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80多年前他们首次测绘故宫

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80多年前他们首次测绘故宫

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80多年前他们首次测绘故宫,

　　古建绘本,枣庄古建彩绘,东城古建彩绘这座干隆年间修建的皇家图书馆已经在紫禁城的东南角矗立了将近二百年，木质的楼面与梁柱被七万多卷的《四库全书》压得不堪重负，上层楼板日渐凹陷，安放其上的书架也随之变形，显出倾圮的势头。虽然故宫方面早些年已经为此将《四库全书》全部取下，另外装箱，存入别库，但文渊阁楼面岌岌可危的状况仍然如故。

　　两年前，文渊阁的管辖权刚刚从古物陈列所移交给故宫博物院，建筑维修的职责，自然也归于故宫博物院的总务处。年久失修的木建筑，结构形变日增，遇上狂风骤雨，往往便有倾圮之虞。因此，总务处长不得不操心起文渊阁的修缮问题。

　　修理古建筑，毕竟不比寻常房屋修缮。文渊阁因其特殊功能导致的楼面凹塌，也远远超出普通匠人的经验范畴。面对这样一座在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建筑，如何才能整复如故，使之免遭倾圮，而又不致成为破坏古物的罪人？

　　如今朱启钤的名字为人所知，多半是因为他创办了营造学社。这个中国第一家研究古建筑的专业学术团体，在学术史上几乎是个传奇般的存在：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以短短17年的历史，十余人的规模，完成了将近两千座古建筑的调查，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史和建筑理论的研究范式，独力开创了一个学科。

　　但营造学社只是朱启钤一生中开创的诸多事业之一。作为北洋政府大员，朱启钤曾在熊希龄内阁担任内务部总长兼京都市政督办，在北平这座文化古城留下诸多掌故，其中之一，就是他与故宫博物院的渊源。

　　人人知道，今天的故宫博物院由明清故宫改造而来。但很少有人记得，这场从宫城禁苑到公共博物馆的大变革，其发起人和主持者，正是朱启钤。

　　故宫博物院的历史，是以1914年古物陈列所成立为起点的。1912年溥仪逊位之后，仍然居住在紫禁城的后半部，而前半部——也就是“外朝”部分，则收归民国民政府内务部管辖，在朱启钤的主持下，用于筹办中国第一所国立博物馆——古物陈列所。

　　1914年，古物陈列所正式成立，经过数月筹备整修，当年秋天对外开放，举行文物展览，“往观者老女络绎不绝”，为一时盛事。

　　1924年，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又在后宫部分成立了故宫博物院，一度与古物陈列所成为并存的两个机构，直到1947年合并。因此，古物陈列所今天被公认为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身兼学者与官僚双重身份的朱启钤，素来对中国传统建筑与城市规划问题关心有加。这既是他的工作职责，也是他的个人学术兴趣与修养。在并不算长的京都市政督办任期内，朱启钤的不少举措影响深远，延续至今：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整理北京街市沟渠，建设管理北戴河海滨为公共旅游风景区，以及将社稷坛改造为北平第一座对民众开放的公园——中山公园。

　　作为一名主管市政建设的官员，朱启钤的愿景，是在保留古都风貌的前提下，逐步推进北京的现代城市化改造。他以自己的识见眼光，为这座城市奠定了现代化的良好开端。

　　洪宪称帝失败后，朱启钤逐步退出政界，一方面兴办实业，一方面潜心学术研究。1930年，朱启钤赁下北平宝珠子胡同的一处房屋，在此创办了营造学社，延揽一批优秀的学者和建筑师加入，以“沟通儒匠，濬发智巧”为宏旨，致力于营造学研究。两年后，梁思成和刘敦桢先后进入学社任职，分别主持法式部和文献部。中国古建筑研究由此开辟出一片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回到1932年，俞星枢为文渊阁修缮事宜请来的专家，正是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和刚刚加入学社的梁思成和刘敦桢。

　　在实地勘察之后，梁刘二人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蔡方荫合作，对文渊阁的主要构件荷载进行了一番缜密的结构力学计算，得出结论：文渊阁所用大梁，以断面面积及材料密度计算，本应足够承载楼面荷载，问题出在这些大梁用的不是整块木料，而是小料拼合，导致其承载力减半，因此梁身逐渐向下弯曲，楼面也随之凹陷。病因既明，一份科学的修理计划也得以详细拟定。

　　彼时，中国的建筑保护事业刚刚拉开帷幕，作为这场征程的起点，营造学社将古老的紫禁城带到了时代的最前沿。

　　勘察文渊阁，并不是学社第一次参与故宫建筑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早在1931年，朱启钤发起故宫角楼修缮工程，会同多所机构成立了一个修理城楼委员会，营造学社即在其中，负责方案审查和工程验收。这是营造学社第一次参与古建筑修缮实务。

　　两年后，学社再次受故宫博物院委托，勘察测绘景山万春、辑芳、周赏、观妙、富览五亭，并为之作修缮设计。几年下来，结合其他工程实践积累的经验，营造学社已经在纯粹从事理论研究的学术团体之外发展出一个新的身份，成为当时北平最专业的古建筑修缮咨询团队。因此，故宫方面对于营造学社的倚重便不难理解。

　　营造学社早有解读清代官式建筑做法的学术愿景。有清一代注重则例编纂，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了一部弥足珍贵的建筑术书《工程做法》。按照梁思成的说法，这部记载了清代官式建筑做法和工料用例的专书，堪称一部清代建筑的文法课本。

　　遗憾的是，即使是最高明的文献学家，面对这部书，恐怕也会遇到阅读障碍。清式建筑等级繁多，种种复杂做法，以艰涩术语出之，若无图示，实在难以读解。

　　因此，营造学社在创建之初的研究规划中，就有一项重要的课题：为清《工程做法》补图。

　　所谓“补图”，就是用现代科学的工程制图方法，把费解的文本翻译成一目了然的图样。能够绘出图样，也就意味着对清代官式建筑做法的完全理解。

　　如何理解？摆在眼前的有两条途径：一是向在世的老匠师取经，二是调查研究清代官式建筑实例。

　　学社的工作同时从两方面着手。朱启钤延请老匠师绘制了一批图纸，但这些老匠师没有受过现代工程训练，制图效果难尽人意。不过，匠师们传授的经验和术语，还是给了学社的研究人员许多助益。

　　另一方面，要进行实地调查，现存的清代官式建筑实例中，最规范也最具代表性的，无疑就是故宫了。对故宫建筑群的调查研究，显然是解读清代官式建筑做法的绝佳路径。

　　当时的华北已经笼罩在战争阴影之下。朱启钤知道，调查工作必须抢在战争来临之前。这些脆弱而易燃的木构建筑，根本经不起哪怕一颗炮弹的袭击。一触即发的局势下，每座建筑的生命都已进入数字未知的倒计时。

　　于是，对营造学社而言，无论出于古迹保护的实务，还是基于古建筑研究的学术需要，测绘紫禁城，都成为一项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的任务。

　　凭借之前与故宫数次合作的良好基础，这项承载着营造学社学术使命的宏大测绘计划，很快就启动了。

　　1933年，朱启钤以营造学社社长名义致函古物陈列所，请求进入故宫测绘。古物陈列所很快复函同意，给五位工作人员——梁思成、邵力工、王蕴华、莫宗江及“仆役一名”——颁发了临时门证。他们五人是参与测绘的第一批工作人员。此后，又有其他成员陆续加入这项旷日持久的工程。

　　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时年32岁的梁思成以法式部主任身份担纲，其余几位测绘主力，也都是初出茅庐的青年人。

　　29岁的邵力工是这个项目中仅次于梁思成的核心人物。头两年的测绘工作由梁思成主要负责，后期则逐渐移交邵力工。与众多声名显赫的同僚相比，邵力工这个名字，在营造学社的成员中并不醒目，但在学社的早期活动中，作为学社的法式助理和绘图员，他承担了大量的勘察测绘工作。可惜许多成果未能最终完成发表，使他没有在学术史上获得应有的声名。

　　17岁的莫宗江是梁思成的助手，15岁那年进入学社担任绘图员，后来升为研究生。虽然没有上过建筑系，但对建筑与绘画有极高的天赋和悟性，使他很快就成为学社最出色的绘图员。如今声名遐迩的《图像中国建筑史》中那批精美的插图，便出自莫宗江之手。

　　麦俨曾和纪玉堂也是这项工作中的主力。麦俨曾是康有为的外孙，母亲康同薇是康有为的长女。1934年-1937年间，麦俨曾一直在营造学社做研究生，参加过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地许多田野调查和测绘工作。在北平，除了故宫之外，他还测绘过北海静心斋。

　　纪玉堂是学社另一位测绘人员，参与过学社最重要的田野调查——发现佛光寺。抗战爆发后，他没有随学社主力南迁，而是留在北平。日后学社资料遭水灾损毁，他还曾参与过测稿的整理和补绘，也是一位贡献良多却默默无闻的工作者。

　　参与测绘的人员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王蕴华。她并不是学社的职员，而是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东北大学的建筑系，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在1928年亲手创办的，头几届学生都与他们有深厚的师生之谊。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建筑系的一批学生流亡至北平，生计无着，梁思成就设法安排他们在营造学社工作。其中一些学生也参与了故宫测绘。

　　不久之后，营造学社这项故宫测绘计划得到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资助。据当事人回忆，当时中央研究院拨款五千元，委托营造学社测绘故宫的全部建筑，并出版成书。

　　这项委托，究竟是史语所的意向与学社不谋而合，还是营造学社为筹经费主动向史语所提起申请，今天已经找不到什么线索来证实。但此时得到这笔资助，对学社的测绘无疑是颇有助益的。而对史语所而言，委托学社测绘故宫建筑，也不失为一项颇具意义的学术资料收集工作。

　　以今天的学科观点视之，研究建筑的营造学社属于工科，似乎与从事“文科”研究的史语所全不相干。但这套学科划分方法其实是上世纪50年代参考苏联体系建立起来的，民国年间，刚刚开始探索新史学道路的历史学者，秉持“一切史学都是史料学”的思想，所关心的史料，绝不仅仅限于故纸堆而已。傅斯年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充分反映出史语所一以贯之的学术指导思想：以科学考古作为新史学实践的工具。短短数十年间，从殷墟到安阳，史语所在考古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因此，将清宫建筑作为地上之考古材料，纳入清史研究范围，对史语所来说，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作为民间学术团体，营造学社并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全仗朱启钤年复一年地多方筹措，直到1937年彻底断绝，学社活动只得停止。因此在当时，一笔固定的资助款项就显得相当珍贵。故宫测绘工作得以在此后五年间坚持进行，史语所的资助或许功不可没。

　　按照学社当时工作的一般习惯，在一个调查测绘项目完成后，主要负责人会撰写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其内容包括测绘图稿、照片、文献调查、分析研究，以及对调查工作始末的叙述。遗憾的是，故宫测绘的项目未能最终完成，这份报告也永久付诸阙如，无论是梁思成还是其他参与者，都没有为这项工作留下直接的文字记录。如今只能依靠他们留下的零散资料，拼凑当时测绘工作的始末。

　　当时的测绘条件与今天相比不啻霄壤。没有能够远距离测量的激光测距仪和全站仪，也没有能够自动记录数据的设备，要获得任何一个尺寸，都只能爬高上梯，手工测量，再用铅笔记录在纸上。从有限的几张工作照上，还能看到当时按照传统方法用杉木搭起的脚手架。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营造学社的工作方法之科学高效，又是领先于那个时代的。这从留存至今的测稿可见一斑。所谓测稿，指的是在现场工作中徒手勾勒并标注尺寸的草图。测稿是测绘工作中的一手资料，相当于人类学家的笔记本，或是博物学家的标本册。

　　营造学社有自己专门定制的测稿用纸，统一大小，左侧有活页标准间距打孔，便于装订保存。稿纸分为几种格式，一种是标准的测绘稿纸，有细密的方格，便于徒手绘制测稿时估算大致的尺寸比例。纸页上方是标准题头，印有“中国营造学社实测记录”，右上角则留有填写图纸编号的空白栏。1935年之后使用的新版稿纸，还加上了测绘日期和测绘人姓名。

　　另一种是测量数据表。清代建筑构件繁多，每个大大小小的构件，在现场都须逐一测量记录尺寸，为了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学社创造性地设计了专用数据表，事先将所有构件的名称分门别类罗列出来，现场工作时，只需要直接填入尺寸数据即可，既节约时间，又能避免遗漏。

　　工作时，测绘人员分为几个小组，分头测绘不同的建筑。对于复杂的建筑，两人一组，一人爬上脚手架去测量，一人绘制测稿，记录尺寸。而对于简单的建筑，就只由一个人负责，一边测量一边记录。

　　测绘这样一座庞大的建筑群，本来需要更多的人手。但从测稿的署名来看，营造学社的工作团队似乎从来都只有五六个人而已。他们以极高的效率工作，为每座建筑绘制的测稿都多达数十张，从基本的平面、立面、剖面，到构造节点、细部大样，巨细靡遗，并没有因为人手不足而缩减目标。相反，这次测绘的范围，甚至比一般的测绘来得更广，不仅包括建筑本体和细部，还纳入了许多并非必要的测绘对象——例如嵴兽的详图、须弥座的细部雕刻纹样；又如太和殿前的嘉量、日晷、金缸、铜龟鹤，这些已经不属于建筑的附属物，测绘人员也全都一笔一画地勾描下来。

　　如此不遗余力地工作，足见营造学社对待此次测绘的态度之郑重。他们清楚，这次测绘的机会不易复得。山雨欲来，故宫与北平城的命运无人能够预知。此刻在稿纸上勾画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未来或许就是它们曾经存在于世间的唯一证据。

　　在故宫，学社成员们除了测绘，还拍摄了大量资料照。1930年代的中国，摄影术并不普及，但营造学社每逢田野调查，必定不惜工本地大量拍摄资料照片，一些日后毁于兵燹或城市改造的古建筑，因此得以留下珍贵的影像。

　　营造学社这批故宫资料照的质量，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令人惊叹。当时故宫大部分区域已经对公众售票开放，因此完全清场的拍摄条件也不可多得。学社借助这难得的测绘条件，所到之处，几乎都做了系统的影像记录，其中不乏罕见的拍摄角度，包括从太和殿梁上俯拍的宝座，在脚手架上近距离拍摄的嵴兽特写，和钻进天花里面才能拍到的梁架结构与墨书题记。

　　更有趣的是，身为建筑学者的摄影师，往往独具慧眼，镜头下的古建筑，不时会有出人意料的精彩表现。例如一张太和门台基栏杆的细部俯视照片，螭首与望柱柱头在照片上显出别具一格的形态。望柱、螭首，都是极普通的石构件，寻常决不会引人注目，却在这个特异的角度下呈现出陌生化的美感。

　　摄影师如此取景，是在脚手架上偶然发现了有趣的观看角度，还是仅仅为了获得准确的平面信息而刻意如此拍摄？

　　另一张照片上，占据画面主体的是弘义阁檐角琉璃瓦的特写，光照与阴影恰到好处地勾勒出滴水的轮廓，而下方三分之一却是虚焦的远景——远处的体仁阁与三大殿汉白玉台基。画面的比例分割与双重景深的对比都恰到好处，虽然并非以艺术为目的的摄影，却在无意间透露出拍摄者的审美修养和欣赏趣味。

　　由于测绘成果没有完成发表，营造学社这批照片也几乎从未面世。可以推想，在随后的测稿整理和绘图阶段，冲印好的照片必定是一份重要的参考；但在此之外，这些照片本身，无疑还有更大的价值。

　　对测绘工作者而言，现场的测量和绘图只是一半的工作，另外一半工作则是据现场的测稿，整理绘制出完整的建筑图纸——正如科学家需要将实验数据整理撰写成论文一样。

　　按照原本的计划，故宫测绘的成果将至少包括数百张建筑图纸，这些图纸按照现代工程制图的标准，用墨水和尺规画在一种很厚的白色绘图纸上。图纸幅面很大，以保证能够充分表达繁复的图面细节。

　　今天，习惯了电脑制图的建筑系学生已经难以掌握手工绘图所需要的耐心和技巧。无论是控制鸭嘴笔画出均匀的墨线，还是以印刷一般的标准字体书写标注文字，都绝非一日之功。而如何兼顾图面的准确与美观，则更考验绘图者的素养。营造学社成立区区三年，培养出的绘图人员已能交出质量如此之高的工作成果，是相当令人惊叹的。

　　营造学社绘制完成的图纸究竟有多少，由于缺乏记录，今天已经不得而知。幸存至今的图纸约有五六十张，覆盖午门、太和门、弘义阁、文华门、内阁大库等十几座建筑，显然远非这项工作的全貌。即使在这些图纸中，有许多也没有来得及最终完成，用铅笔轻轻打好的稿线还没有被墨水覆盖，应当标注文字的位置也还空着。

　　营造学社的工作有某种天然的节奏：一般在春秋两季外出调查，其他工作集中在夏冬两季。春天外出调查测绘，夏天画图，秋天继续调查测绘，也许还要对之前的测量数据进行复核和补充；冬天继续画图。如此年复一年。有时工作紧张，也会把田野调查的日程延长到夏季。

　　寒来暑往，故宫测绘的工作，持续了四年有余。根据测稿和测稿上不完整的日期，大致可以辨识出这次测绘的时间线月，测绘、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昭德门、后左门、后右门、崇楼。

　　1937年5月-6月，测绘南薰殿、武英殿、武英门、浴德堂、焕章殿、西石库等，并补测午门。

　　这只是一份不完全的统计。现存并不完整的测稿，涉及大小建筑数十座，测稿总数将近千张。

　　故宫测绘，并不是营造学社在1937年之前唯一的测绘项目，也不是最重要的测绘项目，但却是历时最久、用力最多的测绘项目

　　营造学社历年的职员名录中，没有人姓霍。结合这张测稿上颇显青涩的手绘线条，似乎可以推测，这位坚守到最后一刻的测绘人员，也是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

　　1937年，营造学社经费来源断绝，暂时解散。主要成员随其他研究机构一起迁往西南大后方，朱启钤和一部分社员留在北平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1939年夏天，天津遭遇洪灾，存放在麦加利银行地下室的学社资料迎来灭顶的厄运

　　天津水退之后，朱启钤将这批已经在水中泡了两个月的图纸资料运回北京，组织起当时仍然在京的几位学社成员，开始艰难的整理抢救工作。书籍重行揭裱，图纸重新绘制，照片再次翻版，稿件则缮补重录。虽然大部分资料已经彻底损毁，回天乏术，但终于还是挽回了一小部分。幸运的是，故宫的测绘图也在其中。

　　保存至今的故宫测绘图上，许多都有清晰可辨的水渍，成为这场劫难无法消泯的痕迹。

　　从这些劫后余生的珍贵资料中，朱启钤挑出最重要的一部分，复制两套，寄给了远在云南的梁思成和刘敦桢。在此后的十余年中，这些资料为两位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帮助。

　　偏居西南的营造学社，以寥寥数人之力，继续不懈推进着他们未竟的工作。从昆明到四川李庄，学社在简陋的工作室里支起图板，点起油灯，夜以继日地绘图。物资供应匮乏，实在买不到绘图纸的时候，他们就把草图画在点心和香烟的包装纸上。

　　凭借北平时期积累的故宫等清代官式建筑的测绘资料，学社对《工程做法》的研究和认识不断进步。在西南，以卢绳为主力的学社成员绘制出上百张《清工部工程做法图》，将《工程做法》中记载的种种样式，逐一还原，变成清晰易懂的图解

　　而另一头，在遥远的北平，朱启钤仍然惦记着这次未完成的测绘，为紫禁城的命运忧心忡忡。

　　1941年，朱启钤找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下属的建设总署都市计划局局长林是镇，向这位旧识再次谈起故宫测绘的计划。建筑专业出身的林是镇也是营造学社社员，完全理解朱启钤的担忧。于是，二人合力促成了一个抢救性质的测绘项目，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北京城中轴线建筑测绘

　　这一次的测绘，人手更充足，范围也更大，不仅包括故宫主要建筑，还包括社稷坛、太庙、中轴线上的城门、城楼等等重要的文物建筑。

　　历时四年，完成图纸七百多幅，在一个时代行将结束的尾声里，为北平古城抢救下一份空前绝后的珍贵记录

　　（本文图片由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刘梦雨、陈迟提供，部分图片选自“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微信公号。）

　　岳阳日报·长江信息报·洞庭之声报·岳阳网·印务公司·长城传媒·天下洞庭传媒·倾城杂志·日报产业公司

　　联系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大道东36号岳阳日报传媒集团 Tel : 网站法律顾问:袁波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