場所。乾隆曾經六下江南，喜歡江南園林及風物，漪瀾堂就是他南巡路過鎮江金山寺仿建而成。新中國成立后，因當時工作需要，將仿膳遷至漪瀾堂，這也開啟了仿膳在漪瀾堂長達60年的餐飲活動。

　　但煎炒烹炸不利於漪瀾堂建筑群的文物保護，很多附帶的功能性建筑與漪瀾堂無關，漪瀾堂后面精美的疊石也被破壞了。祝瑋說，多年來，社會上的有識之士對此極為關注，2014年政府對公園內高檔會所的關注，使騰退出現了契機。

　　“仿膳舊址當時被北京一家挺著名的餐館佔用著，政府這個精神出來后，北海馬上行動起來，我的前任園長2015年就開始著手了。”祝瑋2016年到任北海，與前任園長交接的一項工作就是仿膳的騰退。“我來時，這項工作已經談得非常深入了。我來以后，我的領導就跟我說這項工作你要迅速推進。”

　　2016年6月22日，由祝瑋主持簽訂騰退合同，隨后仿膳搬出。2019年北海正式向國家文物局上報修繕方案，文物局批復后正式立項。“但后來趕上疫情暴發，漪瀾堂修復不得已延后了4個月開工。到目前為止，這個項目仍是北京市乃至全國老城保護的一個重點項目。”祝瑋敘述時的語氣頗為平淡，但可以想見其間的反復和困難。

　　祝瑋介紹，漪瀾堂項目的修繕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本體，除了彩畫保持原樣，大部分工程為落架完成，修繕得很徹底。現在外部的修繕效果已可面對游人，內部修繕完成后准備按原狀式陳列展陳。

　　說起園林，祝瑋自認有一種情懷。因為到北海之前，祝瑋先后在頤和園和玉淵潭工作了30年，到北海如今是第7個年頭。在這一行裡從業30余年，對於幾座園林的變遷，在他都是親身經歷。

　　1987年祝瑋大學畢業，正巧頤和園要招一名文字秘書，招聘條件中有一點觸動了他：“頤和園這樣的單位，出來的文字應該有新華社的水平。”想著自己上學期間就對文學感興趣，喜歡詩歌，也喜歡散文，祝瑋便去參加了考試。

　　考試經過被他描述得很有意思。首先形式新穎。共有十幾人參考，辦公室主任給每人發了一張德和園門票。祝瑋解釋，1986年德和園剛開放，正在嘗試採用一種創新的古裝服務形式。考題要求寫兩篇文章，一是參觀德和園后寫一篇簡報﹔二是寫一篇頤和園游記。上午10點開始，晚6點前交卷。

　　祝瑋當時沒有准備，剛從學校出來的學生很單純，考試用的紙筆都沒帶。他想起頤和園東門旁邊有一個郵局，就跑到裡面要了一沓信紙，還拿了一支郵局櫃台上的筆，“想起來特別不合適”。祝瑋暗笑，之后便趕緊進園了。

　　因為住在海澱區，頤和園對於祝瑋是常來常往，一點不陌生，但他一般喜歡到比較有荒野感的西部園區，而且對頤和園深層次的文化也不了解。他隻知道德和園是慈禧看戲的地方，后面的戲台很壯觀。進園中見到游人如織，聽了講解，感覺知識性很強。隨后，他沿著長廊到后山，在一棵鬆柏樹下寫了一篇簡報。他記得后湖非常靜謐。

　　4點多，他開始寫一篇2000多字的頤和園游記。寫完看看時間，快6點了！趕緊跑到管理處，已經關門了。他想著辛苦完成的作業還沒有交，不舍得走。敲敲門，一位值班人員走出來，說你過點了。祝瑋說也就過了10分鐘。

　　祝瑋至今記得那位管理人員，是一位姓關的男同志。他通融祝瑋，接過他的考卷並交給考試組。

　　回去一等就是一個月，突然有一天接到頤和園通知讓去一趟。祝瑋騎著自行車奔到管理處。“領導說寫得很好，字也不錯，留下試用3個月吧，工資一天1塊5。”

　　祝瑋從此到頤和園開始了實習生涯，在行政辦公室，也由此接觸到了園林系統的行政工作。

　　行政辦公室的工作讓祝瑋感到新奇。他記得工作人員都很年輕，給人朝氣蓬勃的陽光之感。他跟著一位名叫李明新的老師做文字工作，總結、計劃、簡報等都輔助著一起做。“可以說她是我進入園林行業的一位領路人。”

　　1988年，頤和園作為全國公園系統的龍頭，在人事改革的前提下全面推動改革，包括公園管理制度、用人用工等等。為此，中國建設部要出一套《企業改革家列傳》叢書，想收入頤和園的時任園長魏廣智。“魏廣智是園林系統的一名工程師，后來逐步走到領導崗位，並成為頤和園園長。他很有改革魄力，在他的領導下，頤和園很快成為公園系統的領頭單位。”祝瑋說。

　　《企業改革家列傳》要頤和園寫一篇魏廣智園長及領導班子改革開拓的文章，任務交到了祝瑋手中。

　　這可是一篇大報告文學！祝瑋雖然心驚還是接下了任務，因為寫好了或許就能轉正。

　　之后的半個多月，祝瑋做了採訪、找材料，初稿完成有近10萬字。這一次經歷，也使他真正深入了解了頤和園。

　　文章給領導過目，未獲認可，因為文藝青年的散文情感過多。改一遍，還是不滿意，沒有把頤和園的改革力度寫透。領導也想辦法，有一天突然讓祝瑋帶著稿子去《建設報》找一位楊總編。

　　接下來的一段又令祝瑋終生難忘，因為他從楊總編身上感受到了知識分子的職業精神。

　　他記得在《建設報》總編室，見到不大的屋子到處是刊物。楊總編大概50多歲，頭發花白，聊了會兒天便讓祝瑋先回去，說稿子留下我給你改。“大概不到兩個星期，楊老師來電話說改完了，你來一趟。中午我騎著自行車就去了。他說你挺有點小文採的，但你寫的是報告文學，不能別的題材過於介入。”祝瑋接過改稿一看，改得密密麻麻，天白地腳都是字。

　　“他說正巧要見一下老魏園長，就和我一塊也騎個自行車，從二裡溝建設部到了頤和園。他和魏園長說，作為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寫成這樣已經不錯了。”

　　后來祝瑋的這篇文章被收入《企業改革家列傳》，名叫《管理天堂的人們》。祝瑋也真的因此被頤和園錄用為正式員工。

　　“人間天堂頤和園”一說出自英國前首相希斯之口，祝瑋喜歡這個比喻，借用做了標題。他告訴我，當年希斯到頤和園，在南湖島涵虛堂的平台上，放眼昆明湖，波光粼粼，晚風拂面，希斯端著酒杯說：“人們都說有天堂，今天我在頤和園看到了人間的天堂。”第二天泰晤士報登出來了《人間天堂頤和園》。

　　祝瑋在頤和園辦公室8年，后到管理隊，在蘇州街景區做經理。2002年5月被任命為副園長。又8年后，任玉淵潭園長。2016年3月8日，又是一個令他忘不了的日子，被任命為北海公園園長，2021年9月祝瑋卸任園長職務。

　　對於我想了解的公園系統管理方面的變化，祝園長談得深入淺出，可以見出他的深思熟慮和對全局的了然於心。

　　他首先說道，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市的公園歸口於建設系統，由北京市園林局管理。后來為了適應改革需要，北京市園林局撤編，成立了北京市公園管理中心，對市屬的11家公園進行具體管理，一直持續到現在。

　　說到公園管理，祝瑋首先要澄清一個概念，並言明這也是他多年做管理工作的體會，那就是古典皇家園林的性質、功能與屬性問題，特別是像頤和園、北海這樣的歷史名園。

　　“拿北海來說，它有兩重身份。一是公益性的人民公園，另外，從保護與傳承的角度，它是民族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同時具備它的園林文化屬性，要作為園林文物來保護和管理。所以作為管理者，腦子裡一定要有古典園林屬性的概念，要保護傳承和發揚。”

　　祝瑋說，到現在為止，公園管理在法律上沒有一部“公園法”，2003年北京市出台的《北京市公園管理條例》使市屬公園的管理遞進了一個層次。在條例出來前，各公園都是用自己的管理規章制度匯編。頤和園的規章制度匯編是一本白皮書，祝瑋還參與了起草，其中幾個重要內容他還記憶清晰。這麼多年來，祝瑋覺得萬變不離其宗，對於公園的管理，主要依從幾大項內容。

　　首先是安全，古建文物的安全是重中之重，出現了問題，管理就是失敗的。在這個前提下，公園在安全上的科技含量也越來越高。現在公園都有覆蓋全園的監控室，北海起碼有300多個監控。另外，消防也是安全中不可忽視的一項。北海有專職的消防站、消防員，也有比較先進的消防設備。可以說現代公園在安全方面已經進入了數字信息時代，人防、技防、物防基本形成了一道立體防線。“若不如此，作為園長，在北海這樣的園子裡是睡不著覺的，對吧？”

　　作為公益性單位，服務達到什麼樣的水准，才能讓游客真正享受到公園的愜意和美？祝瑋說，從很早時候起，公園裡就提出了標准化服務，也叫規范化服務，就是要做到主動、熱情、方便、周到。“聽著好像就一句話，但確實是多年積累總結出來的。”但是不是現在游客就滿意了？也沒有，12345監督機制出來以后，對公益性行業提出了巨大挑戰。“我們北海面對的投訴有時候也很多。”祝瑋說。

　　在服務上的以人為本，后來引申到人性化服務。祝瑋對此也有自己的看法：“我認為以人為本是雙向的，既以游人為本，也要以自己的職工為本，只是單一對象，那是片面。而善於解決服務矛盾，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管理者。”

　　綠美化是公園工作中的重要環節，它展現著公園美的靈魂。對此，祝瑋強調也要先區分園藝與綠化的概念。他認為綠化重在養護，最重要的是對園林中古樹名木的保護和延續﹔而園藝則是園林中的藝術實踐，更具審美取向，更加專業深入。

　　句句不離北海，他以北海為例來說明。“比如湖岸的岸柳，是進行園林中水與岸分割的一個造園手法，可以使園林四季都顯得生機勃勃。而北海中1300年樹齡的‘唐槐’，以及團城上的‘遮蔭侯’‘白袍將軍’，點景作用是其一，歷史見証更加重要，它們是園林文化的一部分。”

　　清掃保潔看似是一個簡單工種，在祝瑋眼中卻是每一個有作為的園長都應該緊緊抓在手裡的核心管理問題，具體說來：“北海總面積是68.2公頃，陸地29.3公頃，水面38.9公頃，其中那麼多的庭院、山體、小道、主路，都要達到標准，讓游人進來就感到賞心悅目。而像北海、頤和園這樣的山水公園，由於地形復雜，想達到清掃標准，難之又難，要付出艱辛的努力。”

　　祝瑋之所以有資格說這個話，是因為他有從基層一步步走過來的底氣。在頤和園，他體驗了很多工種。他記得在園容隊負責的區域是從德和園后身的39節台階到智慧海。早上4:30跟著師傅入園開始掃，用的是自己綁的竹掃帚。他能清晰回憶清掃的步驟和門道：“第一個步驟叫沖道，要一下子掃上去。我那會兒小伙子一個，上山的路掃上去以后一身汗，就快站不起來了，沖道速度快的話5:30左右能結束﹔第二步叫剔邊，要把路邊山石洞裡的東西剔出來，比如煙頭什麼的﹔第三步就是拿普通掃帚掃，術語叫抹平。這三趟之后，這條道才算掃完。”

　　“磚地無土，土地無臟，三不外露，這是我們公園的行規，是我們的衛生標准。”從祝瑋的談話中我才了解到，頤和園的改革就是從衛生起家。比如對廁所的管理，頤和園當時共有24個廁所，每一個坑位都不能有一點污漬，所以頤和園歷年都是衛生紅旗單位。北海現在也能做到。而通過這些管理模式和方法，公園管理的底色也逐漸形成，這在祝瑋看來，就是基礎。

　　水面的管理也有一套辦法。祝瑋在頤和園時已經練就水面撈物的絕活兒。“那時候是手搖船，兩個人，一人在后面劃，一人站在船上撈臟東西，拿一個抄網，看哪兒有臟，劃過去抄網往下啪一抖就得撈起來。”開始時不行，在船上都站不住，祝瑋掉水裡頭好幾回。

　　在頤和園裡吃過苦的祝瑋，就這樣漸漸明白了管理之道，眼睛裡也有活兒，“現在我帶著下去檢查，看哪兒都不行，老給挑毛病。”

　　說到這兒祝瑋也感慨：“現在游客一進園，見不到紙片，見不著臟，那都是清掃保潔人員一大早就開始的勞動成果，這還不包括雨雪天，那得專門清掃。所以要保護、維護好這些皇家園林，人力、物力、財力的綜合投入是很高的。”

　　說到文物安全，要特別提及由祝瑋牽頭設置的文物保護巡查機制，這是北海的一種新嘗試，目前來看是成功的。

　　說起這個話題，祝瑋又打開了話匣：北海共有古建1300余間，佔地面積約25640平方米。如此眾多的古建，包括不可移動的，必須隨時看護，以便及時發現問題。北海先建起了文物信息化保護平台，錄入大量保護內容和數據﹔之后，建立起配套管理機制﹔2016年成立文物科，建立每日巡查機制，並配有專職巡查員。

　　“文物巡查員的作用很大，一是能確保這種機制完善起來﹔再有可以不斷培養對北海文物感興趣和了解的年輕人，逐步形成梯級團隊。”目前，北海公園的文物巡查機制已經作為一項課題，得到公園管理中心的充分認可。

　　說到巡查的具體事例，祝瑋也是如數家珍。我們都知道中國古建筑多為磚木結構，屋頂會長草，草需要定期拔除，但拔后就有潛在損傷，一逢下雨可能會滲水，繼而腐蝕檐梁等木結構。祝瑋說：“監測巡查在這種時候就會起大作用，可以做到及時發現及時解決。還有碑刻，風蝕雨淋，冷凍開裂，隻有有人觀察，才能盡早補救，越早發現越利於它的延年，而且這種延年是原真性的。”所以祝瑋的結論是，園林保護提前預判至關重要。

　　園林中的古建筑，應該搶救性修繕與徹底修繕並舉，一般情況下盡量不要進行搶救性修繕，這是古建工作者的共識。在祝瑋看來就是專業人干專業事，北海的監測即由第三方來做，比如九龍壁，它的傾斜問題便要每年出數據，祝瑋說：“就像比薩斜塔稍有點兒斜沒關系，到一定程度就得修。但何時修，是需要有數據支撐的。”從目前情況來說，北海的這支文物巡查隊伍已經逐漸走向成熟。

　　祝瑋從事園林行業的30余年，歷經了三個公園，“三個園子都是歷史文化名園，各有各的歷史積澱，能為它們服務我感到很榮幸。”祝瑋在卸任之后，依然關注北海，關注公園的管理。他提倡保護山水格局、古建文物、植物群落的完整性，因為它們一旦缺失即無法彌補，所以一代一代管理者都是重任在肩。祝瑋說：“中國古典園林的本質揭示了她中國傳統文化的載體作用，其儒釋道的哲學精神，詩與畫的立體再現形式，無一不是民族優秀文化的極高體現。因此守望園林是我們的職責，守不住就是失職。”（北京青年報記者 王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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