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纷飞中有一群执着的中国建筑师

战火纷飞中有一群执着的中国建筑师

战火纷飞中有一群执着的中国建筑师,

　　古建彩绘山东,唐代古建彩绘,古建图绘制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建筑系四年级学生梁思成，面对父亲梁启超寄来的影印本《营造法式》，有些不知所措。他认识纸上的每一个汉字，但他读不懂那些神秘的文字。

　　本文选自《荒野上的大师》。作者张泉，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原《生活月刊》主编，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2008年、2010年、2013年“亚洲卓越新闻奖”获得者。

　　本书记录的即是“走出书斋、走向旷野”的一代全新的中国学人，围绕地质调查所、清学研究院、史语所和中国营造学社四个机构，他写下百年前这群具有探索精神的先驱对于动植物、矿产、考古发掘、民族学等领域的调查与研究，以及取得的不菲成就。不管是对国家的实业发展、治学方法的改变，还是知识空白的填补，他们的贡献都是开创性的。

　　他们遭遇的困难也不容小觑，书中向我们展现了传统观念、政治压力和资金缺乏等等，如何给他们的研究工作造成阻碍，而勘探本身的危险性，加之动荡的时局和战争，让他们的研究随时付诸东流，有的还罹患重病乃至付出生命。内忧外患之时，这群人也会自我怀疑，自己做的事是有意义的吗？但他们无论如何都坚持了下去，为民族尊严，也为纯然的求知欲、科学精神。

　　在前言的最后，张泉写道：“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以自己的名字开创新的纪元。”

　　《营造法式》刊行于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由将作监李诫奉旨编修，保存着中国营造的规则与智慧。但历经千年，规则工匠的口口相授中渐次散佚，终被遗忘。直到1919年，《营造法式》才被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意外发现。

　　梁启超把这本“天书”寄给长子梁思成，希望他不要只关注西洋建筑，也应当反顾中国传统。“天书”的扉页上留着梁启超的字迹：“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

　　父亲的礼物，把梁思成和同样钟情建筑的妻子林徽因引向了另一条学术路径。梁思成想起刚到宾大读书时，建筑史教授阿尔弗莱德·古米尔曾问他中国建筑史的情况，他才突然意识到，中国从来就没有一部建筑史。也许，《营造法式》能帮助他回答这个问题。

　　1927年，梁思成前往哈佛大学人文艺术研究所，希望研究东方建筑，写作“中国宫室史”。东方艺术讲师兰登·华尔纳列出的书单，却完全无法让他满足。书单中充斥着西方世界对中国绘画、陶瓷、玉石、雕刻的理解乃至想象，关于建筑的记录却寥寥无几。

　　他知道，自己注定无法坐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里理解中国古建筑的发展史。想要破解《营造法式》的秘密，回国，或许是唯一的选择。

　　1930年6月，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的“挑衅”，也如同平地惊雷，令中国建筑界五味杂陈——他应邀到中国营造学社演讲，提出从文献和遗物两方面研究中国建筑，建议两国学者合作。但他强调，中国学者应当以调查、研究文献为主，而对中国古建筑遗存的研究，则应由日本学者代劳。

　　伊东忠太的态度令中国学人颇为尴尬，但不容否认的是，他揭示的正是中国建筑界的症结所在——自古以来，建筑在中国都被视为工匠之技，不受重视，而学者们习惯于钻研古籍，皓首穷经，不愿亦不屑进行田野考察。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学者的探索与研究方法。关野贞、大村西崖、常盘大定等人的足迹遍及中国各地，伊东忠太更是如此。无论年龄、思想还是实践，他都是亚洲建筑史界的先行者。他是“建筑”这个译名的命名者，早在1894年就提议把英语中的architecture一词翻译为“建筑”。1902年，梁思成一岁时，伊东忠太已经开始了为期三年，横跨中国、印度、土耳其和欧洲的考察之旅，并在四十六摄氏度的高温中重新发现了被遗忘多年的云冈石窟。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时对中国古建筑遗存的调查与记录，乃至对中国建筑史的总结与书写，确实都是由日本学者代劳的。

　　此前的几年间，朱启钤一直在用自己的积蓄维持中国营造学社，招募名家整理古籍、制作模型、举办展览。然而世事叵测，生活中变故频发，让他负债累累。所幸，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和中英庚款董事会同意每年拨款资助，他的理想才得以延续。然而，老派学者只能订正文字的正误，无法破解工匠的“文法”，《营造法式》重现人间虽已十余年，仍是一部“天书”。中国营造学社需要新鲜血液，尤其是在海外接受过现代建筑学教育的年轻人。

　　梁思成回国后，在东北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刘敦桢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科和建筑科，回国后在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1931年和1932年，梁思成与刘敦桢相继辞去教职，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分别担任法式部主任和文献部主任。随着他们的到来，对《营造法式》的研究终于开始从“纸上”转移到地上。

　　刘敦桢比梁思成年长四岁。据说，两人第一次见面，刘敦桢就问梁思成，研究中国建筑应当从何处入手。他们突然童心大发，决定先心照不宣，各自在纸上写下答案。两相对照，答案竟惊人的一致，都只有两个字—“材”与“栔”。这个传说真伪难辨，《三国演义》里虚构的瑜亮情结，似乎在梁思成和刘敦桢身上重演了。

　　不久，他们找到了各自的助手，十五岁的莫宗江和十七岁的陈明达。几年之间，文献部又招募了单士元、刘汝霖等人，法式部有邵力功和刘致平，负责测绘的则有刘南策、宋麟徵、王璧文、赵法参、纪玉堂等人。无论进行文本研究，还是外出考察，都有了充分的施展空间。

　　当然，中国营造学社不是朱启钤的私人俱乐部，也不是这几个人的小团体。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建筑师大都被吸纳为社员。和民国时期的诸多会社一样，这里也云集了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界的名流，诸如周诒春、任鸿隽、徐新六、朱家骅、杭立武、叶恭绰、钱新之、陈垣、李四光、李济、马衡等人。鼎盛时期，职员和社员一度达八十六人。

　　车厢里人头攒动，遇到干涸的河流，就得下车，在鹅卵石和细沙上步行一阵；倘若开上泥泞的路，更要下来帮忙推车。这样走走停停，直到黄昏，梁思成一行才终于抵达目的地河北蓟县。

　　前往河北，是一次偶然而又必然的旅程。日本学者关野贞带着蓟县独乐寺的照片拜访朱启钤，提出中日双方合作考察，由日本团队负责测绘，中方研究文献，加以考证。关野贞相信，独乐寺或许是中国存世最古老的建筑。朱启钤没有正面回复，而是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梁思成。

　　1932年春天，梁思成带着在南开大学读书的弟弟梁思达，一起前往蓟县。独乐寺没有让他们失望。这座寺庙建于辽圣宗统和二年（984年），比唐朝灭亡晚了七十七年，但比《营造法式》刊行早一百一十六年。对观音阁和山门进行测绘时，梁思成发现，辽代的寺庙果然与他熟悉的明清建筑全然不同。他兴奋地写道，它“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我国建筑蜕变上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

　　梁思成早年骑摩托车时曾遭遇车祸，右腿和脊椎的伤困扰了他一生，但他毫不犹豫爬上山门，兴奋地测量每一个斗拱的尺寸，逐一记录。他还发现，山门脊饰的变化，特别是上段的鳍尾和下段的吻，都清晰地展示出从唐到宋建筑风尚的演变。不久，他完成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起笔即开宗明义断言，“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他深信，那些散落在中国大地上的建筑遗构，能够帮助他洞悉失传千年的隐秘，让他曲折地抵达消逝的年代。

　　独乐寺之行以后，梁思成等人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实地考察、测绘和研究。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真正的蜕变。他们相信，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梁思成破解《营造法式》的最终目标，是要书写一部中国建筑史，但他深知，不可能坐在书斋里考证出《营造法式》中每个术语的来历与意味，更不可能生造出一部中国建筑史。只有那些散落在大地上的古建筑遗存，能为他理解《营造法式》和书写中国建筑史提供大量直观的证据。

　　通过多次河北之行，他逐渐摸索出一套调查、研究古建筑的方法：首先在图书馆里研读史书、地方志和佛教典籍，筛选一些可能存世的古建筑，整理出名录作为参照，以便拟定行程。为了节省成本，他们会先设法找到建筑的照片，初步预估其建造或重修的年代，再判断是否值得实地考察。他们每次外出都会背一个电工式的背包，方便攀爬，包里放着绳子、伸缩杆，以及测绘和摄影器材。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多高级的仪器，胶卷也不多，需要省着用。一些辅助性的工具，多是根据经验自己设计的。

　　在后人想象中，梁思成等人的旅程诗意盎然。但诗意只是苦尽以后的回甘，考察之路其实无比艰辛。

　　长途汽车总是不准时，暴雨又时常不期而至。天灾或者人祸，都可能影响考察行旅。因为战乱，他们耽搁了半年才得以前往蓟县。在宝坻县结束工作后，回北平的长途车却因大雨停运了。他们乘着一辆骡车，从凌晨三点一直奔波到下午四点，冒雨辗转了几个地方，才终于赶上一班开往北平的车。他们逐渐习惯了在寺庙中投宿，连续多日吃素。有时连喝水都是奢望，干渴难耐时突然发现一口井，可是，看到水面上漂浮着的微生物，他们只好忍一忍，宁愿冒着高温继续奔波。在河北遭遇的这一切，只是漫长旅途的开端。未来的路上，能找到食物都是幸运的事。他们将不得不忍受突如其来的变故，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不懈奔走。

　　1933年，当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莫宗江等人在秋雨中抵达大同，曾经的北魏故都、辽金陪都，竟找不到一间可以借住的旅馆。所幸，大同车站站长李景熙与梁思成是旧相识，一行人这才有了住处。最终由大同市政府官员出面，一家酒楼答应供应三餐，每人每餐一碗汤面。云冈石窟的生活更加艰苦。一位农户让出了一间没有门窗、只有屋顶和四壁的房子给他们栖身。这里昼夜温差很大，三餐只有煮土豆和玉米面糊糊。但他们还算幸运，用半打大头钉，从一个驻军排长那里换来了几十克芝麻油和两颗卷心菜。

　　这次山西之行，他们从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等洞窟中，获得了大量线索。未来，梁思成等人还将一次次重返山西。山西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又是佛教与道教文化的胜地；更重要的是，这里气候干燥，群山苍莽，许多古建筑因此躲过了战乱与人祸，侥幸地得以保全。

　　林徽因提前返回北平后，梁思成继续南下，前往梦寐许久的圣地——应县。自从他得知，应县可能有一座辽代的木塔，这塔就变成了他的一桩心病。在北平时，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对林徽因念叨着，“上应县去应该不是太难吧”，或者暗示，“山西都修有顶好的汽车路了”。林徽因忍不住自嘲，“我只得笑着说阿弥陀佛，他所倾心的幸而不是电影明星！”但他无法确定这座传说中的古塔，究竟是不是辽代的原作。

　　后来，他竟想出一个听起来有些迂腐的办法，寄了一封信到应县，信封上写着“探投山西应县最高等照相馆”，希望收信人能帮他拍一张木塔的照片。他不知道谁会收到这封信，收信人又会如何作答，他甚至不知道，这封信能否如期抵达应县。他能做的，只有等待。没过多久，这个天真的愿望居然实现了，应县宝华斋照相馆的店主拍了佛宫寺释迦塔的照片给他寄来，店主并不想要金钱酬劳，只希望得到一点北平的信纸和信笺，因为应县没有南纸店。

　　梁思成在信中，向林徽因原原本本地描述了他所“倾心”的这座千年木塔。第一眼见到它，他的狂喜就难以掩饰，“由夕阳返照中见其闪烁，一直看到它成了剪影，那算是我对于这塔的拜见礼”。等到正式去拜见，“好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在另一封信中，他毫无保留地连声赞叹：“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刘敦桢另有安排，抵达应县后就匆匆离开。梁思成则带着助手莫宗江，迫不及待地爬上爬下，开始测绘、拍摄。

　　秋日的山西，天气瞬息万变。一个晴朗的午后，梁思成正在塔顶专注地工作，突然凭空一声炸雷，吓得他险些松开手中的铁链，从两百英尺（约61米）的空中掉下来。又有一天，他和莫宗江在木塔最上层的梁架上，一直测量到下午五点，又是毫无征兆地，雷电交加。他们急忙向下爬，不料，测量记录的册子却被风吹开了，有一页甚至飞到栏杆上，所幸他们追赶得及时，如果再晚半秒钟，十天的工作就全都白费了。

　　在应县工作了一个星期后，梁思成于1933年9月26日回到北平。不料，第二天，《大公报》却给了他一份特殊的“问候”。从9月27日开始，《大公报》文艺副刊分几期刊发了冰心的万字长文《我们太太的客厅》。明眼人都知道，这篇文章影射的是林徽因。林徽因好客，她和梁思成在北总布胡同的家里，常常云集着文化界的名流，显然，冰心对此颇为不屑。在她笔下，林徽因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梁思成则是“满身疲惫、神情萎靡并有些窝囊的先生”，自然，冰心更不会放过“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徐志摩，尽管徐志摩已经在两年前去世。

　　林徽因大约在第一时间就看到了这篇文章，因为她的诗歌《微光》也刊登在9月27日文艺副刊的同一版，并且被《我们太太的客厅》环绕着。林徽因对此未做任何文字回应。十天后，她在《大公报》上发表了《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记录了梁思成寻访、测绘应县木塔的过程。她没有诉诸文字，但她恰好从山西带回来一坛陈醋，便派人送给了冰心。

　　中国建筑史如同一部侦探小说，这是林徽因做的比喻。梁思成把希望寄托在《营造法式》上。他相信，唯有先破译《营造法式》，才能有 “相当的把握”写一部中国建筑史；而为了“翻译”出《营造法式》，破解诸多失传的谜题，他就不得不一次次启程，到深山荒野中辗转，在不知名的乡村市镇间奔波，面对当地人或警惕或困惑的目光，在失望与希望之间，与光阴沉默对弈。残留在大地上的千年遗构，则不动声色地给他们提供着各种暗示。

　　梁思成把田野调查称为“与时间赛跑”，因为西方建筑以石材为主，而中国建筑以木构为主，无时无刻不在遭受风雨侵袭和后世的肆意改造。意外也常在不经意间发生，“一炷香上飞溅的火星，也会把整座寺宇化为灰烬”。进入民国后，政府常常以“破除迷信”为名，拆毁古建筑；与此同时，军阀混战，日军步步紧逼，战争的威胁越来越近。这一切，都催促着他们不断启程。“孤例”这个词，开始在梁思成的文章中频繁地出现。能目睹这些“孤例”，他的狂喜跃然纸上，可是，“孤例”又意味着这些古建筑多么脆弱，而这次发现何其侥幸。狂喜背后，更藏着沉痛的悲哀。与时间赛跑，其实终究是与自己较量。

　　1933年，林徽因曾把梁思成、刘敦桢他们称为“几个死心眼的建筑师”，“放弃了他们盖洋房的好机会，卷了铺盖到各处测绘”。其实，这群死心眼的建筑师怀着更深的愿景，更大的野心。他们不仅要访古、寻古、存古，还在试图改写自己的时代。他们不辞辛劳地奔波，是为了理清过去，进而眺望未来。他们希望通过调查、研究古老中国的营造传统，最终影响当下建筑界的实践，甚至制定新的规则。用梁思成就在《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中的话来说，就是再好的航海家也需要地图，他和中国营造学社同仁们希望做的，是为建筑师们“定他们的航线”。他们不是要给建筑做设计，而是要为整个中国建筑界做设计。

　　于是，在短短五年时间里 ，梁思成、刘敦桢等人各地奔波，考察了一百九十个县市，二千七百三十八处建筑，绘制了一千八百九十八张测绘图。梁思成重点调查了京郊、河北、山西一带的古建筑，参与了杭州六和塔与曲阜孔庙的修葺计划。刘敦桢虽是文献部主任，也未放弃田野考察，最初聚焦于北平与河北周边，后来又走访了河南、山东、江苏和陕西等地。此外，两人还联手拟出了故宫文渊阁、景山万春亭的修复计划。

　　1937年6月，梁思成一行再度启程，第四次前往山西做田野考察。7月15日，他们离开山区，见到了从太原运来的报纸，才得知日军已经在八天前开战，全面抗战爆发了，而他们身在山中，浑然未觉。

　　刘敦桢也在外地考察，战争爆发后，才从中原匆匆赶回北平。一个月后，他们栖身的城市也沦陷了。中国营造学社被迫南迁，六十六岁的朱启钤送走他们，自己选择留守故都。未来的七年里，他将一次次装病，被迫搬迁，拒绝与日伪合作；他还将指导留下来的旧日职员，在艰难的环境里，为远在南方的梁思成、刘敦桢等人提供支持，抢救、整理、寄送研究资料。

　　林徽因回忆，他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才终于取道天津抵达长沙。但长沙也非久留之地，他们被日军追袭，继续南下。路上，林徽因生了肺炎，这病症困扰着她的整个后半生。所幸，有过多年田野考察经验，她和梁思成配合默契，能快速打包行李，带着年幼的儿女，随时动身。他们还随身带着一小盒酒精棉，每次吃饭前取出一点，给碗筷消毒。这一幕，让九岁的女儿梁再冰难以忘怀。她从未想象过常在客厅里笑语盈盈的母亲，面对如此艰苦的环境，竟这样从容干练。

　　人在湖南，刘敦桢决定顺路回故乡探亲。但他无法容忍自己停下脚步，回到新宁没多久，就开始考察附近的民居、宗祠和廊桥。他深信这些田野考察同样拥有特别的意义。他的故乡位于湖南西南部，地理位置偏僻，不容易受到外来影响，一些古老的营造方法应该也没有被完全遗忘。他对山涧之间、平原之上隐约出现的廊桥尤其感兴趣，测绘了故乡的江口桥，并在几年后写下《中国之廊桥》，分析总结中国古代桥梁的嬗变。

　　抵达昆明后，中国营造学社栖身于郊外的麦地村兴国庵。1939年秋天，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等人再次从昆明出发，前往四川与西康考察古建筑。兴国庵里，只剩下母亲们陪伴着孩子们。

　　悬崖下面，汹涌的江流不断变化着名称——长江、青衣江、岷江、嘉陵江……水随山势，莽林无边。它们看起来并无二致，只有路在脚下不断延展。从1939年9月到1940年2月，他们从秋天一直走到春天。

　　1940年春天，风尘仆仆的父亲们终于回到昆明。他们在半年里考察了四川和西康的三十一个市、县，一百零七个重要古建筑、石刻及其他文物。守候在兴国庵的母亲们和孩子们早早地等在村口，梁思成从人力车上跳下来，立刻与林徽因拥抱在一起。这一幕，让习惯了农村生活的孩子们目瞪口呆。

　　百感交集的梁思成还在期待下一次考察，却并不知道，四川之行，竟是中国营造学社主要成员最后一次结伴长途跋涉考察古建筑。

　　1940年的一天，梁思成忽又想起佛光寺雄大的斗拱。在报纸上，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豆村，据说中日两国军队都准备以豆村作为据点，发起进攻与反攻。时隔三年，重新看到这个名字，恍如隔世。但佛光寺，他心心念念的佛光寺，就藏匿在那里，藏匿了一千多年。但梁思成不知道，佛光寺又能否熬得过这一场炮火。他只能面对图稿上描绘的线条，怀想那座恢宏的遗构，以及自己从未消退的狂喜和无尽的悲哀。

　　其实，就连他们绘制的这组佛光寺的图稿，都历经坎坷才得以保全。它先是被从北平带到天津，又从天津带回北平，朱启钤请社员把它们复制下来，托人送到上海，又从上海邮寄到西南，才终于辗转交到梁思成手上。

　　1940年冬天，中国营造学社搬到了李庄的上坝。学社招募了几名年轻的工作人员，卢绳、王世襄和罗哲文等人，似乎又壮大了些。这些人，多年后都将成为中国建筑界与文物界的泰山北斗。罗哲文考入中国营造学社做练习生时，只有十六岁。刘敦桢对这个好奇的年轻人说，中国营造学社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团体，大家都是读书人，做学问的，不是当官的，不是衙门。

　　川南多雨，房间里永远潮湿、阴暗，老鼠和蛇时常造访，臭虫更是成群结队从床上爬过。病中的林徽因受到特殊优待，有一个帆布床，其他人都只能睡光板和竹席。物资紧缺，物价仍在飞涨。每个月收到薪金，就得立刻买米买油，稍有延迟，它们就可能变成一堆废纸。刘敦桢一家五口，除夕之夜的年夜饭只有五块小小的麻饼，唯一与往常不同的是，在这个特殊的夜晚，几根小蜡烛暂时取代了桐油灯，插在一块萝卜上。梁思成开始学习蒸馒头、做饭、做菜、腌菜，林徽因则学会了针线活儿，每天强撑着病体给孩子们缝补那几件小得几乎穿不下的衣服。

　　住在李庄的孩子不少，父辈们偶尔会信手在小本子上画几笔，给孩子们玩。梁思成画过一幅小画，是一个精致的小碗，盛着番茄蛋汤。他在旁边写道：等到抗战胜利了，要喝上这么一碗。

　　这就是梁思成最想念的味道，在那个时代已是奢望。他的体重已降到四十七公斤，他的背比从前更驼了。所幸，那些散落在深山之中的古老建筑，精美绝伦的石刻造像，逃过了千百年光阴的侵袭，大美无言，遗世独立，尚有丝缕微芒慰藉人心。

　　刘敦桢忙于整理《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从1940年7月到1941年12月，他代表中国营造学社，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走访了云南、四川、西康的四十四个县，调查了一百八十多处古建筑及附属艺术遗物。他深知自己所见的不过是九牛一毛，只有“云南十分之一，四川五分之一，西康十九分之一”。

　　梁思成开始写作《中国建筑史》，莫宗江负责绘制插图，卢绳帮忙收集元、明、清的文献资料，病中的林徽因除了收集辽、宋的文献资料并执笔之外，还校阅补充了《中国建筑史》的全部文稿。脊椎组织硬化症一直困扰着梁思成，他不得不套着一件用钢铁制作的马甲才能工作。为了减轻脊椎的压力，他用一个花瓶抵住下颌，作为支点，支撑头部的重量。他笑着宣称，这样可以把线画得更直些。

　　他们每天工作到深夜，在昏暗的菜油灯下，与命运暗自较量。写作让他们短暂地忘记了现实的苦厄，一次次重返那些传说中的黄金时代。

　　他决定回归阔别十一年之久的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离开的前夜，他与梁思成促膝长谈。两人因中国营造学社而相遇，合作十一年。抗战之初，中英庚款董事会曾表示，即便中国营造学社的社员们因战火流落各地，只要梁思成和刘敦桢在一起，董事会就愿意承认学社的存在。他们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却终究难逃一别。

　　刘敦桢的离开，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营造学社已经失去经济来源。尽管费正清努力向哈佛燕京学社争取了五千美元赞助，也无济于事。学社成员们无法领到工资，生活朝不保夕。刘敦桢给营造学社做过会计，更是深知其中的艰难。

　　离开李庄后，刘敦桢前往重庆沙坪坝，于次年担任中央大学建筑系系主任。他终于从一个风尘仆仆的考察者，重又变成“身穿长衫，手持茶杯，缓缓步入教室，讲话如数家珍”的儒雅学者。可是生计并没有获得太大的改善，为了维持生活，他被迫变卖了珍藏多年的《辞源》，纵然如此也没能挽救小女儿，她被脑膜炎夺去了生命。

　　陈明达也在同期离开李庄，前往西南公路局。抗战带给他致命的精神打击。他留在北平的母亲和妹妹相继去世，未婚妻在地下抗日活动中牺牲，未成年的弟弟妹妹突然又杳无音信。能慰藉他的，只有杯中酒，以及杜甫的诗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用无穷无尽的工作麻醉自己，工作之余就酗酒痛哭。命运无常，灾难接踵而至，但《营造法式》仍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他强迫自己每天待在小房间里，手抄了整本《营造法式》和全部的手绘建筑图。离开中国营造学社后，他也未放弃对应县木塔和《营造法式》大木作的探究。余生里，他一直在研究并注释《营造法式》。

　　1944年，梁思成恢复了停办七年多的《营造学社汇刊》。在昏暗的房子里，他们把论文编排好，在药纸上誊抄、绘图，再用石印印在土纸上，自己折页、装订，出版了两期汇刊。梁思成在复刊词中描述了同仁们所做的努力：“在抗战期间，我们在物质方面日见困苦，仅在捉襟见肘的情形下，于西南后方作了一点实地调查”，而这“一点实地调查”，其实包括“云南昆明至大理间十余县，四川嘉陵江流域、岷江流域，及川陕公路沿线约三十余县，以及西康之雅安芦山二县”，他们寻访的遗迹包括寺观、衙署、会馆、祠、庙、城堡、桥梁、民居、庭园、碑碣、牌坊、塔、幢、墓阙、崖墓、券墓以及雕塑、摩崖造像、壁画，等等。在复刊词中，梁思成不厌其烦地对各大机构在抗战中给予中国营造学社的支持表达着谢意。出完这两期，《营造学社汇刊》就永久停刊了。

　　1945年，梁思成带着中国营造学社剩余的几名成员，启程前往清华。中国营造学社存世十五年，自此悄然落幕。这十五年里，有八年是在战火、流离与极度困窘中度过的。

　　再然后，当初中国营造学社的两位领袖，一南一北，分别主持着清华大学建筑系和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无论外界怎样众说纷纭，他们依然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刘敦桢也会把自己的学生送到清华，请梁思成指导。有一次，梁思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写了一篇序言，当他得知刘敦桢也写了一篇，就把自己那篇悄悄收了起来，至死都未曾示人。

　　1955年，林徽因在风暴来临前病逝。许多年后，人们记住了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北平北总布胡同的家，记住了“我们太太的客厅”，记住了种种绯闻与情感的暗涌，却大多不记得，有许多时间，林徽因与梁思成并没有留在那间舒适的客厅里，而是宁愿去荒野与山村间辗转，把自己交付给古老的建筑遗存，交付给那些消逝已久的时光。

　　1968年4月30日，刘敦桢因病不治去世。四年后，梁思成孤独地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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