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普：我是北京城墙、城门等古建的修缮者又是拆除者

孔庆普：我是北京城墙、城门等古建的修缮者又是拆除者

孔庆普：我是北京城墙、城门等古建的修缮者又是拆除者,

　　古建草图绘制,梅州古建彩绘,古建彩绘打谱1987年6月24日，孔庆普向中国桥梁工程泰斗和近代桥梁事业先驱茅以升汇报卢沟桥修复工程情况，茅老对孔庆普说：“你拆除和考察了那么多古桥，你有资格写古桥技术书，你就写吧，非你莫属！”那一年，茅以升91岁，孔庆普59岁。自此，孔庆普决心写出一本纪实性古桥结构技术书。如今，27年过去，孔庆普的《中国古桥结构考察》出版发行。此时，孔庆普86岁。

　　1950年代，孔庆普主持北京主要城门的修缮工作，之后又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主持拆除北京城门。在《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这本书中，孔庆普记录了北京古建筑的拆除过程以及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2014年9月，《中国古桥结构考察》和《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由东方出版社推出。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孔庆普先生，从他口述的人生片段中，我们不仅读到一个人和一座城的命运，还读到逝去不久的那个时代。采访稿外，本期还刊发学者朱嘉明的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我爷爷有三个儿子，我父亲排行老三。二爷爷有四个儿子。大伯父孔宪文是淮南铁路总工程师，二伯父是北平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父亲在平张公路宣化工段任工务员。大叔在保定当医生，二叔在北洋大学读书，三叔、四叔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

　　我从小在家跟母亲学识字、算算术，背古文、背古诗。学背的第一篇古诗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第一篇古文是《桃花源记》。

　　奶奶去世以后，父亲把我娘和我接到北平来了。我来到北平以后，表姐送我到辅仁小学，插班二年级读书。

　　1937年春节前，听说日本鬼子已进驻到南郊和东郊，形势吃紧，又听说前门火车站有日本兵站岗了。春节临近时，我们全家照例回家乡过年。

　　这次来到前门火车站，还真的和往年不一样，车站门口外两边各站着两个个子不高的日本兵，两腿叉开，头戴钢盔，俩手端着上刺刀的大枪，大枪的下面挂着膏药旗。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日本兵，不免有些害怕，我们几个孩子们不禁都往大人身后躲，大人们说，别害怕，跟着走。

　　“七七事变”以后，我们全家逃难到陕西省武功县，因为生活难以维持，1940年春节前，我们都回到高邑县，因为武城村属于游击区，不敢回武城村，住在西良家庄村，该村的大户人家较多，几家富户成立自卫团。

　　是年秋季，因为八路军也捉拿土匪，武城村的治安状况逐渐平稳，秋后，我们家都回到老家去住。大概是9月底前后，有一天夜里，砸明火的贼人来到我们家，我父亲、二叔、三叔逃跑了，我二爷爷没有跑脱，被贼人用火烧烤，无奈交出全部现钱。贼人把我绑走了，牵走了三匹骡子。

　　1948年10月，北京和外地断绝联系，我的生活失去来源，不得不申请休学。（北大）土木系主任陈孝开得知，于是帮助我到公费的北平市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读书，每月能得到一部分饭费补贴。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市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于6月改名为北平市工业学校。是年暑假放假前，北京市建设局与工业学校商定，请土木科的学生帮助建设局测绘长河流域地形图。

　　放假后，土木科十二班的全班学生，由测量教师蔺尚义跟随指导，在测量队班长任景生和测工傅铁柱的配合下，由建设局工务员阎金声带领，从玉泉山开始，测到内城西北城角，到8月中旬，圆满完成长河流域地形测绘任务。

　　1950年初，人事局发给工业学校一份土木科十二班学生毕业后分配名单。其中，只有我一人分配到建设局。

　　从此，我就在桥梁股帮助股长、阎安素工程师、姚炳华工程师描图、计算工程量、编制工程预算等工作。有时也出去到工地检查施工。

　　拿到毕业证书以后，随即到人事科找徐祖纯，老徐让我填写了干部登记表，发给我一枚徽章，徽章主图案是正阳门箭楼，箭楼的上面有四面红旗，底部是一横条红色带，写着“北京市人民政府”，仔细端详了端详，戴在我的左胸前，此时感到非常自豪、光荣，我终于正式成为国家干部了。

　　1950年7月上旬，两位科长向我布置独立担当的任务。第一，负责城墙、城门、牌楼和门楼等古代建筑管理和维修、修缮工作。第二，桥梁养护与管理工作。第三，交通设施的新建工程设计和施工监理工作。第四，广告牌的新建工程设计、施工监理工作。

　　1951年1月，我被调入养路工程事务所工务组。道路科分派给我的工作业务全部带到养工所来，仍然由我负责。

　　为了做好本职工作，是年3月开始进行桥梁调查，进行城墙及城上建筑物等古代建筑调查。随后，建立起各种设施技术档案。

　　又起草《档案管理办法》和《桥梁养护技术规则》。其中，《办法》和《技术规则》，经养工所所务会议讨论通过后，将技术档案连同《办法》《技术规则》上报局里。

　　是年夏季，建设局接到十五亿元城楼修缮工程专款。自然又是我的任务，非常高兴。随即开始筹备，遂与文化部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商定，文整会协助做工程设计，是年9月2日开工，到12月20日，圆满完成七项城楼修缮工程。受到局长表扬，年终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52年2月底，“三反运动”基本结束时，徐局长知道我的大学没有读完，为了进一步培养我，让我到大学进修学习。人事科按照我的意愿，与清华大学联系妥当，让我在职到清华大学进修学习。

　　1953年6月，完成毕业论文，我的毕业论文是《清代石桥结构考察》，被学校评为“优等论文”，参加各学科学业考试后，领取毕业证书和学士证书。

　　1951年12月中旬，七座城楼修缮工程将近竣工时，选出第二批城楼修缮项目，报送计划室，随后列入1952年度城楼修缮计划，上报市政府。

　　直到1952年3月上旬，仍不见市政府批复。据了解，刘副主席有指示，城楼不再修了，以后还要拆除城门，拆除跨于街道上的牌楼和门楼。

　　建设局接到市政府关于拆除城门通知后，王明之局长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传达市政府关于拆除城门的通知及市长碰头会的意见。

　　彭真同志说，少奇同志说了，要把北京建设成一座新型城市，要清除一切妨碍建设的障碍物，城门、跨于街道上的牌楼和门楼等都属于障碍物。

　　彭真同志的意见是，五百多年的北京城，不能全拆光，正阳门城楼和箭楼不能拆，西直门是唯一的一座完整大城门，也不能拆。刚刚修缮完的东直门城楼、阜成门城楼、安定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安排在最后，如果能不拆就保留下来。先安排规模小的、破坏严重的和次要的城门，暂定五年拆完吧。

　　局长让我按照彭真同志的意见，排一个城门拆除工程的顺序计划报局。当时对拆除城门的事情很不理解，但是，不理解也得服从执行，于是很不情愿地安排出五年的拆城门计划。

　　第一年拆除的项目是三项，西便门整座城门，左安门瓮城和箭楼，右安门瓮城和箭楼。

　　第二年拆除的项目是六项，广渠门，东直门箭台，德胜门城台、东便门城楼，广安门瓮城和箭楼，阜成门瓮城和闸楼。

　　第三年拆除的项目是四项，左安门瓮城和箭楼、右安门瓮城和箭楼、广安门城楼，永定门箭楼。

　　第四年拆除的项目是五项，朝阳门箭楼，崇文门城楼，宣武门城楼，安定门箭楼，德胜门箭楼。

　　第五年拆除的项目是五项，东直门城楼、安定门城楼、阜成门城楼、朝阳门城楼、永定门城楼。

　　后来拆除城门时是结合道路工程，仍然是按照先拆次要城门的原则安排。因为西便门是规模最小的城门，第一次选定拆除西便门（整座城门），是想采取“投石问路”方式。不料，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梁思成首先表示同意拆除，其他代表自然全都表示同意，就这样顺利通过了。

　　1952年9月将西便门拆除，拆除西便门是李尚德主持施工，我和我的助手于德魁进行结构考察。以后拆除的城门都是由我主持，我的助手配合我进行结构考察。

　　1953年拆除，广渠门（瓮城、城台、箭台）、阜成门瓮城、左安门瓮城和箭楼。

　　1958年拆除，东便门城楼、左安门城楼、永定门城楼、崇文门城楼。内城剩下的城门还有，西直门整座城门和安定门城楼。

　　从1950年7月开始担当城墙、城门、牌楼、门楼等古代建筑的管理、维修、修缮。在工作实践中逐渐对自己所管的城楼等设施产生感情，如今又让我去拆除，怎能不心疼！

　　有一次我到局里去开会，顺便到许局长办公室里，向局长诉说我的窝心痛苦。老许说，我知道你对拆城楼心疼、有怨气。我对拆城楼也不理解，也有意见。意见是意见，不理解也得执行。彭真也不同意全部拆除，有什么办法呢！

　　细心考察，保留资料1951年，出于事业心和责任心，不辞辛苦进行设施调查，为了更好的做好上级交给我的任务，自觉地建立起有关规章制度。

　　认为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做完，竟然又让我去拆除，怎能不心疼！眼看着这些500多年历史的文物一座一座地消逝，我深知历史文物被拆除是不可能再还原。所以，每拆一座建筑物，都让我的助手配合我对建筑结构进行仔细考察登记。

　　虽然费时、费事，十分辛苦，但保留下来文物资料，我觉得很有必要、很有价值，这些资料是无价之宝。

　　现在回想起来，感到遗憾的是，我拆下来的那些城门“石匾”、城楼“奠基石”，当时都存放在太平湖仓库里，后来这些文物石件流落到哪里了，始终未打听到消息。

　　“文革”期间，给我加的头衔儿是“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被列入“牛鬼蛇神”的第九位，俗称“臭老九”。扣发工资，每月只给40元生活费。经过批斗、挨打、陪斗、看管，最后下放到工地参加劳动，取名“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到1958年，外城的城墙和城门拆光了。内城剩下的城墙和城门是，西、北、东三面的城墙和西直门（整座城门）和安定门城楼。

　　“文革”期间，1969年，基建工程兵实施地下铁道二期工程，一并拆除内城门的西、北、东三面的城墙。地下铁道工程原计划只拆除西直门的城楼，拆除西面城墙的时候，由于基建工程兵未了解情况，稀里糊涂地连同箭楼一并拆除。拆除北面城墙时，拆除安定门城楼。

　　1984年，原北京市建委主任佟铮主持编撰《北京城市建设史》，我分担撰写《北京桥梁建设史》，在撰稿期间，我就想，北京的古代桥梁都是我拆除的，这正是保留文物资料的好机会，所以，详细地记述了古代桥梁的结构。同期，古代建筑和古代桥梁的建设史的撰写任务分配给文物局。

　　市政府进行编辑时，认为文物局撰写的古代桥梁应该正确，把我写的古桥部分删除。我于是把自己撰写的古代桥梁资料保存起来，以备将来撰写《北京古代桥梁结构考察》。

　　此时我又联想到，应该把我考察的城楼、牌楼、门楼等资料整理起来，撰写成书，不就永远的保留下来了吗？

　　上世纪90年代，我担当撰写《北京志·桥梁志》任务，完成后，于1997年（是年69岁）退休。

　　2000年到2010年，我续修了我们孔家的家谱——《忠恕堂家谱》，又帮助孔子世家谱续修协会续修《孔子世家谱》。此后，我就开始撰写《中国古桥结构考察》和《北京的城楼和牌楼结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