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孩子爱上文物与历史？全国文博大咖齐聚新津为孩子的历史教育出谋划策

如何让孩子爱上文物与历史？全国文博大咖齐聚新津为孩子的历史教育出谋划策

如何让孩子爱上文物与历史？全国文博大咖齐聚新津为孩子的历史教育出谋划策,

　　河南古建彩绘,衡阳古建彩绘,古建筑彩绘卡子在我们的城市里有着许多的考古成果，我们该如何让这些成果突破“展品”这一身份，打破博物馆的空间限制，在青少年的生活场景中“活”起来？

　　日前，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成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成都博物馆协会主办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暨青少年文化遗产传播推广研讨会”在成都新津举行。来自文博和教育届的专家、领导、嘉宾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的发展路径。

　　博物馆可以变成什么样？历史有哪些新玩法？在创新与突破的同时，有什么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成都儿童团全程参与了研讨会，并采访了现场的文博“大咖”们，希望给孩子们的历史教育提供新的思路。

　　逛博物馆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可聊起“带孩子逛博物馆”，不少父母却常常困惑：博物馆里那么多文物宝贝，连自己也眼花缭乱，孩子到底该从何看起；刚看了十来分钟，孩子就吵着要离开；开开心心逛了一下午，隔天问孩子有什么感受，他却都不记得了......

　　家长们的种种困惑，实则是抛出了一个问题：博物馆应该如何让文物与孩子之间建立联系？

　　来自良渚博物院展览教育部的徐瑶分享了良渚遗址在青少年文博教育方面的经验。

　　良渚古城遗址距今约5000余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范例，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但徐瑶首先提出了良渚遗址在进行青少年教育传播上的难点——作为超大型考古遗址，良渚遗址年代久远、无文献可考，可看性较差、学术性又较强，出土文物类型单一、同质化较多等等。

　　在基础条件并不优越的情况下，良渚遗址在“讲故事”上下足了功夫。遗址虽无文献可考，但却因此获得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徐瑶介绍道，在考古学的专业支持下，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做了大量的景观复原，尝试恢复五千年前良渚先民生活的场景。同时，“绘本+”模式成为良渚博物院在青少年中进行科普的重要方法。

　　为了化抽象为具象，博物院打造了儿童人物IP“良良”，以良渚陶器、玉器、石器、古城等为主题，开发系列绘本，鲜活地向孩子们讲述良渚遗址的故事。同时配套研发绘本课程，走进校园巡讲，展开“良良漫游记”。卡通视频、绘本戏剧、科普小达人选拔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也不断展开。

　　良渚博物院展览教育部负责具体工作的多是年轻人。徐瑶本人是90后，博物院社教老师很多是95后。徐瑶表示大家脑洞都很大，博物院也给了青年团队很多支持和空间。

　　最近，由徐瑶和她所在团队策划的青少年科普视频“良良的世界”在网上很火。徐瑶介绍道，原本这是一次青少年科普小使者的选拔，过程中他们发现这些参与选拔的小朋友不仅知识储备丰富，而且每个人都个性鲜明。

　　于是他们突发奇想——五千年前良渚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也像今天的孩子们一样，充满好奇心，富有探索精神？于是他们为每一个孩子量身打造了“剧本”，让他们穿越五千年回到良渚王国，成为拥有不同的身份的“良渚人”，有泥塑艺术家、有小小建筑师、陶器匠人，甚至有“良渚新闻官”。剧本以考古线索为依据，展开了符合小朋友理解习惯的想象。这些来自良渚的小朋友穿什衣服、喜欢吃什么水果，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平时爱去哪里玩......当良渚王国的生活细节由他们一一展现时，五千年的时光距离就被拉近了。

　　徐瑶说这是博物院和孩子们一次美好的“双向奔赴”，更加珍贵的是，用这样的方式唤醒的不仅是沉默的遗址和文物，同时还有古代先民的精神品质。因为好奇、勇敢、尝试，人类拓展了自己能到达的地方，文明得到了延续和发展，这也许是我们今天更应该通过文化遗址向孩子们传达的精神内核。

　　不仅仅是博物馆，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教育研学机构尝试着用孩子听得懂的语言，把历史、把文物讲给孩子们听。

　　成都儿童团一直尝试以博物馆为载体，根据不同主题，采用体验式、触摸式、参与式的互动，挖掘藏品中趣味性的故事，巧妙地与孩子们的兴趣点对接，来引导孩子与艺术对话，为孩子提供更多愉快、富有创造力的体验。

　　无论是有故事的历史博物馆，还是难以简单阐释的艺术展，都通过专业的课程设计以及动态的教育活动，让静态的展品活起来。

　　比如，儿童团打造了全国首个沉浸式儿童剧本游——萌探遇见博物馆。把宏大的三国历史放入“明月昭昭长风起·沉浸式三国主题剧本游”中，将博物馆内容贯穿在剧情里，以刘备和诸葛亮两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为线，通过时下流行的“剧本游”模式，走进波澜壮阔、风云起伏的三国。

　　成都华风讲堂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彭浒则分享了一个“研学宇宙”——从超短线到长线，从半天到多天，再加上营地活动与讲座，华风讲堂把研学的各种形态都进行了实践，形成了一整套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的研学体系。

　　把成人式的东西翻译成青少年能听懂的语言，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同时，随着青少年群体越来越细分，华风讲堂则需要研发出更加精细的教育方法。

　　华风讲堂曾做过一个名为“种子浮选”的活动，用同一罐种子，给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讲不同的故事。

　　针对5到7岁的群体，他们会引导孩子们从日常生活出发，让孩子们通过分析罐子中水稻和小麦的比例，而进一步学习这一地区古时候的主食构成以及外来人口比例；大一点的小孩则会通过观察罐子上图纹的多种艺术风格，而学习文化融合相关的知识；再大一点的孩子，则会从考古的角度从文物中了解这一时代的文化艺术特点、技术特点，以及通过与其他时代、地域的文物对比，发现不同文化的独特性。

　　彭浒说到：“文物是静态的，但人的思考是活的，同时，不同年龄层的思考也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当不同年龄的孩子都能了解到祖先的智慧，他们才会为自己身上所流淌的血液和传承的文化感到自豪。

　　我们常说如果想让孩子了解一个地方的过去和现在，那就带他去博物馆。但实际情况是，相较于历史文物，科技、航天等主题的展览或博物馆更受青少年喜爱。

　　成都古猫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汤诗伟分享了自己的看法：要让博物馆流行起来，首先要让博物馆“好玩”。青少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主体，在他看来，文物有着足够的知识量，但缺少的是从文化高墙蹲下来的勇气，在全新的时代，文物必须俯下身来才能和青少年走到一起。

　　例如，为了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到古建筑的魅力，古猫打造了一系列别开生面的古建筑启蒙课。孩子们会实地参观古建筑，利用古建基础知识制作小物件，随着学习不断深入，还将亲自测绘、并1：1搭建经典瑰丽的古建筑......用最有趣的方式学习到最专业的古建筑知识，感受古建筑的魅力。

　　在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教育机构进行突破与创新的同时，如何在文物资源的严肃性，与青少年的个性之间找到较好的结合点呢？

　　去年开始，古猫在抖音和B站以有趣轻松的短视频形式聊文物。一条介绍“春熙路下面的南宋古街”的视频成为了古猫在抖音的第一条爆款，视频发出后获得了上万的点赞，以及超过300万的播放量，不少看过视频的网友感叹原来春熙路还有这些故事，并约着朋友前去打卡。

　　这也给了古猫启示：在互联网时代，让文物更具普广性，需要一些“大开脑洞”的玩法。如果你点开古猫的短视频平台，便能看见《我马踏到底叫什么名字？》《司马金龙的屏风漆画》《基督僧侣给唐高宗开过瓢？》等将专业性、深度和趣味性融合在一起文物讲解视频。

　　“好玩”的背后是强大的学术支撑，古猫的科普短视频受到喜爱，正是因为大家能在轻松的氛围里，看到更具专业性的解读。

　　成都考古研院宝墩遗址工作站站长唐淼是一位有文化遗产传播推广经验的一线考古人，在把考古专业知识转化为大众、青少年能够理解并且感兴趣的内容的实践中，他发现了很多问题。

　　考古人和大众之间仿佛有一道天然的“鸿沟”，媒体在扮演信息“中介”的过程中也难以避免存在不够精确、信息折损的问题。而在向青少年进行传播的时不仅要求精准，同时也要符合青少年的理解能力，并需要兼顾趣味性、互动性。

　　如何做好“翻译”工作？在和媒体的交流上，成都考古研究院设立专人专岗，负责内容输出，组建与媒体的沟通群，在新媒体平台上的传播与表达也一直力求保持精准。

　　“天府之根”宝墩遗址与宝墩文化展不仅包含了对宝墩遗址和宝墩文化的专业介绍，同时也向观众传递了考古学基本知识，帮助公众建立有关考古的基础逻辑和思维方式。在观展过程中，观众能清晰地看到考古工作者是如何进行遗址发掘和保护工作的，也能看见在得出某个结论时专业者的依据是什么。

　　唐淼和他的同事们常年自己担任讲师，带领大家到考古发掘的现场参观体验。在越来越多的角色分工下，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社教和研学工作和考古工作人员繁重的日常工作和科研压力的矛盾，教育专业化的需求、研学课程体系化的需求等等。

　　他开始思考构建起一个新的模式——与专业的运营管理机构和研学机构联合，由考古研究院负责专业课程指导、派专业人员参与，由机构进行研学场所的日常运营和研学活动的落地。

　　不仅仅是宝墩遗址，唐淼介绍道，目前整个成都考古研究院都计划进行这样的新尝试。成都考古研究院打造了西南地区规模最大、设施设备最先进的城市考古科研与展示平台——成都考古中心，包含了公众考古中心、文物保护中心、科技考古中心、古建设计中心、文物信息中心，集展览展示、科普教育、文创研发、文物保护等功能于一体。成都考古的资源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未来如何在公众和青少年科普教育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以更高效的方式运转，唐淼认为开放的“合作共赢”会是一个基本思路。

　　南方海洋实验室海洋考古团队首席专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詹长法长期从事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在他看来，历史教育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是整个社会的课题，仅仅靠文物保护工作者，靠一些研学课程无法实现。

　　文物承载的不仅是古人巧夺天工的技艺，更延续了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积聚了古代人们的智慧与文明。

　　这也意味着，青少年的历史教育，并不仅仅是学习历史书上老师划下的“重点，或者是了解“历史”这门学科。“历史的教育不能急”，他一直强调，急功近利只会让教育变得“快餐化”，孩子们如果不能领悟到真正的历史，又谈何尊重历史以及文化自信。

　　以带孩子逛博物馆为例，詹长法认为如果做出一些改变，孩子们或许能在其中获得更丰富、更深刻、更有效的体验。例如在观看文物前要做一定铺垫，提前了解展厅内文物的相关知识，对文物的背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才不至于进了博物馆后“摸不着头脑”；或是，针对青少年群体，可以邀请更年长、更资深、更专业的学者，为孩子进行更灵活生动的文物讲解。

　　如今，数字化让文物有了更多的呈现形式，博物馆为了吸引青少年群体也做出了很多趣味性的实践。

　　在詹长法看来，这些尝试必须要在确保“真实性”的前提下进行，才能实现好的历史教育。他以给孩子讲文物故事为例，说道：“面对一件千百年前的文物，我们现代人并没有当时社会的感受，也没有参与过他们的社会活动，即便是作为研究者，也没有十足的自信认为自己已经将它研究透彻了。例如一件瓷器，制作者的思维、感情都在那厚薄不均的釉层之中，这些都是我们无法凭空猜测的。所以在给孩子解读的过程中，我们要尊重事实，并留有余地。”

　　詹长法希望无论是学校还是教育机构，在针对青少年历史教育进行突破与创新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对“真实”的追求。

　　本次研讨会还有来自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成都博物馆、成都博物馆、成都草堂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一大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故居陈列馆、西南交通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等多个单位的90多位专家参与，这充分表明了大家对于文博研学教育的重视，以及青少年历史教育是全社会的课题。

　　成都儿童团作为一家媒体属性的教育平台，致力于将优秀的全国性项目进行区域性的落地表达，也致力于将优秀的区域性项目进行全国性的输出推广。我们秉承儿童友好的初心，将保持对文博研学领域持续地记录分享、观察推动，以及直接参与。我们愿意在宣传、课程、师资、空间、流量等方面，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