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传统建筑不是楚风汉韵而是徽派风格？

武汉的传统建筑不是楚风汉韵而是徽派风格？

　　古建筑隐语赏析,中国最早的人类遗址,观赏古建筑”的概念，就是徽商、徽人做官、移民等形成的文化和人口网络。“小徽州”的研究注重徽州本土受到外界的影响和其内在意义，而“大徽州”则注重徽州建筑文化散发出去的影响和其外延意义。明清时期，徽州本土人地矛盾突出，造成生存型人口迁出，同时以血缘为纽带的徽商以发展型人口迁出，共同造就了徽州建筑文化向域外传播。

　　长江是自古就是中国的重要水路交通要道，它沟通中国东西，承担着繁重的商贸运输工作，同时也促进了长江流域建筑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明清时期，汉口（武汉）九省通衢，转输分销，而徽商则是活跃在长江上的一只劲旅，这也造成了徽州建筑文化在武汉的传播，武汉也就成为“大徽州”文化影响链条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汉口素有“汉镇列肆万家，而新安人居其半”的说法，汉口的新安书院就是一座徽派建筑群。而在汉口北部的黄陂同样有“城内半徽民”的说法，黄陂大余湾也是一座典型的明清徽州移民村落。武汉的徽派建筑文化从明清开始由徽人带来，融合荆楚本土风格，演变成如今的汉派建筑风格，当下的武汉新农村建设、武昌户部巷等建筑，同样吸纳了新徽派风格，不失为徽派建筑文化在武汉的一支源流。

　　正如胡适所言，对徽人来说，有所谓“小徽州”与“大徽州”。“小徽州”指唐宋时期徽州本土一府六县的行政范围，包括徽州府和歙县、黟县、休宁、绩溪、婺源、祁门六县；而“大徽州”则指徽州以外的华夏大地乃至海外，被徽州文化所广泛影响的地理空间。所以，徽州建筑文化的传播并不局限于徽州本土。

　　大徽州建筑文化既发源、发达于徽州本土，又传播、活跃在华夏大地。明清时期的徽州有一句俗语：“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面对“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现实困境，在高容积率无法承载过度的人口时，徽人毅然做出了“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的艰难抉择。读书是本，耕田是本，营商同样是本，徽州本土的狭小空间促成了徽人的向外迁徙，徽人迁居、入仕、经商等人口流动途径和文化交流方式初为客观条件下的主观选择，而后慢慢演化成一种社会风尚，明清尤盛。徽州建筑文化也随之传播华夏，传承于海内外。

　　文化传播主要有人口移民和物资运输两种方式，徽人从徽州本土出发点，有一条水路和两条陆路前往武汉。水路即阊江，自祁门县城以下，通舟楫，西由倒湖入江西，通浮梁、景德镇、鄱阳，以达九江、汉口，祁门人多由此外出经商。徽商按照这样的路线，从西面的江西浮梁，经过湖口再溯江而上，或者沿着青弋江从北面达到芜湖，最后再到达汉口。长江上以水路行驶的商船，就有不少以汉口为始发站或终点站。陆路分南北两条，北边有从祁门到安庆的徽安古道，再从安庆抵达汉口；南边有徽浮古道、徽饶古道和徽婺古道到达浮梁，再以水路抵达汉口。

　　汉派建筑主要指今在武汉市境内的，以楚文化为底蕴的建筑。汉派建筑的主要特点有适应武汉夏热冬冷气候特征，表现滨水滨江城市水的意象，表现楚国历史建筑特征，如高台基、大屋顶、深出檐、红黑色彩为主等。和前往杭州、苏州、扬州的徽商一样，汉口的徽商源源不断地从徽州本土以水路和陆路移民汉口经商、生活、做官，土著化的徽商后裔灵活地运用本籍、寄籍的双重身份以获取最大利益，不断融入武汉当地人的生活，并将汉派建筑与徽派建筑不断融合发展。

　　汉口作为淮盐在湖广的转运中枢，吸引了许多徽商前来经营。在盐业慢慢衰败后，徽商经营典当和棉纱的生意最多，其次则是茶业、钱业、油业和笔墨商等，每年的贸易额到达约六七百万两。当时汉口民谣“徽州的墨，太平地剪，苏杭的绸缎，嘉湖的点”就涉及徽人经营的徽墨、太平剪刀两大徽州本土特产。黟县人叶文机创办的叶开泰药店（现武汉健民药厂）、休宁人汪玉霞创办的汪玉霞食品、绩溪人章在寿创办的大中华酒楼无不体现在汉徽商“右贾更又儒”的传统。而如今，武汉的新农村建设、武昌户部巷新徽派建筑，可以说是汉派建筑和徽派建筑融合发展的产物。

　　家谱是记载家族变迁、世袭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文献，它强调的是源和流的关系，谱序是家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提纲挈领、概括全谱的作用。明清时期的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通过梳理现存的家谱和谱序，建筑的源混杂发展，模糊难辨，但建筑流的梳理却是可行的路径。

　　武汉黄陂有着“城内半徽民”的说法，坐落于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双泉村的大余湾就是典型的武汉徽派民居。据大余湾《余氏宗谱》的说法，大余湾余氏先祖婺源人余秀三在明洪武二年（1369年）避乱迁居到武汉黄陂大余湾：“我支自荣甫公避乱创基，徙居武昌，遂卜居黄陂北乡黄土岗……我祖荣甫公传二世祖秀三，名什三，字朝三，偕迁至此。”自此，黄陂大余湾有保存完好的徽派古建筑40多栋，一个余姓家族在黄陂木兰山脚下耕读传家，兴旺发达，承袭明清时期的徽派建筑文化。

　　武汉市蔡甸区索河街道梅池村位于武汉市西边，毗邻汉川市，比邻汉蔡高速索河出口，金龙湖与嵩阳寺一左一右，村后嵩阳山环抱，村前索子长河流淌，面朝江汉平原最高峰九真山，梅池村整体呈现丘陵地形，森林覆盖率达34.7%。根据汉川《程氏谱序》：“我家先世居安徽休宁。明朝初，道郁公官黄州府通判，因籍黄冈。四世祖章公以卜地迁居汉川，盛小峰公小峰公生继峰公；继峰公生四子，长曰万里公，居邑南之梅城乡；次曰万金公，居属阳邑之钓鱼台，叔季两公早年失传（《程氏谱序》）。”汉川程氏先世自安徽休宁迁徙而来，也带来了徽州建筑文化。目前，武汉市梅池村内及索河街改造建筑风格都为徽派建筑风格。

　　明洪武年间，汉口还是隶属于汉阳的一块沙洲，那里荒无人烟，水涨则一片汪洋，水落则芦荻遍野。明成化初年，武汉连年的大水引发汉水改道，汉阳汉口从此一分为二，武汉三镇鼎立。 汉口地处长江汉江交汇之处，九省通衢，地理区位优势明显；转输分销，各地商人贸易往来。“货到汉”，汉口作为码头城市，商品流动快，吞吐能力强，机制灵活，充满活力。

　　汉口有“汉镇列肆万家，而新安人居其半”的说法，当时“汉口八大行”的盐、典、茶、米、木、布帛、药材、文房四宝徽州占三，即茶、木和文房四宝，并占有重要地位。徽商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徽商形成的明代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地利，经营本地自然资源，如木材、茶叶等；人和，以宗族血缘为纽带。客旅汉口的徽商可以和江浙的徽商相媲美，他们对于汉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胡适说过，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在“九分商贾一分民、本乡人少他乡多”的汉口，徽商经营着长江上的生活资源，西南的木材，湖广的粮食，江淮的食盐等都在汉口转运装船、往来贸易。

　　新中国成立初期，蔡甸的房屋多是木质结构，最多两层高，多是吸纳了皖、赣特点且具有楚韵风格的汉派建筑，白壁黛瓦马头墙，多进有天井。老蔡甸镇外部汉江包围，内部湖塘众多，土地稀缺。街道形成初期，沿街多为两三间平房，开门做生意，关门即住宅。随着发展原有的建筑适应不了商业和住宅的需要，建筑只能向上发展，或者向后门的河岸发展。因此主街大部分建筑形成了多进院落，相当一部分从第二进开始建楼房。

　　后来背街小巷内也有了不少深宅大院，蔡甸人称之为“通前衢后”的老房子。“通前”指房屋大门临街；“衢后”指房屋后面。新中国成立初期，通前衢后的老房子有400余座，多建于清朝末年，因为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乱和灾害，都保存良好。1958年后，由于拆屋扩路、填湖建房，老房子逐步改建拆迁，到现在已基本消失殆尽了。蔡甸住宅建筑共有以下8种类型：

　　面阔3间的多进院落是蔡甸的典型居家户型。建筑间有天井采光、收集雨水，若距离较近，就用“亮瓦棚”（玻璃瓦面的雨棚）连接。如果两幢都是楼房，厢房也有楼，前后两幢楼上可以互通，就叫“走马楼”。比较考究的深宅大院，大门外框用麻石砌成，条石门槛，门两边有石狮或石鼓，木门厚重，条石合阶，俗称“印子门”。室内正厅有几组木制格子门，有地板、站板、望板（又叫“晃板”），简称“三板房子”。天井用花岗岩条石铺装，低处有漏水石，有白铁雨板和水管承接丽水，避免雨水四溅和滴雨声。有的人家还有后花园，或在较大的天井里摆放盆景、安放假山、喂养金鱼和种植花木。

　　清末民初，蔡甸从事粮食交易的粮食行分河行和坡行两类，河行有六家，坡行有八家。八家之中，“易森茂粮坐落在蔡甸街司巷内的易端成旧宅行”资金比较雄厚，虽经历几十年的风雨和日寇的挤压，仍坚持经营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这时的老板叫易端成。

　　易端成旧居在司巷内的郭家巷69号。至今仍保存较好，虽有局部修整，但整体结构没有损坏，基本保持原貌。住宅正门在郭家巷，共有三进，两进设有天井，天井两侧有厢房，后门在司巷，是 “三间两厢房” 的典型平房户型。房屋为木结构，墙体基础为实砌墙，中部为灌土墙，上部为封火墙，每个木柱下有石礅。天井用花岗岩麻石硬镶，低处留有漏水石。屋面为小青瓦，盖瓦配“瓦头”，水瓦配“滴水”。

　　中间一进为正厅，红色雕花木格门，木格上有寿桃、蝙蝠等图案装饰；梁柱用生漆、夏布外包，再刷熟桐油，用以防潮防腐；内墙装木制贴墙板（俗称站板），屋面内满铺屋面板（俗称望板），地面满铺木地板，即俗称 “三板的房子”；三板分别刷熟桐油或油漆作防腐处理。整栋住宅布局合理，前后贯通，主次分明，冬暖夏凉，环境十分幽静。

　　黄陂大余湾古建筑群整体选址基本契合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背有靠、前有照，左青龙、右白虎，抱阴负阳”的理想人居模式。古建筑群地处黄陂木兰山木兰川，四面环山，滠水河自北而南穿城而过，是绝佳的风水宝地。关于大余湾的风水选址有这样一句俗语：“左边青龙游，右边白虎守，前面双龟朝北斗，后面金线吊葫芦，中间如意太极图。”村庄左边为青龙山，右边为白虎山，前面为东龟山和西龟山，后面为葫芦山，中间凿有太极图样的水塘。村内五口池塘和一弯流水，使村庄即使靠近滠水而不受洪涝灾害。

　　大余湾整体呈带状，以主街为主轴，多中心布局，池塘和广场构成线型空间的一个个节点。

　　一、祠堂。大余湾的祠堂不是建在村子的中心，而是村东风水宝地。现在是一所小学，地势高敞，后山就如同一把太师椅。

　　二、百子堂和真诚药局。百子堂是村里最大的宅院，虽然现在只留存一间住宅，但仍见其内饰精致。真诚药居创办于清同治年间，位于村广场左侧。

　　四、德记园。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占地约1300平方米。房子的第三位主人余泰兴靠着榨坊发家，还不忘乡里做善事，故乡民称其宅子为“德记园”。

　　汉口有句谣谚：“哪怕你湖北佬刁，徽州人要买断汉口的腰”。汉口最繁华的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一带都被徽商收购，不但建有气势恢宏的新安街、徽州会馆、新安书院，还在汉江边上开辟新安码头（今晴川桥下），码头牌匾上的“新安津梁”四字让游弋于长江上的徽人如归故里。

　　新安街位于今武汉市硚口区。《汉口竹枝词》有描述当初建成后的景象：“两侧夹道高檐相对出，常不足两百米，宽逾五米，街道之整齐繁盛居汉正街之冠。”新安街正是按照徽派建筑的特点建造，人多地少的徽派建筑恰好适应了汉正街，高墙灰瓦，鳞次栉比。徽人把新建的几十栋房屋租给读书人、人力车夫、小商贩、搬运工人等居住，收取他们的房租作为新安书院春秋祭祀的开销。 如今，百年历史的汉正街新安社区等待更大规模的拆迁，这里也将建成武汉市又一地标性商业金融中心。

　　新安书院又称书院、新安公所、徽州会馆，位于今武汉市硚口区新安街3—27号，如今仅仅残存一段40m×9m（长×高）的围墙。

　　新安书院夹在新安街和新安巷之间，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建筑群，它由尊道堂、寝室、戟门、半亩池、西厅、学堂、魁星阁、坊、主敬堂、愿学轩、兼山丽泽、藏书阁、御书楼、文昌阁、玉皇殿、准提庵、新安巷等组成，还设置了救火水龙。御书楼上供奉康熙所好的朱子诗，由石工刻在石上。这是武汉为数不多的御书。新安书院始建于清康熙七年，由徽州六县的仕商建立，供本籍子弟学习，但其建立波折起伏。新安书院的前生是准提庵和三元殿，供徽商联络驻足，后来由于徽商日益增多而扩张。而徽州移民和汉口土著有着长达的六年矛盾，直到徽人湖南视察许登瀛访汉新安书院的建设问题才得以解决。从乾隆到嘉庆近200年间，新安书院一直断断续续地建设着。

　　武汉明清徽派建筑和徽州徽派建筑一脉相承，既传承明清徽派建筑的特征，又适应武汉地域文化与气候特征，具有众多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黄陂大余湾流传着这样一句歌谣关于其建筑形制：“前面墙围水，后面山围墙。大院套小院，小院围各房。全村百来户，穿插二十巷。家家皆相通，户户隔门房。方块石板路，滴水线石墙。室内多雕刻，门前画檐廊。流水穿村过，过溪搭桥梁。出门到田间，观鱼清池塘。”大余湾建筑形制是中国南方地区典型的“三合院”布局：三间正房和两侧厢房夹一个小天井而成，即俗称的“明三暗六”。

　　武汉梅池村程氏自安徽休宁迁徙而来，村内原始建筑风格为徽派风格，如今村内现存的清代民居，如图（1）所示。梅池村明清村居基本上为一层，建筑户型平面大致左右对称，面阔三间、进深两间。进门屋檐出挑，中心为堂屋，后为厨房，东北角、东南角、西南角和西北角依次居住着父母、长子、次子和女儿，既体现了建筑的空间秩序，又体现了居住者的尊卑等级，如图（2）所示。

　　不管是大余湾的建筑，还是当地村民的生活习惯，无处不彰显对祖上节俭美德的传承。类似于徽派建筑“四水归堂”含有水能聚财的观念，大余湾的大门都是外宽里窄，如图（1）所示，这也就好比自己的家是一个钱袋子，希望钱财进来得多出去得少，有节俭聚财的含义在里面。大余湾的“余”也正是这种“节俭有余”的外在体现，余氏祖先也正以“勤俭能创千秋业,耕读尚开富贵花”为家训。此外，大门和外墙不在同一个平面上，而是退了一段距离，即所谓的“退一步海阔天空”。

　　不同于徽州本土采用白垩粉刷墙体以防止雨水侵蚀墙面，在多石的大余湾，村民们开创性地创造了“滴水线）所示，在墙面上开凿一条条石痕使雨水顺势留下。此外，村里古香古色的砖墙用石板大小间压，层层相叠，没有用一点泥浆作粘接材料，浑成天然。大余湾背靠木兰山，因此这种砌墙方式称为“木兰干砌法”，如图（3）所示。

　　大余湾古建筑群和明清徽派建筑具有相同的建筑特点：粉墙黛瓦，马头墙，天井院，屋檐做成鸟兽形状。建筑装饰精致木雕，门前画檐廊，彩绘有民间神祇、二十四孝图、村居生活、花饰、灯饰、瓶饰、蝙蝠（幸福）、喜鹊和梅花（喜上眉梢）、梅兰竹菊、麒麟、琴棋书画、读书论道等。建筑彩绘颜料多提取自天然的材料，颜色至今历久弥新。迁徙而来的村民没有忘记徽州先民“耕读家风”，即所谓“耕可致富，读可荣身”，天井院里处处可见散落的农具。

　　徽州先民以经商、入仕、避乱等方式徙居武汉，带来了丰富的建筑文化和地域传统，将之和武汉本土的荆楚文化相融合，演变出了武汉徽派建筑文化。徽州建筑文化和武汉地域建筑文化相互交流联系，创造了徽派民居在汉的形制。武汉明清建筑和建筑群多注重风水选址，将重要的祠堂、药局、书院等类型的建筑进行多点布局，既保留有传统徽州建筑高墙灰瓦、天井等形制，又适应当地地形和文化特点，没有影壁，以石头砌墙，建筑多为一层平房。明清徽派建筑文化在武汉交流、碰撞、融合，进而丰富徽派建筑文化内涵，丰富徽派建筑设计的视野。