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与关公文化析论仿石砖

关羽与关公文化析论仿石砖

关羽与关公文化析论仿石砖,

　　仿石砖,传统文化文化墙,天然文化石,

　　关公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符号的关公文化，有其形成的特殊时代背景，融会着多元文化价值观。关公文化形成与传承有其多元路径，“春秋大义”是关公文化形成的根基，历代统治者加封标榜是国家层面上关公文化形成的底本，神话延续着关公文化的故事，佛儒道是关公文化传承的动力，关帝庙与会馆助推关公文化多元传承，文学与戏剧是支撑关公文化最为普遍的展示形式，边镇关帝庙与边地军事戍卫助推一种防御精神，关公信仰也融入藏蒙佛教文化之中。现代社会发展进步需要弘扬关公文化精神。

　　关公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二三十年以来，关羽与关公文化研究再度受到学界的关注，有大量的研究文章问世，从不同的层面进行梳理和研究。关公信仰是关公文化传承的基础。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关公文化，它的形成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环境。关公信仰主体分属于不同阶层，每个阶层的信仰主体各有不同的诉求、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文化背景，因而涉及多个社会阶层对关公信仰的多重话语。帝王、官员、商人、武士、文人、农民等所有人群都希望从关公那里得到各自的需求，包括心理与精神的寄托。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的关公文化，传承了一千多年，遍及于城乡和民间，融会于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也成为凝聚全球华人的精神纽带。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今天，关公文化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关公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物态层面、精神层面、制度层面、神话艺术层面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仅就关羽与关公文化作些梳理析论。

　　关羽（ ? —219），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今山西运城）。《三国志·关羽传》没有记载生年。生活在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生年已不可考，只有卒年而无生年（《中国历代名人辞典·关羽》，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有学者根据相关材料认定，生年在东汉延熹三年，即公元160年。这是根据明清以后的文字记述与口述传承所得。

　　《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关公临阵骁勇，事君至忠，待人至信，事友仗义。关羽身后一千多年间，由人到神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但对《关羽传》自身的研究往往有所忽视。陈寿《三国志》属于正史，关羽，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物。《三国志·关羽传》里的文字仅千余，加上裴松之的注文也不过二千余字，但信息量特别大。陈寿记载了关羽生平的几件大事，凸显着关羽的人生经历和名冠天下的“忠、义、仁、勇”。

　　首先，是“亡命奔涿郡”。史书没有记载缘何而“亡命”，给后人留下演绎的空间。“亡命”，应是为乡里除恶安良。从传承的故事看，关羽除的是鱼肉乡里，欺霸民女的恶霸盐商。关羽敢于挺身而出，为民除害，彰显的是他的公义精神，体现的是他的“仁”与“勇”。

　　其次，投奔刘备“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侍立终日，不避艰险”。兄弟之“情义”，献身之精神阖然出现在眼前，随时都可以舍生取义。

　　再次，汉寿亭侯与封赐挂印。建安五年（200)曹操东征，刘备败而投袁绍，关羽被俘到了曹营。败将却被曹操拜为“偏将军”，而且“礼甚厚之”，想挽留在曹营。曹操观察关羽“其心无久留之意”时，要大将张辽探察关羽之去留。关羽回答“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关羽杀袁绍大将颜良，解白马之围，曹操“表封羽为汉寿亭侯”。

　　阵斩颜良，体现了关羽的勇；封赐挂印，追寻刘备，体现了关羽的“忠”与“义”。他感恩于曹操“待我厚”才这样做。当得知刘备的下落后，“尽封其（ 曹操）所赐，拜书告辞，奔先主于袁军”。对于武人来说，一战而有封侯之爵，诱惑力不可谓不大，但关羽并未因此而贪图名利，他不取不义之财。相反，在刘备与曹操之间，关羽的选择体现了他“忠、义、仁、勇”，这也是关公文化的核心所在。《三国志·关羽传》里记载的关羽早期的经历，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据此择出以上几点，已足以看出关羽的人格和精神品质，这是后世千年间演绎与神话的基础。陈寿通过《三国志·关羽传》给后人传递了一个忠、义、仁、勇诸多方面皆鲜活的关羽，关羽、关公、关公文化的重要支撑点都潜藏在其中。因此，研究关羽与关公文化，应该深入挖掘《三国志·关羽传》里的内容，便于理解三国以后至清代关公文化的神话与发展过程。

　　关公文化的形成，历史跨度长，历时久远，文化积淀深厚。它涉及到物质层面、神话层面、宗教层面、文学层面、戏曲层面等许多层面，加之历代官府的倡导与推崇，已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多个层面和领域。由历史人物关羽，演变发展成为关公文化，经历了一个由人到神的崇拜发展过程，如同涓涓细流汇成江河大海一样。

　　关公文化传承到现在，关庙建筑里重要的载体关羽座像——手着长髯，夜读《春秋》，这是后人能看到的最为直观的武圣的形象。解州关帝庙就建有“春秋楼”，塑有关公夜读《春秋》的塑像。塑像两边有幅对联: “青灯观青史，着眼在‘春秋’二字；赤面表赤心，满腔存汉鼎三分”。实际上，正史里并没有关公读《春秋》的记载。《春秋》，原本是战国时期鲁国的一部编年书，承载着传统儒学的“言行与忠信”，衍生出来的是春秋大义和“道义”的伦理力量。

　　《春秋》为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孔子为“文圣”，关公为“武圣”。与孔子文武齐名，总要有相应的说教为支撑。因此，关公夜读《春秋》春秋大义在关公身上的融入，是从文化层面上有了一个高度。所以，在关公文化的形成与传承过程中，春秋大义是关公精神的卓越体现。后世的文化人推波助澜，也在关公身上传承着这种精神，“将军威武震华夏，志在春秋矢不移”。春秋大义，主要是历代文人来传承附会的，在历史真实与文化传承之间演绎，这是关公文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春秋之义，是儒家所倡导的忠义仁信，是形成关公人格精神的典范，是忠孝节义的根本精神与伦理之义的彰显。儒学的精髓与灵魂是“诚”。孔子曰: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孟子曰:“诚者，天子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这是人类社会最高境界。关羽对刘备的忠贞，对“桃园三结义”的忠义，对曹操的守信等，都体现在忠、义、仁、信的基础上，“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改其节”，这是关公文化春秋大义的核心所在。

　　在中国儒家文化的源头上，将《春秋》这顶文化帽子戴在关上，使关公成为深明“春秋”大义、兼通经史、与孔夫子齐名的圣人，文武二圣的传承达到了顶点。这是关公文化形成并传承的特殊之处，为关公文化的形成与传承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

　　前面将《三国志·关羽传》单列出来做了点状分析，旨在为关公文化形成过程中“传文”所提供基础。历代统治者不断提升和加封关公的封号，《三国志·关羽传》提供了人物的真实经历与时代背景，关公的忠、义、仁、信、勇已在他的人生经历中表现出来，而且赢得了同时代人的推崇。

　　经历一千多年传承发展与融合变迁后，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关公文化已经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历代统治者的关注与推崇，是关公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作一简单梳理，即可看出这个变化过程的脉络。“汉寿亭侯”，是建安五年（200）曹操上表朝廷、汉献帝建安六年受封的，这是他生前唯一受封的爵位。《后汉书》载: “列侯，所食县为侯国。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亭侯，是侯爵中最低的一等。“壮缪侯”，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兵败当阳被孙权擒杀，蜀后主景耀三年（260）蜀汉政权追谥的。

　　隋朝封关公为忠惠公，由侯而公，提升了一级。唐代仪凤元年封关公为伽蓝神。宋代，关羽受到朝廷的格外推崇。大观二年（1108）加封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敕封为义勇武安王。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加封壮缪义勇王，淳熙十四年（1187）加封英济王。元文宗天厉元年（1328）加封显灵威勇武安英济王。明洪武元年（1368）恢复原封汉前将军汉寿亭侯。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进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1614）秋敕晋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真君。梳理可见，加封均在王、公这个层面上，明代始加封为帝，有了“帝”的称号。

　　清代加封盛于前朝。顺治九年，敕封忠义武关圣大帝。此后乾隆、嘉庆、同治、光绪数朝都有加封，称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帝君”。加封时间越久，称谓越长，达到了顶峰，关公文化在官方的表述内容更为丰富，推崇程度也达到了顶峰。将关公崇拜与祭祀联系在一起，将关羽崇拜与尚武精神联系在一起，视关公为国家层面上的守护神。因此，重大军事行动之前，都要祭祀关帝庙。关帝崇拜转化成了人们的一种精神支柱，对于清代统治者来说，演变成为了民族团结之神而长久不衰。国家需要体现这种道德观与价值观，统治者需要老百姓为其效忠尽力。这些体现在关公身上的人格魅力与忠义精神，同样使统治者看到了精神支柱的力量。

　　总体上看，关公加封是由侯而公，由公而王，由王而帝，不断加大对关公的封谥。如果没有历代帝王对关公持续加封加谥，只凭民间崇拜信仰，是不能形成关公文化的。

　　中国神话传说多而精彩。人类早期的“精卫填海”、“盘古开天”、“伏羲女娲”等，虽然是神话传说，但却潜藏着人类早期的影子，关公的神话传说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关公神话的社会基础是民众对关羽价值观的认同。《三国志·关羽传》将关公的特殊经历写得活灵活现，关公的忠、义、仁、信、勇通过文字塑造表现出来。关公的精神境界、忠勇品德和人格力量，为他身后神话故事的生成和衍生提供了感人的范本。关公信仰的转换过程中，是由多种文化因素合力作用而形成的。

　　第一，帝王统序的融入。在早期俗传的过程中，关公身上可能还存在炎帝（赤帝、神农）的影子，“关公形象是在炎帝形象的转化或置换中吸收多种文化资源而历时性地逐步生成的”。这是神话传说时期，传承思路比较新，也是有道理的。这种转换思路还涉及到汉代，关公与汉高祖的传承置换关系，即他与汉室神化帝王“赤帝”的间接的依附，印证着关公原是天宫里的赤帝的传说，除了关公本身是龙外，他的剑、刀、马、髯都是龙的化身。实际上是想说明赤帝—刘邦—关公这个统序的组合。

　　清代康熙皇帝与关公也有一段传说故事。说一日康熙早朝，听见身后有鞋子踩地发出的声音，便问后面何人? 答曰: “二弟云长。”康熙再问: “三弟何在?”答曰: “镇守辽阳。”这个传说故事的用意，暗示康熙皇帝乃刘备传世，清王朝继承的是汉祚正统。这几例神话传说的层级高，都在帝王这个层面上。

　　第二，汉魏人物的转世融入。宋元时期的《三国志平话》充满着宗教色彩，将前代的著名人物作了移置，认为关公是西楚霸王项羽所转。

　　第三，蚩尤与解州盐池。关公故乡解州有盐池，盐池是上古以来争霸的地方。黄帝与蚩尤之战，根由也在于争夺池盐。因此，显示关公斩蚩尤、屠蛟龙的事，与关公神威勇猛联系在一起，成为宋代关公崇拜的新的转折。

　　关公显灵神话，是关公文化最丰富的文化内容。关公身后三百多年后的南朝陈废帝陈伯宗光大年间（567—568），关公在当阳玉泉山显灵，依据是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董侹《重修玉泉关庙记》。唐代仪凤元年封关公为伽蓝神，与佛教天台宗创始人天台大师有关。这是民间造神运动神化关羽的开始。还有一种说法，隋文帝开皇十二年（ 592），已经有关公为神的传说: 关公受了五戒成了寺庙的护法神，但直到唐代贞元年间才有记载。

　　传说是在信仰的基础上神化关公。传说多为关公显灵救护老百姓内容，如在《关帝志》中收录的《勉忠良》《救水厄》《恤贞孝》《全仙游城》《显圣平寇》等，它们都为关公神化起着重要作用。即使在官方典籍里，也渗透着关公神化的内容，如《元史·祭祀志》里记载宫中作佛事时，“抬舁临坛关羽神轿”。可见，在传说与信仰的意义上，统治上层与民间是一样对待的。关羽身后丧葬陵园称谓，也随着其地位抬升而变化。河南洛阳相传为关羽首级之冢，名为“关林”，与“孔林”并举。建筑形制: 山门、仪门，仪门两侧有钟鼓楼，中间依次是拜殿、大殿、二殿、三殿、石坊、碑亭和高大的墓冢，墓前石坊额题“汉寿亭侯墓”。关林为明朝万历年间修建，与万历年间关羽晋爵为“帝”的过程是一体的。

　　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各阶层人士大力推崇关公“忠义”并将其神化的过程中，佛道积极参与其中。在这个全社会多朝代造神的过程中，上自帝王，下至百姓，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皆参与其中，大家都期待着好运降临。关公信仰，是封建社会特定时期的产物，关公文化的民间信仰，是关公文化成形与发展的根脉。清代学者说: “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久则渐替。独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禋祀”。关公信仰之所以在关公身后的三国就开始，统治阶层和民间信仰都起了重要作用，源于民间信仰是关公信仰的内在因素，统治阶层的信仰是关公信仰的外在因素，这是关公信仰的基础。

　　“忠义”是关公信仰的内在因素。忠义的内核符合中国传统美德，关羽是历史上“忠义”的典型，他不但对刘备忠贞不二，对曹操也是“义”字当先，“封金挂印”而去，曹操仍以“义士”相呼。特定时空环境里，义气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凝聚力。关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忠贞与信义品德，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士大夫和普通民众都是需要的。

　　统治阶层的推崇是关公信仰的外在因素。从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封加谥即可看得清楚，前面已有梳理。关公文化的成形与发展的历史经历，总是伴随着一个个适宜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关公文化之所在隋代以后逐渐兴盛起来，主要是关公的人格品德和忠义言行，与封建伦理道德相一致，各个阶层的文化需要为关公信仰提供了生存土壤。反过来，统治者在倡导关公文化的同时，也为其统治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奠定了基础。

　　儒释道三教合一成为关公信仰的宗教文化基础。中国是一个多神信仰的国家，儒释道在民间层面各自拥有自己的信徒，三教皆推崇关公信仰。江苏吴县东山关庙楹联，“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涵盖了儒释道三教关公文化信仰与关公身后的传承，关公信仰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关羽与佛家有缘，生前汜水关镇国寺同乡僧人普净相救，死后当阳县玉泉寺僧普净的点悟。关羽与道家缘份更深，道教遵他为关圣帝君，又称荡魔真君，伏魔大帝，被列为道教“护法四圣”（ 华光帝君、赵公元帅、温琼元帅）。与儒家的关系，《春秋》伴随着这位儒将。中国古代宗教信仰，不仅存在着“自然神论”的宗教神灵崇拜，而且同时存在着人格神或祖先神灵崇拜。儒释道三教在神化关羽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他的忠义英武与在民间的巨大影响，成为佛道理想的世俗化的神衹人物。“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信仰往往与祭祀密切关联，祭祀的承载者即关帝庙，这是关公文化的物质载体。解州庙始建于隋开皇九年（ 589），当阳玉泉寺修建还要早于解州，是关公月夜显灵而修建的。寺庙的修建过程，就是关公文化传承的过程。通常，应该是先有文化传承，后有寺庙修建。寺庙修建与由人到佛的过程是相随的。

　　从文化传承的意义上看，关公文化得到了海内外华人的广泛赞颂与认同，仅《关帝庙对联集》收入海内外关庙对联达359幅。关帝庙宇遍天下，目前我国有关帝庙数千座，仅台湾就有40余座，其它如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印尼、澳大利亚等40多个国家的华人聚居区，建关帝庙4万余所。

　　关公文化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关庙的对联对应着关庙的数量，数量显示着关公文化的传承程度。关公文化传承千余年来，各个阶层群体的信仰都可通过关庙看得清晰。到了清代，关公信仰与崇拜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全国关庙林立，每个县城里都有文庙与武庙，地方志书里都有文武二庙的记载。较大的镇子里也有文庙与武庙建筑。可谓“庙祀遂遍天下”，香火延及万家。关帝庙祭祀与统治阶层关系密切，也与天下的老百姓信仰密不可分，通过大大小小的关帝庙这个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祭祀平台或者纽带，把各色人吸引到这个特殊的地方。有庙就有信仰者心中之神，关帝庙是关公文化传承的象征。

　　会馆也与关公文化关系密切。会馆是在关帝庙的基础上拓展、延伸的建筑，是商人的心灵寄托。会馆的神性功能明显，神恩性的依赖、补偿与商业行为互动。关公文化的财神崇拜，是人们对商业经济的认识逐渐加深的结果，就是把诚实守信的商业伦理寄托在关羽身上，是关羽成为一个“信义”的伦理符号。关公文化里的“诚”“信”与商业有关，商人们需要平安发财。出于生存发展的需要，商人把目光投向了关公，借他的神威庇护，用他的忠、信精神结义抱团，自然就成了他们需要崇拜的神灵，会馆也就成为传播关公文化的绝好之地。关公信仰对商业精神的塑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会馆建筑以关帝庙为主体，有庙就有关公文化传承。明清以来各地的山陕会馆都很有名，不但建筑精美，而且都成为商贸集散地。商贾往来于会馆，关公文化里的“诚、信”成为商人们的精神纽带，也成为他们经商必须遵循的信条。因关公信仰而自觉约束其商业行为，也从关公信仰中获得精神慰藉与寄托。依托关帝庙衍生的庙会，在传承关公文化的同时，成就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之地。

　　戏剧与文学作品，是关公文化的重要内容，为全民族的关公文化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延续和发展状况看，宋代官方推崇关公程度加快。这个大背景促使关公的神化故事开始通过影戏的形式传播，“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十分感人。同时，宋代文人开始写盛赞关公的诗文。

　　元代，与关公相关的内容较多，赞咏关公的诗文远比宋代要多。总体上看，一是诗文，二是成书广为流播的《三国志平话》，为神化关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不但神化了关公身材与长相，而且神化了故事。三是元杂剧中的三国戏，里面有不少内容与关公相联，成为自成体系的关公戏，如《单刀赴会》《千里独行》《三战吕布》《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等，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此外，再加上佚曲流传的本子、无名氏的本子等，总数约在30种以上。关公戏的广为流传，对关公形象的偶像化和神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国演义》的成书，为关公神化提供了完整的故事，塑造了鲜活的人群，传播的力度更大。《三国演义》在民间流传范围广，影响程度深，使普通民众对关公的认识替代了真实的历史。

　　明代立国二百六十余年，其中一大半时间在防御与北元蒙古的军事冲突。北部九边重镇以及西北边镇都修建有关帝庙。宁夏镇更为特殊，直接建庙名“汉寿亭侯旧庙”，嘉靖十八年又建“汉寿亭新庙”，重建碑记曰: “盖祀礼忠臣义士，生有德于世者，死当庙食，以崇德报功，扶持世教，其盛典也。”边塞之地，需要关公的“勇”，以鼓舞士气的同时，也传承了关公文化。

　　关公信仰进入藏传佛教庞大的神灵体系之中，是汉藏文化交流不断加深的产物，显现出关公文化巨大的影响力。从深层看，关公已被藏传佛教神化，不但成为藏传佛教的护法神，而且形成了神传说: 关公是随着文成公主进入吐蕃的。他护送释迦像后封为释迦牟尼像的守护大神。关公不但在汉地显灵，而且在藏区做护法大神，说明关公信仰已融入藏传佛教神灵体系之中，藏传佛教不排斥那些影响巨大且原始的地方神灵。

　　关公信仰在蒙古地方的传播，得益于藏传佛教在蒙古的盛行。内蒙古人《洛桑慈成文集》中收录有三篇祭祀关公的文章，即《护教大帝关老爷之祈供法·心愿普赐》《统辖之那地域战神之主大帝关老爷献神饮法·召引所欲之铁钩》《关老爷之桑文》。关公文化不但融入藏传佛教文化之中，而且融入蒙古佛教之中，关公文化传承多元推进。大保当镇班禅庙，就建有关帝的殿堂，体现了汉蒙民族文化与宗教的融合。这些都显示了关公文化的信仰与传承。

　　由以上七个方面的追溯，会清晰地看到关公文化发展形成的脉络。从这个意义上说，关公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远的时代意义，丰富的文化内涵，多元的社会价值皆融注其中。《礼记·祭法》载: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凡有功于民英雄人物都可以为鬼为神，享受后人的祭礼。关公有德于民，有功于民，关公文化从历史又回到现实。社会的发展进步需要这种精神助推，更需要这种文化影响。

　　追溯关公文化形成的历史渊源，可以看出历代统治阶级根据统治需要推崇神化关公，社会中层人群根据人生价值和社会利益推崇关公文化，民间大众根据自己的社会处境和生活理想信仰关公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传承、并不断丰富着关公文化。关公文化的核心内涵并非神化，而是“忠”和“义”，它是贯穿其中的最重要的两个道德范畴，也是中国传统伦理中最普遍且最有约束力的两种行为规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生命活力的行为准则。这是关公文化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是维系社会、家庭发展与稳定的文化纽带。

　　现代社会，承载关公文化的载体依然是关公庙宇。工业文明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推进，依附在关公文化里的人生价值依然影响着社会多个层面。国内著名的关帝庙，如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常平关帝家庙及湖北当阳的关陵、河南洛阳的关林等，都有游人纷纷前来朝圣寻根。港台地区也都非常推崇关公文化。泰国、美国、日本等地不但建有华丽的关帝庙，华侨都信奉商业神关帝，关公文化依然兴盛，显现出民间信仰巨大的生命力。从企业管理层面说，也需要一种文化来凝聚员工，树立良好的形象，“诚”“信”自在其中。

　　人生价值取向会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有一种社会价值取向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对社会和国家的奉献，要有功于国家，有恩于人民。关公文化的内涵（忠、义、仁、智、信、勇），是关公文化得以传承的核心，它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实践，成为中国人崇尚节义的精神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合乎中华民族的基本道德。从传统文化的意义上看，理想的人格品德就是以“忠”对待国家，以“仁”处世谋事，以“义”待人接物，以“勇”担当作为。对于这种道德的传承和推崇，不仅有历史价值，也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该在批判地继承和发扬关公文化的同时，传承关公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创造性工作。

　　薛正昌（1956—） ，男，宁夏固原人，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地理。

关公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符号的关公文化，有其形成的特殊时代背景，融会着多元文化价值观。关公文化形成与传承有其多元路径，“春秋大义”是关公文化形成的根基，历代统治者加封标榜是国家层面上关公文化形成的底本，神话延续着关公文化的故事，佛儒道是关公文化传承的动力，关帝庙与会馆助推关公文化多元传承，文学与戏剧是支撑关公文化最为普遍的展示形式，边镇关帝庙与边地军事戍卫助推一种防御精神，关公信仰也融入藏蒙佛教文化之中。现代社会发展进步需要弘扬关公文化精神。

　　关公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二三十年以来，关羽与关公文化研究再度受到学界的关注，有大量的研究文章问世，从不同的层面进行梳理和研究。关公信仰是关公文化传承的基础。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关公文化，它的形成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环境。关公信仰主体分属于不同阶层，每个阶层的信仰主体各有不同的诉求、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文化背景，因而涉及多个社会阶层对关公信仰的多重话语。帝王、官员、商人、武士、文人、农民等所有人群都希望从关公那里得到各自的需求，包括心理与精神的寄托。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的关公文化，传承了一千多年，遍及于城乡和民间，融会于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也成为凝聚全球华人的精神纽带。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今天，关公文化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关公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物态层面、精神层面、制度层面、神话艺术层面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仅就关羽与关公文化作些梳理析论。

　　关羽（ ? —219），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今山西运城）。《三国志·关羽传》没有记载生年。生活在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生年已不可考，只有卒年而无生年（《中国历代名人辞典·关羽》，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有学者根据相关材料认定，生年在东汉延熹三年，即公元160年。这是根据明清以后的文字记述与口述传承所得。

　　《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关公临阵骁勇，事君至忠，待人至信，事友仗义。关羽身后一千多年间，由人到神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但对《关羽传》自身的研究往往有所忽视。陈寿《三国志》属于正史，关羽，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物。《三国志·关羽传》里的文字仅千余，加上裴松之的注文也不过二千余字，但信息量特别大。陈寿记载了关羽生平的几件大事，凸显着关羽的人生经历和名冠天下的“忠、义、仁、勇”。

　　首先，是“亡命奔涿郡”。史书没有记载缘何而“亡命”，给后人留下演绎的空间。“亡命”，应是为乡里除恶安良。从传承的故事看，关羽除的是鱼肉乡里，欺霸民女的恶霸盐商。关羽敢于挺身而出，为民除害，彰显的是他的公义精神，体现的是他的“仁”与“勇”。

　　其次，投奔刘备“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侍立终日，不避艰险”。兄弟之“情义”，献身之精神阖然出现在眼前，随时都可以舍生取义。

　　再次，汉寿亭侯与封赐挂印。建安五年（200)曹操东征，刘备败而投袁绍，关羽被俘到了曹营。败将却被曹操拜为“偏将军”，而且“礼甚厚之”，想挽留在曹营。曹操观察关羽“其心无久留之意”时，要大将张辽探察关羽之去留。关羽回答“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关羽杀袁绍大将颜良，解白马之围，曹操“表封羽为汉寿亭侯”。

　　阵斩颜良，体现了关羽的勇；封赐挂印，追寻刘备，体现了关羽的“忠”与“义”。他感恩于曹操“待我厚”才这样做。当得知刘备的下落后，“尽封其（ 曹操）所赐，拜书告辞，奔先主于袁军”。对于武人来说，一战而有封侯之爵，诱惑力不可谓不大，但关羽并未因此而贪图名利，他不取不义之财。相反，在刘备与曹操之间，关羽的选择体现了他“忠、义、仁、勇”，这也是关公文化的核心所在。《三国志·关羽传》里记载的关羽早期的经历，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据此择出以上几点，已足以看出关羽的人格和精神品质，这是后世千年间演绎与神话的基础。陈寿通过《三国志·关羽传》给后人传递了一个忠、义、仁、勇诸多方面皆鲜活的关羽，关羽、关公、关公文化的重要支撑点都潜藏在其中。因此，研究关羽与关公文化，应该深入挖掘《三国志·关羽传》里的内容，便于理解三国以后至清代关公文化的神话与发展过程。

　　关公文化的形成，历史跨度长，历时久远，文化积淀深厚。它涉及到物质层面、神话层面、宗教层面、文学层面、戏曲层面等许多层面，加之历代官府的倡导与推崇，已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多个层面和领域。由历史人物关羽，演变发展成为关公文化，经历了一个由人到神的崇拜发展过程，如同涓涓细流汇成江河大海一样。

　　关公文化传承到现在，关庙建筑里重要的载体关羽座像——手着长髯，夜读《春秋》，这是后人能看到的最为直观的武圣的形象。解州关帝庙就建有“春秋楼”，塑有关公夜读《春秋》的塑像。塑像两边有幅对联: “青灯观青史，着眼在‘春秋’二字；赤面表赤心，满腔存汉鼎三分”。实际上，正史里并没有关公读《春秋》的记载。《春秋》，原本是战国时期鲁国的一部编年书，承载着传统儒学的“言行与忠信”，衍生出来的是春秋大义和“道义”的伦理力量。

　　《春秋》为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孔子为“文圣”，关公为“武圣”。与孔子文武齐名，总要有相应的说教为支撑。因此，关公夜读《春秋》春秋大义在关公身上的融入，是从文化层面上有了一个高度。所以，在关公文化的形成与传承过程中，春秋大义是关公精神的卓越体现。后世的文化人推波助澜，也在关公身上传承着这种精神，“将军威武震华夏，志在春秋矢不移”。春秋大义，主要是历代文人来传承附会的，在历史真实与文化传承之间演绎，这是关公文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春秋之义，是儒家所倡导的忠义仁信，是形成关公人格精神的典范，是忠孝节义的根本精神与伦理之义的彰显。儒学的精髓与灵魂是“诚”。孔子曰: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孟子曰:“诚者，天子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这是人类社会最高境界。关羽对刘备的忠贞，对“桃园三结义”的忠义，对曹操的守信等，都体现在忠、义、仁、信的基础上，“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改其节”，这是关公文化春秋大义的核心所在。

　　在中国儒家文化的源头上，将《春秋》这顶文化帽子戴在关上，使关公成为深明“春秋”大义、兼通经史、与孔夫子齐名的圣人，文武二圣的传承达到了顶点。这是关公文化形成并传承的特殊之处，为关公文化的形成与传承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

　　前面将《三国志·关羽传》单列出来做了点状分析，旨在为关公文化形成过程中“传文”所提供基础。历代统治者不断提升和加封关公的封号，《三国志·关羽传》提供了人物的真实经历与时代背景，关公的忠、义、仁、信、勇已在他的人生经历中表现出来，而且赢得了同时代人的推崇。

　　经历一千多年传承发展与融合变迁后，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关公文化已经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历代统治者的关注与推崇，是关公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作一简单梳理，即可看出这个变化过程的脉络。“汉寿亭侯”，是建安五年（200）曹操上表朝廷、汉献帝建安六年受封的，这是他生前唯一受封的爵位。《后汉书》载: “列侯，所食县为侯国。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亭侯，是侯爵中最低的一等。“壮缪侯”，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兵败当阳被孙权擒杀，蜀后主景耀三年（260）蜀汉政权追谥的。

　　隋朝封关公为忠惠公，由侯而公，提升了一级。唐代仪凤元年封关公为伽蓝神。宋代，关羽受到朝廷的格外推崇。大观二年（1108）加封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敕封为义勇武安王。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加封壮缪义勇王，淳熙十四年（1187）加封英济王。元文宗天厉元年（1328）加封显灵威勇武安英济王。明洪武元年（1368）恢复原封汉前将军汉寿亭侯。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进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1614）秋敕晋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真君。梳理可见，加封均在王、公这个层面上，明代始加封为帝，有了“帝”的称号。

　　清代加封盛于前朝。顺治九年，敕封忠义武关圣大帝。此后乾隆、嘉庆、同治、光绪数朝都有加封，称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帝君”。加封时间越久，称谓越长，达到了顶峰，关公文化在官方的表述内容更为丰富，推崇程度也达到了顶峰。将关公崇拜与祭祀联系在一起，将关羽崇拜与尚武精神联系在一起，视关公为国家层面上的守护神。因此，重大军事行动之前，都要祭祀关帝庙。关帝崇拜转化成了人们的一种精神支柱，对于清代统治者来说，演变成为了民族团结之神而长久不衰。国家需要体现这种道德观与价值观，统治者需要老百姓为其效忠尽力。这些体现在关公身上的人格魅力与忠义精神，同样使统治者看到了精神支柱的力量。

　　总体上看，关公加封是由侯而公，由公而王，由王而帝，不断加大对关公的封谥。如果没有历代帝王对关公持续加封加谥，只凭民间崇拜信仰，是不能形成关公文化的。

　　中国神话传说多而精彩。人类早期的“精卫填海”、“盘古开天”、“伏羲女娲”等，虽然是神话传说，但却潜藏着人类早期的影子，关公的神话传说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关公神话的社会基础是民众对关羽价值观的认同。《三国志·关羽传》将关公的特殊经历写得活灵活现，关公的忠、义、仁、信、勇通过文字塑造表现出来。关公的精神境界、忠勇品德和人格力量，为他身后神话故事的生成和衍生提供了感人的范本。关公信仰的转换过程中，是由多种文化因素合力作用而形成的。

　　第一，帝王统序的融入。在早期俗传的过程中，关公身上可能还存在炎帝（赤帝、神农）的影子，“关公形象是在炎帝形象的转化或置换中吸收多种文化资源而历时性地逐步生成的”。这是神话传说时期，传承思路比较新，也是有道理的。这种转换思路还涉及到汉代，关公与汉高祖的传承置换关系，即他与汉室神化帝王“赤帝”的间接的依附，印证着关公原是天宫里的赤帝的传说，除了关公本身是龙外，他的剑、刀、马、髯都是龙的化身。实际上是想说明赤帝—刘邦—关公这个统序的组合。

　　清代康熙皇帝与关公也有一段传说故事。说一日康熙早朝，听见身后有鞋子踩地发出的声音，便问后面何人? 答曰: “二弟云长。”康熙再问: “三弟何在?”答曰: “镇守辽阳。”这个传说故事的用意，暗示康熙皇帝乃刘备传世，清王朝继承的是汉祚正统。这几例神话传说的层级高，都在帝王这个层面上。

　　第二，汉魏人物的转世融入。宋元时期的《三国志平话》充满着宗教色彩，将前代的著名人物作了移置，认为关公是西楚霸王项羽所转。

　　第三，蚩尤与解州盐池。关公故乡解州有盐池，盐池是上古以来争霸的地方。黄帝与蚩尤之战，根由也在于争夺池盐。因此，显示关公斩蚩尤、屠蛟龙的事，与关公神威勇猛联系在一起，成为宋代关公崇拜的新的转折。

　　关公显灵神话，是关公文化最丰富的文化内容。关公身后三百多年后的南朝陈废帝陈伯宗光大年间（567—568），关公在当阳玉泉山显灵，依据是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董侹《重修玉泉关庙记》。唐代仪凤元年封关公为伽蓝神，与佛教天台宗创始人天台大师有关。这是民间造神运动神化关羽的开始。还有一种说法，隋文帝开皇十二年（ 592），已经有关公为神的传说: 关公受了五戒成了寺庙的护法神，但直到唐代贞元年间才有记载。

　　传说是在信仰的基础上神化关公。传说多为关公显灵救护老百姓内容，如在《关帝志》中收录的《勉忠良》《救水厄》《恤贞孝》《全仙游城》《显圣平寇》等，它们都为关公神化起着重要作用。即使在官方典籍里，也渗透着关公神化的内容，如《元史·祭祀志》里记载宫中作佛事时，“抬舁临坛关羽神轿”。可见，在传说与信仰的意义上，统治上层与民间是一样对待的。关羽身后丧葬陵园称谓，也随着其地位抬升而变化。河南洛阳相传为关羽首级之冢，名为“关林”，与“孔林”并举。建筑形制: 山门、仪门，仪门两侧有钟鼓楼，中间依次是拜殿、大殿、二殿、三殿、石坊、碑亭和高大的墓冢，墓前石坊额题“汉寿亭侯墓”。关林为明朝万历年间修建，与万历年间关羽晋爵为“帝”的过程是一体的。

　　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各阶层人士大力推崇关公“忠义”并将其神化的过程中，佛道积极参与其中。在这个全社会多朝代造神的过程中，上自帝王，下至百姓，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皆参与其中，大家都期待着好运降临。关公信仰，是封建社会特定时期的产物，关公文化的民间信仰，是关公文化成形与发展的根脉。清代学者说: “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久则渐替。独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禋祀”。关公信仰之所以在关公身后的三国就开始，统治阶层和民间信仰都起了重要作用，源于民间信仰是关公信仰的内在因素，统治阶层的信仰是关公信仰的外在因素，这是关公信仰的基础。

　　“忠义”是关公信仰的内在因素。忠义的内核符合中国传统美德，关羽是历史上“忠义”的典型，他不但对刘备忠贞不二，对曹操也是“义”字当先，“封金挂印”而去，曹操仍以“义士”相呼。特定时空环境里，义气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凝聚力。关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忠贞与信义品德，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士大夫和普通民众都是需要的。

　　统治阶层的推崇是关公信仰的外在因素。从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封加谥即可看得清楚，前面已有梳理。关公文化的成形与发展的历史经历，总是伴随着一个个适宜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关公文化之所在隋代以后逐渐兴盛起来，主要是关公的人格品德和忠义言行，与封建伦理道德相一致，各个阶层的文化需要为关公信仰提供了生存土壤。反过来，统治者在倡导关公文化的同时，也为其统治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奠定了基础。

　　儒释道三教合一成为关公信仰的宗教文化基础。中国是一个多神信仰的国家，儒释道在民间层面各自拥有自己的信徒，三教皆推崇关公信仰。江苏吴县东山关庙楹联，“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涵盖了儒释道三教关公文化信仰与关公身后的传承，关公信仰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关羽与佛家有缘，生前汜水关镇国寺同乡僧人普净相救，死后当阳县玉泉寺僧普净的点悟。关羽与道家缘份更深，道教遵他为关圣帝君，又称荡魔真君，伏魔大帝，被列为道教“护法四圣”（ 华光帝君、赵公元帅、温琼元帅）。与儒家的关系，《春秋》伴随着这位儒将。中国古代宗教信仰，不仅存在着“自然神论”的宗教神灵崇拜，而且同时存在着人格神或祖先神灵崇拜。儒释道三教在神化关羽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他的忠义英武与在民间的巨大影响，成为佛道理想的世俗化的神衹人物。“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信仰往往与祭祀密切关联，祭祀的承载者即关帝庙，这是关公文化的物质载体。解州庙始建于隋开皇九年（ 589），当阳玉泉寺修建还要早于解州，是关公月夜显灵而修建的。寺庙的修建过程，就是关公文化传承的过程。通常，应该是先有文化传承，后有寺庙修建。寺庙修建与由人到佛的过程是相随的。

　　从文化传承的意义上看，关公文化得到了海内外华人的广泛赞颂与认同，仅《关帝庙对联集》收入海内外关庙对联达359幅。关帝庙宇遍天下，目前我国有关帝庙数千座，仅台湾就有40余座，其它如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印尼、澳大利亚等40多个国家的华人聚居区，建关帝庙4万余所。

　　关公文化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关庙的对联对应着关庙的数量，数量显示着关公文化的传承程度。关公文化传承千余年来，各个阶层群体的信仰都可通过关庙看得清晰。到了清代，关公信仰与崇拜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全国关庙林立，每个县城里都有文庙与武庙，地方志书里都有文武二庙的记载。较大的镇子里也有文庙与武庙建筑。可谓“庙祀遂遍天下”，香火延及万家。关帝庙祭祀与统治阶层关系密切，也与天下的老百姓信仰密不可分，通过大大小小的关帝庙这个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祭祀平台或者纽带，把各色人吸引到这个特殊的地方。有庙就有信仰者心中之神，关帝庙是关公文化传承的象征。

　　会馆也与关公文化关系密切。会馆是在关帝庙的基础上拓展、延伸的建筑，是商人的心灵寄托。会馆的神性功能明显，神恩性的依赖、补偿与商业行为互动。关公文化的财神崇拜，是人们对商业经济的认识逐渐加深的结果，就是把诚实守信的商业伦理寄托在关羽身上，是关羽成为一个“信义”的伦理符号。关公文化里的“诚”“信”与商业有关，商人们需要平安发财。出于生存发展的需要，商人把目光投向了关公，借他的神威庇护，用他的忠、信精神结义抱团，自然就成了他们需要崇拜的神灵，会馆也就成为传播关公文化的绝好之地。关公信仰对商业精神的塑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会馆建筑以关帝庙为主体，有庙就有关公文化传承。明清以来各地的山陕会馆都很有名，不但建筑精美，而且都成为商贸集散地。商贾往来于会馆，关公文化里的“诚、信”成为商人们的精神纽带，也成为他们经商必须遵循的信条。因关公信仰而自觉约束其商业行为，也从关公信仰中获得精神慰藉与寄托。依托关帝庙衍生的庙会，在传承关公文化的同时，成就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之地。

　　戏剧与文学作品，是关公文化的重要内容，为全民族的关公文化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延续和发展状况看，宋代官方推崇关公程度加快。这个大背景促使关公的神化故事开始通过影戏的形式传播，“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十分感人。同时，宋代文人开始写盛赞关公的诗文。

　　元代，与关公相关的内容较多，赞咏关公的诗文远比宋代要多。总体上看，一是诗文，二是成书广为流播的《三国志平话》，为神化关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不但神化了关公身材与长相，而且神化了故事。三是元杂剧中的三国戏，里面有不少内容与关公相联，成为自成体系的关公戏，如《单刀赴会》《千里独行》《三战吕布》《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等，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此外，再加上佚曲流传的本子、无名氏的本子等，总数约在30种以上。关公戏的广为流传，对关公形象的偶像化和神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国演义》的成书，为关公神化提供了完整的故事，塑造了鲜活的人群，传播的力度更大。《三国演义》在民间流传范围广，影响程度深，使普通民众对关公的认识替代了真实的历史。

　　明代立国二百六十余年，其中一大半时间在防御与北元蒙古的军事冲突。北部九边重镇以及西北边镇都修建有关帝庙。宁夏镇更为特殊，直接建庙名“汉寿亭侯旧庙”，嘉靖十八年又建“汉寿亭新庙”，重建碑记曰: “盖祀礼忠臣义士，生有德于世者，死当庙食，以崇德报功，扶持世教，其盛典也。”边塞之地，需要关公的“勇”，以鼓舞士气的同时，也传承了关公文化。

　　关公信仰进入藏传佛教庞大的神灵体系之中，是汉藏文化交流不断加深的产物，显现出关公文化巨大的影响力。从深层看，关公已被藏传佛教神化，不但成为藏传佛教的护法神，而且形成了神传说: 关公是随着文成公主进入吐蕃的。他护送释迦像后封为释迦牟尼像的守护大神。关公不但在汉地显灵，而且在藏区做护法大神，说明关公信仰已融入藏传佛教神灵体系之中，藏传佛教不排斥那些影响巨大且原始的地方神灵。

　　关公信仰在蒙古地方的传播，得益于藏传佛教在蒙古的盛行。内蒙古人《洛桑慈成文集》中收录有三篇祭祀关公的文章，即《护教大帝关老爷之祈供法·心愿普赐》《统辖之那地域战神之主大帝关老爷献神饮法·召引所欲之铁钩》《关老爷之桑文》。关公文化不但融入藏传佛教文化之中，而且融入蒙古佛教之中，关公文化传承多元推进。大保当镇班禅庙，就建有关帝的殿堂，体现了汉蒙民族文化与宗教的融合。这些都显示了关公文化的信仰与传承。

　　由以上七个方面的追溯，会清晰地看到关公文化发展形成的脉络。从这个意义上说，关公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远的时代意义，丰富的文化内涵，多元的社会价值皆融注其中。《礼记·祭法》载: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凡有功于民英雄人物都可以为鬼为神，享受后人的祭礼。关公有德于民，有功于民，关公文化从历史又回到现实。社会的发展进步需要这种精神助推，更需要这种文化影响。

　　追溯关公文化形成的历史渊源，可以看出历代统治阶级根据统治需要推崇神化关公，社会中层人群根据人生价值和社会利益推崇关公文化，民间大众根据自己的社会处境和生活理想信仰关公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传承、并不断丰富着关公文化。关公文化的核心内涵并非神化，而是“忠”和“义”，它是贯穿其中的最重要的两个道德范畴，也是中国传统伦理中最普遍且最有约束力的两种行为规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生命活力的行为准则。这是关公文化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是维系社会、家庭发展与稳定的文化纽带。

　　现代社会，承载关公文化的载体依然是关公庙宇。工业文明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推进，依附在关公文化里的人生价值依然影响着社会多个层面。国内著名的关帝庙，如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常平关帝家庙及湖北当阳的关陵、河南洛阳的关林等，都有游人纷纷前来朝圣寻根。港台地区也都非常推崇关公文化。泰国、美国、日本等地不但建有华丽的关帝庙，华侨都信奉商业神关帝，关公文化依然兴盛，显现出民间信仰巨大的生命力。从企业管理层面说，也需要一种文化来凝聚员工，树立良好的形象，“诚”“信”自在其中。

　　人生价值取向会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有一种社会价值取向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对社会和国家的奉献，要有功于国家，有恩于人民。关公文化的内涵（忠、义、仁、智、信、勇），是关公文化得以传承的核心，它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实践，成为中国人崇尚节义的精神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合乎中华民族的基本道德。从传统文化的意义上看，理想的人格品德就是以“忠”对待国家，以“仁”处世谋事，以“义”待人接物，以“勇”担当作为。对于这种道德的传承和推崇，不仅有历史价值，也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该在批判地继承和发扬关公文化的同时，传承关公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创造性工作。

　　薛正昌（1956—） ，男，宁夏固原人，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