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 《营造法式》札记六题

学问 《营造法式》札记六题

　　明清彩绘古建,古建彩绘横梁,手绘古建大门关于《营造法式》研读的6 则札记，分别是针对新旧两版《营造法式》的编撰过程与北宋末叶新旧党争的历史背景进行概述；比较《木经》与《营造法式》这两部营造专著的差异；推测耍头3 种别名的由来；以实物印证《营造法式》中记载的“椽头盘子”这一特殊构件；分析石作流杯渠的制作方式，并与宋代相关文献和实物相对照；考证“壁隐假山”的性质。

　　由将作监官员李诫主持编撰的《营造法式》刊行于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是一部官方颁布的建筑典籍，详细记载了当时官式建筑的技术做法、规范、用料与功限定额，达到了极高的科学水准。民国以来，建筑历史界高度重视对《营造法式》的学术研究，几代学人筚路蓝缕，涌现出以梁思成先生《营造法式注释》、陈明达先生《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为代表的大量专著、论文，取得累累硕果。

　　但《营造法式》毕竟成书于九百多年前，文字曲奥，术语庞杂，且同时期的建筑原构保存至今者数量有限，无法全部印证，导致书中仍有很多难以解读的疑问，有待于学术界进一步的探索。即便是一些细微之处，也值得锱铢必较, 详加考证，诸如“抄”与“杪”之辨析、缠柱造之原意、睒电窗之造作、骑斗栱之形制，皆有学者孜孜不懈，努力论证，小扣而大鸣，其价值不容忽视。

　　笔者多年来以《营造法式》为学习古建筑的最佳范本，时时捧读，深感其渊深难测，不敢妄谈研究，偶有所思，辄作笔记稍加辨析，如此积有若干短篇。今掇取其中六则，以成此文。

　　过程更直观地反映了当时朝堂之上新旧两派激烈党争、彼退此兴的动荡政局。李诫本人在书首《劄子》中记录了成书的经过：

　　“准崇宁二年正月十九日敕：??契勘熙宁中敕，令将作监编修《营造法式》，至元祐六年方成书。准绍圣四年十一月二日敕，以元祐《营造法式》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其间工料太宽，关防无术。三省同奉圣旨，差臣重别编修。臣考究经史群书，并勒人匠逐一讲说，编修海行《营造法式》。元符三年内成书，送所属看详，别无未尽未便，遂具进呈。奉圣旨：依。续准都省指挥：只录送在京官司。窃缘上件法式系营造制度工限等，关防功料，最为要切，内外皆合通行。臣今欲乞用小字镂版，依海行敕令颁降，取进止。正月十八日，三省同奉圣旨：依奏。” [1]

　　神宗熙宁二年(1069 年) 二月，朝廷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逐步展开变法，朝野争论激烈，范纯仁、苏辙、富弼、吕公著、司马光等反对新法的大臣先后贬职或被排挤出京。在变法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朝廷令将作监编修《营造法式》，主要是为了加强建筑工程的管理制度，减少靡费亏空，完全符合新法的主旨。熙宁九年(1076年) 王安石本人彻底退职，新法推行实际上已经难以为继。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 神宗驾崩为止，《营造法式》并未编成。

　　哲宗幼龄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重新启用司马光等保守派大臣，全面废止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元祐六年(1091 年) 第一部《营造法式》终于编成，但此时旧党已经全面执政数年之久，当年编撰此书的初衷未能贯彻，也可能主持官员本身水平有限，修纂不当，故而存在“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其间工料太宽，关防无术”等缺陷。

　　元祐八年(1093 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章惇拜相，新党重新得势，但此时所谓“变法”早已失去意义，沦为新旧党争的借口，旧党再度遭到排挤。在此背景之下，绍圣四年(1097 年) 朝廷下旨指斥元祐《法式》的种种弊端，令将作监重新编修，于元符三年(1100 年) 成书( 当年正月哲宗去世，徽宗继位)。其间李诫正在将作监任职，得以承担编撰任务，但并未卷入党争。

　　徽宗以“绍述神宗，崇尚熙宁”为志，崇宁元年(1102年)奸臣蔡京拜相，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秦观等309 人列为“元祐奸党”，刻立“元祐党籍”碑昭示天下( 图1)。次年，新版《营造法式》正式刊行，与元祐党籍碑虽无直接关联，但同样属于旧党彻底失势、朝局变幻更迭背景下的标志性产物。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李焘所撰《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元祐六年五月“诏将作监编修到《营造法式》共二百五十一册，内净条一百一十六册，许令颁降。” [2]元代所编《宋史·艺文志》在“史类·仪注类”列有“《营造法式》二百五十册( 元祐间，卷亡)”[3]卷204，在“子类·五行类”列有“李诫《营造法式》三十四卷”[3]卷206。可见新旧两版《营造法式》体例差别巨大，元人视为两种性质不同的典籍，且旧版远比新版卷帙浩繁，推测其内容更近于工程资料汇编，缺乏系统总结。

　　喻浩( 又作预浩、俞皓、喻皓) 是五代末叶、北宋初年的著名建筑匠师，曾撰写《木经》3 卷，记述建筑营构之法，对此欧阳修《归田录》载：

　　“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预浩所造也。??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预都料为法，有《木经》三卷行于世。世传浩惟一女，年十余岁，每卧，则交手于胸为结构状，如此越年，撰成《木经》三卷，今行于世者是也。”[4]

　　李格非著于绍圣二年(1095 年) 的《洛阳名园记》载洛阳刘氏园中“凉堂高卑，制度适惬，可人意。有知《木经》者，见之且云：‘近世建造率务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坏，唯此堂正与法合。’”[5]6可见直至北宋后期《木经》仍被看重。可惜《木经》后世失传，仅在沈括《梦溪笔谈》中有简略载录：

　　“营舍之法，谓之《木经》，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自梁以上为‘上分’，地以上为‘中分’，阶为‘下分’。凡梁长几何，则配极几何，以为榱等。如梁长八尺，配极三尺五寸，则厅堂法也。此谓之‘上分’。楹若干尺，则配堂基若干尺，以为榱等。若楹一丈一尺，则阶基四尺五寸之类，以至承栱、榱桷皆有定法，谓之‘中分’。阶级有峻、平、慢三等；宫中则以御辇为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尽臂，后竿展尽臂，为峻道；前竿平肘，后竿平肩，为慢道；前竿垂手，后竿平肩，为平道。此之谓‘下分’。其书三卷。近岁土木之工益为严善，旧《木经》多不用，未有人重为之，亦良工之一业也。”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世谓喻皓《木经》极为精详，此书(《营造法式》)盖过之。” [6]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亦称：“陈振孙《书录解题》1)以为(《营造法式》) 远出喻皓《木经》之上。” [7]当代研究者或谓《营造法式》在《木经》的基础上编撰而成，似不尽确。北宋后期的官方建筑事务的复杂程度大大超出开国初期，《营造法式》在编撰过程中很可能受到包括《木经》在内的若干民间营造著作的一定影响，但论述体例和完备程度有天壤之别。

　　喻浩出身于工匠，所撰《木经》主要源自其个人工程经验，全书仅有3卷，以《梦溪笔谈》所载片段来看，所录梁、柱、屋脊、台基尺度虽有大致比例关系，但尚未见到模数制的表述，踏道制度以御辇抬举方式来决定坡度的陡缓，并不精确。李诫出生于官宦世家，虽非直接操作施工的匠师，但同样拥有丰富的工程经验，更具备渊博的学识修养，以官方身份奉敕编书，其间“考究经史群书，并勒人匠逐一讲说”，最终编成的《营造法式》卷数十倍于《木经》，强调“以材为祖”，其科学性、系统性、丰富性远非《木经》所能启及，以其中关于梁、柱、屋脊、台基尺度和造踏道之制的文字与《木经》相对照，毫不雷同，高下立判，毋庸赘言。

　　耍头是斗栱的组成构件之一(图2)，施于最上一层栱或昂之上，与令栱垂直相交。《营造法式》称其另有三名，一曰“爵头”，二曰“胡孙头”，三曰“?头”。《营造法式·总释上》云：“《释名》：‘上入曰爵头，形似爵头也。’今俗谓之‘耍头’，又谓之‘胡孙头’。朔方人谓之‘?头’，音勃，?音纵。”[1]

　　“耍头”本身含义不明，“耍”字有施展、舞弄之意，或因“施于斗栱头上”而得名。三个别名都应该取其形似。其中“爵”是古代的酒器，从出土文物来看(图3)，其端口两侧翘起，与耍头位置形态雷同。是当时北方的称呼，应该指一种昆虫的形象。耍头最常见的形式是上下斜杀的折角尖头造型，清代官式建筑的耍头仍保持这一形象，称“蚂蚱头”，与蚂蚱的头部形状确实高度相似(图4)，由此推断 应该与“蚂蚱头”含义相似。“胡孙头”即“猢狲头”，指猴子头，其下部嘴尖而突出(图5)，与耍头上尖下削的常见形式也有些相似。宋代建筑实例中还存在一种假昂式的耍头造型，呈批竹昂形( 如太原晋祠圣母殿、高平游仙寺前殿，图6)，其端头上部切削，呈下尖的三角形，《营造法式》未见记载，但其形亦与爵头之尖细一端较为近似。

　　《营造法式》在旋作制度、雕木作功限、旋作功限、用钉料例等项中都提及一种名为“椽头盘子”的构件，并附有图样(图7)。这是一种钉于椽子端头外侧的装饰物，对椽头有一定的保护作用。钟晓青先生作有《椽头盘子杂谈》一文，对其历史渊源考述甚详，可资参考。钟先生文中提及：“在我国现存的古代建筑实例和已知的中国古代建筑形象资料中，几乎见不到椽头构件。”[8]但实际上在现存古建筑中仍可见到年代较晚的椽头盘子的实例，可作《营造法式》相关记载的旁证。2013 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组织测绘山西洪洞广胜寺，发现上寺飞虹塔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 加建副阶回廊，其檐椽和飞椽端头均施有椽头盘子(图8)，以琉璃烧制而成，其中檐椽盘子为直径10cm 的圆形，底色分为黄、蓝、绿3 种，上刻“南无阿弥陀佛”中的一字；飞椽盘子为边长8cm 的方形，底色土黄，上刻花草图案(图9)。每枚盘子各设3 个钉眼，直接用钉子固定在椽头上。

　　《营造法式》中规定的椽头盘子应为木质，直径常用5寸(约15.5cm)，最大可达1尺( 约31cm)，尺度大于飞虹塔实物，图案也更为复杂。《营造法式》“用钉数”规定：“椽头盘子径六寸至一尺，每一个( 径五寸以下三枚)，右( 以上) 各三枚。” [1]则无论直径大小，均用3 枚钉，与飞虹塔实物相同。

　　中国国土辽阔，各地少为人知的古建筑尚多，如果悉心查访，也许可以发现更多、更早与《营造法式》记载更接近的椽头盘子例证。

　　流杯渠是中国古代常见的园林景观设施，其基本形制是在石基座上开辟蜿蜒的水渠，以作泛觞之戏。《营造法式》“石作制度”亦有相关记载：

　　“造流杯石渠之制：方一丈五尺(用方三尺石二十五段造)，其石厚一尺二寸(剜凿渠道，广一尺，深九寸，其渠道盘屈，或作风字，或作国字。若用底版垒造，则心内施看盘，一段长四尺，广三尺五寸；外盘渠道石并长三尺，广二尺，厚一尺；底版长广同上，厚六寸余并同剜凿之制)。出入水项子石二段，各长三尺，广二尺，厚一尺二寸(剜凿与身内同。若垒造，则厚一尺，其下又用底版石，厚六寸)。出入水斗子二枚，各方二尺五寸，厚一尺二寸，其内凿池，方一尺八寸，深一尺( 垒造同)。”[1]

　　书中对流杯渠的料例、功限另有规定，卷二十九附有两幅流杯渠的平面插图(图10)。相关记载中值得注意的是流杯渠分为两种营造方式。一种为“剜凿流杯”，又称“剜凿水渠造”，先以25 块方石拼合成一方边长1丈5尺( 约合4.65m) 的基座，再在其上雕挖渠道，水槽一般宽1 尺( 约合31cm)、深9寸( 约合27.9cm)。另一种为“垒造流杯”，又称“砌垒底版造”，其工序是先设置6 寸(约合18.6cm) 的底版石，再在上面拼叠分别刻有曲线形的石块，留出渠道水槽的空间。两种做法一为减法，宛如篆刻图章；一为加法，类似拼图玩具。以功限而论，后者需要雕琢、安砌的部件较多，且中央露明的“心内看盘石”要按“剔地起突”(高浮雕) 方式雕镌，所用之造作功明显大于前者。除了主体基座部分之外，每座流杯渠还需设有出入水项子石和出入水斗子等构件。

　　《营造法式》所列流杯渠主体均为正方形平面，石基座上雕满龙凤、花草纹饰，渠道形状分为“风”字形与“国”字形两种，从插图来看，均类似“回”字形状，差异在于“国”字渠更多曲折波动，“风”字渠相对平缓。

　　文献记载北宋时期园林经常营造流杯渠，或单独露天设置，或与亭、殿等建筑结合。例如《宋史·地理志》记载东京大内“建流杯殿于后苑”[3]。《洛阳名园记》记载“杨侍郎园流杯”为洛阳园林之珍 [5]。北宋蒲州(今山西永济) 有一处名为“饮亭”的名胜，官员、文士常在此宴集，司马光《和邵不疑校理蒲州十诗·饮亭》题注：“亭有流杯渠”，诗曰：“飞盖名僚集，临流芳宴开。萦纡漱文石，次第传清杯。回波亦多意，并泛落花来。”[9] 胡宿《流杯亭记》载其在许昌西湖岸边修造流杯亭：“立亭于迷鱼之后，西北置阏砻石，作渠析潩上流，曲折凡二百步许，弯环转激，注于亭中，为浮觞乐饮之所，东西植杂果，前后树众卉，与清暑会景参然互映，为深远无穷之景焉。亭成，榜之曰‘流杯’。”[10]

　　除文献而外，宋代流杯渠亦有实物保存至今。河南登封崇福宫有北宋流杯渠遗址，梁思成先生《营造法式注释》附有其照片和复原平面图 [11](图11)，近年当地予以重修并在渠上重建一座泛觞亭(图12)。广西桂林曾经在市区正阳路出土过一件石刻流杯渠(图13)，被判定为宋代文物，现陈列于七星景区。此二实物均属于“剜凿流杯”，渠道形状都比《营造法式》中的“国”字渠、“风”字渠更为复杂，但未见雕镌纹饰。

　　《园冶》“掇山”篇中记载了一种“峭壁山”：“峭壁山者，靠壁理也。藉以粉壁为纸，以石为绘也。理者相石皴纹，仿古人笔意，植黄山松柏、古梅、美竹，收之圆窗，宛然镜游也。” [12]现存明清时期园林仍颇多这样的壁山小景，即依墙壁之一面叠石为山，如同在墙上所绘的立体国画(图14)。清初李渔《一家言·居室部》中有“石壁”一项，同样指倚靠墙壁筑成的假山：“凡累石之家，正面为山，背面皆可作壁..石壁不定在山后，或左或右，无一不可，但取其地势相宜。”[13]

　　阚铎先生《园冶识语》认为计成所记之峭壁山“即杨惠之‘塑壁’之法，笠翁《一家言》于此法之发挥，更有进步。” [12]杨惠之为唐代著名艺术家，曾创制在墙上堆塑山水风景的“塑壁”之法，后北宋画家郭熙予以继承并有进一步发挥，对此南宋文人邓椿《画继》记载：

　　“旧说杨惠之与吴道子同师，道子学成，惠之耻与齐名，转而为塑，皆为天下第一。故中原多惠之塑山水壁。郭熙见之，又出新意，遂令圬者不用泥掌，止以手枪泥于壁，或凹或凸，俱所不问，干则以墨随其形迹，晕成峰峦林壑，加之楼阁、人物之属，宛然天成，谓之‘影壁’。此后作者甚盛。”[14]

　　从这段文字看来，杨惠之、郭熙所制之“塑壁”和“影壁”应为泥塑浮雕，而非园林中的倚壁假山，但确实可能对壁山的技法有直接影响。

　　《营造法式·泥作料例》中有“壁隐假山”一项，未直接说明这种假山究竟类似于“塑壁”还是后世的“壁山”。笔者推测其性质应该属于后者。理由有二：其一，书中记录壁隐假山所用材料与垒石山相似，仅有石灰和粗墨两种，未见泥土，当非泥塑，而是另采天然石料堆造；其二，倘若如郭熙一般“以手枪泥于壁”，塑造立体山水，所费人工必然极为繁巨，但书中将壁隐假山的造作功只定为“一功”，仅为垒石山和泥假山的五分之一，显然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叠山之法而非复杂的泥塑。由此可见，这种壁隐假山应该是《园冶》中峭壁山的早期原型。

　　梁思成先生在美国留学期间，初见其父梁启超先生寄赠的陶本《营造法式》，惊为天书，此后不惜花费毕生精力，予以钻研注释，终于成就大功，足为后学典范。但这部天书依然有很多“密码”尚未完全破解，权威学者已有之成说也有待于继续深化、拓展。笔者不避浅陋，作此数则札记，虽浅薄之至，仍寄望千虑之下，微有一得，其中的谬误之处还盼得到同行的热情指正。

　　1) 指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传世刊本卷7录有《营造法式》概况，但未见“远出喻皓《木经》之上”的评价。

　　[1] (宋) 李诫，撰. 营造法式[M]. 邹其昌，点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

　　[6] (宋) 晁公武. 郡斋读书志// 清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后志：卷1.

　　[7] (清) 纪昀，等.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清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82.

　　[8] 钟晓青. 椽头盘子杂谈[M]// 建筑史. 第30 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

　　[9] (宋)司马光. 和邵不疑校理蒲州十诗·饮亭[M]//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卷2.

　　[10] (宋) 胡宿. 流杯亭记// 文恭集. 清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35.

　　[11] (宋) 李诫，编修. 营造法式注释(上)[M]. 梁思成，注释.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77，79.

　　图1、6、8、9、12-14 ：贾珺摄；图2、7 ：参考文献[1] ；图3-5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提供；图10、11 ：参考文献[10]

　　《营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用书，是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是当时最先进成熟的建筑设计与施工经验的集合与总结，对后世影响深远，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营造法式》的崇宁二年刊行本已失传，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曾重刊，但亦未传世。南宋后期平江府曾重刊，但仅留残本且经元代修补。如今常用的版本是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先生于1919年在南京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发现的丁氏抄本。但朱先生认为丁本并不完善，遂委托陶湘用诸本汇校丁本后刊版。陶氏用文渊、文溯、文津三阁的四库全书本等合校，按南宋平江府重刊本的行格定版式，于1919年起刻版，1925年毕工，世称“陶本”。陶本误字较少，大字清朗，图样细致精美，既代表了近代木刻板书籍和版画的高度水平，也是近代学界广泛使用、最有影响的本子。这个重要的仿宋刻本，其历史和学术价值，建筑史学界的前辈已做了大量研究，如梁思成先生的《营造法式注释·序》、陈明达先生的《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绪论》中有很精辟的分析。

　　陈明达先生的点注本是他在20 世纪50年代之后研究的工作用本，据其点注笔迹，可以看出他此期的工作涉及全文句读、条目统计、文字校勘、古籍核对等。他关注的问题全面，思考深入，不仅包含相当全面的版本比较，书中至少有“四库本”（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本）、“故宫本”、“丁本”、“竹本”的批注，而且对内容的理解思考也甚多，包括石段标准、斗栱布置设计等问题。此点注本不但完整地呈现了陈明达先生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工作，更是将其严谨的研究思路和执着的科学精神示予后来学人，使后人能在其研究基础上有新的突破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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