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刘阳：回眸中轴线老照片里有百年惊涛

对话｜刘阳：回眸中轴线老照片里有百年惊涛

对话｜刘阳：回眸中轴线老照片里有百年惊涛,

　　仿古建筑资料范本,商易网登录,防腐木四角凉亭1860年，第二次战争中，英国随军记者费里斯·比托进入北京，拍摄了北京最早的风光旧影，留下了关于城墙、宫殿、庙宇、园林等一组蛋白照片，北京的影像时代拉开帷幕。

　　此后，来自不同国家的诸多摄影师，为古都北京留下了大量的影像资料，而中轴线建筑群，是其中最为主要的内容，这座城市最壮观的面貌开始为世界所认识。

　　时隔100多年，这些照片亦成为我们回眸历史、定格沧桑的珍贵底片。我们会忍不住猜想，照片背后的摄影师们，是怀着怎样的心绪摁下快门：惊叹、神往、窥探，抑或只是到此一游。

　　《北京中轴百年影像》这部厚厚的大书，辑录了700张老照片，编著者刘阳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老影像研究与考证专家，他以务实的历史观和严谨的编辑态度，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历史影集——真正的波澜壮阔的老北京城影像。

　　清朝的《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图》和《京师生春诗意图轴》，展现了正阳门外“京师之最繁华处”。这可以视作国家象魏与民间烟火的交接之处，那里有城门、有牌楼、也有民宅瓦棚，更重要的是有来来往往的贩夫走卒。

　　而到了1900年，这里往北100多米，穿过大清门抵达，中国的政治地标进入最为动荡的周期，频繁变易的旗帜，显示了时代的风云变幻。

　　英国人约翰·汤姆逊1880年在前门箭楼上拍摄的前门外大街，那时候有拱、有桥，桥上行走着畜力车。

　　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的前门大街断壁残垣，英国人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拍摄了这一幕。

　　到了美国人约翰·詹布鲁恩1910年来到时，前门大街早已恢复了繁华景象，人力黄包车已经满大街跑了，有人留着大辫子，有人则是新式服装，自行车出现了，而骡马畜力车也还在街上。此后，前门大街快速变迁，正阳桥变成了路，为了便利汽车通行，拱被拉平了。

　　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伪政权成立时在前门“庆祝”时的场景，五牌楼下穿行的汽车是日本汽车。

　　1950年，街上的行人穿着中山装，人力三轮车代替了黄包车，前门五牌楼还在，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繁荣稳定的新周期。

　　刘阳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开创一个影像学学科，通过老照片识读过去的时代，识读中轴线，而读懂了中轴线，也就读懂了北京的历史文化内涵。

　　5月25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自2022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的颁布实施，是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的标志性成果。

　　《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法治保障，其立法思路的首要一条，就是对标国际公约关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求，依法保障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的完整性、真实性。

　　对此，刘阳也觉得备受鼓舞，他至今已经收集北京老照片大概有20万张，中轴线只是其中一部分，俯身凝视一张老照片，就是他进入历史现场的渡口，由此上溯洄游，就可倾听历史长河中的惊涛拍岸。

　　搜集这些老照片，刘阳完全出于兴趣，累计算起来，这本书里的老照片，收集的时间跨度长达十几年，作为一个北京长大的孩子，刘阳对北京城的历史影像，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爱好，除了兴趣，还需要执着、耐心、不厌其烦，以及一点点运气。

　　《北京中轴百年影像》这本大书，刘阳共整理了700余张由中外摄影师拍摄的高清历史影像，他希望让全社会知道北京中轴线启动申遗的巨大意义，尤其让北京市的中小学生，直观地了解中轴线申遗的深刻内涵，而其中不可缺失的基础工作，就是建立一个中轴线影像数据库，服务于北京城的历史文化研究。

　　这是一个宏大行动的奠基之作，也是一个重视影像研究的开始，引导人们去理解影像学，感受老照片中的丰富信息。我拜访了刘阳，在他的老照片海洋里畅游了一番。

　　宋馥李：我第一次看到书时感觉很震撼，把这么多老照片都收集到一起，第一反应这应该是一项政府工程，真没想到是您的一人之力。

　　刘 阳：我本身是做影像和老照片研究的，从二十多年前就开始做，在研究过程中遇到很多老照片，重点关注的就是中轴线和三山五园，当时也没想到中轴线会申遗。出这本书，也是一次系统地梳理，展现北京中轴线年的历史风貌。

　　做这件事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发现很多书籍、影视，对中轴线的描述是有错误的，一般就是笼统地说“清末”或“民国”，但近代以来的中轴线常常每几年就有重大变化，比如正阳门，1900年和1901年就有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想尽可能把这些影像资料收集在一起，分享出来，让大家有机会看看这些从来没见过的照片。随着时间变迁，真正见过原来中轴线面貌的人渐渐没有了，这些老照片能带动现代人对中轴线历史文化的兴趣。

　　宋馥李：《北京中轴百年影像》特别厚重，首先捧起来特别重哈，通过老照片能读出很多内容。

　　刘 阳：我很想把影像学这个全新的学科树立起来，影像最珍贵的一点是真实、直观，没有人为因素的“参加”，不像文字、绘画，多少会漏掉一些细节。现在活着的人大多没见过以前的时代，看一眼老照片，仿佛就能回到那个时代。

　　就拿近一点儿的时候说吧。咱们90年代的照片，就和现在非常不同了，一张照片就能看出90年代中国人的服饰，到了2000年、21世纪初又是一个样子，那么现在又是一个样子，一张照片搁那儿，就大概能看出来是什么时代。首先年轻人的服饰就很不同，80年代喇叭裤，90年港台范儿，2000年以后有韩范儿，还有周边的建筑、公共汽车、地摊，都能看出时代变迁，这就是影像学的最大的特点。

　　现在父母要给十几岁的孩子讲80年代90年代是什么样子，你会发现很难讲清楚。但有一张照片搁那儿，就能看到妈妈小时候穿什么服装、用什么文具、电视什么样子……能让孩子快速建立起对那个时代的轮廓。所以说老照片能快速直观地反映历史节点，这是文字记录实现不了的。

　　宋馥李：这个很有体会，通过文字记录的历史，能传导的信息是有限的，老照片能带来丰富的信息。

　　刘 阳：用文字记录的历史，同样的词句和话语，因时代不一样，理解能力会发生很大变化。下一代人没经历过的、没体验过的，会很难理解上一代人的情感和行为。那么有了老照片，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上一代人。

　　我们现在回想一下，50年代60年代时，中国人是什么面貌，那个时代的人普遍肌瘦，甚至脸上带斑，因为那一代人普遍缺营养，将军都是瘦瘦的身材，现在电视剧找的演员，面貌和精气神儿完全不同，所以很多老人看剧时就很难代入。

　　再看看清朝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清朝末年的人可不像清宫戏里那么好看，那时老百姓一条大辫子一年洗一次，没有钱洗头，也不方便洗头，路上都是尘土，老百姓衣服脏兮兮的，所以那时候拍出来的中国人的形象，就不会太好看，这些细节是很难用语言文字一一描述清楚的，但一张照片可以让你迅速回到那个时代。

　　刘 阳：影像学也是历史学，我特别希望人们能重视起来。第一，影像能非常真实地表现历史；第二，影像的信息量很大，一张照片可以看出很多东西；第三，影像研究能逐渐改变和影响我们传统的历史研究和思维模式。

　　那天我和首都博物馆的朋友交流这个事儿，我就举了个例子，大概两个多月前，广场正中央还搁着冬奥会冬残奥会的会标，前面还搁着一组冰墩墩和雪融融，我问他们有没有人专门去拍？没人拍。那对不起，这就是历史，你错过了记录历史的重要时点。广场不可能再搭一个花架让你拍照，作为北京冬奥会的一个关键影像，这一幕过去了就永远过去了。昨天的历史也是历史，你没记录就是永远的遗憾。

　　我今年大年初一早上起来，跑到熊猫环岛那儿（北辰路和北土城西路交汇处）拍照，因为那儿也有一组冰墩墩雪融融，三天之后北京冬奥会开幕，那片儿就交通管控了，想拍也拍不了了。后来它们总共也就搁了50天，那这个场景，你记录了就记录了，没记录就错过了。等到哪一天要搞展览，要回顾这段历史，你想找这么一张照片，就只能当重要历史资料去购买，那可不是一张照片的概念。

　　宋馥李：现在专业相机也快普及了，人们用手机可以随手拍，是不是迎来一个影像资料极大丰富的时代了？

　　刘 阳：人人能拍照，不代表人人能有影像学意识，只能说人人能拍照的时代，普及影像学知识就更有价值了。你拍什么，根本还是决定于拍摄者的意识，看你对准什么来拍摄。在历史事件发生时，在正确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摁下快门的一霎那，只要照片不虚，那就是历史记录。

　　咱就说说最近这两年的事儿，共享单车颜色不够用的时候，你拍了没？没有吧。有那么一个时间段儿，共享单车竞争激烈，赤橙黄绿青蓝紫，颜色都快占满了，你说那是不是一个历史节点。那个盛况不到5个月就没了，现在就两种颜色了，小蓝车、彩虹车都没了，最开始的摩拜橙色小车一辆都没了，谁如果拍下那个争奇斗艳的盛况，一张照片就能代表丰富的历史内容。

　　刘 阳：有这种意识还真不多，别看很多人买了专业相机，他拍西山日落，拍三里屯美女，拍筒子河，拍樱花杏花……这些东西只要不是世界上最后的、唯一的，就没有太大的价值。所以，你要拍下雪的故宫太和殿，这些照片有的是，就算没有，耐心等一个下雪天也能拍出来。

　　所以我从来不屑于去拍故宫角楼，一群老头挤在那儿，今儿挤明儿挤后儿还挤，拍出来的是挺美，可都一模一样，最后拼的是相机，佳能、尼康比手机拍得好，徕卡、哈苏又比佳能好，那要都是徕卡了怎么办？那就只能拼名气了，你是什么摄影家协会副会长，和没什么名气的普通老头儿比，那你的照片就排前面。

　　刘 阳：对呀！很多人是不服这句话的，把美学价值放在第一位，你要知道美学价值它不唯一，它只是50%的价值，影像学和历史学之间的文化重合才是最重要的。

　　刘 阳：作为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运气还不错，一直能赶上历史的巨大变迁，但是要看这一代人有没有意识去记录下来。如果你有这意识，其实这一代人的价值，比这本书价值要高多了，因为过去是三五十年才有一个重大变化，现在是三五年就有重大变化，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意识，能不能做个有心人。

　　宋馥李：书里展现了18个景点，您有20万张老照片供选择，是不是也面临选择上困难？

　　刘 阳：是的，后来这本书实在不能再厚了，只能选有重大意义的照片。这其中故宫的影像资料最为丰富，也是最难选择的，要尽可能保证每一张照片都有变化，每一张都反映一个历史节点，例如这张显示挂过什么匾、这张显示袁世凯的宝座，还有华北日军投降签约，这些照片都是重大历史节点，还能看出这个区域的变化，那么我就会放进去。

　　其实现代的故宫也有众多历史节点，例如单霁翔院长搞的曾经20分钟卖出8万张票，那时，这能体现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再有就是太和殿大修，故宫搭架子大修次数并不多，600年历史里大修了5次，这些照片也非常有历史价值。

　　这本书里的一些老照片，60%以上是第一次出版，有的还是某个建筑的唯一一张照片，完全改变了这座建筑的命运。

　　1911年，宣统帝溥仪退位之后，隆裕皇太后十分自责，于1913年2月22日郁郁而终，享年45岁，当时清朝的国号依旧存在，北洋政府以国葬的规格为其举办葬礼，这也是清末皇室最后一次大丧仪式。

　　宋馥李：就本书的18处景观来说，哪个景观最能体现中轴线的历史变迁？我想应该是吧？

　　刘 阳：当然还是，是中国政治中心的象征，它的早期、中期、后期都是不一样的，20世纪是风云变幻的一个世纪，很多大事件都能在中轴线、或者说有所体现。这次选择出版这些照片，完全是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告诉读者中轴线的历史变迁轨迹，它是怎样一步一步过来的。挂过旗、五色旗、十八星旗，放过不同时期的标语，树立过纪念碑，也悬挂过不止一个人的大幅照片。

　　另外，还举办过不同的典礼，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宫回銮；隆裕皇太后的葬礼；孙中山去世时的典礼——他临终前希望覆盖旗回南京……从这些老照片里，你能读取出丰富的历史内涵来，我希望尽可能把不同时期、不通过历史节点的照片都登出来。

　　所以，希望大家对北京中轴线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这也是中轴线申遗的一部分，我觉得公众应该知道。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并举行阅兵仪式，此时的挂起了五色旗和十八星旗。

　　刘 阳：中轴线申遗，目前还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它需要先完成申遗文本，一些地方要恢复历史原貌，这其中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的一些历史建筑也因为疫情的原因，延缓了腾退和修缮的速度。其中，普及中轴线申遗的意义，这恐怕是当前抓紧要做的，让全社会了解到中轴线申遗的价值，后续的一系列工作才好开展。

　　中轴线的一些历史建筑的价值，也需要讲清楚。比如说天桥百货商场，它有50年的历史，究竟算不算历史建筑这是有争议的，天桥百货商场当年是周恩来批准建设，郭沫若题词。北京南城长大的孩子，小时候穿戴的东西都是天桥百货买的，天桥百货商场当年的地位和王府井百货、西单百货是平齐的，评选劳模都是三个商场各一个。如今，天桥商场衰落了，它的商业地位不在了，但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如何挖掘，我想通过历史影像也能引起讨论。

　　对一些快被湮没的地方，还要唤起人们的记忆，比如龙须沟，金鱼池，现在的孩子们快不知道龙须沟是什么地方了，那就在中轴线上啊。

　　宋馥李：这本书选择的老照片，截止时间是到1950年，为什么截止到这一年？

　　刘 阳：1950年之后就比较复杂了，它涉及的版权问题很多，中国的公版老照片是从摄影师去世50年开始起算的。注意是从摄影师去世50年算起，不是按作品发表算起，那么你大致推算一下，1950年之后的照片，我还不敢确保一些照片是否已经成为公版，这是一个严格的法律规定。

　　另外，1950年之后，北京中轴线这些区域，他的政治象征意义更强化了，你要在附近端起相机拍照，肯定有人会过来质问你，你得拿出工作证或介绍信，说清楚目的，还得有人跟着你。所以，1950年之后的中轴线的影像，一般都是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拍摄的，这些照片属于个人还是单位，本来就是一个真空地带，谁也说不清。从国际通行的法律规定来说，版权保护是倾向于摄影师的。但在50年代，摄影记者用的器材、胶片都是单位的，摄影是典型的职务行为，尤其是重大活动的拍摄，拍摄内容往往涉及领袖人物，这就让这些照片的归属成为一个敏感问题，所以，我们这个时段的公开出版的影集很少，一些能够出版的，也是基于一些特殊的背景。

　　所以，1950年之后的一些影像，要收集和整理，私人的力量是很难做到的，必须由政府的力量来介入和统筹。

　　刘 阳：影像学的价值绝不是供人看热闹那么简单，老照片对古建筑的复建复原，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

　　北京中轴线的申遗进程中，会涉及一些历史建筑的拆迁，拆完之后要修缮和恢复历史原貌，那老照片会起到关键作用。另外，一些历史建筑曾被占用过，发挥过公共服务功能，这些照片记录下来也非常重要。比如景山的寿皇殿，曾经是北京市少年宫；天坛西边的天坛医院，是中国最著名的神经外科医院，这也是中轴线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搞研究和历史考证，老照片是一个关键。比如说像圆明园正觉寺大殿，复建的时候也请了专家做考证，因为手上没有任何影像资料，就根据承德的类似建筑，复建成了重檐歇山顶建筑，实际上，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正觉寺老照片就在我这里，是单檐庑殿顶。当时也没有人找我，复建完才知道，这就造成一个尴尬的局面，在没有影像资料的情况下，学术考证是没问题的，但一张老照片的存在，足以推翻所有的考证。

　　所以，中轴线的很多历史建筑在恢复原貌的过程中，注重参考老照片是一个重要手段，省去了很多反复研讨和考证，影像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新兴的历史研究方式。

　　法国公使秘书谢满禄（罗伯特?德?赛玛耶Comte Robert de Semallé）伯爵1882年拍摄的大清门和棋盘街。大清门后改名为中华门，于1959年拆除，1976年在遗址处修建了毛主席纪念堂。

　　宋馥李：书里收录的大部分照片都是外国摄影师拍摄的，就中轴线而言，您觉得谁拍摄的照片历史价值最高？

　　刘 阳：当然还是费里斯·比托，第一张中轴线的全景图、第一张、第一张午门都是比托拍摄的，那时比托看到的景象和乾隆时期的中轴线年作为摄影记者随英法联军进入北京，是火烧圆明园的见证者之一。我当时搜集他的照片，是想了解圆明园的历史，结果发现他也是最早拍摄北京的人，他来中国以后，北京才有了第一张照片。

　　书中那张大拉页的北京全景6联片，我在美国见到时也很吃惊，它让我们一下回到了那个时代。那是1860年啊，虽然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了，但北京还是保守封闭的状态，还没有西方人的染指，这批照片存世很少，可对我们研究早期助很大，当时和美国人好一顿协商，才终于买到电子版。

　　比托拍完之后，从中英北京条约开始，北京中轴线就进入了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段，到了1900年之后变化就更大了，所以总的来看，比托的价值无疑是最高的，他的照片呈现的是清朝北京城400多年的景象。

　　谢满禄（罗伯特?德?赛玛耶）这个人最值得一说，他是法国公使秘书，他1880年到1884年待在北京，4年期间拍了1100张照片，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一般会把老照片分几个阶段，从比托拍第一张照片的1860年到1900年是第一阶段，目前这个阶段存世的老照片一共也就1500张照片，而谢满禄一个人就拍了1100张。那个时候，拍摄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儿，首先玻璃底片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拍摄时要扛一个大箱子，要背一个三脚架，摄影师必须得有帮手，至少要三个人才能合力完成，那么谢满禄4年的时间里拍了那么多，平均3天拍一张，这就非常不可思议了。而且谢满禄拍摄的内容非常丰富，人、建筑、动物，可以说什么都拍，就像我们今天“扫街”一样，是随性而拍，这些照片在今天看来非常有价值，因为角度更多元，视角更多样，为我们留下了1880年代的北京城影像。

　　目前已知的，从1860年到1900年，拍摄北京城的摄影师总共也才10个人，这些19世纪的摄影师，每一张照片都是珍贵的，只要拍下来就是历史记录。就这一点来说，谢满禄这种不吝惜底片的拍摄，对中国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是一笔丰厚的历史史料。他不像后来的法国摄影师马克·卢布，马克在北京总共才拍了30张，每一张都是精品，可惜只有30张。

　　没错！谢满禄就是到中国玩儿来了，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侄子，是皇室贵族，因为这时候法国大革命发生了，他其实是被发配到一个“距离法国本土最远、最破落的地方”，他名为公使秘书，实际上什么也不用干，待够4年就回国，所以谢满禄需要打发时间，他是这样一个心态在北京待了4年。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谢满禄拍了这么多照片，却并不喜欢北京，不喜欢中国。他的日记我特意找了人翻译，让我吃惊的是，他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中国人的轻蔑，甚至是对东方世界的瞧不起，他一直在给自己倒计时，盘算自己什么时候回法国，那百无聊赖总要干点儿什么吧，那就拍照吧，结果还拍了那么多，这真是很讽刺的一件事儿。

　　1900年之前的几个摄影师，除了谢满禄之外，有几个其实是倒腾照片的，比如英国人托马斯?查尔德和约翰?汤姆逊，两人都是1870年到的中国，他们是职业摄影师，摄影是他们谋生的工具，所以他们的镜头是逐利的，拍一张是一张，要核算成本和收益，拍普通人他们会觉的是浪费胶片，所以他们拍的都是宏伟的建筑，雄伟的长城，壮丽的城门，这些能代表中国，可以制作成明信片出售，或者送给公使和他们的家人用作纪念，所以他们的照片也很鲜明。还有几个摄影师是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也像我们一样，休假的时候背着相机带着家人出去玩儿，捎带手拍了几张。

　　相比之下，谢满禄的照片根本不追求光线和美感，他什么都拍，小猫小狗还拍了十几张，北京的老百姓也拍了不少，拉大车的、牵马的、佣人、厨子……而这些照片反而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的面貌：服饰、发型、精神状态。

　　因为从1900开始，八国联军进了北京，从此之后，北京的大门彻底被打开了，外国人蜂拥而至。那时候摄影技术也发生巨大变化，徕卡相机和禄莱相机的体型都很小了，摄影变得相对容易了。所以，进入20世纪后，中轴线的影像记录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后来的这些摄影师里，有些是带着特定目的而来，瑞典人喜龙仁（Osvald Sirén）是著名的艺术史学家，美国人西德尼?甘博是人类学家，他们的视角是学术视角，具有人文精神，甘博拍了很多民间商铺，这些拍摄就是为了做研究；日本人小川一真是建筑学家，他拍摄建筑的视角也是专业级的。

　　还有鲍迪罗夫·费德罗·伊万诺维奇，这是沙俄的间谍，他的拍摄是为了用于政治和军事目的，要拿回去分析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军事防御，所以他的目的又不同，他拍完之后马上冲洗，拍摄不满意的照片，还要回去补拍。

　　再后来，如美国人约翰·詹布鲁恩和德国人佩克哈默，他们也拍摄了大量的北京城市影像，并制作成影集和明信片，使北京城的影像得到了广泛传播。与此同时，一些飞行员也借助职业的便利进行航拍，例如汉莎航空飞行员、德国人格拉夫·楚·卡斯特就航拍了故宫。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每个摄影师的目的都不同，有解闷儿的、有为休闲的、有为赚钱的、有用于军事侦察的、有用于学术研究的，构成了一个五花八门的影像记录。

　　这些照片在当时都是不容易拍摄到的，拍摄紫禁城中轴线，很多地方需要官方许可才能拍，很多城门老百姓是上不去的，那他们上去了，说明是经过特许或者说买通了守卫，这些照片留存至今，就成为了我们的珍贵史料，有些照片成为一些建筑的唯一的留影。

　　由南向北拍摄的前门地区的航拍图。1915年，在时任交通总长朱启钤的主持下，正阳门经改建后变通畅了。正阳门城楼下的关帝庙（西）和观音庙（东）还在，画面右侧是正阳门车站。

　　基本都是最先进的器材。而且，这些摄影师的照片拍摄幅度都比较大，都是玻璃底片，扫描完之后清晰度也极高。他们很多人都是公费拍摄，谢满禄不用说了，本身就是贵族，喜龙仁是拿着瑞典皇家学院经费，小川一真是日本陆军军部给的经费，所以都不差钱儿。

　　应该说1900年之前，还是归功于我们的落后。1900年之后，一些中国人也有相机了，尤其是1930年之后，本土摄影师也越来越多了，也沉淀了大量的老照片。但能留存到今天、我们能看到的仍然不多。为什么呢？这就是我在讲影像学时经常提到的，越是身边司空见惯的景象，越可能熟视无睹，你去外国城市旅游，哪儿哪儿都新鲜，你一定会到处拍，视角也是中国人的视角。那么一样的道理，外国人来到北京，看到的也都是新鲜的，所以很多外国人视角的老照片，反而给我们留下了历史影像。

　　还有一个原因也很重要，1949年之后一直到70年代，国内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一些老照片往往被视作是罪证，放在家里是很危险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很多老照片或主动或被动地销毁了，这也导致我们现在要获取一些珍贵的老照片，往往是从国外获取的。

　　5月25日，北京市人大表决通过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北京市文物局供图）

　　这本书里九成以上是外国摄影师的照片，基本上都是公版的照片，也就是说摄影师都去世50年以上了。唯一可能有版权疑问的，就是一张从中轴线入城的照片，因为它代表的意义非常重大，不得不用。这张照片我不知道摄影师的情况，很难确保照片不出版权纠纷，但这个地方又必须要放一张，表现北京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张入城式的照片，目前推测有几种可能，可能是新华社记者拍摄，可能上海新民晚报记者拍的，还可能外国驻华记者拍的，总之照片是买到了，但并未署名，如果摄影师能联系到我，可以补充署名。

　　可以，但是价格非常昂贵，一般从拍卖行或国际市场上购买，很多照片购买时也没有署名。我还有一个身份是亚洲最大的影像资料拍卖行的顾问，有些职业贩售照片的人，会从民间收购老照片，这些照片会拿到拍卖行出售，而拍卖行要选购，就需要对这些照片的历史价值进行鉴定。有这个身份，所以我对进入市场的老照片的动向都比较清楚。

　　首先拍摄内容是什么，其次摄影师是谁，然后是照片的价值，包含美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判定了这些价值，也就决定它能拍卖出什么价位。所以，老照片的商业价值，可能公众还难以理解，一些珍贵的历史老照片的拍卖价格，可不是几千、几万，而是动辄十几万甚至上百万。

　　往往一些重大的建筑修复工程，在收集历史资料阶段，会大量收购老照片。这时你就不能当它是一张照片了，它就是一个特定时间节点的史料，史料价值是巨大的，一个上亿元的修复工程，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来收集史料，那是很正常的。对于很多重大的历史建筑修复工程来说，尊重历史是最大的价值导向，你别复原了半天复原错了，这是对不起历史也对不起子孙的，这时你再来看，老照片虽然昂贵，却能避免失误，就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市场行为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三千多学生在前集合并举行，反对巴黎和会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即“五四运动”。

　　这个也没办法有个统一的指导价，全在于买卖双方协商，这本身要看使用这张照片的目的。以前很多的编辑不懂影像学，认为照片都是看热闹的，忽略了照片的关键细节，岂知一些关键细节是足以改变历史的。比如，北京大钟寺曾经有一口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而原来紫禁城午门上面有一个口钟，却又不知道去哪儿了？后来，一张午门上钟楼的老照片，就给出了答案，两边一下就对上了，解决了这个难题，如果没有这张照片，可能花费大量精力也不一定能考证得对，这就是老照片的历史价值。

　　还有一张照片完全颠覆了我们的研究和认知，就是这本书封面那张，从景山看中轴线的，由丹麦人瓦德马尔·蒂格森拍于1900年，这张照片里没有地安门，以前从来没有历史记录记载说地安门一度是缺失的，我发现之后当时也懵了，1900年时地安门怎么没了，没有任何资料记录啊！

　　后来我采访了永琪的后代金启孮先生，他们家是满清宗室，说他叔叔曾经是守卫地安门的，1900年日本人进攻时把地安门给毁了，这是他回忆录里唯一一次提到的，证明地安门确实被毁过，而我们1955年拆掉的地安门是1900年后复建的。

　　这张照片在影像学上的重要性就显示出来了，如果没有这张照片，我们会以为1955年拆掉的地安门就是明清时期的地安门，这一张照片，可能让你少研究多少资料，这是文字史料难以企及的。

　　当然有的，好在不是很多。有些很有价值老照片，还在私人手里珍藏着，我看见过，也提出了收购，但人家就是不出手，那就没有办法了，只能耐心地等机会。

　　例如先农坛，天坛，大高玄殿，这些重要的历史建筑，都面临复建或复原的问题。这些建筑从进入民国到1949年之后，很多坛庙建筑范围内还有一些搭建，这些建筑首先是要腾退，然后是拆除修缮，恢复历史原貌，到那时候，老照片的参考价值就能发挥作用了。这些历史建筑的腾退和拆迁，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目前贤良寺完成了腾退，正在修缮，而修缮之后的使用和维护，都要做全盘的研究。

　　地安门的复建，就是一个值得研讨的问题，大家也都很关心，地安门究竟要不要复建？要复建的话怎么复建？这都是需要严格论证的。就历史文化价值来说，天和地相对，有就应该有地安门，地安门作为中轴线的重大空间节点，按理是应该复建的，它是非常重要的南北呼应，也是中国人文思想的基本建构，它不像景山和神武门之间的北上门，虽然也是中轴线上的建筑，但重要性没那么高。

　　但你知道，地安门的原址现在已经是交通枢纽，就是十字路口的正中央，下面是8号线地铁，先不谈资金和技术问题，复建带来的交通问题就很难处理。另外，地安门在1955年拆除之后，周边的缓冲区都已经填满了。你看钟楼和鼓楼还在，周围的空间规划就得让着它，现在如果要复建地安门，就意味着围绕着地安门原址必须拆一圈，这个难度太大了。

　　丹麦人瓦德马尔·蒂格森（Valdemar Thygesen）1900年站在景山上由南向北拍摄的一张照片

　　恢复历史原貌和现状是有矛盾的，有时这个矛盾还非常尖锐，那只能舍弃了。去年我们把天桥的位置找到了，但是没办法复建了。但有一些建筑，本身就是违章建筑，破坏了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性，这些建筑是必须要拆除并恢复原貌的，比如钟鼓楼地区北边还有一个道观，原来英国王储查尔斯还投资过咖啡店，这些就应该复原。

　　另外，地安门和鼓楼之间的商铺，历史上也是一个很著名的商圈，就是前朝后市的后市，未来，我们也有可能恢复它的历史风貌。前两年的老字号马凯餐厅就重回鼓楼地区，老北京人都很激动，不是在那片儿长大的，永远不理解那片儿居民对马凯餐厅的感情。

　　那么我们着力恢复原貌的话，还要再搜集老照片，建立一个影像资料库，一则让公众知道中轴线的来龙去脉，二则知道这片区域的历史原貌。这样，北京城很多历史建筑的风貌，中轴线丰厚的历史文化，才能最大限度地被公众领略到、认识到，进而积极参与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