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过战乱兵燹穿过岁月沧桑！四川这12处古建依然是宋元时的模样

躲过战乱兵燹穿过岁月沧桑！四川这12处古建依然是宋元时的模样

　　古建筑测绘价格,古建彩绘怎么做,古建图绘制近日，第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国保”）由国家文物局正式揭晓。四川新增的32处新“国保”中，仅木质古建就有14处之多。它们从元代跨越明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直观的传承载体。

　　记者从省文物局了解到，12处古代木构建筑中，南宋古建仅有江油窦圌山云岩寺飞天藏殿一处，元代建筑除花林寺大殿以外，分别为眉山市报恩寺大殿、峨眉山市大庙飞来殿、阆中市永安寺大殿、阆中市五龙庙文昌阁、芦山县青龙寺大殿、芦山县平襄楼、南部县醴峰观、梓潼县七曲山大庙盘陀殿、南部县永安庙大殿以及蓬溪县金仙寺大殿。

　　幸存的宋元木构建筑，有多处均位于四川盆地北部的地理位置偏僻之处。四川唯一一处南宋木构建筑，位于绵阳江油窦圌山云岩寺。在花林寺周边50公里范围内，集中了四川大部分创建有明确纪年或疑似的元代建筑，它们包括剑阁香沉寺大殿、阆中永安寺大殿、阆中五龙庙文昌殿，以及南部永安庙大殿和梓潼七曲山盘陀石殿。这使得川北地区成为我国南方元代建筑最集中的区域。

　　与花林寺大殿关系最密切的一处元代古建筑，是与花林寺相距仅11公里的南部县醴峰观。

　　醴峰观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大殿同样为具有明确纪年的元代木构建筑，建于元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比花林寺大殿早4年。赵元祥介绍，花林寺和醴峰观从元代至清代都属于南部县管辖，而且都属于家族捐修的功德寺观。从两处建筑梁架上的题记来看，捐修两处寺观的家族之间还有姻亲关系。“醴峰观功德主何信的长孙大铸是花林寺出家僧人李德荣的舅舅，幼孙大荣则是李德荣的姑父，李、蒲、何3个家族的数十名成员都同时出现在两处建筑的题记中。”

　　花林寺和醴峰观的题记共同构建出当地元代几个大家族的谱系关联。唏嘘的是，醴峰观的功德主何氏家族在清代消失了，被移民来的谢氏所取代，而花林寺的李、蒲两家则繁衍至今。

　　为何川北乡野能够留下多处元代古建？赵元祥解释，保留这几处元代建筑的地方，恰好是在几个县的交界处。因地理位置偏僻，最终免于战火波及。

　　在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留存最多的山西，不仅有佛光寺这样的唐代建筑，元代建筑更有300多处，其数量占据中国元代建筑的75%以上。不过，四川的元代木构建筑以及更早的南宋建筑，同样不乏精品。

　　省文物局文保处处长何振华介绍，四川仅存的南宋木构建筑为江油窦圌山云岩寺飞天藏殿，大殿中央的飞天藏，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宋代道教转轮经藏。它精雕细刻了4重楼阁，与宋代《营造法式》中转轮经藏图中的天宫楼阁极为相似。这座建于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的建筑躲过战乱兵火而幸存。它的奇特之处在于整个藏身用竹木钉铰接，并由珍贵香柏木穿斗而成。藏身中包裹有大圆柱，外连木枋形成巨型木塔。“5·12”汶川特大地震中，飞天藏殿严重损毁：大殿基础局部下沉、墙体坍塌、原本可以转动的飞天藏倾向一侧。经过多年修复，800多岁的飞天藏终于成功矫正“脊柱”。重约5吨、高10.5米的飞天藏，在3人的推动下便可转动，重现昔日风采。

　　至于此次纳入第8批国保单位的蓬溪金仙寺，则经历了从年代不明到确证为元代建筑的过程。据介绍，金仙寺仅存正殿，其上的梁、枋保留的题记十分丰富。经过辨识，古建研究人员发现其中一个题记为：“大元泰定四年太岁丁卯，闰九月丙寅朔，初七日壬申，值开，当代修造讲僧得性……”由此可以结论：金仙寺的修造，应在元泰定四年（1327）当年或此前。这些题记当中，还有“喜舍中统宝钞壹拾定”等字样。据介绍，元中统元年(1260)七月，刚即汗位不久的忽必烈下诏造中统元宝交钞。10月，又正式发行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宝钞”，是我国历史上首次通行全国的纸钞。金仙寺的这些题记，在进一步证实其建造年代之外，也成为元代货币研究的重要参考。

　　从宋末开始，四川历经战乱。先有蒙古大军铁骑深入四川，明末又逢张献忠战乱及清军入川，幸存的木质古代建筑十分稀有。不过，在更偏僻的乡野，终有建筑在战火中幸存。记者从省文物局了解到，四川发现的宋元木构建筑，迄今已有12处。其中，今年入选新“国保”的绵阳盐亭花林寺大殿，正是在科技考古的助力之下，从原来的明代建筑，“晋级”成为四川为数不多的元代古建之一。

　　80年前，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山西发现唐代古建佛光寺时，只能依靠肉眼寻找题记以及大殿的结构和建筑风格。80年后的今天，考古学者借力高科技考古，为历经数百年的古代建筑寻找到更准确的身份信息。借助碳十四测年以及红外相机的使用，盐亭花林寺大殿的“年龄”不仅增加了近300岁，更发现23条、1500多字的墨书题记，成为研究元代及明清地方历史的珍贵资料。

　　盐亭县富驿镇火星村三社，位于花林小学内的花林寺大殿，建于高约2米素面台基之上，平面呈正方形，厅堂式结构，单檐歇山顶，看上去古色古香、气势巍峨。盐亭县博物馆馆长杨泽明感叹，“以前我们都认为它就是一处明代建筑，谁知道居然在元代就已经存在了。”

　　当初判定花林寺大殿为明代建筑的依据，在于大殿前檐挑方及屋内脊岭上“万历”字样的题记。不过2011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研究所对花林寺展开全面调查，大家敏锐发现其中的不一样——大殿前檐采用“减柱造”做法，将一个三开间的建筑省掉两根柱子，变成一间。一根通长11米多的大额枋承托起斗拱。“这种建筑方式并非明代风格，带有更早期的建筑特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研究所馆员赵元祥介绍。此时，大殿作为花林小学教室使用，上部梁架被吊顶完全遮挡，无法深入调查。2012年，花林寺大殿进行维修施工，古建所闻讯再次前往调查测绘。从此，这处“装嫩”的元代古建，渐渐揭开面纱。

　　爬上此前被吊顶遮住的梁架，调查人员首先发现题记中两处带有元代文化特征的字样，“保宁府”和“都纲”。赵元祥说，保宁府的建制从元朝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开始，下辖阆中等7县，这种建制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才废除。至于都纲，这是元代在府一级行政区划中设立的管理宗教的职务。在明代，这种职务已改为“僧纲”。“所以，这两个名称同时存在的年代，只能是元代。”

　　仅凭经验判定，尚不足以板上钉钉。调查人员根据大殿建筑构件的不同做法，大致判断其所属的不同年代，再针对不同时代的构件进行取样，进行碳十四测年。木材的年轮，越靠近中央，年代越早。为了尽可能准确地判断木材砍伐年代，进而推算修建年代，调查人员尽量选择木材中靠外侧的结构样本。他们惊喜发现，大多数木结构的碳十四测年时间在公元1290年左右。这个时代，恰是元朝。而后来有明代题记的木结构，测年时间的确在明代。结合“保宁”“都纲”等字样，花林寺的大部分建筑结构，已经可以判断属于元代。相比原来明朝万历年间的认知，花林寺一下“老”了近300岁。

　　对花林寺确切修筑年代的判断，来自2015年调查人员的一次红外相机重拍题记——“大元辛亥年”的题记终于被发现。至此，花林寺修建的具体年代，最终被确定为元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而23处题记的丰富内容，更成为地方史研究的宝贵资料。

　　借助红外线透视原理，考古人员发现将考古出土的竹木简牍用红外相机拍摄以后，反而更加清晰、易于识读。2012年底，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将其运用于拍摄古建当中。赵元祥介绍，古建上的题记，往往因为年代久远以及材料变色等原因，有的肉眼难以辨认。用红外相机拍摄，通常能捕捉到肉眼不可见的题记痕迹，而它们是确定古建身份最珍贵的信息。

　　2015年，调查人员对可能有题记之处逐一“扫描”，最终发现建筑构件上的23条、共1500多字的墨书题记，不仅清楚记录了大殿的营建纪年、当地僧人及俗家信众集资修建而成的经过，还记下从明代到清雍正期间的5次修缮活动，留下各个时代的构件，见证了当地木作技术的发展演变，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除少数明清时期增补的构件外，花林寺大殿至今仍基本保持了创建时的梁架和斗拱，是非常珍贵的元代建筑。古建研究人员认为它的发现，对南方地区元代建筑的年代判定具有标尺性意义。

　　赵元祥说，“目前识读出来的题记显示，花林寺原名兜帅寺，由在此出家为僧的李德荣的父母李昌祖和蒲氏夫妇与众亲属筹备钱粮集资建设。自元代创建起，由李、蒲两家世代捐修，是家族的香火庙。”在元代，民户赋税繁重，而佛道寺观则可享受优惠政策。因此，许多家族将土地寄进寺观，但仍掌握土地收入，以此减轻经济负担。让自家子弟出家，便于掌控土地，避免家族与僧道发生争执。在明洪武三十一年、嘉靖五年、万历二十一年等，为加强大殿大跨度、大出檐的结构稳定，又陆续进行了维护修缮。

　　在这处寄托了家族发展重托的寺庙中，他们上祝“今上皇帝，圣寿无疆；太子大王，金枝永茂。伏愿：皇图巩固，帝祚延长。”同时也祈愿“惟冀门业兴隆，子孙昌盛”。赵元祥介绍，“花林寺的李、蒲两家在当地繁衍700余年至今。这在经历了多次大规模战乱和移民的四川，实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